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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肆意打击、陷害知识分子。
康生在“大办教育”，实现“教育大跃进”的同时，对知识分子肆意进
行打击、侮辱和陷害。因为，在康生看来，知识分子是“向共产主义过渡”
和实现“教育大跃进”的最大障碍。
一九五八年五月，康生在一个理论工作座谈会上，把知识分子列为剥削阶级。他说：“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两个剥削阶级，知识分子也包括在内。
知识分子属于剥削阶级是从思想角度看的。有的知识分子说，我们越来越升级了，以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后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又是剥削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剥削阶级呢？这是从思想范畴来看的“。康生的确是善于维护自己谬论的专家，常常摆出满腹经纶的架势，时而讲马列书上如何讲，时而讲党的决议怎么说，不然就是发展和创造！总是似乎有根有据，使你感到他过去正确，今天正确，以后仍然正确！不管在他管辖的领域里出现什么严重问题，他都解释得别人百分之百错误，自己百分之百正确。他领导反奸工作时，特务多似牛毛！现在他抓文教工作，知识分子又都成了敌对者；一九五八年八月六日，康生在一个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宣布：”知识分子是剥削阶级“，”老教师一般讲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也”属于剥削阶级范畴“。他还解释说，知识分子之所以是剥削阶级，这主要是”在新形势下，从政治思想状况上来划分的，而不是象土改时那样主要是从经济上划分的“，知识分子对此议论纷纷，说明他们”怕革命“。
由于康生将知识分子当作剥削阶级，所以，他竭力主张采取孤立、冷淡、威逼等办法来对待知识分子。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五日，康生在郑州召开的全国农林系统院校长会议上，就极力主张逼压知识分子下乡“劳动改造”。他说：现在对知识分子，“从总的来说”，是“逼得还不够”，“压得也不够”。怎么办？“如果现在是四面楚歌，那么我们今后就应该给他们来个八面楚歌”。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康生跑到安徽对农学院的教职员说，你们要统统到农村去，“不愿下去怎么办？不愿下去，要结婚，要找老公，也可以，但要弄清思想，要辞职，要开欢送会”。他对怀疑产量有浮夸的教授大肆叫嚷：“有的教授不点头，不点头很好嘛”，不点头，那我们就给他“来个‘三头主义”’，“问问他，谁叫你点头来？你有什么资格点头？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才有点头权，我们争的就是点头权，你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你不点头，我们越有信心，你点头反而糟了。你有摇头之权。有几个摇头的有好处，都点头就危险。可以大鸣大放，就是有摇头权。我们希望你低头，向农民低头，低了头才能改造”，总之，是三句话：“点头不劳驾，摇头有权利，低头是我们的希望”。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初，康生在上海的一次汇报会上，公然主张：对于下
厂教师“要冷淡，要给他个颜色看看”。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已为康生的恐吓政策所代替了。第三，职工宿舍大调整“就是共产主义”。
关于职工宿舍大调整是职工生活中的一个问题，由组织上有计划地加以解决，职工是非常欢迎的。这件事康生视察山西时作为一大“发现”大肆夸耀。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康生在太原听到了阳泉市各厂矿职工宿舍进行大规模调整的汇报，第二天他就赶往阳泉市视察。在这里，他听汇报，作指示，又座谈，又参观。他说：调整职工宿舍是真正实现“两参一改”的关键，是改善人与人关系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措施，是实现政治挂帅以及使生产领导又见人又见物的重要方法，是贯彻群众路线的很好形式。他认定：“这种形式，为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创造了前提条件，为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打下了基础”。为了放出这颗特大“卫星”，他立即撰文《城市社会生活的革命措施，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好办法》，送《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向全国推销。
十一月十日，康生在接见中央党校在上海下放劳动的于部说：“今后上海要实行人民公社，房子要大调整”，“过去在上海搞秘密工作时，经常骂日本人要工人住在工房里，妨碍我们活动”，“但现在变成社会主义企业了”，倒感到“工房分散实在不方便”。
十一月十一日，康生到上海同济大学视察时说：“上海的房子要改造，工人要集中住宿‘，”这就是共产主义，是个尖端问题“。他还说：”农村怎样建设？有的主张把中小学集中起来，一万人口一个中心，（平原）周围直径五里，山区二十里，有的主张学校与农民结合在一起，这就影响房屋设计问题“。
这就是康生喧嚷的“论住宅问题”！恩格斯写过一本著名的小册子叫《论住宅问题》，那是一八七二年为了揭露和清算蒲鲁东派的思想而写的，这一著作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住宅问题只有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解决。恩格斯这本著作给无产阶级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康生的大吹大擂，能给人留下什么呢？不过是梦呓的胡话和笑料而已！
第四，宣扬科学就是“胡搞”。
康生在煽动狂热的时候，说了许多热昏的胡话。如果这种胡话出自幼稚无知者之口，人们可以当作神话或童话，不予理采，可是出自康生之口，那就不能不听，甚至不敢不听了。人们怕的是他手中的权力和他那样高的职务。
请看康生是怎样以公开否定科学，鼓吹“胡搞”，作为自己的行动哲学
的吧！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二日，康生在听取河南省教育厅负责同志汇报教改情况时“指示”说：“象过去那样冷冷清清安排教学已经不可能”，竭力鼓动他们“胡搞”，说只要“敢于胡搞就行”。十月二十五日，在视察河南长葛三中时，听到消川小学汇报“用十五天学完一年课程”的浮夸“经验”时，康生当即表态，予以肯定，说：“这种精神好！”并且指令长葛县县委，以长葛三中为基点，搞一个“用十五天学完一年课程”的试验。十一月十日，跑到上海又说：“河南有一个火箭师范，一个月学完三年的课程，有的十天把三年的课程学完，且经考试及格”。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五日，在
郑州召开的全国农业院校负责
人会议上说：“山西有个红领
巾，把棉花接在凤仙花上，结出了红棉花“，”红领巾不是科学家，但他敢于做科学研究“，”什么是科学研究？只要敢于胡搞就是了，没有什么神秘“。
十月二十七日，在安徽农学院说：“（河南）有一个互接运动，甘薯接西瓜，烟草高九公尺，而且是大面积的，不用说书本上没有，就是想也不敢想。”又说，“从全国来说，中国的科学在大跃进，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农业科学大跃进”。十月三十日，在合肥工业大学说：“上海科学院农业研究所不如小孩，农学院有个教条，凡是不同科的（植物）不能接，小孩他就不管同科不同科”。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同济大学视察时，又鼓吹搞钢铁也要“敢于胡搞”，说河南来县就出了许多炼铁家“，”最小的八岁，用小竹竿穿孔，用嘴吹当鼓风机“，”每次出铁三、五斤“。
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日，在合肥工业大学说：“搞反应堆、加速器、火
箭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不要被这些吓倒了，只要胡动手，很快就能成功“。
“你们要有一个气概，目空一切，旁若无人，…。什么一机部二机部、哈工大、清华都不要管，就是胡搞就是了”，“胡搞就是科学研究”，“你们胆子要大”。十一月四日，在上海参观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展览会时说。“什么叫科学研究，就是在一定基础上敢于胡搞，青年人是敢于胡搞的。”他指示说：“明年国庆节时，上海的学校，如能放出三级火箭，放到三百公里高空，就考三分，否则，就是二分一分，……三级火箭加卫星，得五分。这容易得很，上海人过年都放高升炮，学校难道不会放？”十一月七日，又要上海七院校党委书记“发动群众搞尖端科学”，说“有条件要干，无条件也干”，“要白手起家，自力更生”，要象河南人那样，有“十分丰富”的“想象力”。
康生认为，有些话需要请马克思来支持，不然，怎么能和“理论权威”
相应呢？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日，康生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我们应该象马克思那样，允许讲胡话”。这就告诉人们，他的胡话都是经过马克思批准的。
不可否认，一九五八年的错误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错误，因而，我们不好将这一错误简单的归结于某个人或某几个人。但是，这绝不是说促成这错误的每个人不可分析，大家都一样。事实上，促成这一错误的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所负责任的大小不同，促成错误的出发点也不同。康生在一九五八年利用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身分，到处煽动跃进，制造狂热，象持有上方宝剑的瘟神，散布康氏毒菌，使许多地区和省市处在无法抵制的境地，这就增加了危害的蔓延，使之不能随着中央纠正错误而及时得到应有的制止。这就不能不是康生所起的特别作用了。
第十六章 在“反右倾”中推波助澜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左”的错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逐渐有所察觉，并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起，陆续召开会议，从政策上采取了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的一些措施。但是，挫伤农民积极性的许多“左”的错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纠正。
一九五九年七、八月召开的庐山会议，按广大群众和干部的要求，本来是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纠“左”的。事出意外，仅仅由于彭德怀同志经农村调查后，出于忧国忧民，对“左”的错误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就引起了会议主题的逆转和反常。随即形势急转直下，由纠“左”转为反右。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通过向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写信的方式表达的。其主要内容是，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提出了一九五八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要党从领导上总结经验教训。他说；一九五八年“有失有得”，犯了“左”倾错误，其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之脑后了”。这个意见书，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提意见的方式上，都是正确的。
他如实地反映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并分析了党应当吸取的教训。但是会议却认为这是对党的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
言论，于是纠“左”变成了批右，变成了对所谓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批判。会议还通过了对这一集团和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决议。这样，“左”
倾指导思想不但没有得到制止，反而更加发展了。
纠“左”是康生的疼处，从内心世界就有说不出的反感，道不尽的牢骚。
要把自己到处宣扬的“跃进”宣言，收回来承认是“狂热性”，那真象挖了祖坟一样的难忍。一说反右，他象吃足了鸦片的烟鬼，象着迷的赌棍，一股子邪劲使他顿时活跃起来。康生得到了会上印发的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之后，认为宝又押对了，于是与上海的同伙串联，研究如何从鸡蛋里挑骨头。他一面利用种种机会进谗言，一面又强词夺理造舆论，说什么彭的信是“反毛主席”的，诬蔑彭是“魏延反骨”，“搞分裂”，是组织“章罗联盟”，还说什么再不“反击”，“人都被彭德怀同志拉过去了”。这种鼓噪，对于庐山会议开展错误的反右倾斗争，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会议上作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被批判的有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同志。这几位同志于八月三日至十日分别在小组里接受批判。康生正好同彭德怀同志分在一个小组。他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
象他历来的调门一样，恨若仇寇，如临大敌，激昂慷慨，口沫四溅，又拿出他那股一九五八年到处煽动“大跃进”的劲头。康生批判说：“你们搞俱乐部，搞阴谋活动，我们也有一个俱乐部，搞革命活动。”他的话有的是诬陷，有的是假话，只有一句——“我们也有一个俱乐部”，吐露了一点真情，不过这个俱乐部是以极左的狂热凝聚在一起的，结果危害了中国革命事业，迫害了大批实事求是的干部。
康生不仅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等同志进行了批判，而且在庐山会议之后，更加积极地作反右倾报告。比如，十一月十五日在编写哲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会议上，十一月二十六日在文教书记会议上，十二月二日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干部大会上，都留下了康生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
的声色俱厉的讨伐记录。其中以十二月二日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干部大会上的批判最系统、最全面、调门最高、“理论性”最强。
康生以“理论权威”姿态宣布：现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开始进人了一个更高的阶段，进入到用理论去批判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究竟怎样用理论去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呢？他在这个报告中作了典型示范。
康生的确比向风车作战的唐。吉河德高明得多，他对他所攻击的对象，用移花接木、改头换面的手法，把本来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老革命家，化装成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然后蛊惑上纲：“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把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路线说成是‘左倾机会主义’，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污蔑他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这是公开地反对毛泽东同志思想的，公开反党、反人民的言论。”凡是读了彭德怀同志的信的干部，都很难得出这种奇特的论断。康生又作了“深人”
的“分析”，硬要引导人们离开信件本身去挖掘：“彭德怀同志的信，开始说总路线是基本正确的，末尾也讲几句好话。张闻天同志也是这个办法，这是这次斗争的特点。这种人实际上拿种种借口，披上外衣，装作不反对的样子，实际反对。”看，把被批判者的好话，当作披外衣，装样子，照批判者的设想来定罪，这是康生对彭德怀等同志所作的第一点“高深的”“理论批判”。其实，这不过是唯心主义横行的展览，王婆骂街式的扣帽子打棍子而已。今天，我们重新打开彭德怀同志的信看一看就会知道，一片赤胆忠心，却被诬陷的不实之词所遮掩；完全是血口喷人，而被当作卫道来宣传！这该是多么深沉的历史教训呵！在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旗号下，把一切错误的东西肯定下来。这样，既诬害了真正的革命同志，又糟踏了真正的毛泽东思想。这正是康生多年来用的最多用的最为得心应手的一招。
康生在报告中又说：“理论工作必须密切结合保卫总路线和右倾机会主
义作斗争，有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言论，要从理论上系统地反驳。这个工作做了一些，但极其不够。如张闻天在庐山的发言，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答复。他讲的第六条，题目叫主观主义、片面性、违反客观规律性的问题。说党和毛主席‘对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关系的了解有片面性，有一个时期把主观能动性强调到很高的程度，于劲很大，但不讲条件，有些过分，造成主观主义，违反了马列主义的科学’。说党中央、毛主席‘只要政治挂帅就行，甚至公开违反客观经济规律’，恶毒的攻击主席是好大喜功、不合实际、弄巧成拙、欲速不达、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