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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上海男人!-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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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弱点,塑造男子汉应有的阳刚美和社会责任感。

领着儿子来参加活动的于先生心情矛盾,担心儿子成不了男子汉已不
是一天两天了,同时,对于男孩节能够把儿子培养成男子汉心中无底。于先
生自己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由于父母都要上班,他每天清晨早早起来淘好
米,放在小饭盒中,给自己和上幼儿园的弟弟带去蒸饭,然后,肩上背着两
只小书包,一手拎着饭盒,一手牵着弟弟,先送弟弟到幼儿园,自己再去上
学。放学后,领了弟弟回家,在煤球炉上烧饭,随后一边做功课,一边和弟
弟玩。

有时父母上夜班,就独自领着弟弟睡。于先生想不通的是,儿子读小
学五年级了,每晚都要等他睡着了,大人才能离开他的房间,不然就哭着喊
怕;打雷的晚上,不挤在父母中间就根本不敢睡。儿子常被表妹刮鼻子羞,
表妹小他两岁,处处却表现得小大人似的。于先生让儿子自己来参加男孩节
活动,好话说了几箩也无济于事,直到儿子眼泪滚到腮边了,在妻子的嘟囔
下,于先生不得不放下手头正忙着的事。

上海市少工委的人士说,孩子们举办的活动,超过一半的主持人是女
孩子。记者看到,主持男孩节的是两个男孩子,照理是千里挑一选出来的主
持人,年龄小也应该有一点游刃的功底,但他俩不时会紧张得说漏了嘴,而
上台祝贺男孩节开幕的四个女孩子,面对着频频爆出的闪光灯,没有一点过
敏的症状,手势和动作优雅娴熟。

男孩不只在表达能力上逊色于女孩子,组织能力上同样如此。据不完
全统计,上海市少先队小队干部中,80%以上是女孩子。举办全市性的男孩
节,早已形成了需要。较长一段时间以来,上海一些中小学红红火火开展的
“寻找男子汉工程”活动,目的就是要解决男孩子们普遍缺乏阳刚之气的问
题,在男孩子中倡导男子汉精神。

体育运动是男子汉倍出的最佳场合,社会学家们说,落一叶而知天下
秋,体育竞技上的阴盛阳衰表明并非只是上海的男孩子们缺少阳刚之气。

给男孩子们设立“男孩节”,上海市此举在全国尚属首创,社会学家邓
伟志教授说,男孩子阳刚之气的缺乏,同他们的精神导师关系密切,上海的
母亲们存有重男轻女的观念,男孩子们绝大多数是由母亲带大的;在教养过
程中又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对男孩子的溺爱,而男孩子成长过程中需要的“营
养”是摔打等挫折,此外,男女教师比例严重失衡,一些坚守岗位而没有流
失的男教师,终日被女同事包围着,逐渐表现出被同化的症状,弄得男孩子
们娘娘腔十足。

瑞典来信应台兄:刚读大作《啊,上海男人!》,忍俊不禁!听罗多弼
说,你推荐我读此文,因我也是从上海来的,大概属“上海男人”一类。不
过,我读后并未像你说的那类“上海男人”暴跳如雷,倒觉得你写的是实情,


其实,现在很多“中国大陆男人”都是如此,因此有中国文化需要“壮阳”
一说,王朔等作家成立的公司叫“海马公司”,因为“海马”是一味壮阳之
中药也。我看你是有些少见多怪,或是多见别种男人,故此奇怪世上竟有此
类异种。

真正有意思的其实是“上海女人”或“中国女人”,即你文中写的那种
出了国“目中无男人”的现代女性。如不是讨她们喜欢,“上海男人”何至
于此?古云“女为悦己者容”,如今却是“男为悦己者下厨房”。从这一点来
说,妇女之地位确实不一般了。中国女人从来不讲公共的权力。皇帝让男人
做,最多“垂帘听政”,其实.听不听政也无所谓,这才叫“实际的解放”。
有些西方男人或是北欧男人吧,以为到东方可以娶回侍候自己的女人,因为
他们也真不堪本地女人的“虐待”(你文中语),结果却没想到要回一个“上
海女人”,是个雌老虎。不久前我在朋友家吃饭,桌上就有这么一对夫妇,
瑞典男人向我诉苦,说他自从娶来一位“上海太太”,从此家里只能吃中餐,
要吃三明治也只能上街自理了。“上海女人”好不威风!

罗多弼看你写到瑞典男人受虐待,颇不以为然,认为无中生有。看来
“瑞典男人”看了你的文章也会不高兴。你说的联合国报告我不知道。不过,
瑞典的平等部长确实发表过文章,说瑞典男人堪称世界典范。1995 年北京
开联合国妇女大会,瑞典拿到了“平等奖”,这位男平等部长(现已下台)
也去了,提出了开“世界男人大会”的动议。“瑞典男人”也真是可爱的。

我既沾“上海男人”的边,又是“瑞典男人”,真是三生有幸!

第3 节 我的不安

《啊,上海男人!》被简单地解读为“横扫”上海须眉的文章,倒是令
我讶异。

有些是不需要辩解的。说上海男人女人如何如何当然是一种夸张的以
偏概全,就好像人们说中国人勤奋、意大利人热情、德国人缺乏幽默感一样。
以偏概全有如卡通人物造型,加粗赫鲁晓夫的眉毛,突出爱因斯坦的鼻子,
求的不是科学的吻合而是艺术的神似。

有些是字义的误会。在上海接触“所谓”文化菁英,加上了“所谓”
两宇,有人解释为:我显然不把我在上海认识的教授作家学者们当作文化菁
英,何其不敬。

这个理解错了。“所谓”两宇是为“菁英”而加的。在社会价值越来越
多元化的今日,我对“菁英”这样的字眼不敢轻易使用,因为它可能膨胀了
知识阶层在一个社会里真正的作用。我自己也是“所谓”文化菁英、“所谓”
高级知识分子、“所谓”名作家。在职业一栏,从来不填“作家”,因为那“一
家之言”的“家”字也令我不安。我是个“作者”,那就没有“所谓”了。

至于说,必得长期地生活在上海才能对上海人有所理解,我倒觉得未
必。我不可能写出《啊,台北男人!》的文章,正因为我是台北人的一分子,
长期的熟悉使人对身边的环境见怪不怪,失去敏锐的触觉。身在其中的观察,
也因为缺少必要的距离,往往见树不见林,看不见全貌。对一个群体或城市
的理解,那初识的惊讶来自最新鲜的眼光、最直接的碰撞,所得到的透视往
往不是浸淫其中能够取代的。多去几次上海,我将渐渐失去这最原始新鲜的


眼光。

《啊,上海男人!》表面上是篇谈上海男人特质的游戏文章,但是所谓
男人的特质当然得由他对女人的态度来界定。文章里实际的核心其实是两个
严肃的问题:上海的男女真平等吗?从社会主义的模式出发,男女平等、互
敬互爱的前景又是什么?我自己没有答案,自私地想听听上海人的看法。陆、
沈、吴三位先生对上海男人的特质多所着墨,吴正的解析尤其精辟有趣。他
们对上海男人看法彼此不尽同意,但是对男女平等的问题倒有一点儿一致
性:吴正觉得上海和美国、香港一样,男女竞争机会均等。陆寿钧认为“绝
大多数的上海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对男女平等、互敬互爱的前景还是
十分乐观的”。沈善增则断言男女平等在上海根本不是问题,只有“吃饱了
饭没事干”的男人女人才会制造出这样的问题来消遣时间。

是这样吗?我们可以看看另一个中国社会。台湾也是一个,用陆寿钧
的上海话来说,“女作者、女记者、女导演、女学者不要太多喔”的地方。
掌管文化的最高主管也是一位女性。但是这些表面现象不应该使我们忘了审
视那眼睛看不见的地方。台湾也有各式各样的法律保护两性的平权,实际情
况与法律条文之间却有极大的距离:——虽然有同工同酬的规定,女性平均
工资只有男性的68%。

——虽然宪法写着“国民受教育机会一律平等”,男性完成小学教育的
比例是女性的8。6——虽然遗产法规定子与女权益相等,但是80%的家庭只
分遗产给儿子;在剩余的20%中,8%的家庭给予儿子较多的遗产。

——虽然有“职业妇女福利”的政策拟定,台湾女性劳动参与率只有

44。89%(美国56%,日本51%,瑞典80%),比男性低了30%。
——虽然有“落实托育服务增进妇幼福利”的专案,台湾六岁以下的
幼儿能够进入幼儿园的只有总数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70%以上的儿童留
在家中由母亲全天照顾。91。7%的残障者和85%的老人也由家庭照料,而
照顾者呢,80%是女性。

——虽然有“两性就业平等法”的讨论,在台湾十五岁到六十四岁有
能力劳动而留在家中照料孩子、老人和残障亲人的女性有两百六十一万,是
全部非劳动女性的73。2%。

——民法虽然写明“夫妻互负同居之义务”,但是台湾的职业妇女每周
工作六十五小时,男性工作五十小时。其中妇女在烧饭作菜家务事上每周花
二十一小时,比男性多十九小时。亦即台湾职业妇女每年要比男性多做一个
月加两天半的工。(台湾妇女处境白皮书:1995 这些冷冰冰的数字为我们构
出什么样的图画?那些与男人平起平坐、意气风发的“女作者、女记者、女
导演、女学者”在整体的妇女群中只是少数。那沉默的大多数,在我们看不
见的地方,却只有她属于女人的命运:如果只有一个孩子能上大学,那个机
会多半给予她的兄弟。做女儿时,她帮助母亲操劳家务;结婚之后她要照料
夫家父母;生产之后她得养儿育女;儿女成长之后她也许得看护生病的丈夫
同时当孙辈的老保姆。台湾男人的寿命比女人短六年,而平均结婚年龄男人
又长女人三岁。也就是说,女人做了一辈子的保姆、母亲、媳妇、看护之后,
她要守九年的寡,疲惫而孤独地走向自己的死亡。冷冰冰的数字背面啊,我
听见暗夜的叹息。

不要以为台湾的情况是特殊的,台湾妇女与欧美多数国家的妇女只有
程度的不同,而没有实质形态的差别。


妇女运动这几年来在台湾前所未有地蓬勃发展,而且从大都市逐渐深
入草根阶层,有它的历史成因。每一项权利都是妇女在有了自觉之后组织力
量争取而得到的。这种发展形态和欧美国家的妇女相近:她们要争取的是走
出家庭、走向社会的自由和权利。

在这个关口,大陆的妇运工作者和台湾或西方的同道相遇,却出现了
一个“鸡同鸭讲”的有趣局面。同样在谈解放和女权,可是字面下的真实意
义却正好相反。大陆人觉得西方妇女“落后”,因为后者所要的工作权是他
们早就有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一开始就让女人穿上男人的衣服、扛起男人的
负重、培养男儿的志气。多少四十岁这一代大陆女性是在“假小子”的风气
中启蒙成长的。大陆的妇女先进现在要争取的,反而是重新成为女人的自由
与权利。她们想从男性化了的、中性化了的价值观束缚中冲出来,重新体认
女人的气质,肯定女性本身的尊严。

台湾和西方妇女却也觉得大陆的妇运“落后”;“女人”的角色是他们
早就看破了而试图摆脱的,正是所谓女人的气质、女人的尊严、女人的特质,
使女人长期处于“第二性”的劣势。妇运怎么能往回走?过度简化地来表达,
就是说,台湾和西方妇女想从家庭走进社会,而大陆的妇女想从社会走回家
庭。前者试图从女性的窠臼走向泯灭性别差异的中性,后者试图从中性的窠
臼走向性别差异分明的女性。因为出发的位置就不一样,方向也截然不同。
“鸡同鸭讲”,一团混乱。

在这种交织错杂的背景中,我认识了上海的男性。看见他们心甘情愿
地、熟稔地操持家务,我第一次具体地理解了中国的妇女解放是如何直接地
受惠于马克思主义。台湾妇女、西方妇女痛苦挣扎了一百年而仍旧无法获得
的权利,在社会主义中国却是最基本的实践。陆寿钧说:“上海的男人和女
人早巳不把它当一回事了”;这有关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一回事却是我眼中轰
轰烈烈的大成就。

然后呢?男人煮饭拖地之后,从此就和女人过着幸福快乐的人生?男
女平等的乌托邦已经缔造,如沈善增所说,“吃饱饭没事干”的人才去追问?
对不起,我很怀疑。说这种话的人是否读过任何一本关于妇女处境的书?河
南大学李小江写过:“中国妇女是两面性的。正面是一个独立的人,权利平
等,经济自立,是新中国的主人;背后却扛着一个沉重的家,依然是传统的,
是家庭的主人抑或是奴隶?女人把正面展示给社会,社会因此显得更加文明
进步;她把背面留给自己,累在身上,苦在心里。两面夹攻下,有新生的,
有传统的,唯独仍然看不见女人自己——女性主体意识淹没在社会和家庭双
重角色中。”(《走向女人》,1995 年)显然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姊妹们和我们
资本主义结构中的妇女一样有双重负荷的问题;负荷的包装和名目也许有
异,重量,却没什么不同。不堪负荷的职业妇女利用上班时间赶做自己的家
务,并不令人意外。(据卢汉龙:《来自各体的报告——上海市民生活质量分
析》,《社会学研究》,1990 年第一期)甚至于许多人认为理所当然的工作权
和教育权,法律与实际之间是不是没有距离?在南通市,一些企业所解雇的
女工占所有被解雇员工的70%,为什么?1988 年,中国学龄儿童未入学的
有83%是女孩子;三百万中途缀学的孩子有70%是女生,又是为什么?全
国平均每6 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是文盲,而妇女却平均每4。5 人中就有一个
文盲。(据《性别与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4 年)这又代表了什么?曾
经是“假小子”老三届的李小江回顾她成长的过程,满腹辛酸:“我们这一


代女性,曾经经历过无美也不能放纵爱情的青春。我们曾经在寻求解放的道
路上丢失了性别,最终丢失了自己。因此,我们有权利:以残破的青春的名
义,以失落的女人的名义,向历史、向文明、向生活、甚至向我们自己发难。”
我在上海街头也看见老三届女性隐约的身影:那开计程车来养小孩的司机,
那兜售灵骨塔脾位的推销员,那刚刚离了婚想嫁个外国人带孩子远走高飞的
饭店会计。每个人都抱着一个残破的青春、沉重的负担,努力地往前迈进。
有谁又真正想理解她们“丢失了性别,丢失了自己”的伤痛究竟是种什么样
的伤痛?我也收到过七十岁的老妇人寄自上海的来信,解释为什么在我的签
名会上可以见到老先生却绝见不到年纪大的女读者:“。。我们这一代人,
辛辛苦苦工作一辈子,做完工作回家还有小孩和家务。现在好不容易退休了,
可又得带孙子。像我们这样的人,出门一趟是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我已经
很久没出去了。。”长年来。我观察着台湾和西方世界妇女的一小步一小步
的努力挣扎,每一步的迈出都伴着犹豫和痛苦。上海的男女关系为我开拓了
新的视野;当我在谈女人处境的时候,我其实同时在谈男人的处境,因为,
如果女人觉得她被双重负担压得透不过气,如果她觉得丢失了性别和自我造
成了心灵和情感的残障,如果她的女人角色使她疲惫不堪、力不从心,那么
与她共处的男人,下厨也罢,不下厨也罢,怎么可能生活在幸福快乐中呢?
上海男人的下厨与“惧内”(对不起,不是我说的),可能解决了一种问题但
同时开启了另一种问题。当人人看见女人的“权力”高涨时,就忽略了“权
力”不等同“权利”。真正的男女平等基于相对互惠的“权利”而不是任何
一方膨胀的“权力”。“妻管严”是个人冷暖自知的事,无关主义或原则;作
为男女平权的一种证明,恐怕反而证明了不平等、不公平、扭曲变形了的妇
女解放。我的不安,在此。

(原载1997 年3 月3 日《文汇报·笔会》)

第4 节 上海男人,英国式

《啊,上海男人!》刊出半年多了,仍在发酵。我的文章引起辩论是常
事,引起完全离谱的误解倒是第一次,而这误解本身蕴藏着多重的文化意义,
令人玩味。

《啊,上海男人!》在台湾刊出,头一通电话来自写诗的女友,大声抗
议:“我们家这个东北男人就是你描绘的上海男人。‘上海男人’太好了,你
怎么能嘲讽他们?”嘲讽?我怎么会嘲讽他们?我是在赞美上海男人。

“是嘲讽,不是赞美。”女友坚持着。

一个台北的“上海男人”说:“有一天搭计程车,司机一听我是上海人,
就说,上海男人都怕老婆,煮饭拖地洗厨房,什么都做。我吓一跳,怎么台
湾开车的都对上海男人有这个理解?你的文章加深了这个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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