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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我已经记不清第一次审讯的情景了，尽管我那时并没有失去知觉……只有一次我昏了过去，那是他们用一个什么铁轮子绞我的双手。好象我没有叫喊过，虽然在这之前敌人常拉着我去看别人受刑时的惨状，听他们的惨叫声。在以后的审讯中，我已经失去了疼痛感，身体麻木了。只是在拷打结束时，他们把我扔回监牢里，我才能感到自己已经是遍体鳞伤。但是要挺住！挺住！要让妈妈知道，我宁死不屈，没有出卖任何人。妈妈！
“敌人还剥光我的衣服，把我吊起来拷打我。又给我拍照。他们给我拍照时，我感到痛了。真奇怪，似乎感到了切肤之痛。在这以前，肉体几乎是麻木的。我光知道用两只手紧紧遮护着胸脯……敌人疯狂得丧失了人性。我曾看到一个叫柯连卡的小男孩，还不到一岁，大人还在教他学说‘妈妈’呢。这样小的婴孩，当敌人把他从母亲怀里夺走时，他也能明白要失掉母亲了，于是平生第一次喊出了‘妈一一妈！’其实，这还不是语言，或者说，它不仅仅是语言，只不过是一个婴孩本能的声音。
“我简直不能讲述这件事。打那以后我就一直生着病。别人都劝我：‘你哪儿都不能去，真是的，干吗要到学校去？保重保重自己吧。’可是，那些人都已经不在了，谁能给我娇宠自己的权利？柯连卡不在了，他年轻的母亲也不在了。唉，我在牢房里见到的都是多么好的人！他们在盖世太保地下室里默默死去，他们的英勇行为只有牢狱的四壁知道。如今，四个年过去了，我仍然在心里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敬意。他们常说：‘死比什么都简单！”可是，活着呢……如果在那以前，有人对我说我能忍受遭遇到的那一切，我绝不会相信。
“现在的青年对满腔热情地谈论理想已经不热衷了。我们那时恰恰相反。人们说，我生性意志坚强，所以我能挺下来。错了！那是因为我信仰坚强！我们相信，坚决相信：我们必定会战胜敌人。我们怀疑的只有—点，就是：我们能否活到这个伟大的日子？
“我们牢房里有个很小的窗子，不，不能算是窗子，只不过是个透气孔。得让人托着你，才能看到外面，而且看到的不是一抹天空，仅仅是一小片屋顶。我们大家虚弱得厉害，根本做不到互相托一把去看看外面。我们有位难友叫安尼娅，是个女伞兵。她从飞机里跳出来，一落地就被敌人抓住了。就是她，被打得皮开肉绽，却突然请求我们说：‘托我一把吧，我想看看自由，我只要能上去看一眼，就满足了。”
“我们大家一齐用力把她托了起来。她说：‘姑娘们，那儿有一朵小花……’于是，每个姑娘都开始要求：‘托我一下……’，‘托我一下吧……’那儿是一朵蒲公英，我不知道它怎么会长到屋顶上的，怎样在那儿生根的。从此，我们每天早晨都要细细端详它。每个人都对着这朵小花出神。我现在知道了，当时大家都是同一个念头：这朵花儿能活着离开这座地狱吗？
“安尼娅最后一次被叫出去，正好是在清晨。这次不是叫她去受审，大家都清楚，最后的时刻到了，她要被枪毙了。而她对大家却只有一个要求：‘姑娘们，请你们弄些水来，浇浇那朵花儿……’”
索菲亚·米纶诺夫娜哽哽咽咽地说了好久。“要不，讲得简短些？”她问我。而简短是不行的，连她自己也没法讲得简短。我发现，她在苦恼，因为她用语言只能表达出她经历中最微不足道、最少的那一部分。我甚至觉得，她此刻好象不是跟我在一起，而回到当年的旧事中去了。她是在跟自己交谈，在同自己的记忆交谈。
“我想，对您谈谈大自然也许是很重要的，因为人间万事都是在它的背景上呈现的。不知怎的，我对这些记得很牢。在敌人入侵的整个期间，天空是另一种模样，呈现着铅一般的颜色，沉甸甸地笼罩着大地。我真想把天空撕开，哪怕只撕开一处，也好显得光明些。我本来最喜欢春天。樱桃花儿开了，丁香树周围飘溢着丁香花的香味儿，我那个高兴劲儿……您不要对我的这种天性感到惊讶。我还写过诗呢。可是现在我不喜欢春天了。那是因为战争横在了我们之间——我和大自然之间。那年樱桃花盛开时，我看到法西斯践踏在我的故乡日托米尔的土地上……
“我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一些尊重我父亲的老百姓把我救了。我父亲是个大夫，那年月尊重医生的人很多。人们把我送回家，我全身都是伤，而且马上长满了神经性湿疹。我连妈妈和爸爸的声音都听不出了。我难受得整天叫喊，只有泡在热水里才会住声。我不许妈妈离开我一会儿，她只好求我：‘好女儿，妈妈要去生炉子，侍弄菜园子……’可我还是不放她走。只要她一出去，往事就要向我袭来，我经历过的一切都会浮现出来。为转移我注意力，妈妈给我找来一束花。可还是一样……怕引起我联想，我被盖世太保抓去时穿过的连衣裙，妈妈给藏了起来。她对谁都不放心。直到妈妈去世，那条连衣裙还压在她枕头下面。她活着时一直藏着它……
“我第一次起床下地，是在我看到我军战士的时候。我已经躺了一年多，突然从床上一跃而起，跑到大街上喊：‘我的亲人们！最亲爱的人……’战土们把我抬回家来。我很兴奋，第二、第三天接连跑到兵役委员会去：‘给我分配工作吧！’有人告诉了我爸爸，他跑来领我：‘孩子，你怎么到这儿来啦？谁能要你工作？’这下子，我又病了几天，身上又开始痛起来。我整天整天地叫着喊着，人们从房屋外边走过，都祈祷着：‘上帝啊，要不您就收走她的灵魂，要不就救救她，别让她这么痛苦了……
“茨哈尔图博医院简陋的医疗设备挽救了我，求生的欲望挽救了我。活下来，活下来，——别无它求。我终于活了下来，象大家一样生活了。我在科学院中心图书馆工作了十四年。那真是快活的年月，的的确确。而现在，生活又没完没了地成了与疾病的斗争。无论怎么说，衰老，是很可恨的事情。还有疾病，还有独身。那辗转难眠的漫漫长夜啊……那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总做恶梦，每次醒来都吓出一身冷汗。我不记得安尼娅姓什么了……也不记得她是勃良斯克人，还是斯摩棱斯克人了。她是多么不愿意死啊！她常常用白白胖胖的手臂弯在脑后，透过窗棂向外面大喊：‘我——想——活！’我没法找到她的父母，无法向他们转达安尼娅的最后问候。我觉得，我欠着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债务。”
从基辅到波洛钦纳有几百公里的路途，可是我在这儿却听到了跟上面同样的东西。即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负疚感觉，特别是在回忆的时候。
克拉拉·瓦西里耶夫娜·冈察洛娃（列兵，高射炮手）说：
“战后我到一个村庄去征订公债。人们都在地窖里住着。我到了这里，村庄早就不存在了，人人都在地底下住着……一位妇女钻了出来，地穿的是什么衣服啊，简直不忍目睹。我钻进地窖，里面有三个孩子，全都饥饿不堪。那位妇女把孩子们撵到一个铺着干草的大石糟里。
“她问我：
“你是来征订公债的吗？’
“我说是的。
“她说：
“‘我今天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只母鸡。我去问问邻居大婶是不是会买，昨天她问我来着。要是她买了，我就把钱给你。’“我现在说起这件事，还象有什么东西哽在喉咙里。那位妇女的丈夫在前线牺牲了，丢下三个孩子，家里一无听有，只剩下这只母鸡，她还要把它卖掉好向我交钱。我们那时征的是现金。她宁愿贡献出一切，只要能换来和平，只要能让她的孩子活下去。我不能再谈这种事儿了……虽然我是从前线过来的人，但我还是感到自己欠了这女人的债。我一直记得她的面孔，她那几个孩子……”
面对那些小得可怜的土豆，面对这最后一只母鸡，我们在人性上所负的责任是多么重大啊。我本人负有责任，我们大家都负有责任。被她们所拯救的整个世界，都负有责任。
第11章“妈妈，爸爸——是什么？”
关于身为母亲的女性，应该有个独立的故事，尽管我所听到和记下来的这些或许不能称之为故事。它们的确不是故事。或者说，不仅仅是故事和往事。这些都是活生生的感情，活生生的痛苦，活生生的记忆。尤其是当母亲本人来讲述，或人们回忆母亲的时候。
我在柳鲍芙·伊戈列夫娜·鲁德柯夫斯卡雅（库图佐夫游击队明斯克第二支队女游击队员）的狭小住宅里听到，不就是—个敏感的、不肯愈合的创口吗？
“我在逃跑，我们好些人都在跑。而我妈妈却在德寇冲锋枪手的看押下。她目送着我们跑掉……我隐约听见她的声音，她在叫喊。后来别人告诉我她喊的是什么，她喊：‘好啊，你穿上了白裙子、白鞋子，往后再不会有人替你换衣服了……’她以为我肯定会被打死，她高兴的是，我将穿着一身白衣服倒下……
“那时十分寂静，不知怎么，敌人没有朝我们开枪。只有我妈妈叫喊的声音。也许敌人开枪了？反正我没听见。我只记得妈妈的声音……”
又有一次，一位梳着年轻人似的短发型、笑容可掬的恬静妇女到编辑部来找我，还带来了她在战争中的笔记。我没估计到她会讲出那么悲壮的故事来，只想平平常常地在办公室里进行我们的谈话。
“不，”她恳求我说，“我们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去吧。”
于是我们来到公园。
“有件事我没写在本子上，我想亲口讲。”
“那么您写的是什么呢？”
“我们游击队的军事行动。”
“您想讲的呢？”
“在战争中我怎么带着两个小娃娃生活……”
下面就是拉依莎·格利戈里耶夫娜·霍谢涅维契（沃龙年斯基“人民复仇者”游击队女队员）讲的故事：
“敌人开始轰炸明斯克，我赶紧跑到幼儿园去接儿子。我的小女儿刚满两岁，住在托儿所里，而托儿所那时已经迁到城郊了。我决定先把儿子接出来领回家，然后再去接女儿。我想尽快把孩子集中在一起，让孩子呆在我身边。
“我跑到幼儿园时，敌机已飞到城市上空在扔炸弹了。我忽然听见我那不满四岁的小儿子的说话声：
“‘你们别害怕，我妈妈说了，敌人会被打垮的……’“我从栅栏门看进去，院内共有五个孩子，我儿子正在安慰别的孩子。可是他一看到我，便哆嗦起来，大声哭了。原来，他也害怕极了。
“我把儿子接回家，请邻居帮助照看一下，再跑去接女儿。我赶到托儿所所在地，那儿一个人也没有了。有位乡下人告诉我，孩子都给带走了。我问：到哪儿去了？谁带走的？他说，也许是进城了。托儿所里有两位保育员，却一辆汽车也没有。他们是步行离开的。这儿离市区不算远，约莫十五到二十公里。可是，这些都是小娃娃啊，才一两岁……我找他们找了两个星期……当我走进一幢房子时，别人告诉我，这就是托儿所，孩子们就在这里，我真不敢相信。他们全都躺在地上，真要命，满身的屎尿，还发着高烧，象死了一样。托儿所所长是个少妇，已急出了白头发。原来，他们从头至尾全是步行走到市里来的，路上还丢了一些孩子，很多孩子都奄奄一息了……
“我在孩子中间跨着走着，就是没找见自己的女儿。所长安慰我说：
“‘不要绝望，再找找看。她应该在这儿的，我见过她……’“我终于凭着一只小皮鞋认出了我的艾洛契卡……我简直认不出她了……
“后来，我们的住房烧毁了，我们只身逃出，，流落街头。这时德国军队已经进城，我们连藏身之地都没有。我一连几天带着孩子们在大马路上走来走去。我在街上遇到了塔玛拉·谢尔盖耶夫娜·西妮查，战前我和她并不太熟悉。她听说了我的情况，对我说：
“‘你们到我家来吧。’
“‘我的孩子们正患百日咳，我怎么能去您家呢？’我说。
“她也有两个小娃娃，弄不好会被传染的。那个时候真没法子，没有医生，也没有药。什么都没有……
“‘别说了，走吧。’
“这样的事，能忘记吗？她和孩子与我们分吃谷糠。为了给儿子送点儿生日礼物，我只好用自己的旧裙子缝制了一条小裤子……”
在城市沦陷期间，这位母亲似乎把全部精力都用于拯救自己的两个孩子——三岁多的儿子廖尼亚和两岁的女儿艾洛契卡。就算她把全副心思都用在孩子身上，又有谁能责备她呢？除了她自己，没有任何人可以评判她。况且，只要有机会，拉依莎·格利戈里耶夫娜就去接头，参加地下工作。儿子毕竟因为大一些，照看他省点儿心，所以她就把儿子送到婆婆家。婆婆提出的条件是：“我可以领孙子，但你再也不许到家里来。我们会因为你而被杀死……”一个母亲，三年不能看见自己的儿子啊！后来，当盖世太保盯上她时，她只好带着女儿逃到了游击队：“我抱着她，一口气走了五十公里……”
“女儿一直跟着您呆在游击队吗？”我问拉依莎·格利戈里耶夫娜。
“她跟了我一年多。今天我还时常在思考：当时我们是怎么忍受下来的呢？我又是个女人，怎么就这样坚持下来了？实在想不通……您问我，我也答不上来。亲爱的，那简直挺不下来啊！如今要有谁提及‘围困游击队’这句话，我的牙齿还会打战。
“我们是怎样熬过四三年五月的？当时派我把—部打字机送到鲍里索夫地区去。他们那儿有一部俄文打字机，配有俄文铅字，可是他们需要德文字型，而这种打字机只有我们支队才有。这部打字机还是我受地下委员会的派遣从沦陷区明斯克带来的呢。路上，我沿途来到了帕利克湖地区，可是没过几天围困就开始了，于是我也就耽搁在那儿了……
“我不是只身一人来到这儿的，还带着我的女儿。过去，我每次外出一两天执行任务，就把女儿托付给别的同志，可是时间一长，就没人可托付了。我只好把孩子带上。这一回，连女儿也落入包围圈了……如果说，男人行军只带一支步枪就行了，我却不仅带着步枪，而且带着一部打字机，还有艾洛契卡。我抱着女儿走着，常常会突然绊一跤，女儿便越过我的肩膀，跌进沼泽地。我们继续赶路，又摔了她……就这样走了一个月！我那时暗暗发誓，要是我能活下来，我一定要远离沼泽地一千公里，永远也不想看到它。
“‘我知道敌人开枪时你干吗不卧倒，你想让子弹打穿我的和你的脑袋……’“这就是我女儿，一个只有三岁的孩子对我说的话。其实，我是没有力气卧倒了；如果我趴下去，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游击队员们有一次也同情地说：
“‘你够受的了，还是把你的小女儿交给我们来领吧’“而我谁也信不过。我不在，要是突然遇到敌机扫射，遭到敌人突然袭击，怎么办？要是小女儿丢了怎么办？……
“游击队政委洛帕京接见了我。
“‘真是个女人！’他很感动，‘在这种情况下还带着孩子，打字机也不丢掉。这种事连男人也不是个个都能做到的。’“他把艾洛契卡抱在手臂上，抱着，吻着。他把自己的衣袋全都解开——把零星食物都搜出来给她。这正是她被沼泽地的脏水淹了之后。别的游击队员也都学政委的样子，把衣袋都翻开，倒尽里面的东西给她。
“娘儿俩突围之后，我彻底病倒了。全身生了疖子，皮都褪了下来。而我怀里还抱着孩子……我们等着从后方派来的飞机。据说，如果飞机能飞来，就要把伤势最重的伤员运走，还可以把我的艾洛契卡带走。我清楚地记得把女儿送走的那一时刻，那些胳膊没被炸掉的伤员们都向艾洛契卡伸出手招呼：‘艾洛契卡，到我这儿来……到我这儿来……我这儿有地方……’他们全都认识艾洛契卡，她曾在医院里给他们唱歌：‘哎——，真想，真想活到结婚那一天……’“一个飞行员问她：
“‘在这儿你跟谁过，小姑娘？’
“‘跟我妈妈，她在机舱外边站着呢……’
“‘叫上你妈妈，让她带着你一起飞吧。’
“‘不行，妈妈不能飞走，她要打法西斯呢。’“这就是他们，我们的孩子们。我望着她的小脸，不由打了个寒战——往后我还能见到她吗？……
“我再给您讲讲，我跟儿子是怎样见面的。那是在家乡解放之后，我朝公公婆婆的住宅走去，两条腿软绵绵的……游击队里年纪大一些的妇女事先教我说：
“‘你要是看见他，决不要马上承认你是他母亲。你知道他在那儿是怎样熬过来的吗？’“邻家的小姑娘跑来告诉我：
“‘喂！廖尼亚妈妈，廖尼亚还活着……’
“我的两条腿再也迈不动了：儿子还活着！小姑娘又告诉我，我公婆已经死于伤寒，女邻居收留了廖尼亚。
“我走进他们的院子。您知道我当时穿的是什么？一件德国军便服，一条补丁撂补丁的黑裙子，一双破旧的高筒皮靴。女邻居马上认出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