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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法制造农村恐怖气氛，弄得革命队伍互相猜忌，离心离德，使革命力量不是壮大而是缩小，在根据地内部制造了各种混乱，当然不会得到巩固和发展。他的一套做法，需要党的组织花很大力气去纠正，需要增补党的政策以防止其他地区效法康生！这就是康生在土改中留下的使人难以忘记的深刻教训。
第十三章 养“病”之谜一九四九年六月，中国革命处在一个新的转变关头。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渡江南下，上海、南京、武汉等相继解放，解放军正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堵截追歼逃窜敌人。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于全世界，一个人民的新中国即将矗立在东方。作为长期为之奋斗的中国共产党员，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时刻！又有多少繁重而紧迫的工作在等待着共产党员去承担呵！特别是身负重任的领导干部，更是夜以继日的紧张地奔波着。可是，正在这个时候，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的康生突然“病”倒了！
康生的“病”，来的迅速，生的离奇。两个多月前，康生还在兴致勃勃地前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并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怎么会议刚刚结束，一回到山东，“病”就发了呢！这不是使目睹者难以理解吗？康生“病”发之后，既能绘画，又能写字，特别能和小姨子通奸而和老婆纠缠不休。可是每当熟人前去看望他时，他就“不省人事”、“不会说话”、“不认人”。这不是贵人怪病吗！不管怎么说，他总算对外宣告说他有“病”了，因而，从此开始了他生平最长的一次养“病”。
他先于一九四九年六月至一九五〇年五月，在青岛荣成路四号别墅养了一年。接着，于一九五〇年五月初至七月中旬，去杭州养了两个多月。最后，又于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三日到一九五五年，在北京医院养了五年。这样，前后共养六年多，直至彻底粉碎了高饶反党联盟，准备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了，康生认为这是一个不能放过的时机，方才宣告“病”愈，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
长期以来，人们都知道康生在这一段时间里一直在养“病”，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养“病”之谜。康生是不是真的病了？他究竟患了什么病？说来也怪，康生的病是同他的地位的升迁，权力的大小以及争夺的对手，密切相关的“政治思想病”。这一次的“病”，完全是由于他在同饶漱石夺取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的斗争中，遭到失败所致。
事因还要追溯到一九四八年初。当时，康生结束了山东渤海地区的土改工作，被调任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做了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的副手。康生岂能容忍？在他看来，排位名次，“七大”早定，权力分配不得越位！康、饶两人虽是上海大学的同学，又差不多同时入党，但因两人都是权欲熏心、野心很大的人物，所以，两人自调到一起，就不顾中国共产党的原则，而按他们固有的剥削阶级的政客习气，开始了他们之间的权力争
夺。康生自认为他比饶漱石资格老。当康生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第三国际执委时，饶漱石还在康生领导之下，在巴黎办《救国时报》。另外，康生早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时，就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由苏联回到延安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而饶漱石在七届一中全会上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当然，康生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论资排辈，让康生充当饶漱石的副手，按康生的逻辑，大谬不然，满肚子不服气。因而，一心想把饶漱石排挤走，以便取而代之。而饶漱石呢，他也是一个有权不让，见权就争的人。他为了保住自己华东局第一书记的职位，特提议将原鲁中、鲁南、滨海、泰西等地区合并为鲁中南大区（相当于山东全境三分之二的面积），让康生去任这一大区第一书记。
这一提议既符合当时大军南下的需要，又经过了党中央的批准。饶漱石这个提议的目的，就是想以满足康生的权势欲望的办法，把康生拴在山东，以便将来华东局随大军南下迁往上海时，使之不能一起前往。这实际上是想把康生赶出华东局。而康生呢，虽然想在山东老家做官，但是他从未放弃做华东局第一书记的想法。因此，他一方面欣然应任鲁中南大区第一书记之职，另一方面又多方向中央暗示他可以离开山东去华东局任职。
不料，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作出与康生愿望完全相反的决定：华东局准备随军南下迁往上海，其第一书记仍由饶漱石担任；山东成立分局，留康生任山东分局第一书记兼山东军区政委和党委书记。这本是正常的人事调动，可是权欲膨胀的康生和饶漱石，都把这看作是他们长期争权的揭晓。
饶听了中央决定，认为自己终算保住了华东局第一书记，是这次争权的胜利者。康听了中央的决定，则认为自己没有争上华东局第一书记，是这次较量的失败者。胜利者自然有说不出的高兴。可是失败者康生，却越想越觉得是降级使用，象吃了耗子药一样，心里总不是个味儿。心想，这是谁不信任我呢？是谁捣我的鬼呢？一定要抓住他，狠狠地斗，狠狠地整，叫他知道我康某的厉害！现在只当一个省的书记，而且是放在华东局之下，特别是放在饶漱石之下，怎能甘心情愿地吞下这口气呢！于是就闹情绪撂挑子了。
康生的“病”因，不仅仅在于同饶漱石争权失利，而且还在于由争权失利出发，进而怀疑到中央对他政治上不信任。关于这一点，现有饶漱石于一九五0 年七月二十二日拍给毛泽东同志的电报为证。电报说：“我借陈毅同志于六月华东局扩大会议结束后，即赶往杭州看康的病。他反复向我说：‘我工作上可能有错误，但决不会是特务奸细，现在党对我不信任，我想不出什么理由’。今日康生同志离沪赴京，我又在他处停了一小时。康生同志又一再要求我向主席说明，他决不是特务奸细，请组织不要误会他。”这
个电报，确实反映了康生的内心世界。他诚惶诚恐，深怕中央抓住了自己的丑史，特通过饶漱石向中央反映意见。
其实，康生的“病”源，他自己吐露过一点真情。一九五四年，高饶反党联盟被揭露之后，康生就曾直言不讳地说过，他的“病”根找到了。这句话，只说了“病”源之一，其他病源他早已通过饶漱石向中央谈过了！
在康生闹“病”期间，其精神状况是处于极度空虚、颓废之中。他完全脱掉了那套虚张声势的伪装，业已习惯的革命词句和革命口号，也全然不要了。真是原形毕露呵。这里不妨略举几件康生在养“病”期间所干的丑
事：
第一，生活糜烂，同其小姨子通奸。康生的小姨子名叫苏枚（又作苏眉、苏梅）。早年。康生在上海时，苏枚就为康生“住机关”。一九三三年七月，康生离沪赴苏时，苏枚也随着到了苏联。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离苏返国时，康生又把苏枚带到了延安。一九四七年底，康生被派到山东搞土改，苏枚也随之前往。总之，康生走到哪里，也就把苏枚带到哪里。因此，早就有人怀疑他俩关系暧昧。只是慑于康生手中权力，他平时又装出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的样子，所以一直未被揭露。可是，一九五〇年五、六月间，康生带苏枚去杭州养“病”的这一次，由于精神需要寄托，地主少爷、风流公子的习性复发，男盗女娼公然放肆起来。这样，康生的老婆曹轶欧难以忍受，于是姐妹二人争闹不已，家庭风波打个不可开交。苏枚觉得暗的不如明的，妹妹争不过姐姐，不甘于败阵，为了赌气，便跳楼自杀。结果，虽然没有造成人命呜呼，却弄得风雨满城！
第二，查选票，图报复。一九五〇年，山东省召开第一次“人代会”。
此时，康生虽然闹情绪不工作，但他是中共山东分局的第一书记，当然要列入候选人名单。选举结果，康生入选，只是比起满票来少了十票。这本是正常之事，可康生疑心大起，怀疑山东分局的一些负责同志“捣了鬼”。
他竟然破坏法制，侵犯选民的权利，指令人查选票，看看究竟何人不选康生，以便进行报复。
第三，疑心过分，诬陷好人。康生长期以情报、反特专家自居。名曰提高警惕，实为疑神疑鬼，诬陷好人。如果说这是他的职业病，那就是说，他的职业是专门害人！对其秘书沙韬同志的诬陷就是其中一例。康生装病躺下之后，疑心之“病”日趋加重。他怀疑中央对他不信任，怀疑山东分局的领导同志在反对他，怀疑周围的人在监视他。由于他怀疑过重，总觉得人们在怀疑他！康生怀疑他的秘书沙韬同志是被派来“监视”他的，因而诬说沙是“特务”，“是饶漱石的小走狗”，“是坏人”，硬是将沙辞退。不仅如此，康生还加害于沙韬一生。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得知沙被保送到人民
大学学习，他就指使曹轶欧给中组部写信，说沙有政治问题，在人大学习不妥，应当调回军委联络部监视起来。一九五五年底，康、曹听说沙韬同志仍在军委联络部工作，非常不满，说：为什么不处理他，反让他做干部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又将沙韬同志投入监狱，继续整他。直到康生死后三年，沙韬冤案才得以平反。真是“秘书三载，班房十年”呵！
正当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投入火热的战斗的时候，康生却过着糜烂的生活，干着伤天害理的勾当！一边是严肃和紧张，一边则是荒淫与无耻。提起康生养“病”，不少同志便嗤之以鼻，因为揭丑者都知道他的阴私。
康生养病六年多，并没有停止他的坑害干部的活动。凡是被他怀疑的，凡是触犯了他的利益的，都会遭到难逃的劫运。真是魔手伸到哪里，哪里就会灾难丛生。
不过，这个六年多，是不同于一般的。对康生说，很不得志，权力最小而且是不得伸张的时期，祸害所及，无非是直接接触他的一些人，以及他念念不忘的“冤家”。对于党和国家来说，则是特别值得庆幸的一段时间。
我们党的胜利取得了迅速发展，人民的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受到康生的干扰和破坏，康生的黑手，没有伸到中央，特别是没有掌握什么权力。因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事业，前进得最为顺利。可见，中国共产党中央，有康生和没有康生，显然是大不一样。
第十四章 抓理论，谈发展。一九五六年初，康生经过长达六个年头的冬眠之后，突然复设出蛰了。
康生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出来，这是他长期窥伺的结果。一方面，随着高饶反党集团的被粉碎，他的“病”根已除；另一方面，他深知党中央准备在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有重要人事安排，是个不能错过的机会。积他得志就猖狂之经验，欲攫取权力，必须接近最高领导者，欲爬上高位，得象藤萝一样，必须缠着树的主干。因此，他力争留在中央工作。
党的“八大”选举结果，康生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名次排在陈伯达之后，这比起原来的政治局正式委员来，降了一格，他当然十分恼火，但是为了东山再起，再次获得最高领导者的宠信，他认为应当含恨隐忍，以待时机，将来报仇不迟。
康生复出的活动情况，都在报上得到了反映。报纸是这样记载的：一月三十日至二月七日，作为中共代表团的一员，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会。
三月，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接见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见并设宴招待印尼共总书记艾地和越共总书记长征。
四月间，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接见过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会议的代表。
出席过省市委书记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八月二十三日、九月八日和十三日，参加党的七届七中全会。
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出席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在这些活动中，康生都没讲什么话，没干什么事。只是为东山再起作些准备和预告。康生自己在这些公开场合出面，一方面是亮相，另方面是向干部表明，他又在中央工作了。同时，他也需要摸一摸政治气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适应一下环境。
党的“八大”，是康生复出以来所遇到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会。因而，他很想发表讲话。可是讲什么呢？他自己说，“曾经想在大会上讲讲四二年整风经验，但由于起草的稿子不满意未讲成；也曾想‘抛砖引玉’，讲讲十大关系问题，但由于不象砖头，也没有讲成。”没有讲成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他讲的是含混不清的。我们从他已经准备好但没有用的稿子看，他还想在“八大”会议上讲讲理论工作。他在这篇未出世的稿子中写道：“加强党的理论工作，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第一，“应制定一个加强党的理论工作计划”；第二，“应充实并合理使用现有的研究机构，
增设必要的新机构，有计划的培养干部“。总之，康生曾想在八大会议上讲的问题有三个。这三个问题都是有关理论问题的。这就是说，康生与过去不同，他已经探听到毛泽东同志准备花更多的精力从事理论工作了，于是，他这次东山再起，就必须想尽办法夺取理论工作的领导权，千方百计把自己打扮成”理论权威“，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康生看来，这里首要的是先拿到领导权。只有先拿到领导权，才能对下面被领导者进行威吓。然后再把这个领导权穿上理论的外衣，挂上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词旬。这样就可成为”理论权威“而通行无阻了！
为此，康生就千方百计去接近毛泽东同志。他听说毛泽东同志为了加强理论研究，于一九五五年提议，重新成立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并准备亲自带动一些省委书记读书和进行研究。康生于一九五六年就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政治研究室，同为毛泽东同志准备的办公室联在一起。康生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并没有任何职务，可他几乎每天都去办公，而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倒很少去办公。党的八次代表大会之后两个月，即十一月，康生就着手抓理论方面的工作了。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五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一九五九年三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康生又被任命为编委会副主任，开始插手《毛泽东选集》四卷的编辑工作。与此同时，康生根据自己的建议在中央文教小组之下，设立了一个“理论小组”，并自任组长1 。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又受中央委托，兼管了中央党校的工作。这样，康生就真的掌握了理论工作的领导权。他自己的设想就一步步地实现了。
康生是怎样领导理论工作的呢？一九五七年三月四日，康生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向全体干部介绍《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曾讲了以下三点：第一，“《一论》和《再论》是基本相同的，但有一点不同，《一论》中有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再论》中就不再提这个问题了。”第二，《再论》中提出的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及其转化问题，是“毛主席最近对于矛盾问题的新发展”。第三，《再论》将十月革命的道路概括了五条，“这五条是我党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概括，是一个主要贡献。”这里所讲的三点已经清楚地说明，康生抓理论工作，一开始就违背“八大”决议精神，放弃“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突出宣传个人，竭力为其制造个人迷信打下基础。康生着力研究的不是理论，而是把理论作为敲门砖，作为阶梯，以便敲开权力之门，以便爬上更高的位置。他用尽心机，突出宣传毛泽东，大讲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和贡献。他认为这样就会敲得开，爬得1 长期以来，康生以中央理论小组组长的身分到处招摇撞骗。其实，中央从来没有这样一个“理论小组”。他的所谓“理论小组”，实际是中央文教小组之下的“理论小组”。
上那种使其他人处于不能反对的地位。
事实正是如此：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三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闭幕时，康生到会作了总结讲话。他说，自一九五六年以来，随着社会的大变动，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四个方面的“新的说明”，“新的发挥”和“新的发展”。“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学习它，研究它，说明它。”
几天之后，即三月十八日，康生又到中组部中宣部联合召开的初级党校工作座谈会上作长篇报告，大讲“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大发展”。他说：自一九五六年以来，毛主席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论，而这些新理论的“核心”、“关键”或“红线”，就是“社会主义的矛盾存在和转化的问题”。还说：“这是一个新问题”，“马恩没有讲过”，“列宁也没有系统讲过”，斯大林虽然讲过，但“不彻底”。
一九五八年夏，康生在北京音乐堂给政治教师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