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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春天，江青到杭州“养病”，康生也去杭州休养。江青要看戏，康生就帮着点戏。从三月二十日起，在近两个月的时间内，江青戴着大口罩，由康生陪同，差不多每天都到剧场看戏。他们以“中央首长”的名义，点看了不少解放后早已禁演或演员自动不演的戏，如《虹霓关》、《大五花洞》、《斩黄袍》、《战太平》、《沙桥饯别》、《打銮驾》等。这是些什么戏呢？《虹霓关》，内容极其低级庸俗。讲的是隋唐时的瓦岗寨将领王伯当杀死了虹霓关总兵，总兵老婆东方氏披挂上阵，为丈夫报仇，但是一见王伯当年轻美貌，顿时神魂颠倒，爱上了王伯当，就在战场上调情卖俏。江青特别欣赏这种调情卖俏，说“舞蹈很好”。《大五花洞》，写一群妖魔鬼怪变成四个潘金莲，和武大郎在公堂上胡闹，嘲弄县官。在旧社会，这出鬼怪加色情的戏，是流氓、把头用来显示女演员色相的。演员对演这种戏历来是抵制的，解放后早已停演，而康、江非看不可。《斩黄袍》，讲的是北宋初年，赵匡胤的歌姬韩素梅玩弄阴谋诡计，爬上了“梅花宫贵妃”的位置，对于开国大将郑子明竭尽诬陷，险些动摇了北宋中央政权。康、江对韩素梅这个人物非常欣赏。当他们点看《战太平》和《沙桥饯别》时，杭州京戏团当时没有演这两出戏所必备的红蟒和红靠，不得不两次派人坐专车到上海去借，当天赶回。这就是一九六二年春天，康生和江青在杭州看戏的情景。
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前夕，康生对《桃花扇》一剧又表现出特别的关心。五月四日，他亲自写信给北京人艺导演梅吁、孙敬雨二同志，谈他对剧本的修改意见，要他们“真正实事求是的”，即“不是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也不是肯定一切的人云亦云的”，将此剧“研究清楚”。七月中旬，《光明日报》在一篇评论中，对于欧阳予倩改写的话剧《桃花扇》流露出否定的情绪，康生看了甚为恼火。他说：“孔尚任的《桃花扇》传奇，把侯方域作为正面人物歌颂，而不揭露他降清行为，是替投降变节行为辩护，欧阳改编的话剧在政治上比原著好，只是艺术上有缺点。目前要演这个戏还是以欧阳的改编本为好。报上的文章对这个改编本流露的情绪不好，应该批
评。“
戏剧是一项重要的文化遗产。对我国的传统戏剧，需要认真研究整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利继承和发展。康生热中旧戏，并非出于这个目的，而是欣赏其中的低级庸俗、色情淫荡和封建迷信、奇案、怪盗之类的东西。不但自己欣赏，而且凭借权力让人演出。极力推销。当然，在这里，不是否定我国的传统戏剧，我们的很多传统戏剧为人民喜闻乐见，有不少是文化珍品。特别是解放后重新改编搬上戏台的戏剧，使它们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成为教育陶冶群众的一支力量，象昆剧《李慧娘》就是戏剧舞台上出现的一朵新花！
应当指出，康生陶醉和鼓吹旧戏，并非是从六十年代开始的。
早在延安时，康生就故态复萌了。关于这一点，他在后来有过一段表白。
他说：“那时，戏曲不象现在，在全国、全世界都吃得开，而是到处吃不开，没人敢看，谁演谁就是反动思想。这帽子没人敢戴。那时，我在党校工作，因为在中央党校，人家批评时要看点面子吧，这我戴一戴看，我们就演戏了，……职位也有个好处，我想我是个中央委员，我来打鼓，你们批评吧！
有没有人批评呢？有，但是在背后骂得一塌糊涂，明着确实有点不敢，公开讲有反对中央的嫌疑。……毛主席总是在政治上撑着，演戏就去看，你们说京剧有封建意识，但不能说毛主席有封建意识吧？用这样的办法才撑起来。“
康生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后，曾主张演《十八扯》、《四探阴山》等旧戏，说这些戏“也不是那样坏”。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北方昆剧院举行建院大会。康生在大会开始前就赶往文化部送了一封祝贺信，并在纪念册上题了“作始也简，特毕也巨”八个字。建院的各场演出，他几乎一场不漏地—一观看，对其中传统老戏甚为夸奖，并带头鼓掌。
一九五九年六月初，康生特地观看北昆改编的《渔家乐》。看后，康生直奔后台大发雷霆：“我要给你们泼一缸冰水！”“服装改变太大了，比海派还大胆。”“如果有人提出要取消北昆剧院，我举双手赞成”。并说：“今后不准演出新的《渔家乐》，只准按老样子演几折旧的《渔家乐》。”还强令北昆剧院“立即排练演出旧的《红娘》，不准改动一点！”事后，还召集了文艺座谈会，专就北昆剧院的大胆改革进行围攻。充分暴露了康生反对戏曲改革与创新的本来面目。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康生为了了解上海昆曲和京剧跃进情况及六O 年打算，在上海京剧院和上海戏曲学校同部分干部和演员进行座谈。
座谈中，他提“首先要挖掘老戏”，说“传统戏无论如何不能丢，昆曲、京
剧还是以演传统剧目为主“。当他听到几位”传“字辈老师说，他们原会昆曲三百多出。但现在只教了一百多出，他立即说：”一定要教下去，学校无论如何要把三百多出戏教给学生，不然，越唱越少，是自己消灭自己“。
一九六零年七、八月间，中国京剧院对于准备出国演出的《三叉口》、《虹桥赠珠》作了较大改革。康生看后极为不满，指责两位负责的同志说：“是粗暴的代表”。同时，他曾对人说：“谁要马连良演现代戏，我开除他的党籍。”
看！康生对于维护旧戏，反对改革，其态度是多么显明！立场是多么坚定！历史又是多么悠久！
可是，事隔不久，到了一九六二年秋天，康生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对京剧传统戏的看法，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他的这种龙卷风，刮得人们晕头转向。他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突然对孟超的长女陆原同志说：“告诉你爸爸，别光写《李慧娘》，还得写别的东西”。回到北京正准备参加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时候，他又给孟超写了一张条子：“孟超同志：请转告剧协同志，今后不要再演鬼戏了。”康生为什么这样急转弯呢？原来他在北戴河会议上，听到毛泽东同志关于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讲话。他认为这又是坑害人的时机了，需要为翻脸不认帐作准备了。
到了一九六四年，江青跃跃欲试，要搞京剧“革命”了，要当“旗手”
露峥嵘了，康生当然摸得准跟得紧，腔调和面孔都需要相应配合。
同年年初，康生看了西安电影制片厂根据欧阳改编的剧本拍摄的《桃花扇》，竟不顾两年前他对欧阳改编本的赞扬，斥责说，“电影《桃花扇》是为投降变节开脱，可以送给台湾、赫鲁晓夫去看”。又因为影片《桃花扇》聘请了北昆的一位同志为音乐顾问，选了一位演员的唱腔，康生就非常专横地说：“北昆成立时，我是支持的，现在我主张把它解散”。后来，他果然把北昆剧院给解散了。
同年八月三十日，康生又一反过去反对戏剧改革的面孔，变成了京剧改革的激进派，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会演大会上作总结报告，说：这次会
演“给了过去反对京剧改革、反对演现代革命戏的一切错误理论以有力地
回击“，”证明了京戏现代化、革命化是完全能够做到的“。报告中还指责北京剧协”十五年来没有写出一本好剧本，相反倒有了《李慧娘》、《谢瑶环》这样的坏剧本“，接着上纲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道理很简单，就是思想、立场不是为工农兵劳动人民服务的，不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而相反地宣传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为少数人服务的。“最后，他责令北京剧协对”为什么会出现了牛鬼蛇神，出现了《李慧娘》这样的鬼戏“，作出答复；责令各地剧协对出现演旧戏的问题，”都要彻底检查一下！“
康生把自己带头煽起大演旧戏之风的事实全部抹掉之后，把自己支持、赞扬《李慧娘》的全部事实赖光之后，再要人“答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谁能答复呢？当然是无人能够“答复”的。最后还是康生自己答复说：“六二年我才发现，我们共产党内部有的高级负责同志反对党的这个方针（即江青的所谓”京剧革命“的方针），进行反党活动。这些反党分子拉拢戏剧团体的人在他们的周围，你们西北方面的剧团应当知道这个问题，北昆剧团的同志应当了解这个问题。……党内有些反党分子有时候也利用他们的地位，利用同志们不晓得情况，利用你们向党进攻，扩大他们的影响……。”象康生这样的“答复”，只有康生最清楚；别的任何人都是无法答复得使康生满意的。除非跟他一样制造弥天大谎！康生还批判《李慧娘》说，“李慧娘这个鬼”是“代表死亡了的阶级”来“报仇”的，“向谁报仇呢？就是向共产党报仇！”康生就是用这种耸人听闻、信口雌黄的罪名，一
下子把《李慧娘》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本来专门鼓吹传统戏中的糟粕的就是康生，可是现在，他却要别人“彻底检查”了！这无论如何是不能使人服气的。在观摩大会的一期《简报》上所载的浙江省观摩团的意见，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浙江省观摩团指出，一九六二年“某中央领导”在杭州点看旧戏。他们说：“有的反复是下面来的，可有的反复却是从上面来的”。当时中宣部负责同志看了《简报》后批道：“请文艺处调查一下，是谁点看的，要吸取教训。”一调查，不是别人，正是康生和江青。当时中宣部的负责同志立即将调查报告连同《简报》一并批给“康生、江青一阅”。这下可戳穿了假象，然而也犯了“御禁”。江青歇斯底里大发作，在调查报告上批了一大堆话，说她当时“眼不能看，耳不能听”，“看过戏，没有点过戏，按报纸上登的剧目看的，看了《虹霓关》提出过批评意见”云云。接着，江青又给中宣部打电话，说她几夜没有睡好觉，浙江有人陷害她，并责令华东局、浙江省、杭州市，还有文化部的有关同志“写检讨”！然而康生却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他虽然同江青一样，怀有强烈的复仇心理，但他除了在自己名字上划了个圈以外。并没有象江青那样在调查报告上乱作批示。可是后来的所有报复行为，没有一件不是、回他参与的。正是在江青、康生的报复之下，浙江省观摩团的意见，不仅在当时受到批评指责，被勒今“检查”，而且到了“文化大革命”
中竟被诬说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事件，并为此株连了数十人之多，有的被揪斗，有的被关押，有的积郁成疾含冤而死。《李慧娘》的作者、导演。演员以及编辑出版等部门的同志，也都毫无例外地遭受了残酷的政治迫害。作者孟超同志把康生写给他的两封赞扬《李慧娘》的信，交给了“专案组”，但是没有想到掌管他的专案的就是康生本人。这两封信，自然如石
沉大海，古无消息；不仅如此，康生为赖帐灭口，竞将孟超定为“叛徒”，使孟超沉冤难雪，抑郁成疾，含恨而亡。
康生在三年困难中，和平时一样为非做歹，不过他在以下两个方面更加突出罢了：一方面为炫耀自己，不顾事实真象；另一方面，为陷害别人，不择任何手段。
第十八章《刘志丹》奇案
一九六二年，我国经济最困难时期刚刚渡过，中共中央于八月在北戴河、九月在北京先后召开了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在这两次会议上，肯定了经济形势的好转，决定继续贯彻八字方针，要求全党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而继续斗争。这是会议的正确方面。但是，会议也有某些错误方面。
当时，彭德怀同志由于对过去诬指他“里通外国”等不实之词不服面向中央写了长篇申诉信；在农村，由于经济困难而在管理体制上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形式，在干部作风上出现了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等不正之风；另外，封建迷信也有些抬头。对于这些情况，。要是认真调查研究的话，是会作出科学分析的。但是由于“左”的错误指导，会议片面夸大某些“敌情”，把上述一切统统说成是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是翻案风，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因而又重提阶级斗争，大批“单干风”和“翻案风”，并且把社会主义一定阶段中存在的阶级斗争，夸大为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把剥削阶级基本消灭之后的阶级斗争残余形态，夸大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就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观点，更具有理论性和系统性，使康生的思想有了扩散的市场，也为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了思想理论准备。
在这种气候下，康生顿时又活跃起来，一心想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作文章。他到处搜罗所谓阶级斗争的“典型”，以达其害人的目的。小说《刘志丹》就是他借以制造冤案的材料之一。
《刘志丹》是一九五六年开始酝酿的。当时，工人出版社为了对工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拟定了一个出版烈士传记和革命回忆录的选题计划。小说《刘志丹》就是这个计划中的选题之一。作者李建彤，最初考虑这题目太大，而自己思想、艺术准备不够，特别是同刘志丹相连的是一段极其复杂的斗争历史，是否应约有些犹豫。后经工人出版社的同志的动员，方才答应下来。本来一部艺术作品的写作和出版，特别是以革命烈士为体裁的作品，应当得到党和国家的帮助和支持，不会受到阻挠和破坏。这是毋庸置疑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政策。一些熟悉刘志丹同志业绩的老同志，最初并不知道李建彤应约写《刘志丹》之事，但当他们知道李建彤决心要写，并已积极搜集材料时，他们都高兴地鼓励作者写好。作者经过两年准备，于一九五八年开始动笔。一九五九年夏，当作者写出第三稿时，出版社就想公开出版，但是习仲勋同志认为没有写好，给否定了。后来，作者又接连
写出了四、五稿以及准备定稿的第六稿。从这部书创作的整个过程来看，目的和做法都是无可非议的，是光明磊落的。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反党阴谋的问题。
可是作为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康生，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以特殊的警犬似的嗅觉，又开始搜罗“阶级斗争”新动向了！适逢《刘
志丹》第六稿的若干章节被《工人日报》、《中国青年》、《光明日报》选出
并开始连载之际，康生突然得到有关该书出版情况的告密，他连书稿还没拿到手就武断地说：“我一看小说就知道完全是为高岗翻案”。于是，《刘志丹》及其作者，便大祸临头。康生立即命令上述报刊停止发表《刘志丹》。
接着，又写信给中央办公厅，武断地认定：“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问题，看来是个带有政治倾向性的问题”。并责令工人出版社，把《刘志丹》第五稿印六百本，第三稿印三百本，送中央会议审查。
与此同时，康生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和八届十中全会上，竭尽全力煽动对小说《刘志丹》进行批判。康生善于根据自己的想象顺藤摸瓜，相继株连，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把很多人引入迷魂阵。他诬蔑习仲勋“勾结”刘景范及其爱人李建彤，“合伙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并说习仲勋是“挂帅人物”，是“反党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历代的奸臣，都是靠欺上压下，把自己的意志变成“金科玉律”。康生承袭了历代奸臣的手法，随意诬陷优秀的共产党员。他曾写条子向毛泽东同志诬告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同志只不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念了念这张条子，他就到处宣扬说，“这是毛主席指示”，后来竟然把它编入了新的《毛主席语录》。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由于康生的积极煽动，在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没有闹清楚的情况下，就认定“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是个反党集团”，小说《刘志丹》是这一反党集团篡党篡国的“纲领”，马上成立以康生为组长的专案组，立案审查。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以康生为首的，包括中央几个单位都必须派人参加的，而实际上是康生一人说了算的“三合一”专案组，开始对作者李建形进行“三堂会审”。同时，没收她的全部采访记录，按记录上的姓名寻找那些被采访过的干部和群众，由康生下令逐一加以迫害。另外，还把西北五省的大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