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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明兵凭坚城用大炮获胜（1）
自宁远被围，它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均已中断。北京方面，“数日消息无闻”，焦虑不安，连熹宗也“寝食不遑”《明熹宗实录》，卷62。。迟至二十九日，初战告捷的战报才传到北京。原来，还在二十五日这天，刚刚击退后金的猛烈攻城，袁崇焕乘机选派景松和马有功两人，把他们从城上系下来，疾驰山海关，报告经略高第，他迅即派快马，以十万火急的速度，把这一好消息报告了朝廷。战斗尚在进行中，熹宗和朝廷诸臣既为初胜高兴，又有几分担忧。接着，有关宁远的战报陆续传来，直到二月十三日，宁远战况的全面报告一传到北京，朝野欢呼为“宁远之捷”，士庶空巷相庆……
宁远大捷，是明与后金抚顺首次交锋以来所取得的唯一的一次大胜仗，它打破了后金兵不可战胜的神话，举国上下大有扬眉吐气之感。朝臣们以兴奋的心情高度评价此役获胜的深远意义。兵部尚书王永光不胜感慨地说：“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明熹宗实录》，卷63。
大学士顾秉谦讲得更深刻，他说：
奴贼自抚顺发难，于今九年。彼大入大利，小入小利。辽沈、广宁相继陷失，而我兵非望鹿奔北，则闻风先逃，曾不能以一矢相加……而宁远捷音至矣。是役也，遏十余万之强虏，振八九年之积颓，四夷共凛天威，九塞咸称庙算。《明熹宗实录》，卷63。
熹宗也视宁远胜利为一奇迹，说：“虏遭屡挫，打死头目，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明熹宗实录》，卷63。他们一致认为，“恢边胜算，以宁远为第一功，而灭奴要会以叙宁远为第一务。”《明熹宗实录》，卷65。因此，熹宗慷慨颁赏，凡参加宁远保卫战的全体将士都分别等级给予奖励。袁崇焕于二月初提升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仍驻宁远，专理军务。三月，加辽东巡抚；四月，又加升一职，为兵部右侍郎，赏银四十两、纻丝三表里。满桂与赵率教都升为右都督，赏银二十两。左辅实授都督佥事，赏银二十两；朱梅授都督佥事，祖大寿授副总兵，各赏银十五两。以下有关将领也都有所提升。另提解十几万两白银犒赏士兵。但从这次战役中获得最大好处的是朝廷枢辅大臣，他们既不出谋，又不打仗，却也得到升官发财。如元辅顾秉谦特加进光禄大夫太保，次辅丁绍轼、冯铨各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户部尚书，进武英殿大学士。太监魏忠贤也是“有功”之臣，说他“予发火器，大壮军威，功虽奏于封疆，谋实成于帷幄。”好像宁远的胜利全赖此阉人运筹决策！熹宗特给予加恩三等，荫其弟侄一人任锦衣卫都指挥。另外，给这些人的赏赐尤多，都赏银四十两或五十两不等，所赐衣物也超过宁远将领。不仅如此，连他们的子弟竟也得到封赏！曾为宁锦防线做出重要贡献的孙承宗也得到一份奖赏，但低于以上掌政的权贵《明熹宗实录》，卷65。。袁崇焕和他的将士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巨大胜利竟成了这伙权贵晋级的垫脚石！
有奖必有罚。在宁远被围期间，“（山海）关上不发一骑相救”《明熹宗实录》，卷63。；后金撤退时，又不发一兵追歼。作为经略的高第负有重要责任，但他把责任推到了辽东总兵杨麒的身上，参劾他“懦怯不前”，不救宁远，先被撤职，很快又加重处分，削籍为民。山海关主事陈祖苞则以“科索往来财物，怨声载道”等错误给予革职闲住的处分。高第受阉党保护，没有给处分。不过，他也不安其位，屡次“乞休”，被免职归乡《明熹宗实录》，卷64。。因为宁远打了胜仗，此次受处分的比往次要少得多。
明朝统治集团对宁远保卫战的胜利的确是兴高采烈，上自熹宗，下至群臣，纷纷发表见解，力图总结它的成功“经验”，以利恢复失地，其中也不乏某些真知灼见。一谈到胜利，群臣们必先归功于以玩乐为能事的熹宗，赞颂他“本之以忧勤，出之于镇定，悬有功之赏，严失事之诛，圣谕一颁，士气百倍，无何而宁远捷音至矣！”《明熹宗实录》，卷63。所谓“忧勤”、“镇定”之说，都是无事实的吹捧。所谓严赏罚，自明与后金交战以来，何时不严？如重臣杨镐、熊廷弼、王化贞等兵败被诛，其下将领因败因逃而被逮被杀的更不在少数。尽管用重赏罚的手段，仍免不了一再溃败，而宁远之战又岂能只靠严赏罚而取胜？因此，这种议论不过是信口谄媚之词。又有的说，此役全赖熹宗“精文武之选，从此委任专，事权一”。《明熹宗实录》，卷64。选择好人才，委以重任，的确是胜利的一个因素。如袁应泰、王化贞等人平庸无才，招致辽阳与广宁之惨败。孙承宗、熊廷弼等人是杰出人才，但他们都未尽发挥自己的能力，一个被排挤下台，一个被陷害致死。袁崇焕是个有胆有识的人才，他发挥了自己的才智，才有宁远之捷。群臣认为熹宗对袁崇焕“委任专，事权一”，道理讲得对，但与实际情况不符。高第令袁崇焕撤退关内，遭拒绝后，遂弃而不管。而朝廷方面，诸臣纸上谈兵，议论数日，也拿不出善策来，只得放弃不管，听任存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使袁崇焕全权指挥，孤军奋战。因为没有上面廷臣的横加干扰，他的才能和战略思想得以发挥，终于取得了战斗胜利。
第三部分明兵凭坚城用大炮获胜（2）
熹宗几次下达“圣谕”，就宁远之战并联系在此之前的一系列战役胜败，讲了些实在话。他说：宁远战役以前遭到多次失败，“皆因文武不和，互为欺玩。武臣则逢迎朘削以失军士之心，文臣或偏执徇以掣武臣之肘，骗官盗饷，视为固然，妒功害成牢不可破，欺蔽日甚，恢复何时？”这正说中了明统治集团内部的腐败、政治黑暗《明熹宗实录》，卷64。。但这种现象在宁远城内却没有出现。正如这位皇帝指出，“袁崇焕血书誓众，将士协心，运筹师中，调度得法，有满桂等捍卫孤城，矢心奋勇”，故能“首挫凶锋”《明熹宗实录》，卷62。。这说明官兵同心，上下一致，众志成城，产生了巨大的精神与物质力量。一句话，开明的政治激发和动员了军民的抗战热情；保家乡，求生存，促成了宁远军民同仇敌忾。这是制胜的一个基本因素。这使熹宗和廷臣们多少已认识到，从前没有不可守之城池，关键是无肯守之人和必守之心《明熹宗实录》，卷63。。
以上情况反映了明朝统治集团对以往失败和宁远胜利的原因已有所认识。但他们的认识是不全面的，也不那么深刻。宁远的胜利，除了袁崇焕指挥得法和将士用命、百姓支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凭坚城用大炮。这一点，在宁远战斗进行中连袁崇焕本人也还没有完全认识到。他几次向朝廷报告战况，每每提到军民奋战，特别强调他的将领如何英勇，不惧怕牺牲等等，对于大炮在军事上所起的巨大作用、决定战争的胜负缺乏足够的估计，也就是说，他对于火器将影响或改变“作战方法本身”恩格斯：《反杜林论》，178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还没有提高到战略地位给予重视。但宁远之役结束后，他很快就意识到大炮等火器在战争中的重要意义。同年冬，他同赵率教等巡历锦州、大小凌河等城后，就向朝廷提出了关于对后金作战的基本方略。他说：
“辽左之坏，虽人心不固，亦缘失有形之险，无以固人心。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明史袁崇焕传》，卷259。
这里，他认识到旷野厮杀、搏击不是明兵所长，只有依赖坚固的城池和大炮，并使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制服后金。这一重大的战略思想的提出，恰是从军事上对宁远之战的经验总结。这一经验十分宝贵，它成为明军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作战的指导方针，是制敌取胜的重要手段。
举世皆知，中国最早发明了火药。据史载，早在唐代已将火药应用于战争，出现了原始的火炮、火箭等武器。以后，历代虽有发展，但很缓慢，刀戈矛弓矢仍然是战争的基本手段。到明代，火器开始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这是因为同善于骑射的蒙古长期处于交战状态，推动人们不断改进和制造新式武器。明人利用历代有关火器的技术，制造出诸如三出连珠、百出先锋、铁棒雷飞、火兽布地雷、十眼铜炮、四眼铁枪等多种武器《明世宗实录》，卷314；卷316。，并与新型的战车、弓弩等传统武器配合使用，作为“中国之长技”，以对付“射艺极精，矢无虚发”的剽悍的蒙古骑兵《明世宗实录》，卷190。。至明末，它又与新崛起的后金经年展开争战，人们对战争的形式和武器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得出“中国长技，火炮为上”的新结论《明熹宗实录》，卷29。。火器更加广泛地应用于战场，对战争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下面的统计很能说明问题。这是明官方统计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至天启元年（1621年）共三年间发往广宁的各种火器。计有：
天威大将军十位、神武二将军十位、轰雷三将军三百三十位、飞雷四将军三百八十四位、捷胜五将军四百位、灭虏炮一千五百三十位、虎蹲炮六百位、旋风炮五百位、神炮二百位、神枪一万四千零四十杆、威远炮十九位、涌珠炮三千二百零八位、连珠炮三千七百九十三位、翼虎炮一百一十位、铁铳五百四十位、乌铳六千四百二十门、三眼、四眼枪六千七百九十杆、大小铜铁佛朗机四千零九十架。
火药：清硝一百三十万六千九百五十斤、硫磺三十七万六千二百零八斤、火药九万零五百斤。
弹子：大小铅弹一十四万二千三百六十八斤、大小铁弹一百二十五万三千二百个。
钢铁原料：黑铅六十万斤、真钢四万斤、建铁二十七万斤、炼过建铁三十九万零二百五十斤、炼过西铁十万斤。
其他还有刀、枪、弓、矢数百万，以及牛皮、牛觔、棉花、盔甲、各式战车等军用物资应有尽有以上统计数字，见《明熹宗实录》，卷15，13～14页。。
从比例来看，火器占全部武器的一半以上，而且火器名目繁多，种类齐全。可见明代火器的制造相当发达，发展相当迅速，产量之多实属惊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如此繁多的各类火器中，有从西方传入的新式武器，如佛朗机、乌铳即是其中的两种。还在明正德末年，时任广东巡检的何儒，他从泊于此地的西班牙、葡萄牙商船上看到一种新式火炮，因得其制法，造出了第一批这种武器，当时称为“佛朗机”。因为中国人称西、葡两国为“佛朗机”，故以其国名称呼这种武器。“中国之有佛朗机诸火器，盖自儒始也。”《明世宗实录》，卷154。欧洲的火器是在十三、十四世纪由中国传入火药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它制造的火器如佛朗机铳较之明人造的火器，有射程较远、杀伤力较强等优点。但它的重量大，最重者达三千余斤，中型的也有千余斤，缺点是不便于携带，机动性差。在对后金的作战中，曾把这种武器大量地运往辽沈地区，给后金造成一定威胁，却没有充分发挥它的威力。
第三部分明兵凭坚城用大炮获胜（3）
首先，明军的布阵法与火器的使用是自相矛盾的。每临作战，明兵出城布阵，火器列于阵前。当战斗打响后，明兵先施放火炮，曾给后金兵造成杀伤。但很快就被后金兵识破其中弱点，便采取新的战术，即当明兵发射火炮时，其“铁骑冲突，如风如电”般飞驰而来，迅速地冲过了射击线，炮弹往往落在骑兵的后面，有时明兵“火器不点，贼骑已前”，《明熹宗实录》，卷11。后金兵有时故意躲开明兵第一次火炮射击，当它正准备放第二炮时，后金迅即发起冲锋，如狂风席卷而来，没等明兵燃放第二炮，阵势已被它冲垮。这就是说，火炮失去安全保障的设置，双方短兵相接，明兵抵不住后金骑兵的凶猛冲杀，火炮顿时失去了作用，还都成了它的战利品。
其次，佛朗机等火炮本身尚有严重不足。例如，射程不远，除了大型的火炮，一般射程为百余丈，还赶不上后金强手的弓箭射得远。因此，旷野作战，明兵炮手往往成为对方攻击的主要目标。
第三，由于当时明人技术不精，制造粗疏，不符合技术要求，经常发生点燃炮药时，炮身炸裂的事故，火器报废，操作者亦被炸成死伤。
自萨尔浒战役以来，直到广宁之役，明朝的火器多落于后金之手。例如，广宁弃而不守，储藏的大量军火武器亦弃给了后金。所以，多年争战，明朝火器的损失是很惨重的。
天启初，一种新式武器——西洋大炮，也称“红夷大炮”，开始传入中国。它比之佛朗机和中国自造的火器更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它的射程远，是当时任何一种火器都无法比拟的。在宁远城上，罗立指挥轰击距此五里扎营的后金兵，一炮射去，炸死数十人，迫使其移营。显见它射程远，威力大。明人惊叹：“似兹火器，真所谓不饷之兵，不秣之马，无敌于天下之神物也！”《徐光启集》。对西洋大炮颇有研究的兵部主事孙元化主张用此炮抵御后金的进攻。他指出：“弓矢远于刀枪，故敌尝胜。我铳炮不能远于敌之弓矢，故不能胜敌。中国之铳唯恐不近西洋之铳。唯恐不远，故必用西洋铳法。”《明熹宗实录》，卷62。他说得很对，不愧为火器专家！从武器发展的历史来看，弓矢是刀枪的延伸，在战斗中，弓矢优于刀枪。因此善使弓矢的后金兵常胜，而专使刀枪的明兵累累失败。铳炮又是弓矢的延伸，更优于刀枪。但中国自造的铳炮射程不远，甚至还不及后金的弓关的射程，仍然不能取胜。只有射程远的西洋大炮才能解决问题。
天启初年，经澳门输入西洋大炮，前后共三十门。朝廷很重视，寄希望于此炮，以打败后金的进攻。特聘请葡萄牙人训练中国炮手，掌握操纵大炮的技术。不久，就将这些大炮投入现役使用。其中十八门留京师，一门在试放时炸裂，余十一门“调往山海（关）”《明熹宗实录》，卷63。。这十一门大炮是否又发往宁远？据《明季北略》，卷二载：宁远“城内架西洋大炮十一门”，从城上轰击后金。当时，任詹事府少詹事徐光启也证明，宁远被围前夕，有十二门大炮尚在城外《徐光启集》，210页。。他所说十二门，可能记忆有误，或笔误。还值得注意的是，精通西洋火器的彭簪古被调到宁远任火器把总，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证明发往山海关的十一门大炮，接着就调往宁远，似无疑问。此时正值孙承宗任经略，他一向重宁远，为加强山海关的这个前卫的防御能力，把十一门大炮运到这里也是理所当然的。
把大炮安在城外，还是置城上，是关系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还在天启元年五月，徐光启就明确建议，对付后金只宜坚壁清野，整理大小火器，坚守城池，“凭城击打”。他特别强调：“万勿如前，列兵营大炮于城之壕外。”他提出：“建立敌台，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万全无害之策，莫过于此。”《明熹宗实录》，卷5。他的门生孙元化也说：如在平地旷野使用大炮，明军若守不住阵地，反被敌人夺去。这是以往的一个严重教训。因此他们主张大炮应进城，安在设方角的敌台上，便于调整角度射击。以台保护火炮，而炮手也不受到后金骑兵冲击，从容操纵《明熹宗实录》，卷62。。因为有坚城为依托，不管后金骑兵如何勇猛强大，在坚城面前，只能碰壁。这就是凭坚城用大炮，两者互为依存，最能发挥火器的强大威力。
徐光启、孙元化等人提出的这一军事思想，是对传统作战方式的一个重要突破，具有不容低估的军事实用价值。真正把这一新的军事思想应用于实践、并证明行之有效的是袁崇焕。但当时不少人还认识不到大炮的作用，视为可有可无。所以当大炮运到宁远时，有的主张只能在城外用，有的主张毁弃，即使后金得到它，也不能再用。袁崇焕与彭簪古坚持将大炮移入城内，安在敌台上。宁远城的建筑与其他城有所不同，它是根据西洋炮台造法而建的。全城为方形，于城四角各造一方形敌台，它三面伸出城外，一面与城连接。这四座敌台即形成“在城之城外”之势，大炮架于台上，可以三面射击，即使敌人冲到城墙下，一台与另一台则形成交叉火力，使敌人遭到杀伤。一般的城墙建筑，就无法达到这个效果。只要敌人到了城下，铳炮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