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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封建君主的意志为根本宗旨上，以是否有助于所谓的国家或集团利益的满足为评价的标准，至于广大民众，在法家看来只不过是国家机器中没有生命力、缺乏主体性的部件，其生存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意愿，完全从属于国家和专制君主的整体利益。在富国强兵的美妙口号之下，人的基本权益可以忽略不计，只要能达到战胜攻取的目的，战争造成的重大伤亡可以一笔勾销。这种冷酷、自私的功利观，与墨家重视人的价值，以人为本位的讲求满足“天下之利”的“功利”观显然旨趣迥异，其逻辑推导衍化的方向也绝然不同，在法家是“主战”“乐兵”，在墨家则是“非攻”“兼爱”。这样一来，墨家与“王道”政治（儒家）固然无涉，与“霸道”政治（法家）同样不兼容，而中国传统政治的根本特征正是“霸王道杂用之”，墨家既然两边都依靠不上，那么自然是被摈弃于主流社会思潮之外，而成为“孤魂野鬼”，进退失据了，其在古代社会中渐渐淡出，乃至几乎中绝于世的历史宿命也就势所必然，理有固宜了。
道家对战争也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即所谓“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故有道者不处”（《老子…三十一篇》），主张“以道佐人主”，而反对“以兵强天下”（《老子…三十章》）。然而这一“非战”观的哲学渊源是“天道自然”与“人道无为”，“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老子…四十三章》）；“无为故无败”（《老子…六十四章》）。可是，墨家的理念却是“摩顶旋踵”，以利天下，以积极有为的途径，达到“非攻”“兼爱”的目的。这样一来，墨家与道家也无法成为同盟者了，从而失去了争取奥援，维系自己生存与发展空间的最后一线希望，不得不孤军奋战，其左支右绌、举步维艰的前途可谓无可改变。
由此可知，墨家旨在兼顾道德与功利，希望在不废道德的前提下崇尚功利的战争观念，实际已陷入了左右不讨好的困境之中了。换言之，在道德与功利之间处心积虑寻找平衡的结果，是既丧失了道德上的纯洁崇高性，又制约了功利上的现实可行性。这种自身的内在矛盾的存在，加之外在的种种学术或非学术因素的影响，使得墨家军事思想长期以来沉潜不彰，未能在传统军事文化的构建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而这种局面的出现，实非传统军事文化发展的福音。因为假设墨学能象儒学那样生生不息，代有发展，那么追求功利的思想主旨，必定能够使其在讲求实战操作功能方面不断有所创造，“习手足，利器械，积机关，立攻守之胜”的传统遂可以长期保存并得以不断的发挥光大。换言之，所谓“摹略万物之然”、“巧传而求其故”（《墨子…墨经…小取》），它在兵学领域的反映必定是表现为对军事技术的青睐有加，这样就可以多少改变或影响中国古典兵学重“道”轻“器”，尚谋贱力的传统，使之得到更全面更完善的发展，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提供这一方面的机遇。
二
从“非攻”的原则立场出发，《墨子》提倡“救守”。所谓“救守”，实际上包含着两层意思，即对被攻的弱小国家进行支援和弱小国家本身的防守。
《墨子》认为人们有责任有义务积极救援遭到无理攻伐的弱小国家，与其休戚与共。指出“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国之说”，而救助被攻的小国。主张替小国修缮城郭，给小国提供粮食资财：“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小国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绝则委之；币帛不足则共之”（《非攻下》）。在必要的时候甚至替小国守城御敌。在这方面墨子本人是身体力行的，他与其弟子都曾不遗余力地帮助被攻小国进行防御作战。墨子本人曾先后到宋、齐、楚、卫诸国游说，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协助被攻伐的国家城守。真可谓是“摩顶旋踵”，义无反顾，表现出崇高的道德情操。
《墨子》更强调小国自身的守御。由于城邑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或要地，所以守城也就成了防御的中心问题。《墨子》一书以大量的篇章系统论述了如何守城的问题，在以守城为中心的防御作战理论方面，提出了重要的见解。概括地说，《墨子》的城邑防御思想是：依靠军民，争取外援，充分发挥守城器械的作用，完善环城防御体系，独立作战，长期坚守，乘机出击。现分述如下：
第一，修明政治，动员民众。《墨子》认为要取得守城防御作战的胜利，其前提条件是修明政治，争取民心。这方面君主是关键，他必须讲求信用，厉行道义，以激发参加守城作战民众的积极性：“主信以义，万民乐之无穷”。并进而指出官民和睦是取得守城作战胜利的根本保障，只要做到“上下相亲”，人民“以勤寡人，和心比力兼左右”，就能做到“死而守”。至于修明政治的内容，《墨子》也一一加以列举。首先是要尊天、事鬼、爱民，以取得上天保佑，民众拥护：“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爱利百姓”（《鲁问》）。其次是选拔人才，量才录用，使之各得其所，效命国家：“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后可以守也”（《备城门》）。具体办法是：“守必察其所以然者，应名乃内之。使人各得其所长，天下事当。钧分其职，天下事得。皆其所喜，天下事备。强弱有数，天下事具矣”（《杂守》）。三是严明法纪，赏功罚过，使民众乐于公战，耻于偷生：“命必足畏，赏必足利”（《号令》）。四是积极动员激励民众，振奋精神，同仇敌忾。《墨子》主张对民众进行思想动员，讲清敌人“为不道，不修义祥，唯力是上”的罪恶，指出敌人的目的是：“亡尔社稷，灭尔百姓”（《迎敌祠》）。以此激发民众的死战决心，共赴战场。同时严禁传播各种动摇民心的流言蜚语，一经查出，严惩不贷。作战中要以奖惩、抚恤、慰问等形式鼓舞参战者的斗志。
第二，加强战备，严阵以待。《墨子》认为搞好城守战备，使各项措施一一落实，这是取得守城防御作战胜利的基本保证。否则守城是无法进行的：“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七患》）。基于这样的认识，《墨子》反复强调加强战备、有备无患的重要性，指出“故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七患》）。主张搞好物质和精神上的准备工作，以造成守城防御作战中的有利条件和主动地位。这些准备包括军事、后勤、外交、内政等诸多方面。军事上要做到“城池修，守器具”，“城厚以高，壕池深以广，楼修，守备缮利”（《备城门》）。后勤上要求做到“樵粟足”，“薪食足以支三月以上”。外交上要求联络与国，争取外援，“得四邻诸侯之救”（同上）。如果城小人众，就应该事先把老幼疏散到他城或国都。内政上则要勤政爱民，争取人心，造就“上下相亲”，众志成城的局面。
第三，积极防御，守中有攻。《墨子》认为在守城防御作战中，不能采取消极防御的做法，而应该守中有攻，积极歼灭敌人。为此它提出了“守城者以亟伤敌为上”的积极防御指导思想，“凡守城者，以亟伤敌为上，其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不明于守者也。必能此，乃能守城”（《号令》）。对于积极防御的具体措施，《墨子》也有较系统的论述。这包括：1、依托城池，利用地形，正确部署兵力。2、自远而近，层层抗击，消耗敌人的兵力。即以城池为核心阵地，城外建郭，郭外设亭，遏制敌军进攻，打击敌军士气，消耗敌人有生力量。但同时主张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敌人且至，千丈之城，必郭迎之，主人利，不尽千丈者勿迎也，视敌之居曲，众少而应之”（《号令》）。这表明墨家“示人以兵法贵变通”（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的用兵特色。3、顽强坚守与适时出击相结合。在与攻城之敌长期相拒过程中，当挫败了敌人各种各样的攻城手段，杀伤了敌人大批有生力量后，这时，守城的一方就要善于捕捉战机，适时组织出击，以扩大战果，最终夺取守城防御作战的胜利。例如一旦用火攻击败敌军云梯攻城的企图，使得敌军被迫撤离，这时，就要以精锐敢死之士，由“突门”突然出击，重创敌人，“令吾死士，左右出穴门（疑为“突门”，见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击遗师……因素（数）出兵施伏，夜半城上四面鼓噪，适（敌）人必或（惑）。有此必破军杀将”（《备梯》）。由此可见，墨家的守城防御作战的指导思想是积极的，这是符合防御作战的基本规律的，有可贵的借鉴意义。
第四，讲求战术，手段多样。《汉书…艺文志》称“（兵）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墨家是最典型的兵技巧家。这表现为《墨子》一书对守城防御作战的器械装备和具体战术作了充分的论述。它根据“今之世常所以攻者，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傅、、轩车”等当时通行的十二种攻城战法，提出了诸如“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蚁傅”等一系列有效的守城战术。如针对敌人用地道攻城，《墨子》主张采取行之有效的诱敌人彀、烟熏敌人的战法，以挫败敌军的企图：“穴中与适（敌）人遇，则皆圉而毋逐，且战北。以须炉火之燃也，即去而入壅穴”（《备穴》）。所有这些，都是《墨子》对当时城池攻守战的实践总结和理论阐发，对于中国古代战术和军事技术的发展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
攻与防是军事学上的一对基本矛盾。有进攻就有防御，同样有进攻理论也必定就有防御理论。墨家学派的城守思想，对我国古代防御理论具有奠基意义，影响非常深远。后世对有关防御原则和战术的论述，多借鉴和祖述《墨子》，以至于把一切牢固的防御笼统地称之为“墨守”；近人尹桐阳称赞它是“实古兵家之巨擘”；岑仲勉则将它与《孙子兵法》相提并论，说；“《墨子》这几篇书，我以为在军事学中，应该与《孙子兵法》同当作重要资料，不可偏废的”（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自序》），这些评价是有一定道理的。
兵书战策 ＇杂＇略论唐前期河北地区的军事问题
唐初河北府兵问题，在20世纪中叶，曾经吸引了包括陈寅恪先生在内的中外研究唐代历史的学者的高度注意。后来的研究者，多有参与讨论，但意见纷呈，并未最终得出一致的答案。
河北府兵问题，主要来自史料的记载不清。《玉海》卷一三八《兵制》引苏冕《会要》：“关内置府二百六十一，精兵士二十六万，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又置折冲府二百八十，通给旧府六百三十三。河东道府额亚于关中。河北之地，人多壮勇，故不置府。其诸道亦置。”1同书引李繁《邺侯家传》：“玄宗时，奚、契丹两蕃强盛，数寇河北诸州，不置府兵番上，以备两蕃。诸道共六百三十府。上府管兵千二百，次千，下八百，通计约六十八万。”2由此，就引导出两个问题，一是河北到底有没有军府，一是如何看待玄宗时期河北军事的变化。
谷霁光先生讨论这个问题比较早。他曾经认为早在高宗永徽时就已经有了卢龙府，但直到武则天时“仍然不见设置府兵的事情”，最后他的结论得出：“河北道增置兵府，确是开元间的事”3。后来，他的相关论文，多是这个观点的强调4。可是，史料没有这样明确的信息，于是他就认为记录有错误，“不置府兵番上，以备两蕃”，是“又置府兵番上，以备两蕃”。至于“番上”的意思，他说实际上与“番代”可以互用，不必非理解为赴中央担任警卫不可，依照他的意思这句话应该是“又置府兵番代，以备两蕃”了。
谷霁光的研究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河北府兵于是成了府兵制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菊池英夫《关于唐代府兵制度的一个疑问》，在详细讨论有关史料的基础上，认为所谓“又置”就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增置。然后讨论兵府数字的几种记录，证明唐朝折冲府的变化就是增加，各地的增加之后，正好有河北的数额，从而推测是在玄宗时期完成了河北的兵府数额的增加。5
陈寅恪先生是主张关陇本位论的，认为“故今日所存之史料中，河北道兵府之设置，其时代在玄宗以前，武后以后”，同时又认为“《邺侯家传》以之下属玄宗之世，时代未免差错”6。对于史料，陈寅恪是有选择地同意。对于谷霁光的改字，表达的是委婉的不同意。但是，他坚持的是河北在武则天以前未设府兵的观点。
岑仲勉先生并不同意谷霁光的玄宗为防御奚、契丹而增加河北道兵府的观点，而他也有改换史料的举动。他把“故不置府”改成“故又置府”，也是“不”与“又”的置换。对于《邺侯家传》中的那句“玄宗时，奚、契丹两蕃强盛，数寇河北诸州，不置府兵番上，以备两蕃”，他解释道：“只说玄宗时的情形，且其意是说，河北如果多置兵府，其人就须到京师番上，会弄成当地空虚，兵源缺乏，故不于河北置府。”7他认为河北有府兵，与谷霁光、陈寅恪观点形成对立。
唐长孺先生对《邺侯家传》中的这段话做了如下理解：“按本文意义甚晦，似亦以河北不置府。然河北在唐初如苏冕之说，本不置府，何以书于玄宗时？且既不置府矣，又何以云备两蕃也？疑当云‘诸州置府兵，不番上，以备两蕃’。诸书言番上皆指宿卫而言，镇戍曰番代，不曰番上。此云玄宗时于河北置府兵，但不番上宿卫，专备奚、契丹耳。”8唐长孺先生没有改动一个字，但句子作了变动，当然他的意思还是明确的，即在河北置有府兵，但这些府兵并不番上。
张国刚先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认为唐代西北、东北和江南的折冲府的主要任务不是上番宿卫而是地方服役，对于河北“不置府兵番上”的问题，他批评岑仲勉和谷霁光的观点牵强，改字之举尤其无据。“实际上，我们只须把《邺侯家传》这句话中的‘番上’连上读作‘玄宗时，奚、契丹两蕃强盛，数寇河北，诸州不置府兵番上，以备两蕃’，就完全可以理解。很明显‘不置府兵番上’的目的就是‘以备两蕃’。这说明河北地区的军府至少在一个时期是不上番宿卫而在当地守备的。”9这个观点与唐长孺先生的看法是很接近的，在河北不是没有府兵，只是河北的府兵特殊，地方防御太重要，所以没有番上的任务。
毛汉光先生利用石刻史料讨论这个问题，从中发现了贞观时期的河北府兵资料，因此否定了河北从来不置府兵的看法。那么，如何理解《玉海》的记录呢，毛先生指出“玄宗时为了防御奚、契丹两个强盛边族，置府兵以备之，但置于河北的这些军府（指河北北端军府）专职御寇，不必赴京师番上”10。这个理解，与唐长孺、张国刚先生的理解很接近。
如上所述，中日学者关于河北府兵问题的争论，主要是为了解释李繁《邺侯家传》的这个记载：“玄宗时，奚、契丹两蕃强盛，数寇河北诸州，不置府兵番上，以备两蕃。”苏冕《唐会要》的“河北之地，人多壮勇，故不置府”，已经被史料证实是没有根据的片段之言，现在只有《邺侯家传》的说法还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综观学者们的研究，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大家都坚持在府兵制的范围内讨论这个问题，虽然《邺侯家传》明确说是“不置府兵”，但大家依然在府兵制中探询不休，甚至宁愿改变原始文字记录。谷霁光、菊池英夫等即为如此。或者寻找话外音，比如岑仲勉的理解：当然不能置府兵，否则府兵番上，将削减当地防范两蕃的力量。或者如唐长孺、张国刚、毛汉光主张：确实是设置了府兵，只是不番上而备两蕃而已。其中唐长孺的理解是河北府兵被给予了特殊政策，而张国刚认为这本来就是地区府兵的特征。
除了在府兵制内讨论这个问题，难道没有其他出路了吗？对此，以往的学术史并非没有积极的考虑。把团结兵与唐代兵制演变结合起来讨论的，首先是冈崎文夫。《唐会要》卷七八诸使杂录条：“万岁通天元年九月，令山东近境州置武骑团兵。”冈崎文夫认为这就是团结兵的前身，是取代府兵的地方部队。11滨口重国继承了这个观点，对团结兵的出现，作出了更肯定的评价：“武骑团即团结兵在山东地区的设置，并不是为了补充当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