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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体壮，紧挨着象艺术品一样小巧玲珑的妻子坐着，愈发显得高大了。我望着这对夫妇，无法想象他们竟然双双参加过战争。
然而他们确实参加了战争。
“我们都经历了战争，”萨乌尔·亨利霍维奇对我说，“但是我们看到的似乎是两场战争……每当我们回忆往事，我都感到，她记得她的战争，而我则记得我的战争，我的部队也有过象她给您讲的如何想家和排队嗅那个探家回来的小姑娘那种事。可是这些事我已经忘掉了……她还没对您讲海军帽的故事吧，奥莉娅，你怎么忘了？”
“我没忘，”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突然紧张起来，“讲起来真伤心……那次攻击一直持续到深夜，清晨，我走出去，看到海里浮着一些水兵无檐帽……这是我们的人在什么地方被打落到海里去了。我在岸边站了好久，直到无檐帽在水里飘走为止。我看了整整一个早晨……”
“她讲的很多故事我都记得，但就象现在人们常说的，给孙子们讲的都是‘掐头去尾’的故事。我常常给孙子们说的，不是我的，而是她的战争。我发现，孩子对她的故事更加喜欢些。”萨乌尔·亨利霍维奇说的是实话：“我讲的故事，具体军事术语比较多，而她的故事里，更多的是人情味。人情味往往更加引人入胜。我想跟你说说我在战争中的一点儿感受。我们步兵里也有女兵，只要她们当中有一个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就把腰杆挺得笔笔直。您是想象不出来的……”他马上补上一句：“这句话也是我向她借用来的。不过，您确实不能想象出，女人的笑声、女人的目光在战场上是多么动人心魄！
“您问战场上是否能发生爱情？当然有！我们在战场上遇见的女人，个个都是美丽的妻子，忠实的伴侣。在战争中结婚的人，是最幸福的一对儿。我们俩就是在前线相爱的。当然我不否认还有些不太好的事，因为战争时间很长，在战场上有着各种各样的人。可是我记得最多的是美好、纯洁的东西……不过，这就象人们听说的，都是非公开的事情。我们连对自己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而我们女儿们的命运却不尽顺遂。许多人出嫁后并不幸福。这是因为：她们的妈妈，前线的老兵们，总是按她们自己在前线养成的习惯，按照战时形成的道德标准，来培养女儿们。而在前线，一个人的人品是一目了然的。结果，女儿们根本不知道，现实生活中的人与她们的家人完全不同，也没有人告诫她们世上还有卑鄙行为。于是，这些姑娘在出嫁时就很容易落入骗子之手。他们善于欺骗她们，因为欺骗她们毫不费事儿。我们前线战友的许多孩子都遇到了这种事。我们的一个女儿也……”
“我们这些前线老兵十分感激女记者维拉·特卡琴柯，因为她首先在《真理报》上提出了问题，指出不少前线的女兵现在还是独身一人，没能成家立业，甚至有许多人到现在连住房都没有，对于她们我们是问心有愧的。从那时起多少引起了人们对前线妇女的关注。”
“为什么你们不愿意向自己的孩子们讲战争？”
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沉默着。萨乌尔·亨利霍维奇说：
“那时我们也许还没有理解到，没有意识到我们做了什么事。几十年过去了，生活迫使我们去思索早先的遭遇。那时离战争年代还不远，每想起它还十分可怕，我们只想别吓着孩子们。”
“是想忘却战争吗？”
“就是想忘也不可能。她有个姐姐，今年已经七十五岁了，是个寡妇。她有两个儿子，全都牺牲了。一个是被手榴弹炸死的，另一个往家里写过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封信，信上写着：‘我们过得很愉快，我们正开赴前线。一切都好。’可是战争结束后，母亲只得到一份通知书：儿子失踪了。连儿子在什么方向、什么地区失踪都不知道。她不断地在阵亡烈士墓中寻找，只要还活着就一直找下去。我曾经是个军人，而且也不是脆弱之辈，可是每每想起她，我就会流泪。怎么能说忘记……奥莉娅，你还记得吗，每次胜利纪念日，我们总会看到一个年迈的母亲，脖颈上挂着一块跟她本人一样衰老的招牌，上面写着：‘我找库尔涅夫·托马斯·符拉季米洛维奇，他一九四二年在列宁格勒围困时失踪。’从面容可以猜出，她早巳七十开外了，她找儿子找了多少年哪？我真想把这幅照片拿给有些人看，他们如今竟说什么，战争还有啥值得回忆的……您也在说什么忘却战争……
“可我却想忘记战争……我愿意忘掉……”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缓缓地、喃喃地、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她有严重的失眠症，要知道，就是总忘不了战争而造成的……要是和她比起来，可以说我简直没为胜利作出什么贡献。我是个男子汉，战争是我的责任。而她们这些姑娘本该得到我们的庇护，却让她们去经历了这场战争。每一个前线老兵都会这样对您说。难道非把姑娘们送上战场不可吗？我不知道……但是她们的确在战争中作出了伟大的壮举。她们和我们一样，穿着厚油布高筒靴、笨重的军大衣，趴在雪地里睡觉。流弹和炮弹皮对她们同样目毫不留情。有件事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有一年的‘五·九’胜利日，一位妇女行走在列宁大街上，在她为庆祝节日而穿的连衣裙上，只别着一枚奖章。但这唯一的一枚奖章，却是‘勇敢’奖章！她戴着这枚孤零零的奖章在街上走着，脸上毫无羞怯。看到这一情景，我当时真想走到她跟前，紧紧拥抱她一次，对她说：‘我亲爱的，为了你这枚奖章，应该向你深深地鞠上一躬……’我们所有的男人都欠了她们的债……”
我牢牢记住了他们俩在前线相片上的模样。
第05章“电话听筒可射不出子弹……”
“我们今天要吃馅饼，我从一大早就忙活开了……”瓦莲京娜·帕甫洛夫娜·丘达叶娃在门口高兴地迎接我。她看出我有些局促不安，又赶紧补充说：“我一定给你好好讲，详细地讲……不过我又得痛哭一回……我已经把我的两个女儿骂了一顿：为什么把我的地址透露出去？我心脏很糟糕，连坐着都要靠药片支撑。好了，我们还是先来尝尝馅饼把。果酱做的馅……就象我们在西伯利亚时吃的一样……”她忽然提高了嗓门，象是为了要别的什么人听见：“我们一直在等记者……赶紧跑出来看看，来的是怎样一个人。在电话里听见你，声音好象挺老练，原来是个小姑娘。”接着又安慰我说：“别在意，别在意……我的脾气就是这样：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
“你这人真讨厌，总是风风火火的……当兵的，都是这样！”厨房里传出说话的声音。
“这有什么关系！自己人，会理解的。”可对我还是有些不放心：“你们当记者的都是这么年轻吗？也许单单被我碰上了？”她马上又安慰我说：“我是不会返老还童了，而你也会变老的，会变老的……请随便来我们家吧。我们家可没有什么讲究。我不称‘您’而称‘你’，你不会生气吧？还是按前线的老规矩说吧：‘嗨，姑娘们！开始吧，姑娘们！……’你瞧，我们连雕花玻璃杯也没有……我和丈夫积攒的东西，都放在糖果盘下面那个小匣子里：一对勋章和几枚奖章。平时，它们都搁在小碗橱里，过一会我拿给你看。”她陪我走进里屋，“你瞧，我们的家具也都是旧的，我们不想换新式的，我们习惯这些了。我女儿先是嘲笑我们，现在已经是挖苦了。你们年轻人哪，总是要新东西，越时髦越好……”
亚历山得拉·费多洛夫娜·詹钦科招呼我坐在餐桌旁。她在列宁格勒围困时期是共青团工作者。
“您猜，我和她有多少年的交情？”瓦莲京娜·帕甫洛芙娜介绍我们认识后说，“战后已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们一直保持友谊……”
“您可千万别打断她讲话，”亚历山得拉·费多洛夫娜提醒我，“她要是说话停下来，就会哭了。我是了解她的……”
“茶早已准备好了吧？我去端来。”
“你坐着，我自己去……”
哦，她们多么不愿意回到过去的岁月中去啊，哪怕仅仅是想一想！太可怕了。
瓦莲京娜·帕甫洛芙娜·丘达叶娃（中士，高射炮炮长）说：
“是什么激励了我这个远在西伯利亚的小姑娘千里迢迢奔赴前线？西伯利亚，可是所谓的天涯海角呀！说到天涯海角，这是一位联合国代表在跟我谈话时提出的。他在博物馆里不知怎的盯上了我，我起初很不好意思。后来他走了过来，通过译员请求丘达叶娃太太接受他的采访。不用说，我感到惶惶不安。我想，我能跟他谈什么呢？我能说的，只能是在博物馆每天都讲的东西。而他显然对这些不会感兴趣。一开始，他当然对我说些恭维话：‘您如今看上去还那么年轻……您是怎样经历战争的？’我对他说：‘这恰恰证明了，——如果您能理解的话，我们是在非常小的年纪上前线的。’可是，使他激动的是另一件事。
“他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在他心目中，西伯利亚是天涯海角。‘不’我猜透了他的用意：‘看来，最使您感兴趣的是，当时是否发出了全民总动员，为什么我，一个女中学生，也上了前线？’他点了点头，承认我说对了。‘那好吧，’我说，‘我这就来回答您这个问题。’我就向他讲了我全部的生活经历……
“我母亲是什么样，我一点都不记得。她早就死了。父亲当过新西伯利亚县委特派员，一九二五年，他被派往他老家那个村子征集粮食。当时国家很需要粮食，而富农们却把粮食藏起来，宁可让粮食烂掉。我那时才九个月。母亲想和父亲—起回老家，于是父母就一块儿回来了。妈妈把我和姐姐带在身边，因为那时没地方寄养我们。爸爸曾经为当地一个富农家扛过长活，他晚上在会上吓唬从前的东家说：我们知道粮食藏在什么地方，如果你们不主动交出来，我们找出来可就要全部拿走。
“会开完了，我的所有亲戚都聚在一块儿。我爸爸兄弟五个，后来他们全都和爸爸一样，没有从卫国战争中活着回来。当时，他们坐在一起欢宴，吃西伯利亚的传统饺子。长凳是直着朝窗户摆放的，……母亲正好坐在窗前，一边是窗户，另一边是父亲，父亲这次恰好没靠窗子坐。那时是四月份……可是在西伯利亚，这个时节还是很冷的。母亲大概觉得身上冷（我是到后来，长大以后才明白的），她站了起来，披上父亲的羊皮袄，解开胸怀给我喂奶。这是传来‘半截枪’（为便于携带而把枪筒截去一段的步枪。）的枪声，开枪人瞄准的是我父亲的羊皮袄。……母亲只来得及说了声：‘孩子她爸……就失手把我掉在滚烫的饺子上。那时她才二十四岁……
“我的祖父后来当了本村的苏维埃主席。他是被敌人用毒药毒死，又扔到河里的。我保存了一张照片，是安葬爷爷时拍的。在灵柩上方有一个挽幛，上面写着：‘他死于阶级敌人之手。’“我父亲是国内战争的英雄，反击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的铁甲列车指挥员。一九三一年他荣获红旗勋章。那时，这种勋章是极少的，尤其是在我们西伯利亚，这是莫大的荣誉和尊贵。父亲的身上有十九处伤，简直没一块好肉了。母亲曾经介绍介绍说（当然不是给我讲，是给亲戚们讲），捷克白匪那时判处父亲二十年苦役。母亲请求与父亲见一面，当时她正怀着我姐姐塔夏，已经是最后一个月了。在监狱里有一条很长的走廊，坏蛋们不让妈妈从这儿走着过去看父亲，命令她：‘布尔什维克母狗！爬过去吧……’她再有几天就要分娩了，就这么在长长的水泥走廊上朝父亲爬去。他们就是这样安排我父母相会的。妈妈简直认不出父亲来，他的头发全白了……
“既然我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眼前有这样的父亲，当敌人又来糟踏我们的国土时，我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地在家安坐？父亲真是饱经风霜……三七年有人告他的黑状，陷害他。后来他设法求见了加里宁，于是他的名誉得到了恢复。我父亲的名字可以说无人不知……
“您想象一下四一年的情形吧。我还记得中学时代最后一次下课铃。那时大家都有自己的打算，有自己的理想，唉，这就叫女孩子。开过毕业晚会，我们坐船去鄂毕河上的一座小岛。我们离开市区时，城市还是老样子，样样都很正常。我们是那么快乐而幸福……象俗话所说的，都是没被男人吻过的黄花少女，我们这儿甚至连男孩子也看不到。一直玩耍到天色破晓，我们才离岛回城，‘而这时整个城市已经沸腾了，人们都在哭。到处在议论：‘战争！战争！’所有的无线电广播都开着。我们却一点也不明白：什么是战争？我们是那么幸福，酝酿着各自的打算：谁上哪儿学习，选择什么职业……可是突然冒出了一个战争！成年人在哭，可我们一点都不害怕，我们彼比安慰，要不了一个月，‘我们就会敲碎法西斯的脑袋瓜！’——这是战前大家都爱唱的一支歌：我们即将越过国境去追歼敌人……一直到家家户户都得到阵亡通知书时，我们才开始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州小。
“我父亲开始没有被批准上前线。但他一次次到兵役委员会去。父亲终于走了。他身体不好，满头白发，患肺结核，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去的。对他来说，年龄又算得了什么？他还是走了，而且参加了钢铁师团，即当时所说的斯大林师团（斯大林的名字意为“钢铁”。—一译者注）。师团成员很多都是西伯利亚人。我们当时也是这样想的，没有我们，战争就打不下去，我们必须参战。快快发给我们武器吧！我们也跑到了兵役委员会。二月十日，我上了前线。继母痛哭着说：‘瓦丽娅，你不要走……你能行吗？你还这样小，这样瘦弱，你算哪一门武士呀？’我从小得过佝偻病，持续了好多年。那是在我亲妈被打死后得的，直到五岁我连路都不会走……可是我的勇气也正是由比而产生的。
“我们坐在闷罐车里走了两个月。两千名姑娘，装了整整一趟军列。每节车厢里都有指挥员，指导我们训练。我们学习了通信联络。列车开到乌克兰，我们在那儿第一次遇到了轰炸。我们当时正在进行卫生检疫和洗澡。我们洗澡时，那儿有位大伯在值班照管澡塘。我们在他面前洗澡，真难为情，就是嘛，我们都是些姑娘，十分年轻的女孩子，可是轰炸—开始，我们全都奔到那位大伯跟前求救。我匆忙穿上衣服，用一条毛巾包住头，我这条毛巾是红色的，我们—奔出澡塘，一个上尉，简直还是个大男孩，冲着我就喊起来：
“‘姑娘，快到避弹所里去！把毛巾摘掉！注意伪装……’“而我却从他身边跑开了：
“我没什么好伪装的！妈不许我披着湿头发到处跑。’“轰炸过后，他找到了我：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我是你的指挥员。’
“我不相信他：
“‘你当我的指挥员，还不够格吧？……’
“我跟这位年轻的上尉吵了起来。这个大男孩，顶多只大我一岁。
“发给我们的军大衣又肥又大，我们穿上这种大衣，臃肿不堪，活象捆庄稼。走不成路，动不动就摔倒。开始，适合我们穿的靴子也没有。靴子不是没有，可全是男人的尺码。后来给我们换了一种靴子一—靴头是红的，靴筒是黑色厚帆布的。这下我们可神气十足了！
“我们都很瘦小，套头上装穿在我们身上，简直象条大袍子挂着。凡是会针线活儿的姑娘，就能穿合体的衣服。再说，我们还有别的要求。到底是姑娘家！司务长来给我们量身材，弄得我们哭笑不得。这时，营长过来问：‘怎么样，司务长把你们的必需品都发了吧？’司务长只好支吾着：‘量了……会发给的……’“我在高炮部队当通信兵，天天在指挥所值班，搞通信联络。如果不是得到父亲阵亡的消息，也许一直到战争结束我还会当通信兵的。得到噩耗后，我就向上级申请：‘我要报仇，我要清算法西斯欠下我的血海深仇。’我想杀人，想复仇，想开枪……虽然上级劝我，说炮兵部队的电话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电话听筒可射不出子弹……我向团长写—了申请报告，他拒绝了。于是，我考虑了一下，直接给师长写了信。师长克拉斯内赫上校来到我们团，集合起全体人员，间道：‘想当炮长的姑娘是哪一—个呀？’我站了出来。我是什么模样啊！小小的个子，细溜溜的颈子，而且还挂着一支冲锋枪。枪很沉，有七十一发子弹……可以想见，当时我是怎样一副可怜相……师长看了看我，说：‘你想干什么？’我对他说：‘我想射击。’我不知道师长在想些什么。他久久地打量着我，然后猛地转过身子，走了。‘完了’，我想，‘没指望了，准得拒绝。’不料过了一会儿，团长跑过来对我说：‘上校同意了。’……
“我进行了速成训练，时间非常短，只有三个月。我就这样当上了炮长。确切地说，我被吸收进一三五七高炮团了。最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