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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不同的身世、心理，不同的精神面貌，我们要放开眼界看到更多人的心灵。要不怕艰难，探索他们的灵魂深处，是高贵的还是龌龊的？亲爱的作家们，不要满足于已有的生活知识，不要满足于已经知道的人物性格。只有勇敢地、艰苦地探索人物的灵魂，在生活中开阔眼界，才知道应该写哪一种人，甚至于怎么写。①这些意见，是切中时弊的。
二是他强调作家要读书，要提高文化修养。在文学艺术创作队伍中，突出地暴露出一种非学者化的倾向，文化修养较差，知识面不广，视野狭窄。曹禺从他切身的创作经验中深深体会到，一个作家要有生活，同时要有学识和胆识，而后者则是要靠刻苦攻读、勤奋思索才能获得的。他是最懂得舞台和舞台艺术的。他曾说：
舞台是一座蕴藏无限魅惑的地方，它是地狱，是天堂。谁能想象得出艺术创造的甘苦和艰辛呢！学习舞台知识、技能与艺术；探索世界一切美好的修养与人性的秘密；取得心领神会、活脱脱地表现各种人生境界的本领；积累多少深刻理解与偶得颖悟的舞台经验。……
一场惊心动魄的成功演出，是从苦恼到苦恼，经过地狱一般的折磨，才出现的。据说进天堂是美德的报酬，天堂是永远的和谐与宁静。然而戏剧的“天堂”却比传说的天堂更高更幸福，是不停地孕育万物的土地，是乱云堆起、变化莫测的天空。只有见了万象人生的苦和乐的人，才能在舞台上得到千变万化的永生。①舞台的艺术，编剧的艺术，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只有经过千百次探寻，千百次琢磨，才能找到“自己的创作道路”，才能望见戏剧艺术的“自由王国”。为此，他认为从事舞台艺术和编剧创作的人，应该尽量吸收一切美好的文化，来提高自己的修养。他说：
无论是小说、戏剧、诗歌、历史、哲学，都有我们非读不可的书。这些书会启发我们，开阔我们的眼界，使我们分清楚是和非，分清楚高贵和卑贱，使我们知道人是多么完美的一个构造（《哈姆雷特》中有一段谈人的台词，请大家读一读）。人能改造自己，能改造世界，叫人们勇敢起来向前奋斗。
看了这些伟大的作品，能使我们明白起来——才开始明白起来，我们写作的天地是多么辽阔、深远。原来几千年来，中外多少勇敢的作家，已经在无限大的天地中为我们指出多少道路。②所有这些谈话，都似乎凝聚成他内心中的一种深深的期待，为促使伟大作品的问世而作出他的努力。当他看到舞台上涌现一股蓬蓬勃勃的、不可阻挡的新生力量，他是异常兴奋的。他觉得自己老了，写东西不像以前了，但他的心却是年轻的，他多么想同这些青年人一起扬起风帆，鼓足马力前进啊！１９８２年６月１１日，迎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３０周年纪念，曹禺因病在上海治疗，他特地委托刁光覃代表他参加庆祝大会。邓颖超、乌兰夫、万里、习仲勋、谷牧、邓力群、周巍峙出席了大会。这里，应特别提到邓颖超同志对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关怀。在十年动乱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已名存实亡，后来，连剧院的建制都被撤销了。１９７８年４月，邓颖超亲自写信，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恢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并宣布曹禺为院长，甚至说，曹禺不但现在而且永久是剧院的院长。邓颖超像周恩来同志生前那样，一直关怀着这个剧院的建设和成长。
为庆祝剧院建立３０周年，曹禺在《戏剧论丛》上发表了《纪念北京人艺建院三十周年》，为剧院编辑的《攻坚集》写了序言。剧院的同志对曹禺在剧院建设中所作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纷纷题字、作画、签名，向他表示祝贺。于是之同志是这样写的：
从３０年代到８０年代，您用您心血凝结的文字，培育了一辈子又一辈子的演员。今后，还将有大批新人凭您的剧作成长起来。我以我能作为他们当中的一个感到幸福。
董行佶这样写道：
在我３７年的艺术实践中，有幸演出过您几乎所有的剧本，周冲、胡四、张乔治、白傻子、曾皓、祝希堂、伯、温敦，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锻炼了我的演戏技能，这些不朽的剧作，又是认识人生的教科书。解放后，在您领导的剧院，多次得到您艺术上的帮助，您是我的良师。十年动乱的年代，我们曾睡在通铺上，白天劳动，晚上灯下又一次聆听您的教诲，您写给我的诗句：“莫道逾花甲，壮心岂可息”，它一扫我思想上的灰尘，您是我的挚友。愿您健康长寿！
曾经同曹禺住在一个大院的童超这样写到：５０年代初，您拥冰挥扇，写《明朗的天》；６０年代初，您对月临风，吟咏推敲勾践独白；６０年代中，您访赵奶奶，构思白发孙美人。现在，您迁居了，我也搬家了，但，往事记忆犹在；您上岁数了，我病了，但，您仍是我前进的楷模。
其他如叶子、吕恩、蓝天野、狄辛等都把自己最美好的祝愿献给老院长。３０年来，曹禺同剧院的同志们探讨剧本，切磋技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他早就梦想建立一个像莫斯科剧院那样的剧院，只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实现了这个愿望。３０年来，他同剧院风雨同舟，历经困难，建成了一个独具风格、蜚声世界的艺术集体。他认为，“‘不怕攻坚’，这是北京人艺的艺术家曾经走过的道路，是北京人艺多年来立足于话剧一角的根本精神。”①曹禺的名字，是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联结在一起的。
曹禺传第三十三章 曹禺热
第三十三章 曹禺热
一股“曹禺热”正在兴起。
他的剧作，特别是在解放前的剧作，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
他的剧作，特别是他解放前的剧作，越来越多地被改编为戏曲、电影，甚至芭蕾舞剧；他的剧作，特别是他解放前的剧作，又被一个又一个重新搬上舞台。
这股“曹禺热”并非是人为的结果，它伴随着席卷祖国大地的思想解放浪潮而来，又伴随着对历史反思的热潮而深入。它是历史酝酿的迸发，是现实发展的必然。它像是一个聚焦点，凝结着新时期现实的热力和历史的能量。
如果说，全国解放前，十年动乱前，对曹禺及其剧作，也有过或高或低的评价；但是，总是有一层阴影笼罩着，有一种无形的网蒙蔽着。此刻，一旦冲决种种“左”的束缚，打破传统的局囿，曹禺剧作的价值，犹如被尘埃掩盖的珍珠，又重新放出光辉，还它以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中国现代文学界、戏剧界，对曹禺的研究达到空前的高潮。据王兴平、刘思久、陆文壁编辑的《曹禺研究专集》所提供的研究资料统计：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３年，全国报刊共发各种论文、剧评、专著等共３２２篇（部）。据笔者了解，单是专著，至今已出版了五部：《〈雷雨〉人物谈》（钱谷融）、《曹禺剧作论》（田本相）、《曹禺的戏剧艺术》（辛宪锡）、《曹禺年谱》（田本相、张靖）、《论曹禺的戏剧创作》（朱栋霖），涌现出一批有见地有深度的论文，并且初步形成了一支曹禺研究的队伍。这不但是前所未有，而且在中国现代作家研究中，也是比较突出的。
这批论著探讨的课题比较广泛，从作家的生平和创作思想、剧作专论、人物典型剖析、创作方法、艺术风格、艺术技巧、戏剧语言，直到版本考订等，应有尽有。从研究方法来说，也有新的时代特色，综合研究、比较研究等独具一格。研究者屏弃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力图从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话剧发展的历史中，从美学的角度来评价和探讨曹禺剧作的价值和成就。其中最突出之点，是曹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话剧史中的地位得到重新评价。当人们拨开了种种迷人的云雾，就看得更为明晰而肯定了。朱栋霖的评价是有代表性的，他说：曹禺，就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为时代呼唤而诞生的“集体性人物”中一位杰出艺术家。
他自１９３４年发表《雷雨》以来，先后创作了《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剧作，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戏剧史上的重要地位。
他的戏剧强烈集中地表达了“五四”新文学主题，呼唤出被压迫者的心声，以个性解放的革命民主主义力量，有力地冲击了中国封建主义与黑暗社会，并以《雷雨》、《日出》、《北京人》为代表，在现代文学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
他发展了我国悲剧艺术，进一步开拓了悲剧文学的表现领域，为悲剧创作提供了典范。
他高度的戏剧文学成就对我国现代话剧文学样式的成熟起了决定性作用，奠定了这个“五四”以来新生文学样式在我国的地位。
曹禺，就是这样以卓越的艺术成就和杰出的历史贡献，回答了时代的呼唤！①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７日，《戏剧报》为纪念曹禺创作５０周年，召开了一次小型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唐埃⒘鹾裆㈥萄А⒎浇堋⑻锉鞠唷Ｍ辏断肪绫ā返冢保财谝浴读⒂谑澜缦肪缰值闹泄缱骷摇茇肺猓⒈砹俗富岬姆⒀浴Ｓ牖嵬径圆茇灾泄熬缢鞯睦饭毕祝韪叨绕兰邸Ｌ瓢｜以文学史家的眼光，称曹禺是“开中国话剧一代风气”的剧作家。他说：
我很喜欢曹禺的剧本。我有这样一种看法：中国的话剧跟现代小说、现代诗歌的情况不同。小说方面，鲁迅的《呐喊》一出来，起点就很高；诗歌方面，郭沫若的《女神》也是这样。而在话剧方面，许多老一辈作家田汉、欧阳予倩、丁西林、熊佛西等做了许多工作，写过不少好作品，筚路蓝缕，为话剧开拓了一条道路。但真正能够在现代文学史开一代风气，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的剧作，恐怕还得从曹禺的《雷雨》算起。……曹禺恐怕是我国最早写出《雷雨》这样能演又能读的大型剧本的作家。特别是他通过话剧这种形式，把中国人的精神气质表达出来了，起点很高。对一个２３岁的青年来说，确实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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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曹禺研究的热潮，是他的旧作如《雷雨》、《日出》、《北京人》、《家》等，又重新在各地上演。耐人寻味的是，被冷落压抑了数十年的《原野》，又被搬上银幕，搬上舞台，学术界对这个历来有争议的剧作，又重新展开再评价和再探讨，形成一股小小的“《原野》热”。
应当说，由凌子改编执导的电影《原野》，起了带头作用。此片于１９８１年１１月在香港公映，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令人遗憾的是，此片至今未在全国公映，在内部放映中却不胫而走，受到电影界的普遍赞扬。它确实具有一种美的震撼力，在改编中它淡化了原作的神秘色彩和格外厚重的抑压恐怖气氛，它把原作提纯了。诱人的故事，富于奇特色彩的人物，浓烈的感情，显得更加集中，更加精炼。摄影师罗丹以其锐敏的艺术美感把画面拍得极有光彩，令人心醉。两位主要演员都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表演得十分出色。凌子在《反封建的长诗》①等文中，称《原野》是曹禺剧作中最好的一部，这就一反过去对《原野》否定性的批评，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了。１９８２年８月，曹禺看过电影《原野》后，受到鼓舞，他对主要演员刘晓庆说：“很好，很动人，你演得比我写的还要好！”他随即为她题了八个大字：“诚重劳轻，求深愿达。”他一方面看到《原野》引起了观众的兴趣，为此而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他也感到懊恼，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对于电影《原野》，我一直弄不懂，拍了电影又不让上映。长期以来，《原野》始终被无形的帽子压着。《戏剧电影报》有篇文章：《金子不是破鞋》，想来也是有所针对的吧！”他终于敢谈自己对《原野》的看法了。继电影《原野》之后，四川人民艺术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央戏剧学院等单位陆续上演此剧，它终于冲破禁区，又呈现在舞台上了。四川文艺出版社的蒋牧丛同志，曾就《原野》一些问题写信给曹禺，借此，他写了一封长信，谈了他的一些想法。原信是这样的：牧丛同志：
知道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排《原野》，请你向他们说一声。一、那个金子唱的歌无曲调，其实可不必唱，除非这个戏已经大大删节，才能容下金子那样回忆往日唱的情歌。二、此剧须排得流畅、紧凑；怎样删改都行。但不可照我的原本硬搬上舞台，以为那是忠于原作。导演要有自己的创造，自己的想象，敢于处理；此剧太长，最好能在三小时或二小时半演出时间之内。不要把观众“拖”死，留得一点余味，才好。三、“序幕”与“第三幕”更要大删！剧本写得热闹，到了舞台，往往单调，叫人着急。第三幕，有五景，很不好弄。如果没有生动、松快、流畅、浪漫一点的办法，就留下仇虎与金子最后一点，几句话，几个能动人心的动作，其余完全可以不要（绝不要把五个景都搞出来，那是危险的）。我看过两次演出（大约我只看了这两次），都不好。那个第三幕只能留给人想象。一实了，人“拖”死，“累”死，演员与观众都受不了。
要大胆一些，敢于大改动，不要使人看得想进出剧场，像作噩梦似的。《原野》是讲人与人的极爱和极恨的感情，它是抒发一个青年作者情感的一首诗（当时我才２６岁，十分幼稚！）。它没有那样多的政治思想，尽管我写时是有许多历史事实与今人一些经历、见闻作根据才写的。不要用今日的许多尺度来限制这个戏。它受不了，它要闷死的我为四川人民艺术剧院的艺术家们作难；但我衷心祝愿他们能够成功！
曹禺
１９８３．５．１１
再，服装不一定按剧本写的那样。要美一些，金子可以艳丽一些。
美工是否那样写实（整个剧不要太写实）？可否“虚”一点？留给人想象。换景必须快。灯光要照见演员的脸。但，无论如何，这个戏需要了不起的好演员，既能激情，又能松弛，放得开，又会含蓄，要观众看着，一点不吃力。这就要内心的真感情，不是要弄机巧。不要演戏！
他们的词句要读得明白，读得美一点。仿佛仇虎杀人后有一段关于生和死的独白，要说清楚，叫人听得见。不要毫无内容的抑扬顿挫，不要那么多的手势。如果是个好——真正好的演员，只站在那里，用真实的情感，有训练的声音，就足能表现了。又及。
他曾嘱咐蒋牧丛同志不要把这封信发表出来，他是十分慎重的。其实，又有何妨！早年，他曾经就《雷雨》、《日出》勇敢而坦爽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现在仍然需要这样做。因为，它有助于研究，有助于演出，也有助于读者和观众。
随着《原野》搬上银幕，《雷雨》和《日出》也相继改编为电影。电影《雷雨》，是由孙道临亲自改编、导演并主演的。《日出》则是由曹禺和他的女儿万方改编。借助电影，曹禺的剧作扩大了在观众中的影响，由于《日出》改编的成功，获得金鸡奖。围绕曹禺三部剧作的改编，引起电影界和戏剧界的探讨兴趣。１９８６年６月，《电影艺术》曾召开有２０多位专家、导演、演员参加的座谈会，研究这三部名著搬上银幕的得失成败。这个座谈会开得十分热烈，百家争鸣，各抒己见。《电影艺术》以《银幕向舞台的挑战》为总标题，连载了与会者的发言，在电影界、戏剧界、文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曹禺的剧作在海外的影响也在扩展着。
香港对曹禺的戏剧始终怀有热情，还在“四人帮”统治的岁月里，香港２４个剧社联合演出，市政局主办了“曹禺戏剧节”。当时上演了《北京人》、《蜕变》和《胆剑篇》。另由李援华从其它剧作中，抽取片断编成第四个剧目，名为《曹禺与中国》，全剧共三幕。据作者说，他所以这样编写这个剧，是“觉得曹禺所有作品都和中国社会有很大关联；而他在多年的写作过程中，思想意识又随着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加深而变化。于是，我决定通过这个剧本，反映我国近４０年来的重大变动，目的是加深本港的年轻人对中国的认识和关心，并推动他们体会曹禺在各作品中所流露的观点及作出自己的评价。”①此次曹禺戏剧节在香港影响较大。打倒“四人帮”之后，《雷雨》等剧作又不断演出，１９８０年为北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