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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用朴素的辩证方法分析问题，戴震对程朱理欲相分的危害性看得十分深透。从孔孟起，儒家历来就是提倡贤人政治的，对贤人的个人品格的含义，历来没有明确具体的说法，《论语》出现“贤”的用法25 处，多指道德或才能。例如《论语·雍也》以“贤”赞美颜回，但没有抽象出什么是“贤”。《孟子》的“贤”有72 处，其含义和用法与《论语》大体一致。戴震明确指出，贤人圣人就在于“有欲有为之咸得理，”“无私”（按：不过分中饱私① 《孟子字义疏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27 页。① 《孟子字义疏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27 至328 页。②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574 页。囊），而不是“无欲”。他说：“是故君子亦无私而已矣，不贵无欲。君子使欲出于正，不出于邪，不必无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有点个人的哀愁怨恨就非贤人君子了吗？否！这是多么入情入理的平正公允的说法，在君权制的时代，这样的说法实在是保护贤人，全面合理地看待贤人作风的说法。程朱以“理欲相分”为标准衡量，就会视天下无好人，“于是谗说诬辞，反得刻议君子而罪之，此理欲之辩使君子无完行者，为祸如是也”，其结果天下无好人，坏人却不因“无欲”之说而归正，“以无欲然后君子，而小人之为小人也，依然行其贪邪”。①此外，戴震指出，以超验之“理”为标准，其结果因无客观标准而人人“独执此以为君子”，没有一个人不以个人私见为“理之君子”，无不自信出于理而不出于欲，从而放肆地排斥他人的不同看法，“不寤意见多偏之不可以理名，而持之必坚；意见所非，则谓其人自绝于理：此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为祸又如是也”②。戴震的看法是万分深刻的，它不仅属于道德哲学范畴，而且是属于政治哲学的，实在是讲了经国济世之道。当一个社会只有空洞的超验之理的说教而不讲人的情性欲念，衣食住行“简单事实”时，确实就会人人自以为得到了绝对正确之理，而他人则“自绝于理”，其结果使超验之理成为杀人的工具。别说是不正确的超验之理，即使本来正确的道理，一旦膨胀放大开来，脱离了那“简单事实”，其危险亦同于本来不正确的超验之理。应该说，这样的教训，我们在历史上见得够多的了。
如同戴震单独阐述血气、人性、欲念等问题时那样，戴震在叙述理欲对待关系和理存于欲的道理时，也总是借助于古代圣贤权威，例如他说：“夫尧、舜之忧四海困穷，文王之视民如伤，侗一非为民谋其人欲之事。惟顺而导之，使归于善”，“圣人体民之情，遂民之欲”，“闻孟子、韩子（按：指韩愈）之说，人始知其与圣人异而究不知其所以异”①，如此等等。“权”之“轻重”的辩证法的运用，在戴震那里也是离不开指靠先儒的权威的。马克思在提及黑格尔用客观唯心主义辩证法观察历史，发现“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时曾说过以下的话：“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象只是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的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②戴震借助于先儒来演说自己的早期启蒙思想时，国内“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的时代远远没有到来，先儒的权威也没有什么“战斗口号”，戴震的思想，也只是以人的自然本能、本性为本的新理学道德哲学，远未涉及人的社会本质问题，事情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出它们中间的显著的差别。”①但是，我们可以清①楚地看到，当戴震分析任何一个单独的道德哲学问题时，抑或分析朴素的辩证法本身的规律，以及综合运用朴素唯物主义、朴素辩证法、自然哲学、语言解释哲学来观察、分析和叙述思想史上对垒及其内在发展逻辑时，无不借重先代权威，戴震作为我国早期启蒙思想的代表，他的科学思路和叙述问题的方法，同样没有逃脱马克思所分析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和领袖们所乐于应用和必然应用的一般方法。反过来说也一样，这一曾经为人类先进思想的最高代表马克思所概述过的一般方法，总是作为探索的重要依据和叙述问题的科学逻辑方法，自始至终贯串于戴震的新理学哲学中，我们不难看出，戴震在建构他的新理学自然道德哲学体系的同时，在科学的方法和方法学方面是有比较完整的建树的，其中朴学方法、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方法，自然哲学方法、语言解释哲学的方法、复兴古道和借重先儒权威的方法等等，成为戴震科学逻辑和科学方法学的主干部分。
① 《孟子字义疏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28 页。② 同上。
① 《孟子字义疏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28 页、329 页。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603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604 页。
九、《孟子字义疏证》引起的反响
新理学道德哲学著作《孟子字义疏证》的问世，虽然它有颜元、李塨学说作为借鉴，有王夫之、黄宗羲学说作为思想史的继承，但在封建统治有如铁桶江山，思想钳制不见天日的乾嘉年间，自有其独特的思想品格和历史价值，这就是，它反映作者高贵的人格和为探求真理而战斗的自我牺牲精神，反映层层雾锁的封建统治下萌生的新的时代精神，面对一束新时代的曙光，聆听一支新时代的号角，或许它出现在不成熟的时代而来得过早的缘故吧，当时及后世的不同阶级利益的代表人物对它的反映是不同的。唯其如此，代有争议，才是思想先驱，这正是戴震独具的历史性的品格和风貌。
围绕对戴震的评价，封建文化的卫道者和资产阶级文化的代表之间，正统派和维新派之间的分野区分得一清二楚。封建文化的卫道者们故意抹煞《孟子字义疏证》的积极意义和历史作用。他们仅仅把戴震说成乾嘉学派的代表。不错，戴震是乾嘉学派的泰斗，但仅就学术而论，他们的评价也是极不全面的，戴震不仅属于乾嘉学派，而且在若干领域内还是我国近现代科学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例如近代天文、近代数学、数学史、古天文研究、上古音研究、中古音研究、文字学、汉语词源学、方志学、史地学等，以戴震的考证求实的学术精神而论，他实在是我国近代实证科学的奠基人。旧学的正统派仅仅把戴震说成考据学的代表，是不公正的。由于“五四”运动以后一度产生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不能正确评价有科学价值的考据学，故而更加不能全面认识乾嘉学术的科学意义，更加不能正确认识戴震了，一提到戴震就把他和几被否定的有实证科学精神的考据学联系在一起，考据学为什么要否定呢？考据就是寻找证据，证据就是学术水平（当然不能仅限于文献内的证据，还应重视事实上的实际证据）。考据学一般都要求在事实证据的基础上归纳出结论。章炳麟论清代朴学是“审名实，尚佐证”。应该说，考据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符合科学精神的。如此看来，正统派往往推崇戴震的考据学，他们也就未必真正理解了考据学的精义。尤其没有理解戴震朴学中的近现代科学精神及其奠基开拓之功。对戴震朴学不能正确理解是一个方面，千方百计贬低其新理学哲学著作《孟子字义疏证》是另一个方面，卫道者们的老式言论确实是令人生畏的。
当时有个叫彭绍升的，是乾隆丁酉年间的进士。好佛学，长斋戒于佛前，仅未削发，但又很喜欢谈论孔孟程朱，并以孔孟程朱之学诠释释氏之言，在其著述中称孔孟与佛学没有什么两样，又说程朱与陆（九渊）、王（阳明）、释氏学说没有什么两样，还有罗有高、汪缙响应其说①。戴震曾以所著《原善》和《孟子字义疏证》给彭看，彭有《与戴东原书》，信中最不满意的是戴震批判程朱“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的先验本体论。针对彭的说法，戴震有《答彭进士允初书》，信中陈述朱熹信佛的事实，分析程朱与老庄释教的一致性，针对彭的最为不满的论点，戴震再一次以超验之理可能产生的社会效应来答复彭氏，戴震说：“然仆之私心期望于足下，犹不在此（按：指认清程朱与老释的一致性）。程朱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启天下后世人人凭在己之意见而执之曰理，以祸斯民。更淆以无欲之说，于① 江藩《宋学渊源记》31 页至35 页。
得理益远，于执其意见益坚，而祸斯民益烈。”②戴震俯瞰程朱理学问世至自己所处的时代，严酷的现实无一不潜藏着残忍的执词“理”字，冲破现实的黑暗，得首先烛照那杀人的“理”字狰狞面目，这正是戴震新理学哲学《盂子字义疏证》的精义所在，也是支配戴震后期思想和行动的基本线索。《答彭进士允初书》是对新理学思想的一个精要说明，它是戴震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文献，它与《疏证》的精神完全一致。后来孔广森曾把此文附于《疏证》之后，同郡歙县人洪榜，应戴震子戴中立的恳请，在乾隆四十二（1777）年，撰写的《戴震行状》中认为戴震功“不在禹下”，载《答彭进士允初书》于其中，后来洪的老师朱筠（笥河）见到后说：“可不必载，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何图更于程朱之外，复有论说乎？戴氏所可传者不在此。”洪上书给朱，竭力争辩之，认为朱“尚未尽察所以论述之心”①，而朱是乾隆中式举人和进士，曾奉命视学安徽，朱的看法是很有代表性的。后来也就由戴中立在《行状》中删去了《答彭进士书》，后人也就没有再补入。
朱筠生前与戴友善，朱不欣赏戴震后期的思想，还只是口头上的。戴震逝世前一个月给段玉裁的信中讲到：“仆平生著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②可见戴震是充分估计到《疏证》会得罪一大批人的。但出于历史的责任心，“不得不作”。戴震死后，在文字上首先发起攻击戴震的还是馆阁学士翁方纲（1733—1818），他写了一篇《理说驳戴震作》，评论说：“（戴震）乃其人不甘以考订为事，而欲谈性道以立异于程朱。”③方东树（1772—1851）则说：“程朱所严办理欲，指人主及学人心术邪正言之，乃最吃紧本务，与民情同然好恶之欲泅别。今移此混彼，妄援立说，谓当通遂其欲，不当绳之以理，言理则为以意见杀人，此亘古未有之异端邪说。”①明末统治者将李赘迫害致死，给按的罪名正是“异端邪说”、“敢倡乱道”。《疏证》是明末清初诸启蒙思想家的学说在特定的万马齐暗的乾隆年间的回响和新的呼唤。可以设想，尽管时代和社会环境不同，《疏证》问世后，戴震继续活下去，处境将会越来越艰难。
章学诚是朱骛的学生，他对朱筠，钱大昕只肯定戴的语言文字学而轻诋戴氏哲学本不赞同，认为这样做“不足以尽戴君”，于是“力争朱先生前”，认为他们对戴的评价“似买椟而还珠”，但章的力争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支持，“人微言轻，不足以动诸公之听”②。章学诚自称“真知戴震”第一人，不消说，他对戴震是有误会的（见第六章二），但总的看，他仍能较客观地评价戴震。他在《书朱陆篇后》一文中说：“戴君下世，今十余年，同时有横肆骂詈者，固不足为戴君累。”③又几乎是直接针对朱筠之说而发，章说道：“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为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②
① 江藩《汉学师承记》100 页。
②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1 页。《答彭进士允初书》，《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75 页。
③ 载《复初斋文集》卷七。翁方钢著。清光绪丁丑年刊本。
① 《汉学商兑》卷中之上。清光绪吴县朱氏刊本。
② 《文史通义》补遗续《答邵二云书》。
③ 《文史通义》内篇三。见《文交通义校注》，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1985 年版275 页。
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④后来，章曾写有专篇文章为戴申辩，但当时几乎是一边倒攻戴，终于因担心舆论压力太大而不敢示人。章在给史馀村、邵晋涵两人的信中都曾谈及此事，“别有专篇，辩论深细，此时未可举以示人，恐惊一时之耳目也。”①“已别具专篇讨论，箧藏其稿，恐惊曹好曹恶之耳目也”②可以断言，这些未以示人的“专篇”肯定是褒扬戴氏《疏证》的。
焦循（1763—1820）也是肯定戴震的哲学的。焦循著《论语通释》即是模仿《孟子字义疏证》而作的。他说：“循读东原戴氏之书，最心服《盂子字义疏证》。说者分别汉学宋学，以义理归之宋。宋之义理诚详于汉，然训诂明乃能识羲文周孔之义理。宋之义理，仍当以孔之义理衡之，未容以宋之义理即定为孔子之义理也。”③由上面的话可知，焦循不仅充分肯定《疏证》，而且注意到《疏证》与语言解释哲学的某些一致，以及以古圣义理作为权衡标准的思想方法。
戴震的语言文字学传人段玉裁，是戴氏一生中最亲密的学术同好，段氏虽不能完全理解《疏证》，但他在《年谱》中毕竟已撮述其大旨了。
一般认为，阮元是戴震的哲学传人。王国维著《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将戴、阮并举。胡适则视阮元为继承戴震的哲学家，他说：“阮元虽然自居于新式的经学家，其实他是一个哲学家。”④但实际上，阮元哲学并没有戴氏《疏证》的那种战斗锋芒，相反大大钝化以至于被磨灭。戴氏《疏证》言性理仁义，阮元言性命古训。他说：“余讲学不敢似学案立宗旨。惟知言性则溯始《召诰》之节性，迄于《孟子》之性善，不立空谈，不生异说而已。性字之造于周召之前。从心则包仁义礼智等在内，从生则包味嗅声色等在内。”①又说：“按性字本从心从生，先有生字，后造性字，商周古人造此字时，即已谐声，声亦意也。”②可以说，戴震“以辞通道”，继而建树新理学，最有力处控诉现实“以理杀人”，而阮元的学理逻辑则趋于“由道返辞，由辞返字”，与戴氏有相逆之处。故侯外庐认为阮元是文化史家，不是哲学家，是有一定道理的③。
乾隆同治年间的黄式三说得上是完全阐扬戴震的人（见本章二节），但总的说黄哲学水平不高，难以深入，虽著有三篇《申戴》，但基本上停留在难以全面欣赏戴震哲学的地步。
全面评价戴震哲学的是清末的章炳麟。章氏出于反清的需要，认识到戴震哲学对现实的批判和抗争作用，加之章氏几可与戴震相媲美的学术修养，章氏对戴震哲学的评述是深邃的。例如，《疏证》多处批评荀子，但章氏认为戴学源于荀子，而荀子又是章氏特别推崇的大儒，这既说明了章氏尊戴，又说明章氏对戴学有颇值得玩味的独到的理解。从思想史的脉络看，荀子的④ 同②。
① 《文史通义》补遗续《与史馀村》。
② 同上，《答邵二云书》。
③ 《雕菰集》卷十三《寄朱休承学士书》。见丛书集成初编本。
④ 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台湾远流公司出版103 页。
① 阮元《揅经室再续集》卷一《节性斋主人小象跋》。
② 《揅经室一集》卷十。
③ 《中国早期思想启蒙史》，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578 页、583 页。
唯物主义、《正名》的类逻辑、名学逻辑与戴学的唯物主义，“ 密严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