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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他理应为自己的产品负责。但他恰恰忘记了，所谓负责也是要有资格的（不然为什么称官员叫“负责人”呢？），而他根本不具备这种资格。因此，我怀疑那批署有郑某人名字的青砖后来根本没有运往京师，其原因就在于他所犯的“自由化”错误。据博物馆的同志讲，这块砖是从乡民的墙基下发现的，这就对了，因为那里才是他可以负责，也大致可以容许他署名的地方。
其实，即使是窑户和作头，他们的名字也不可能进入京师的大殿或地宫，因为在施工前的磨制过程中，他们的名字都要被磨得了无痕迹的。本来嘛，帝王的大院里要那些名字干什么？是树碑立传还是邀功请赏？反正都不合适。那里只容许一个人有名字，而且还只能用代号——“朕”或者“皇上”，其他人都只能合用一个名字——奴才。那么就统统磨去吧，包括那些州府名称和年号。但临清土那固执的坚韧，还有临清工匠那带着咸味和男性气息的汗渍是永远磨不去的。当然，磨不去的还有史书上这样的记载：
烧造之事在外，临清砖厂以供营缮。
（《明史·食货志》）
这里说的，就是临清的砖，也是临清几个世纪的疼痛和荣耀。
大运河过了临清的头闸口，就进入了卫河。卫河在古时候又叫清河，“临清”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的。我们还记得《水浒传》中有个清河县，就是武大郎卖炊饼的那个地方，也是潘金莲和西门庆发生奸情以及后来武松斗杀西门庆的地方。从这里到天津，习惯上也被称做南运河。北上的漕船扬帆启航了，它们因捎带了临清砖而加深了吃水，这不仅由于青砖的重量，还由于青砖所负载的情感和思想。临清往北的一段河道极其弯曲，这是人工作用形成的。由于受到黄河多次泛滥的影响，泥沙淤积，地势南高北低。开挖运河时，为了滞缓水流，便采取了延长河道以降低坡度的方法，也就是古谚所说的“三湾抵一闸”的道理。航船行进其间，便多了许多辗转艰难。但与会通河上过闸时的繁琐程序相比，这辗转还是值得的。有时候，他们会把一座高大的建筑物反复作为航标，你刚刚离它而去，不一会它又出现在前头，老朋友似的召唤着你。“河流曲曲转，十里还相唤。”走惯了这段水路，船夫们也不急不躁，反倒觉得不那么单调，有一种峰回路转的新鲜刺激。两岸是风吹雨蚀的河滩，牲口的蹄印有如刀耕火种部落的男人在土地上播种留下的。村庄悠悠地驶近，又悄悄地离去。青石碾子上残留着新鲜棒子或高粱的香气。老人站在村头的路口眺望什么，身边是忠实的黄狗。一排排的白杨树把旷野分割得很齐整，远方飘来忧伤的《小白菜》，那是北方大平原上最流行的民歌……
南运河的“南”，是以华北平原为坐标的。现在，大运河正沿着华北平原的南部边缘迤逦北行。
时间篇
14从上都到大都
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九月，元世祖忽必烈从上都返回大都。
自五年前大都宫阙落成后，皇上就确立了巡幸上都的制度，大体上是每年的三月从大都北上，到九月再从上都返回。去的时候走东路，回来的时候走西路，来去的路线形成一个不规则的椭圆。被围在这个椭圆中的荒漠和草原，曾无数次成为游牧民族血光迸溅的演兵场，这里孕育了世界上最剽悍的骏马和最骁勇的骑手。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祖父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铁骑就是从这里出发的，他们挥动着“上帝之鞭”，呼啸着越过广袤的中亚荒漠，一路向西、向西，一直抵达底格里斯河和伏尔加河，令整个欧亚大陆都在那疾风暴雨般的马蹄声中颤栗。因此，对于忽必烈来说，每一次巡幸上都都是一次生命的洗礼。天苍苍，野茫茫，遥望着无极无沿的北方大漠，你会感到自己的任何功业都是那样渺小。草原民族是一个以一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面向天空和旷野的民族，所以，他们的性格中有一种旷达而高远的浪漫情愫。什么样的土地孕育什么样的生命，也只有在那样辽阔的土地上，他们那燃烧着征服欲望的目光才能到达旁人几乎无法想象的远方。作为蒙合黑家族的后裔，忽必烈的身上同样奔腾着先辈那强悍的血性，在他的心目中，祖父那颐指天下、仗剑西征的身影，永远是自己无法企及的史诗和丰碑，也永远是召唤自己扬鞭跃马的光荣与梦想。
草原上的风已带着凛冽的寒意了，季节的脚步从北方蹒跚而来，追逐着南下的车骑。秋天的萧索，是在大漠和草原上最先显示出来的。点缀在荒烟蔓草间的蒙古包，以其朴素的穹隆状造型，向天空奉献着一个民族的膜拜。长调牧歌舒展而辽远，那是骑手们在晚风中忧郁的吟唱。南飞的大雁大模大样地掠过銮驾的旄头，一点也不惊慌，它们显然把这浩荡的人流看成也和自己一样，是为了躲避北方的寒冷而作季节性的迁徙。銮驾且走且停，那种翠华摇摇的威仪后来有一位诗人曾描绘过：
日色苍凉映赭袍，
时巡毋乃圣躬劳。
天连阁道晨留辇，
星散周庐夜属橐。
白马锦鞯来窈窕，
紫驼银瓮出葡萄。
从官车马多如雨，
只有扬雄赋最高。
诗中写尽了途中的艰难以及那种扈从如云的声势，颔联两句尤为出彩：清早行进在高接云天的阁道上，车轮牵挽着熹微的晨光；夜晚驻跸时穹庐高支，有如星罗棋布。这首诗的作者叫虞集。我们还记得，南宋绍兴年间金主完颜亮南侵时，有一位在前线劳军的中书舍人临危受命，在采石大败金兵，这位叫虞允文的书生也因此一夜扬名，成为南宋小朝廷中难得的一位文武兼备的干才。但说来惭愧，虞集恰恰是虞允文的后人，他现在却站在异族的阵营里，用自己的才华为人家充当帮闲。事情还不仅仅于此，上文说到的最出彩的那两句诗中，“天”原作“山”，“星”原作“野”，虞集是采纳了另一位大才子的意见而修改的，这一改，果然境界不凡。帮他改诗的那位也是南方人，他叫赵孟睿钦运蔚幕适页稍薄Ａ轿荒纤我琶褚晃皇嵌ΧΥ竺拿褡逵⑿鄣暮笠幔晃皇钦约一首宓慕鹬τ褚读衷诿晒湃说撵竿废滦闯隽苏獾群檬娼腥瞬恢凳裁床藕谩５坝值盟祷乩矗搅擞菁凑馐资保瓮醭睦吩缫殉景Ｂ涠ǎ〈氖谴笠煌车脑酃怀熳右怀迹且彩巧聿挥杉骸�
皇上一路上乘坐的是象辇，那是由经过专门训练的大象搭成的一种“象轿”，一般是在四头大象的背上架上大木轿子，轿子上插有旌旗，里面衬上金丝座垫，外面包着狮子皮。每头大象配一名驭手，很温驯也很平稳的。大象来自多雨且燠热的南方，是元军征服大理的战利品。它那巨大的身躯和温驯的性情恰好形成强烈的反差。忽必烈不由得想到，这庞然大物大抵就像南方的性格，你可以说它柔弱，但那是一种有着巨大内在力量的柔弱，犹如南方的水，柔弱得可以沉溺一切的，摧枯拉朽地占有它也许并不困难，但这种占有离真正的征服其实还很远。在马背上征战了大半生的忽必烈坐在象辇上，起初总有点不适应，安稳是安稳了，却很难体验那种长啸如风的豪气和奔驰腾跃的快感，这一直是他很遗憾的。銮驾到达大都已经是九月底了，留守的官员举行了盛大的郊迎仪式，同时报告了一则很让他振奋的消息，南朝丞相文天祥在五坡岭被俘后押解北上，现已到了保州，大约两三天之内就可以抵达大都了。
銮驾进入健德门时，皇上改为骑马，因为城内的胡同容不下四头并行的大象。马背上的感觉与在象辇上到底不同，虽然只是挽缰缓行，但马蹄在大地上的每一次磕击都会传递给你，恰好应和了你身体内在的某种韵律，这种韵律是蒙古人在娘胎里就形成的，是他们最重要的生命感觉。骑在马背上的蒙古人有一种紧张感，这种紧张不是通常所说的情绪上的激烈或紧迫，而是身体当然还有思想在舒展中形成的张力，它是自由自在倜傥不羁的，又是力能拔山血气方刚的，它会让你想到大地的坚实和辽远，还有那史诗一般的冲锋。胡同里布了一层薄薄的黄沙，又洒了清水，南方的水渗进北方的黄沙中，铺就了迎接圣驾的御道。从健德门到厚载门，虽则是千骑万乘人马杂沓，御道上却纤尘不起。而皇上一路上想到的则是：文天祥来了，南方的战事也了结了，甚好！下一个该轮到日本了。
日本是与水联系在一起的，那个孤悬海外的小小岛国之所以不肯臣服，所倚仗者，四面皆水也。五年前，元军第一次远征日本，由于遭到暴风雨的袭击，元军和高丽联合舰队的八百余艘大小船只全部葬身波涛。这是自成吉思汗以来，蒙古军队的第一次全军覆没，而失败的原因又并不在于将士们的刀马功夫，这实在是让人很沮丧也很无奈的。在亚欧大陆所向披靡的蒙古铁骑，只得止步于那一望无际的大海。
回到大都后，忽必烈发出的第一道诏书就是：敕令江南各行省督造战船，准备第二次跨海东征。
一个马背上的民族，现在要跨下他们心爱的蒙古马，小心翼翼地登上舟船了。
但那个苍老而威严的声音却有如沉雷一般在遥远的天边轰响：蒙古人啊，什么时候离开马背，你就完了！
这是成吉思汗札撒的第一句话。
15马背上的民族
跨下蒙古马，就是跨下神奇而旷远的蒙古高原。在亚欧大陆东部，东至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南达阴山，北至贝加尔湖的广阔地域内，亿万年的地壳运动造就了一片荒漠和草原。干旱的大陆季风，漫天的沙尘暴，秋天赞美诗似的阳光，冬季的冰封雪锁，还有游牧民族那激情澎湃的马蹄，又共同雕塑了它那苍槁坚毅的容颜，它就是蒙古高原。这里没有陡峻的高山，因为高山会挡住游牧民族瞭望远方的视线；这里只有一片坦荡，除了天，就是地，天造地设的坦荡，正好放缰驰马。中国历史上那些以强悍骁勇著称的少数民族匈奴人、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都是在这里长大的，又都是在这里度过了他们历史上的青春时代。他们一个跟着一个进入这个地区，走上历史舞台；又一个跟着一个地从这个地区消失，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中的杰出人物，例如匈奴的冒顿，突厥的土门、室点密兄弟，回纥的怀仁可汗等等，都是挥手作风云的一代雄主。如同日尔曼蛮族锲而不舍地侵略罗马帝国一样，南方的富庶繁华对那些寒冷荒凉地带的游牧民族是一个难以抗拒的诱惑，“徒把金戈挽落晖，南冠无奈北风吹。”北风者，来自北方荒原的骑兵军团也。然而也正是他们以喋血的刀剑作为仪仗，促成了南方与北方的交流与融合。他们在一次又一次挥戈南征的同时，也把强悍的血液注入了汉民族的肌体，“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这是恩格斯的名言。他说得不错，自汉唐以来，那些以军功而名垂青史的将领卫青、霍去病、李广、岳飞，甚至包括传说中的杨家将无一不是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殊死搏杀中脱颖而出的。我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游牧民族那张扬着原始生命力的撞击，汉民族将会怎样的萎顿，难道只让张角、黄巢、李自成一干人去体现阳刚之气吗？就战场态势而言，游牧民族呼啸的马蹄往往胜过汉人臃肿的步兵方阵，但就在他们为进入锦绣般的南方而弹冠相庆时，他们也陷入了一种强势文化的包围之中。他们最终在历史舞台上消失，有的是因为面对着一个大一统的中央王朝，在败退中遁向更北的荒漠，但在更多的时候却是由于被汉文化所同化，渐渐变得精致且儒雅起来，失去了原先那种气吞万里的骁勇。具有游牧民族血统的金哀宗最后说过一句话，他认为蒙古人之所以能在战场上把金朝打得一点脾气也没有，是由于他们“恃北方之马力”。他说得大致不错。只可惜到了这位倒霉皇帝讲这句话时，女真人已经由长白山南下一百年了，原先那在马背上练就的铮铮铁骨已经在南方的香风中软化，那曾经被他们倚恃过的战马也和主人一样在闲适中优游岁月，只有在偶尔的马球游戏或射猎中才能痛快淋漓地驰骋一回。因此，面对着更北方的蒙古铁骑，金哀宗只能发出这样的哀叹。说起来实在可怜，当蒙古人攻破城池时，这位女真皇帝却因为身体肥胖而不能骑马逃跑，只得解下腰带吊死在宫门口。当年他的先祖倚恃着不可一世的铁骑席卷中原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后代有朝一日竟然爬不上马背。有这样不争气的子孙，金帝国怎么能不走向败亡呢？他们实在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屈指算算，前后也就是一百年时间，一个强悍的民族就无可奈何地衰落了。
契丹人的辽帝国亡于北方的女真，女真人的金帝国又亡于更北方的蒙古，这是在公元十二世纪到十三世纪的一百余年间，由马背民族演绎的一幕大剧，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贯之始终的重要历史情结，那就是马的威猛与衰变。
游牧民族倚马而居，恃马而武，连他们的乐器也做成了马头的形状。马就是他们生命的方舟。他们的生活节律和战争谋略也都是根据“马情”来决定的，例如，“方春马瘦，宜俟高秋。”马瘦的时候切忌出战；秋高季节，马肥膘壮，才是出征的好机会。因此，中国历来北部边境上的战事都是在秋天，“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我不知道“多事之秋”的说法是不是由此而来的。再如，仗打得相持不下时，停下来观察一下对方战马的疲惫程度，“彼军马羸，可尾而进。”否则不得轻举妄动。在非常时期，骑手还可以依赖牝马的乳汁坚持好几天甚至十几天，这种战场生存能力再加上骑兵军团风驰电掣般的速度，为大规模的运动战和闪击战提供了可能，也使得他们在和汉人步兵方阵的对垒中占尽优势。因此，在冷兵器时代，战马的数量和优劣几乎是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就连操纵牧马的场所也与双方战力的盛衰至关重要。《辽史》中有这样的记载，即使在和平时期的边境贸易中，辽方也禁止马匹出境，他们无疑是把马匹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来严加控制的。从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汴梁的大车都用水牛和黄牛拖拉，可见马匹之短缺，大概这也是在与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南方一直处于下风的重要原因吧。南方当然也有马，只是受当地农业经济的限制，饲养马匹的耗费很高，而且在精耕密作地区所饲养的马匹，品质一般都较为瘠劣。我们可以想象，离开了广漠的草原和荒漠，离开了浪迹天涯的迁徙和自由自在的野牧，离开了日常性的骑射围猎和各种马背上的竞技游戏，那些在阡陌连绵的乡间小道上供拉车和驮粪役使的马匹中，怎么能走出追风逐日的千里马？马是有灵性的，一匹合格的战马，同样需要一种健康和谐的生命空间，它的每一次奔驰、腾跃、规避、隐蔽都不仅仅是体现了骑手的意志，而且还融进了自己的个性魅力和即兴发挥的才情。也就是说，好的战马有时是可以驾驭骑手的。它是善解人意的，又是高傲得目空一切的。它从来不把距离放在眼里，也从来不会躺下，甚至连睡觉都站着。它是骑手的思想和意志的延伸，这种延伸甚至能够进入骑手的潜意识。骑手所有的感情它几乎都具备，却唯独缺少一种恐惧，优秀的战马是从来不会恐惧的，你就是让它跃入万丈深渊，它也毫不犹豫。所有这些素质，绝对不可能产生于南方的庭院或农夫的皮鞭和叱斥之下。“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诗人杜甫笔下的战马是何等雄峻威猛，当然，那也是来自游牧民族的马胡马。
到了成吉思汗时期，大兵团的骑兵作战被发挥到了极致，对马的依赖和重视也是前所未有的。有人说，蒙古人是一种看到人受伤冷峻无言、看到马流血痛哭流涕的人。就像庄稼依赖于土地一样，马是依赖于草原的，所以成吉思汗规定，凡有破坏草原者，“诛其家。”他们还发明了“从马”制度，“凡出师，人有数马，日轮一骑乘之，故马不困弊。”配有从马的蒙古军队迫敌犹如天坠，退却犹如电逝。如果说马的数量是一个算术级数，那么它所产生的战场效率绝对是一个几何级数。蒙古人无疑是中世纪最优秀的骑士，无论是西亚的荒漠还是俄罗斯的城堡，都不能阻挡他们那狂飙般的冲锋。面对着这样的冲锋，西方的史学家们只能惊恐地呼喊
上帝之鞭！
上帝之鞭，谁敢与之争锋？
但是在进入中国的南方后，他们却遇到了麻烦。在那里，他们遭遇了水，蒙古骑兵开始失去了以往那种势如破竹的锋芒。南方的河网有如女人飘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