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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六年的年底，曾国藩指挥湘军乘太平天国内讧削弱之机，组织反攻，再次攻取了武汉，并得以固守，巩固了后方。咸丰八年1858年五月，占领九江。十一月，派遣李续宾攻安徽庐州今合肥，于庐州咽喉三河镇，被太平天国后起之秀陈玉成所歼灭。咸丰十年1860午八月，授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同年十二月受困于祁门。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督其弟曾国荃率本部湘军与太平军后期主力陈玉成部决战于战略要地安庆，经过激烈争夺，最终攻陷了安庆，从而使天京失去屏障。十一月，奉命统辖苏、浙、皖、赣四省军务。同治元年1862年六月，陈玉成被敌人诱捕牺牲。
湘军攻占安庆之后，曾国藩即移营坐镇安庆指挥。并派兵三路向太平天国发起进攻：曾国荃率主力进围天京，左宗棠进攻浙江，李鸿章率淮军保上海进攻苏南。同治元年1862年十月，曾国荃驻雨花台，率湘军三万余人，正值疫疾流行，病者非常的多，抵抗了太平军李秀成、李世贤部二十万人的围攻。又实行曾国藩指示的“缩营自保”的战术，深沟高垒，坚守顽抗达四十六天。太平军终未能攻破湘军营垒，后因军粮不继而撤军。当然，这时的太平军队伍庞杂，士气不振，战斗力已大非昔日可比。同治元年1862年至同治三年1864年，左宗棠在英法侵略军协助下，攻下杭州、控制了浙江。同治二年1863年至同治三年1864年李鸿章在戈登的“常胜军”支援下，连克无锡、苏州、常州，控制了上海和苏南。同治三年六月三日，洪秀全在湘军围困中绝望而死。七月十九日湘军攻破天京。湘军进入天京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秦淮河尸首如麻”，“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李秀成被俘获，在写完几万言的供词后，即被曾国藩所杀。不久幼天王和洪仁苍诮鞅徊渡保佣乖炀惹逋醭蜓固教旃姆炊乱档靡愿娉伞�
湘军与太平军作战长达十二年之久，由初期败绩转为相持，由相持转败为胜。在战略上，曾国藩采取了先取武汉三镇，以扼上游，解决后顾之忧，而后步入江西，取九江，攻安庆，围天京，以取决胜。并坚决固守这一战略，即在危急之时，也至死不舍。石达开攻江西，陈玉成攻安徽，李秀成攻江浙，绝不能牵动他的主力改变方向。甚至在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帝谕令湘军北援京师，他仍拒绝北上，坚持对外国侵略者采劝抚”即妥协的办法。他坚持这一战略部署的理由是“自古平江南之策，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若仍从东路入手，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必至仍蹈覆辙，终无了期。”战争正如曾国藩所部署的进程一样发展的非常的快。
当然曾国藩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还曾经历过几次危机，险些丧命。如咸丰四年1854年靖港失师。咸丰五年1855年湖口惨败。他气急败坏，先后二次投水自杀。咸丰八年1858年派主将李续宾攻庐州，于三河镇被陈玉成击溃，全军覆没，李续宾自杀，他弟曾国华及官兵六千余人全被歼灭。曾国藩痛惜道：“三河之败，歼我湘人殆近六千，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胡林翼也哀叹：“三河败溃之后，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全军皆寒，不可复战。”咸丰十年1860年十二月李秀成奉命率部攻武汉，途经皖南，破羊栈岭。距曾国藩大营所在地祁门仅六十里。形势非常的危急，僚属纷纷建议移营，说祁门非殉节处。曾国藩恐怕动摇了军心，不敢移营。但已经手写遗书，帐悬佩刀，准备一死了之。恰巧有鲍超、张运兰闻讯，急率军来援。李秀成不敢决战，经浙江退入江西。又使曾国藩避免了一次厄运的发生。
曾国藩虽然忠心耿耿于清王朝，但朝廷和满洲贵族却对曾国藩戒心重重，非常的警惕曾国藩的实力。当咸丰四年，曾国藩率湘军攻陷武汉时，咸丰帝大为高兴，对群臣说：“想不到曾国藩一个书生，还能建此巨功大勋。”汉军机祁隽藻献谗道：“曾国藩一个在乡侍郎，只是一个独夫，一个独夫在乡里居然一呼而从者万人，恐不是国家的福份。”咸丰被他提醒，脸色突变。从此之后就不敢给曾国藩以实权。因而曾国藩率湘军，长期以来只用兵部侍郎的虚衔，根本就没有地方行政实权，以致州县官可以不听他，各省督抚也经常的调戏曾国藩。咸丰七年1857年，其父亲去世，立即趁机带了国华、国荃奔丧回籍，大有急流勇退之意。次年，太平军攻浙江，东南告急，这是清政府经济命脉所在。咸丰令曾国藩复出督军。到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朝廷不得已始命曾国藩为署两江总督加兵部尚书衔，从此曾国藩才掌有地方行政实权。咸丰十二年1862年七月，咸丰帝死，同治帝继位。户部尚书肃顺曾提出：“满族没有一个人中用，国家大事非重用汉人不可。”那拉氏通过政变“垂帘听政”后，也清楚地看到这点，不得以而在满汉地主官僚中实行权力再分配，调整了与曾国藩集团的关系，授曾国藩以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政大权。
湘军攻下天京以后，“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天京，被湘军卷洗一空。曾国荃抢得财宝非常的多。但曾国藩却奏称：“伪宫贼馆，一炬成灰，并无所谓赋库者，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物，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见之事。”于是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认为曾国藩在李秀成口供以毕，立即斩首，是杀人灭口。左宗棠、沈葆桢也上奏弹劾曾国藩兄弟吞没财宝。朝廷本想查究，但曾国藩进南京后，害怕功高震主，树大招风，急办了三件大事：一、盖贡院，当年举行乡试，提拔江南士人。二、建造南京旗兵营房，请北京闲散旗兵南来驻防，发给全饷。三、裁撤湘军四万人。以尽量缓和各方矛盾。朝廷也只好不在追究，因而渡过了一场危机。而后曾国荃在家乡大建私宅，置肥田一百顷，不纳租税，名声非常的恶劣。
曾国藩也深知宦途隐患，便赶快的让出了一些权利。朝廷也立即给予嘉奖，著加恩赏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双眼花翎，以鼓励这个素谙理学，手握重兵而又耿耿忠君的实力派人物。曾国藩本着封建忠君卫道的思想，舍身卖命地为挽救清王朝而战，充当了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在千万人民的血泊中，建立起自己的功勋，成为晚清所谓的“中兴”名臣。
太平天国虽然被镇压，但是北方捻军势力却也飞速发展起来。捻军原是捻党转化而来的北方重要农民起义军。“捻”原是淮北方言，一捻即为一伙或一帮的意思。成员主要是贫苦农民、手工业工人以及游民。发源于康熙年间淮北一带，初为结捻贩运私盐，后发展为与官僚地主的压迫剥削进行反抗斗争，并且劫富济贫，人称捻子或捻党。小捻数十人，大捻数百人不等。在太平天国影响下，遂联合起来进行反清斗争。陈玉成于安庆失陷之后，便派出部将陈得才、赖文光等率军三万，北上与捻军联合以图后援，从而使捻军在组织、思想、战略战术上都得到有所提高。并且“易步为骑”，声东击西，取得步步胜利。清军“剿捻”统帅僧格林沁也被捻军处死。
朝廷本来想由满蒙贵族将领收拾捻军，以此恢复满蒙在军事上的威望。至此，满蒙将领实已无人可用。朝廷只好又请曾国藩出马。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曾国藩率军出征，一反僧格林沁“穷追猛堵”的战术，采劝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专事近剿，不事尾追”，“以静制动”的战术。在临谁、济宁、周家口、徐州等重点地方驻重兵，令地主乡绅修筑圩寨，实行坚壁清野。又东以运河，西及沙河、贾鲁河，南以淮河为防线，北自朱仙镇至开封和黄河南岸挖濠设防，以围困捻军。捻军使用运动战术，东突西击，于同治五年1866年九月冲出防线而去。曾国藩的“剿捻”计划没有得成。被迫承认“打捻无功。”清政府改换李鸿章为钦差大臣，负责“剿捻。”曾国藩只好回到两江上任总督。
中国洋务运动的开辟者——曾国藩
曾国藩还做了一些洋务事业：早在咸丰六年1856年，自从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需求之后，立即向咸丰密折奏请：“制造轮船，为救时要策，请将江海关税酌留二成，一成为专造轮船之用，一成酌济淮军及添兵等事。”自己先购买船炮武装湘军水师。
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受命为两江总督，节制苏浙皖赣四省，掌握着地方军政实权，摆脱了曾经处处受掣的局面，因此为兴办洋务事业提供了主动权。曾国藩的幕僚策士也大力鼓动以西学为用。如冯桂芬曾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以中国的封建伦理为根本，以西方科学技术为辅助的建议。这些都对曾国藩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于是便上奏提出“购买外洋船炮，购成之后，始而演习，继而制造，不过一二年，大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镇压太平天国，可以勤远略防卫外敌。”接着便派李鸿章资取洋人长技，筹办洋务军工，并令以洋枪洋炮武装淮军。曾国藩便着手于安庆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试制枪炮炸弹，全用汉人，未雇洋匠，还制造了一艘小轮船，起名“黄鹄”，但行驶迟钝。因无机器设备，这些全系手工制作，质量相当的差。但它是中国最早制造枪炮的军工厂。还罗致了一批科技人才，为引进西方科技和近代工业建设开了一个头。留美学者容闳建议“应先建一母厂，再由母厂以造出其它各种机器厂。”曾国藩欣然同意，即派容闳赴美购买机器，为上海江南制造局的建设，创造了条件。此外，还提出“煤矿系自然之地利，借洋人之机器，俾华人仿效，而永收其利，未始不可行。”这是举办民用企业的最早设想。便又与李鸿章联衔合奏请派学生出洋留学，以容闳为副委员，每年选派二十名，学生如唐绍仪、严复等都是一时之俊，国内则创立学馆来培养人才。
这样，曾国藩便由正统的封建理论家，演变而为最早的洋务派大官僚了。曾国藩算是中国洋务运动的一位开辟者。
曾国藩教子有方
历史学家曾经说过，曾国藩教子成才还是一个事实，无法抹杀，也无须抹杀。曾国藩认为持家教子应该注意以下十事：一、勤理家事，严明家规。二、尽孝悌，除骄逸。三、“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四、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五、联姻“无须定富室名门。”六、家事忌奢华，尚俭。七、治家八字：考、宝、早、扫、书、疏、鱼、猪。八、亲戚交往宜重情轻物。九、不可厌倦家常琐事。十、择良师以求教。曾国藩在写给儿子的一封信中高度概括地说：“做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在曾国藩很多的家书中反复强调了谦逊、戒骄、宽容，就是“敬吮，还曾说：过去觉得自己的本领非常的大，别人总是不成。现在知道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要发现别人的优点。便告诫自己的弟弟，“自古以来失败者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骄傲，一个是多话。”反复的提醒后辈们便说：“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呵婢，习惯成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便是不自觉。”一方面对自己要严格地戒除骄傲心理；另一方面对别人要宽容忍让。曾国藩主张“与人为善”，写给其长子的信中说：“君子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就是对那些错误的人也要以“宽容”待之。
曾国藩教育儿子说：“勤俭自恃，学会劳累吃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不管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曾国藩给自己子弟的信中写道：“余往年撰联赠弟，有‘俭以养廉，直而能忍’二语。”弟之直人人知之，其能忍则为阿兄所独知；弟之廉人人料之，其不俭则阿兄所不及料也。从今之后望弟于‘俭字’下一番工夫，用一番苦心，无持家常用度宜俭，即修造公费，周济人情，亦有一俭字的意思。总而言之，爱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风而已。”
曾国藩的“文学思想”
在近代文学史上。曾国藩与其政治地位非常的相似，是一位声名煊赫的人物。他是清代“宋诗”运动的开创者之一，又是清代重要的文学流派——桐城派中兴的盟主，这后一方面的影响大为深远。后人指出：曾国藩“自称私淑桐城，而欲少娇其儒缓之失，异军突出而自己为一派，命名为湘乡派。一时流风所被，桐城而后，罕有抗颜行者。”
以下是便曾国藩的“文学思想”中的功利性的卫道论和不可掩盖的艺术性。一、曾国藩生活的时代正是清王朝走向衰落的时代，国内政治黑暗，军备废弛；大地主大官僚利用手中的特权，大肆剥削广大的劳苦人民，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国际形势方面，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一步一步加紧，从东南沿海各省打破了缺口，建立了一些商埠以后，又从东北、西北、西南边疆渗透进来。日本侵犯台湾，英国制造马嘉里案，俄国占领伊犁，法国吞并越南，将魔爪伸到我国的领土上来。随着各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紧和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都沉重打击了清王朝。曾国藩就是在这样的年代中，提倡理学、桐城派古文，以便使儒学更能适应维护封建秩序，凝聚民心，并为其注入了活力，使传统文化中的正统文化有持续的趋势，但在曾国藩非常的想用之来维护的封建统治的梦想却没有得以实现，最终在曾国藩一百周年的时候，曾尽忠的病入膏肓的王朝消失了。
二、理学是封建社会后期的儒学，它将封建道德“理”视为世界的很高的本原，为了维护封建生产关系和巩固中央集权，封建登极制度创造了理论基础，自宋代以后它一直成为社会统治地位的思想。清代则更为最高统治者所尊奉，并成为广大封建知识分子的进身之阶。尤其是当时清王朝遭到双重夹击，一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一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儒学受到极大的冲击，官僚士大夫阶层感到要挽救严重的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便要提倡明道。明道就是用伦理道德来激励士大夫的气节，维护封建秩序，压制农民起义，同时，用伦理道德来整顿吏治，刷新吏治，革除封建官僚制度的种种弊端。理学讲内圣外王，内圣是指个人道德修养，外王就是用最好的道德来管理政事。政治腐败、士林无耻的颓风需要以提倡理学来更正。
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曾国藩不知觉得就受到理学的影响。考入翰林院以后，除应付朝廷的各种考试外，更是致力于理学，并追随理学大师唐鉴学习程朱理学，曾国藩从之“讲求为学之方”的诱掖下，曾国藩“遂以朱子之学为日课，始肆力于宋学矣”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理学信仰，开始了初步的身心修养的系统训练。曾国藩生平以理学信徒自居，宣称“一宗宋儒”。便将作为学问的“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中“义理”放在重要地位，在曾国藩看来，“义理”是体，是根本，所以义理的熏蒸和陶冶，强化了曾国藩的理学信仰，奠定了思想基础，成为了一个服膺理学的忠实信徒。
曾国藩是以“理学”为宗，然而并不如唐鉴那样，只知道脱离现实闭门思过，能从刚刚兴起的经世致用之学中汲取营养，重视对现实问题的考察与研究。并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而且进一步的说明“道统”与“文统”的一致性。曾国藩的文以载道的观点乃得之于桐城派的衣钵真传，但是在道与文的关系上，在对道的强调和对道统的维护上，曾国藩与桐城派的前辈相比实有过之，主要体现在强调“卫道”与“立言”的结合，以“文学”作为捍卫封建礼治的有利武器。
曾国藩从维护地主阶级的思想体系和强化封建统治的角度来观察文学的本质以及社会作用。这是为什么呢？就思想渊源来论，曾国藩出师与唐鉴，倭仁一类理学家门下，就时代而论，当时地主阶级的思想体系，尤其是程，朱理学正遭逢前所未有的危机，不仅地主阶级内部的异端思想层出不穷，最可怕的是千百万手持刀枪的革命农民对封建统治以及整个思想体系在武器的批判了。因此曾国藩理学成为维护地主阶级思想体系的工具，其矛头主要针对起义农民，力图用思想上的反抗来配合其反起义的屠杀，最终达到强化封建统治的目的。以“义理”为基准突出的强调文学为阶级统治服务，这就是曾国藩曾经提出的“明体达用”的文学观。
曾国藩攻读理学，而对桐城派古文依然感兴趣，作为清代文坛正宗的桐城派，是在政治思想上依附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散文流派。它“标榜学行继程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