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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争 秦晋韩原之战
周襄王八年（公元前645年），秦穆公率军在韩原（今山西河津东）击败晋军的作战。
初晋惠公以割让黄河以西之地为条件请秦发兵，助其返晋为君，但晋惠公即位后背约。秦穆公对此极为恼火。六年，晋发生饥荒，求助于秦。秦不念旧恶，赠予晋大批粮食。七年，秦遭灾，向晋求粮，却遭拒。八年秋，秦穆公率军攻晋，三战皆捷，击败戍边晋军，并东渡黄河进入晋地纵深。晋惠公领兵迎敌。十一月，秦、晋两军战于韩原（今山西河津与万荣之间的黄河东岸）。晋大夫梁由靡于混战中率部截击秦穆公，将其击伤。随穆公作战的300名岐人（今陕西岐山东北）发现穆公被围，遂奋勇冲杀，将其救出。晋惠公因战车陷入泥泞之中，无法行动，被秦军俘获。晋军失去主帅，全军溃败。同年底，秦、晋媾和。秦穆公与晋大夫阴饴甥盟于王城（今陕西大荔东）。晋割让其河西之地予秦，秦释放惠公归国。
中国战争 河曲之战
周顷王四年（公元前615年），在晋秦争霸战争中，晋、秦两军在河曲（今山西芮城西风陵渡黄河转弯地区）的作战。
周襄王三十三年（前620年），护送晋公子雍归国继位的秦军，在令狐被晋军击败（参见令狐之战）。后，秦、晋在边界地区又数次交战，互有胜负。周顷王四年冬，秦康公为雪令狐战败之耻，亲率大军渡河攻晋，取晋西南部边邑羁马（今山西水济西南）。晋灵公任命赵盾为中军它帅、以邵缺、栾盾分率上、下军西进迎敌。秦、晋两军遇于河曲。晋上军副帅臾骈认为秦军孤军深入，经不起长期消耗，建议晋军高筑营垒，以逸待劳，伺机而动，被赵盾采纳。秦康公求战不得，遂听从晋逃臣士会的意见，发兵攻晋上军，诱使其部将赵穿出战。赵穿是赵盾堂弟，年轻气盛，无实战经验，见秦军来犯，即不顾禁令，率所部迎击。赵盾恐其有失，下令全军出击。因双方均缺乏进行决战的准备，故两军刚一接触即各自后撤。当日夜，臾骈发觉秦军有乘夜撤退的迹象，建议立即发起攻击，将其压迫至黄河北岸后歼灭—，又被赵穿阻止。秦军连夜退走。晋军亦随后撤兵。不久，秦军再次南渡黄河，攻占晋邑瑕（今河南灵宝西北）。
中国战争 泓水之战
周襄王十五年（公元前638年），在宋襄公图霸中原之战中，宋军在泓水（古渔水支流，故道约在今河南拓城西北）之滨被楚军击败的作战。
十四年冬，在盂邑被楚成王俘虏的宋襄公获释后，不思富国强兵之策，依然醉心于图霸中原。十五年夏，宋襄公率卫、许、滕三国联军进攻附楚的郑国。秋，楚成正发兵北上攻宋救郑。宋襄公闻讯回师。十一月初一，宋军在泓水北岸列阵迎敌。当时，楚军正由南向北渡河。宋司马公孙固鉴于楚军兵力多于宋军，建议襄公乘敌半渡下令攻击，遭拒绝。须臾，楚军渡过泓水，然尚未列好阵势，公孙固遂再次建议襄公趁敌立足未稳下达进攻命令，又被拒绝。楚军从容布阵完毕，襄公方下令攻击。处于劣势的宋军遭到惨败。襄公腿部受箭伤，次年不治身亡，其卫队亦悉被歼灭。
点评：此战，宋襄公在战斗伊始，拘泥于“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等陈旧战法，一再坐失有利战机，终于导致兵败身亡，给后人留下深刻的教训。泓水之战规模虽不很大，但是在中国古代战争发展史上却具有一定的意义。它标志着商周以来以“成列而鼓”为主要特色的“礼义之兵”行将寿终正寝，新型的以“诡诈奇谋”为主导的作战方式正在崛起。泓水之战的结果使得宋国从此一蹶不振，楚势力进一步向中原扩展，春秋争霸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中国战争 萑苻泽奴隶起义
周景王二十三年（公元前522年），郑国奴隶在萑苻泽（今河南中牟东北）聚众反抗郑国统治者的起义作战。
郑国地处四战之地，屡遭晋、楚等国攻打，并被迫不断向大国贡纳财物，以求得生存。郑统治者为应付大国的索求和满足自己的奢侈生活，肆意剥削掠夺本国人民，使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奴隶纷纷逃亡。这年，不堪忍受贵族统治的郑奴隶聚集于萑苻泽起义。郑国执政卿士子大叔发兵前往镇压。起义奴隶大部牺牲，起义失败。
中国战争 鸡父之战
周敬王元年（公元前519年），在吴楚争霸战争中，吴军在鸡父（今河南固姑东南）大败楚联军的一次重要作战。
吴、楚两国为争霸江淮，从周简王二年（前584年）起，多次发生交战。周敬王元年，吴王僚又率公子光（即后来的吴王磕闾）等再度兴兵进攻楚战略要地州来（今安徽风台）。楚平王遣令尹田臼、司马薳越率楚、许、蔡、顿、沈、胡、陈等国联军救援；吴王见敌势众，遂释州来之围，移军钟离（今安徽风阳东），待机行动。联军开进途中，带病督军的楚令尹阳匄病亡。薳越资历浅，威望低，难以统驭全军，被迫回师鸡父。吴公子光认为，楚联军同役而不同心，今又新丧主帅，士气受挫，建议乘机进击，以奇袭取胜。吴王采纳公子光意见，挥师挺进，于古代用兵所忌的“晦日”七月二十九日突然出现在鸡父。薳越仓卒部署它国军队为前阵以掩护楚军。吴王与公子光，公子掩余分率中、右、左三军主力预作埋伏，而以不习征战的3000名囚犯为诱兵攻击沈、胡、陈三国军队，刚接战，吴诱兵即佯败后退。三国军队贸然追击，痛遭伏击。胡、沈国君及陈大夫被俘。吴王又释放沈、胡战俘，使之奔向许、蔡、顿三国军队中，诈呼沈、胡国君被杀。吴军乘势进击不战自乱的三国军队，将其击溃。楚军未及列阵，亦遭到猛烈冲击，纷纷溃逃。战略要地州来遂被吴军攻占。此后，吴国牢牢掌握了对楚作战的主动权。
点评：此战，吴军选择古代用兵所忌的“晦日”发起进攻，大大增加了战役的突然性。作战时，又诱敌设伏，痛歼敌人，堪称一次出色的奇袭之战。楚军的失败，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一是恃强好战，昧于谋略；二是主将缺乏威信，内部矛盾重重，不能实行集中统一指挥；三是对吴军的动向疏于了解和戒备，以致为对手所乘；四是临阵指挥笨拙，缺乏机动应变能力。所有这些凑在一起，遂导致楚军在整个战役行动中陷于被动。覆军杀将，固其所宜也！鸡父之战是对楚国的一次沉重打击。战后不久，楚司马薳越因楚夫人出走吴国而畏罪自杀，庸碌无能的囊瓦担任了令尹要职。从此楚军很少主动出击吴军，而基本采取消极防御的措施，在吴楚战争格局中逐渐趋于被动了。
中国战争 齐鲁稷曲之战
周敬王三十六年（公元前484年），鲁军于稷曲（今山东曲阜附近）击败齐军的作战。
去年，鲁曾助吴攻齐（参见吴鲁邾郯攻齐之战）。这年春，齐为对鲁实施报复，派大夫国书、高无邳率军攻鲁。当时，季孙氏主鲁国政，不愿率军出城迎敌，欲动员盂孙氏与叔孙氏出征。孟孙氏、叔孙氏因不满季孙氏专权，拒不从命。季孙氏宰冉求以国家利益为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喻之以利害，极力说服三家联手抗齐。三家遂达成协议，决定在鲁都曲阜近郊组织防御。鲁军分成左、右二军。左军为主力，由季孙氏之甲士7000人组成，冉求任主帅，布防于南门之外；右军系盂孙氏属下，孟孺子泄为帅，协助左军御敌。齐军到达鲁都近郊，从稷曲向鲁军发起攻击。孟孺子泄畏敌怯战，右军军心涣散，遭齐军攻击后即败退至城内。左军士卒起初因不信任冉求，不愿越过壕沟迎击齐军。冉求遂向全军三次申明军纪，并身先士卒，率先持矛越沟出击。众将士紧随其后，冲向敌阵，勇不可挡，斩获敌首级80多个。齐军大乱，乘夜撤兵。
中国战争 晋重耳争位之战
周襄王十七年（公元前636年），在晋文公图霸中原之战中，秦军护送晋公子重耳归国争位的作战。
周惠王二十二年（前655年），晋国发生内乱，公子重耳出逃至白狄，后流亡齐、曹、宋、郑、楚等国。重耳流亡国外期间，晋惠公因治国无方，使晋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国人怨声载道。十六年秋，晋惠公亡，其子圉立，为怀公。其时，重耳自楚国抵达秦国。晋大夫栾氏等人闻讯，暗中遣使赴秦，劝说重耳归国称君。十七年春，秦穆公派兵助重耳返晋争位。秦军东渡黄河入晋。晋西南部的令狐、桑泉（均在今山西临荷境）、臼衰（今山西永济东北）三邑相继归降重耳。怀公发兵西进迎击秦军，驻于庐柳（今山西临猗西北）。秦穆公遣使赴庐柳游说晋军，使其倒戈，退至郇邑（今山西临猗西南）。跟随重耳流亡在外的晋大夫狐偃与秦、晋两国大夫在郇邑会盟，支持重耳称君。随后，重耳率秦军经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北）进入晋都翼（又称绛，今山西翼城西南）继君位，为晋文公。怀公逃奔晋北部的高梁邑（今山西临汾东北），后被文公派人杀死。怀公近臣吕甥、邵芮曾反对文公归国。文公初立，吕，郁二人畏诛作乱，欲杀文公。文公向秦穆公求援。穆公遂将二人诱杀于黄河岸边。夏，秦穆公派3000秦军入晋，助其加强防务。至此，晋文公在历经19年的流亡生涯后，开始了在晋国的统治。
中国战争 晋楚争霸战争
春秋中期，晋、楚两国为争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权进行的战争。
楚国、晋国分别位于中原地区南北，各自侧后均有一些较为落后的部族和小国，具有广阔的开拓地域。楚国在西周时已扩展至越章（大别山南、长江以北地区）及鄂（今湖北鄂城）。鄂位于长江中游，铜矿资源丰富，是楚国东方战略要地和重要的兵工基地。春秋初期的楚国，实力不断增强，楚君熊通自尊为王（楚庄王）。至成王时（公元前671—前626年），国都由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迁郢（今湖北江陵，一说在今湖北宜城东南），已占有江汉流域及其以南广大地区，吞并了权、罗、卢、占、邓、申、息等小国。当楚国北向中原扩展时，受到中原霸主齐桓公之遏制。因双方均无必胜把握，遂订立召陵之盟，各自退兵。楚北上受阻，遂转向东方，相继吞并了弦、黄、英等小国。齐桓公死后，齐霸业衰落。楚再度向中原扩展势力。此时，宋襄公亦企图继齐称霸，但在泓（今河南拓城西北）被楚击败（参见泓水之战）。于是，中原各国相继附楚。未屈从者，仅东方之齐、西方之秦及北方之晋。晋国位于今山西南部，春秋初期因公族内争，发展不大。至曲沃武公时统一全晋。其子献公继位后，扩一军为二军，开始向外扩展，先后击灭、征服霍、魏、耿、虢、虞等小国，成为北方强国。晋文公执政后，扩二军为三军，并因平王子带之乱有功，获得黄河北岸战略要地南阳（今河南沁阳以南温县、孟县地区），建立了晋南下扩张的基地。
周襄王十九年（前633年），楚联合陈、蔡、郑、许四国攻宋。晋文公于次年率军援宋，在城濮之战中击败楚军，遏止了楚军北进势头，并使部分小国叛楚附晋。晋文公被周王封为侯伯，成为中原霸主（参见晋文公图霸中原之战）。楚虽在城濮之战中严重受挫，但其元气未伤，实力犹存，仍为南方霸主。二十五年，晋在崤山（今河南陕县东南）设伏，全歼越晋境灭滑回国的秦军（参见崤之战），导致秦、晋联盟破裂。楚乘机与秦结盟，在秦支持下击灭庸国，慑服百濮，巩固了其左翼；同时乘晋忙于对秦作战，无力南顾之机，东向击灭江、六、蓼及舒蓼等各国，“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韩非子·有度），并与吴、越结盟，巩固了其右翼。此后，楚再向中原扩展势力，相继进攻宋、郑、陈等国。周定王十年（前597年），楚围郑，晋来援，双方大战于邲（今河南荥阳东北），楚军获胜（参见邲之战）。此战，晋虽未受到严重削弱，但因连年与秦作战，其北部又不断遭受狄族袭扰，致使其在以后相当时期内无力控制中原各国。于是，楚又在与晋的较量中略占上风。晋为解除后顾之忧，邺之战后，东进击灭潞氏、甲氏、留吁、铎辰等诸狄，将疆土扩展至太行山以东黄河北岸，并以武力迫使齐国结盟，巩固了其左翼。同时，晋采取联吴制楚战略，派申公巫臣至吴通好，并传授其车战战法，怂恿其攻楚。周简王八年（前578年），晋集中兵力，并联合齐、鲁、宋、卫、郑、曹、邾、滕等国攻秦，在麻隧（今陕西泾阳北）大败秦军，使秦暂时无力东进。十一年，晋军攻郑时与援郑楚军遭遇，在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重创楚军（参见鄢陵之战），从而又占据了中原争霸战争中的优势地位。鄢陵之战后，晋国发生权力之争，内耗严重，国力急剧下降。经晋悼公整治，有所好转，但与楚相比，优势并不十分明显。晋针对楚距中原较远之弱点，实施“三驾”（三次起兵）战法，即采用将晋四军编为三个作战单元，轮流与楚周旋的疲敌战术，企图以此拖垮楚军，不战而胜。周灵王九年至十年（前563—前562年），晋三次攻郑。第一、二次俟楚军来援时撤回。第三次楚未来援。郑遂与晋结盟，并在较长时间内未再叛晋。此时，晋、楚均已认识到，双方力量均衡，不可能以武力独霸中原。此后十数年间，晋、楚均很少再向中原用兵。楚联秦制晋及晋联吴制楚战略的实施，使晋、楚均处于两面作战的状态。作战重心亦逐渐转移至秦、晋和吴、楚之间。晋、楚两国急于摆脱两面受敌之不利处境，至二十六年（前546年），在向戌的倡导下，在宋国举行了“弭兵之会”。双方订立盟约规定，除秦、齐两大国外，原依附于晋、楚两强任何一方之小国皆应向另一方朝聘。即中原各国要接受晋、楚两国共同控制。这样，晋楚争霸战争，遂以两强并霸中原而告终。
点评：晋楚战争，受西周“允当则归”、“知难而退”（《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以及“以礼为固，以仁为胜”（《司马法·仁本》）等军事思想的影响，在战争指导上，对实力雄厚之大国，实施有限目标作战；对中等国家，只欲征服，不求消灭；对弱小无助之国，则力求兼并以增强自身实力。致使晋楚争霸均不以寻求对方主力进行决战为手段，而是不断向中间各国进攻。即使两强正面相遇，也尽量避免交战。双方发生直接冲突时亦很少全力以赴。中间各国则采取“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左传·文公十七年》）的方针，楚来附楚，晋来附晋；而在与—方结盟时，又不忘暗中通好于另一方。终致晋、楚均未能独自控制中原各国。此战，晋、楚两国力避两面作战并努力置敌于两面受敌的战略指导，对后世军事学术具有很大影响。
中国战争 晋悼公兴复霸业之战
周简王十三年至周灵王十四年（公元前573年—前558年），晋悼公为在中原复兴晋国霸业而进行的战争。
春秋中晚期，中原诸侯盟主晋厉公屡屡失信于诸侯，致使中原各国多怀叛逆之心。当时，晋国栾氏、邵氏、中行氏三个卿族的势力日益膨胀，逼迫国君，晋因此陷入内忧外患之境，其霸业亦随之呈现中衰现象。周简王元年（前585年），晋迁都新田（今山西侯马西）。晋厉公为加强君权，企图铲除各强族，改用亲信执政。在击败强敌楚军（参见鄢陵之战）后，晋厉公乘卿大夫互争之机，杀郤氏三卿，并尽灭其族。栾氏及中行氏恐祸及身，遂弑厉公。十三年春，年仅14岁却颇具雄材谋略的晋悼公继位后，即致力于重振晋国霸业。他重用有才干的吕相、士鲂、魏颉、赵武等人，制定了诸如整顿内政，救济灾患，薄赋宽刑，用民以时及严格训练军队等一系列旨在富国强兵的法律、法令，并努力贯彻实施，颇见成效。晋霸业中衰之时，晋之宿敌楚国乘机从晋手中夺取了对地处中原腹地的郑国及南部的陈、蔡等国的控制权。十二年，楚又发兵攻灭其东方小国舒庸（参见楚灭庸之战）。晋悼公元年（即周简王十三年）六月，楚共王乘晋君新立之机，发兵会同郑军攻占晋之与国宋国的东部要邑彭城，藉以压迫宋国，并企图以此截断晋、吴两国的联络。同年冬，发兵收复彭城未果又遭受楚大兵压境威胁的宋国遣使赴晋求援。晋主政卿士韩厥认为晋应针锋相对，发兵救宋，以取威诸侯，重振霸业。悼公从之。此后，国势复振的晋国开始展开一系列的外交会盟与武力进攻。
晋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