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取得在四库馆主校该书的资格。
戴震等人的殿校本之所以取得郦学史上引人注目的成就，除用戴震三体例外，在资料和版本依据上则用了《永乐大典》本和可能引用了赵一清校注本的抄本。《永乐大典》修于明初，所据底本出于朝廷内库藏本，这时的藏本无非是宋、元的遗物。就《水经注》而言，大典本无非综合了宋、元的刊本、抄本而成。大典本的突出优点是有郦氏四百七十七字的原序，为他本多缺佚。此外，大典本也确有其内容上的特点。据四库馆谁校某书谁写定提要的定规，且与微波榭本《水经注》戴序、后记相对照多相同文字，并文中详述戴氏离析经注的三大体例看，“《水经注》四十卷永乐大典本”条的提要为戴震手笔无疑。另外两篇《水经注集释订讹》（清沈炳巽撰）和《水经注释》（清赵一清撰）的提要至少是戴震等人校《水经注》的同人的手笔。据此，戴震的《水经注提要》曾总结殿校本据大典本取得的成就：“凡补其阙漏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则其妄增者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其臆改者三千七百一十五字，”以致使郦注“三四百年之疑窦，一旦旷若发蒙。”戴震还指出，殿本因郦道元足迹未历塞外、江南，传闻尤多失实，故校注《水经注》时，又据实地考察的第一手材料用来“抉摘舛谬”，以实测所得之“脉络、曲折之详”订正讹误。正因为有优越的文献条件和凭国家力量所得的实测资料，使殿校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殿本以后的版本（都是私校本）尽管疏证上可能更加详细，但校勘上始终没有超出殿校本的水平。
殿校本在使用国家藏本大典本的资料上，尤其是采用乾隆帝命使官员实地考察所得的资料上，都不可能得而私。虽出戴震手笔，但终究是以国家书目名义出现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述的“以《永乐大典》所引，各案水名，逐条参校，”也不可能是在为戴震一人树碑列传。
戴震等人的殿校本所据的另一底本，可能是由浙江巡抚采进的清赵一清《水经注释》四十卷和《水经注笺刊误》十二卷。后者是赵为订正明朱谋讳的《水经注笺》而写的。在戴自校本和殿本之前，朱笺本是除大典本以外最好的注本，被顾炎武称为“三百年来一部书”，戴校本和殿本都以朱笺本为重要依据。赵注本也以朱笺本为依据，赵注本卷首列参校版本多达二十九种，赵还说：“以上诸本予悉取之与明南州朱谋玮中尉笺相参证，录其长而舍其短。”赵的《刊误》十二卷正是研究朱笺的收获。殿校本与赵注本有相近之处，但这相近，个中原因有殿校本与赵注本同以朱笺本为依据之故，当然不② 见赵玉新点校本《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 年版256 页。
③ 参见《戴震全集》一，清华大学1991 年版256 页。
④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1980 年上海古籍出版473 页。
排斥可能直接引用赵注本，一说梁玉绳校刊赵书时引用了殿本以正之，故殿本、赵本相同处甚多。乾隆御制诗褒奖引用他的《热河考》、《滦河考》中的实测资料的殿本时说：“悉心编纂诚堪奖，触目研摩亦可亲，设以《春秋》素臣例，足称中尉继功人。”“中尉”即指朱谋玮，可见乾隆帝也是把殿本看作继朱笺本的。至于有可能直接引录赵注本，殿本作为国家校定的官书刻本，在体例上应是允许的。
十分重要的是，戴震主其事的殿校本可能引用赵注本时，毕竟只是用其个别形态的具体说法和资料，而涉及全书主旨大纲时，恰恰是用主事者戴震的校注《水经注》三体例。这在《四库总目提要》中讲得很清楚，与微波榭本戴说的体例毫无二致。而赵注本体例之所以未被采用，除主事者戴震已有成熟并成功使用的体例外，赵注体例稍逊一筹也是原因。赵注本吸收全祖望七校本《水经注》成果，也是人所共知的。赵一清与全祖望本同乡挚友。相约同治《水经注》，朝夕商榷，全曾为赵书作序，赵书引全说甚多，两书相符者十之八九。全祖望除校勘和疏证上有不少功绩外，在区分经注上也有成就，他提出郦注原系双行夹写，注中有注，今混作大写，几不可辨。这一说法不管是全氏本人的发现，还是他先世的旧闻（全氏先祖全元立、全天叙、全吾麒等都校过郦注），都是值得称道的创见。全祖望七校本四十卷，乾隆十七年（1752）完稿于广东，但未等刻书全已死。后来遗著散佚。百年后，其同乡后学王艧轩才开始整理，直到光绪十四年（1888）由薛福成从董觉轩之请而刻印之，故全书最先成而最晚出。赵校本成书于乾隆十九年（1754），但一直到乾隆五十一年（1786），才由毕沉从赵一清之子赵载元处购得原稿，刻印于开封，赵书始行于世。赵一清不仅在个别体例上引用全祖望，而且体例上也引用全氏的说法，在赵注本上辨验文义，离析其注中之注，以大字小字分别书写之，而又使语不相杂而文仍相属，以证明郦注与注中之注离析的正确。赵氏的尝试，基本上成功。但赵承全祖望，离析经、注和注中之注都不过以文义相属为文例，以大字小字分写之为区分后的标记，都没有找到象戴震三体例那样的带有区别性特征的体例，因而可以说全、赵的区分经注，区分郦注和注中之注的体例是软体例，戴的三体例是硬体例。故殿校本的基本体例未尝用全、赵而一仍戴氏自校本的做法。
殿校本和赵注本体例上大别而细节和个别说法上可能甚近，殿校本与戴震自校本体例上一致而细节和个别说法上甚远。这样就发生了三对矛盾关系：戴自校本和殿校本、戴自校本和赵注本、殿校本和赵注本。学术史上一度似乎没有具体研究这三对关系，有人却只是简单地将殿校本说成戴校本，然后又视殿校本近同于赵注本，因而说戴参校本殿本是抄袭赵注本①，形成了百年来学术史上的一桩公案，聚论纷坛，莫衷一是。如前所说，殿校本非戴一人之功，非戴一人所校，无论功过都轮不上戴震一个人。而戴自校本与殿校本虽校书体例近同，但细节区别甚大，例如：在卷次上，殿本仍分40 卷，自校本根本不分卷。在校勘语上，殿本全载校勘语，说明经、注离析之由，戴校本不载校勘语，仅将经文与注文离析。在序跋上，殿本无，戴震手笔的《水经注》四库提要记述了殿本依据、体例、改正情况、引用资料等，私校① 起初是魏源、张穆怀疑戴震抄窃赵书，至清末杨守敬（惺吾）（1839—1915）便在《水经图注》、《水经注疏》、《水经注要删》中据赵、戴校本的相同之处，认为戴窃赵，铸成公案。晚近孟森（心史）、王国维也分别在《水经注研究》、《水经注笺》中据杨说指斥戴震窃赵。
本有序、后记，还有孔继涵序。在版本上，殿本是官刻本，私校本有自刊本（今已不传），正式刻本有微波榭本，是为民间刻本。殿本和微波榭本同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刊印。
殿校本和赵注本，作为官校本，前者在体例上完全可引用后者的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出于戴震手笔或其殿校本同人手笔的赵注本《四库总目提要》，高度评价了赵注本的成就。既蓄意抄袭对方，又去高度评价对方，似乎也是不伦类的。戴震等人不仅将赵注本收入了《四库全书》，还对赵引用全祖望不成熟的体例一事作了长篇评述，肯定了赵“青出于蓝而青于蓝”的建树，说：“一清此书，殆亦类此，但使正文旁义，条理分明，是亦道元之功臣矣。”最后还说：“旁引博征，颇为淹贯，订疑辨讹，是正良多。自官校宋本以外，外间诸刻固不能不以是为首矣。”①最后一句，把赵注本置于戴震自校本之上了，甚至视为高出殿校本。
赵注本成书于乾隆十九年（1754），付印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戴、赵公案，不仅说殿本戴袭赵，还说梁玉绳兄弟校勘赵书交毕沅付刻时又袭戴。至于全、赵间的麻烦，说毕沅做湖北总督时，索观赵的旧稿，赵的儿子其时在湖北做官，以巨资购买全祖望校本应付毕沅，故今传赵注本实际上是全祖望的。而林颐山则又斥现行全祖望本伪出，不仅袭赵，兼又袭戴，林说为王先谦所信，王的著名的郦注合校本竟将全祖望七校本排斥在外。如此等等。梁启超曾以各自“闭门造车，出门合辙”之说调停这桩公案①。胡适起初信从戴袭赵说，后来化了二十多年的功夫反复研究《水经注》的各种版本，最后提出，这根本不是什么抄袭，而是“学术史上所谓独立研究，而先后约略同时得到同样结果的一种好例子”②。胡适为戴震辨诬，也是为“要给自己一点严格的方法上的训练”③，竟写了十大集手稿。
胡适最引人注目的观点是，戴震根本就没有见过赵一清本。乾隆开四库馆时，校书分东西两院，各成门户，互不相通，戴震以举人入东院，而赵一清的《水经注》校本被浙江进呈后置西院，因而戴震不可能见到赵注本，且胡适通过比较，找到了许多有关戴震未见到赵注本的证据，例如书中有许多常识性错误，赵书无而殿本有；赵书指出朱谋玮本的错误，而殿本仍因袭之；赵氏据孙潜校本增补《水经注》卷十八“渭水中篇”的缺页共418 字，而戴震的殿本仍用《太平御览》等书中引用过的材料为据，辑补成113 字。 1944年，胡适还写成《戴震未见赵一清校本的十组证据》（1984 年7 月修改，1949 年1 月10 日改定），为百年大案《水经注》公案翻案，胡适写道：这十组证据都是赵氏书里的特别优点，而都是戴氏书里全没有的。这十组或是校改了毫无可疑的错误，或是解决了不能不解决的问题，都是研究《水经注》的学者平日“寐寐求之”的好宝贝。专治《水经注》的人，见了这些好宝贝，若不采取，那就真成了“如入宝山空手回”的笨汉了。
这就是说，这十组都是偷书的人决不肯不偷的，都是抄袭的人决不肯放过的。若单举一件两件，也许还有偶然遗漏的可能。多到了几十件，其中并且有几百字或几千字写的校语，① 《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影印本611 页上。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影印本243 页② 《胡适手稿》第一集卷四，台北胡适纪念馆1960 年2 月影印本。
③ 《致洪业信》一文，《胡适手稿》第六集上册，台北胡适纪念馆1969 年8 月影印。决不会被《水经注》专门学者忽略或遗漏的。
况且这十组的校订，都可校正戴氏校本里一些无疑的错误，都可以补足他校本里许多无疑的漏洞。戴氏若见了赵氏的书，决不会放过这些最明白无疑的考订，决不会保存他自己的许多大错误、大漏洞，留作后人的笑柄。所以这十组赵有而戴无，赵优而戴劣的校订，都可以证明戴氏没有得见赵氏的校本。胡适将殿校本归于戴震一人，取较为通行的看法，当然有可商榷之处。又考证出戴震主校殿校本时从未见过赵一清的《水经注释》及《水经注笺刊误》，可备一说，以资参考。但胡适的结论：戴震决没有抄袭赵一清本，是可取的，也是可信的。
今谓戴震有自校定本《水经注》，参较殿本大例方法完全是戴的发明创造及其应用，小例可能引赵。引赵部分有以朱谋玮注笺本为基础，实戴、赵同参用朱笺本，也有可能直接引用赵一清的，又为官校殿本体例所允许。抄袭之说，应属无据。蔡尚思说：“戴震的被看做剽窃却似冤枉。据天津藏的一个赵一清校本的抄本，可以证明在乾隆的殿本中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三人的研究的成果都有，实无所谓谁是剽窃者。”①① 《胡适手稿》第一集中册，台北胡适纪念馆，1966 年2 月影印本。
第七章戴震的人文科学语言解释哲学
一、解释哲学和文字学思想
贯串于戴震一生的事业，是他的人文科学的语言文字学，以及利用语言文字学诠释古代经典，以寻求所谓“道”，乃至对“道”作再创造，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乾隆三十八年（1753）戴震概括的“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①即通常所说的“以字（词）通词（辞），以词（辞）通道”，是对这一过程的最好概括和说明。对字、词的解释是手段，通道才是目的。作为人文科学的语言解释哲学，不过是戴震完成从语言文字到“通道”的全过程的方法学，也是戴震从纯粹的学问家转化为卓越的思想家的一个内在的逻辑动因，不消说，完成这一转化的最本质的原因是其社会现实的无可调和的矛盾在哲人头脑中的深刻反映，是时代精神的折光。但无疑，语言解释哲学也从与事理相对待的思维逻辑上促成了这一转化，这也是乾嘉时代的一位特别顶真的学问家走向思想家的特殊道路，而这一特殊道路的产生也是为当时的时代条件所决定的。语言解释哲学的运用，“以词通道”，本身就包含对理学的批判。南宋黄震说过：“自本朝讲明理学，脱去训诂？？从而增衍新说，不特意味反浅，而失之远者或有矣。”①从语言文字入手，就意味着抛弃宋明理学的架空立言。
从乾隆十年（1745）起，二十三岁的戴震著《六书论》三卷，公开亮出研究汉语言文学的旗帜，继后一发而不可收，他的语言文字学著作遍布中国传统的语言解释学文字学、音韵学、训沽学各个领域，而最终目的又是“以词通道”，从而形成我国十八世纪获得空前发展的语言解释哲学。这种学说以对语言文字的解释为契机，逐步达到洞察人类的心智，最终到达新理学的道德哲学。戴震说：“是故由六书九数，制度名物，能通乎其词，然后以心相遇。”②这种从可感可视可供思考的物质性的语言文字入手以洞察人类心智的做法，本身是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和戴震同时代的康德（1724—1804）主张以人类认识能力考察对象本质，提出了先验唯心主义哲学。被称为西方释义学之父的施莱尔马赫（1768—1834）强调有效解释的客观性的普遍性条件，从而把解释学规律分为语法解释和心理解释两部分，并强调两者的结合。戴震从语言文字入手以通道，立论允当平实，十分明白易懂，是情同可感的唯物主义方法。
由于汉语言文字本身有无穷尽的奥妙，需要加以解释，从语言文字的解释到哲学的解释，尤其是到达哲学的新的创发，需要走过漫长的过程。胡朴安说：“戴氏之治学方法，以识字为读经之始，以穷经为识义理之途。”①乾嘉学派诸学人大都没有走完这一历程，只有一代学人兼哲人戴震走完了这一全过程。大多数学者还只停留在对汉语言文字本身的开发上。诚然，以语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3 页。
① 《黄氏日抄》卷二《读论语》，见文渊阁《四库全书）707—4。
② 《郑学斋记》，《戴震集》，1980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25 页。
① 胡朴安《古书校读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13 页。
言文字本身为解释对象作出的解释也是解释哲学的一个层面，就解释哲学的全体而言，以汉语言文字为对象的解释只是解释哲学的表层，而在语言文字本身的门类科学领域内，乾嘉学人的解释又是非常深刻的，完全进入了门类科学对象解释的深层，这一“表层——深层”的解释也不时能触及到人类的心智，无论是戴震的大弟子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还是高邮王氏父子的《广雅疏证》，都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人类思想方法的一般抽象，都有一定数量的逻辑问题可供研究。戴震经语言解释而“通道”和创发，进入了道德哲学的殿堂，写下了《孟子字义疏证》那样的不朽名著，从而使他的语言文字的解释获得了认识方法的意义。
戴震在“全体表层——门类深层”的特定的语言文字领域内，也取得了特别丰富的成果。为此，当我们评述戴震的语言解释哲学时，既要注意从语言文字到道德哲学的完成的解释哲学，也要注意处于“表层——深层”地位以语言文字为解释对象的解释哲学的成果，还要注意语言文字学本身的成果，因为它同样有助于我们研究语言解释哲学。事实上，由于语言文字本身的无穷的奥妙，戴震和他弟子们的语言文字学的成果，在量化的含义上大大超过了哲学成果。为叙述方便，评述戴震语言解释哲学的逻辑顺序，则从以语言文字为解释对象的解释哲学入手——它当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许多语言文字学本身的门类科学问题，逐步进入他的解释哲学。
戴震二十三岁时著《六书论》，是他一生中最早的语言文字学著作。该书在段玉裁著《年谱》时就已失传，今仅存《六书论》序，仍可由序得全书大体。戴震研究“六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释经书，其解释哲学的观点非常明显，他说：“六书也者，文字之纲领，而治经之津涉也。载籍极博，统之不外文字；文字虽广，统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