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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日做报告时，就认为贴这张大字报的同学是‘造谣’，‘挑拨’，他煽动同学说，‘这是制造流血’，还说这是‘孤立毛主席’，他胡说！他在五千字的报告中，用四千字反来覆去讲这个问题，这样他就把同学保卫党，保卫毛主席的热情蒙起来了，一些同学不了解，被蒙蔽了……这些同学认为谭厚兰、高树奎同志是‘反党’，是‘反革命’，这件事完全是孙友渔一手造成的。而且不仅如此，同志们看看六月二十三日北京师范大学的简报就是这样造谣诬蔑的！他说：“有些同学要欺骗群众，制造混乱，造谣说彭真要搞政变！‘同志们，这是在替彭真辩护！……彭真大黑帮要去北大、人大准备政变，这本来是真的，但是孙友渔说是假的，彭真本来是要政变，要夺取政权，孙友渔却说是造谣！你们看孙友渔是什么立场I 同学们，你们想一想，这样替彭真黑帮辩护，应该不应该罢他的官呢？……”
就这样，在广大群众面前，由于康生的宣布而肯定了政变！本来是无中生有的“二月兵变”，便成了“千真万确”的“事实”。你说“二月兵变”
是造谣吗？那你或者就是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立场”
上，“把同学们保卫党，保卫毛主席的热情蒙起来”，“替彭真辩护”；或者就是“二月兵变”的参加者！怎么办才好呢？要么被罢官，被撤职，被打倒，被关押；要么按照康生的旨意，把“谣言”当“事实”来接受，把“假的”当“真的”来传播！于是，这场纸上的“二月兵变”变成了康生迫害干部的借口，也变成了他向林彪、江青表忠诚的标志。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
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
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了一些味道，火药味道。……罗瑞卿是掌握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了许多权。罗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工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器，报纸、广播、电台、文字、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结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所以，很值得我们的注意，思想上不能麻痹，行动上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防患于未然。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事先发现并挖掉。“
林彪这篇贼喊捉贼的讲话，康生认为是投靠的机缘，他立即伙同陈伯达代中央起草了转发批示，说：这个讲话，“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反革命颠覆的问题作了系统的精确的阐述”，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是“活学活
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全党全军都应认真学习、认真讨论、认真领会，把它运用到文化革命和一切行动中去“。康生一手制造的”二月兵变“，就是他对林彪这一讲话领会得深刻，运用得具体的表现。在林彪那里，还只是”嗅到了“一些”政变“的”味道“，而在康生这里却抓到了”兵变“的”事实“，甚至连”兵变“的时间、地点和具体部署都统统抓到了，真可说是林彪指到哪里，他就打到哪里！林彪对此当然感到满意。正因如此，一边欢呼英明贤主降临，一边慨叹自有保我巨子！
林彪认为，妨碍他篡夺军事大权的是罗瑞卿同志，因为他是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还是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林彪急于排除这个直接障碍。由于林彪在军队中搞的个人迷信、空头政治和毁坏我军优良传统的一些措施，都遭到了罗瑞卿同志的抵制。林彪的野心驱使着他消灭异己，通过打倒罗瑞卿而把矛头指向主持军委实际工作的贺龙同志。
康生看透了林彪的心思，又符合自己的害人高升哲学，于是“二月兵变”
就应运而生了。这样既为彻底打倒彭真制造了口实，又为诬陷、打倒贺龙放出了第一颗试探性的信号弹。尽管康生在制造“二月兵变”事件之初，并没有点贺龙的名字，但是谁都心里明白，康生制造这一事件是指向谁的。
在林彪、康生看来，彭、罗、陆、杨都已经打倒了，用不着再花气力了，问题是借群众的力量，继续打倒他们内定的打击对象。既是军事政变，就得从军队中挖掉林彪的对头。贺龙同志正是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矛头所向是一清二楚的。康生制造“二月兵变”，是说了林彪想说还未敢说的话；是干了林彪想干还未干的事；为得宠而害人，这是康生历来的“杰作”。
正是在康生制造“二月兵变”的气氛之下，林彪部署了一系列诬陷贺龙的阴谋活动。八月中旬，即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不久，林彪授意吴法宪、李作鹏等人搞诬陷贺龙插手空军、海军的材料。八月二十五日，林彪又制造了“八。二五事件”，诬说贺龙指使王尚荣要夺总参党委的权。九月八日，林彪便在军委常委会上诬蔑贺龙是“搞颠覆活动”的“大阴谋家”。
林彪的老婆叶群数次口授诬陷贺龙的材料，指使军委办公厅警卫处的一个人以自己的名义写揭发信。
林彪一伙对贺龙同志的诬陷，一下子就和康生的“二月兵变” 对上了口。尽管康生早已看到了北京卫戍区于七月二十九日写的关于向人大、北大借房驻军问题事实真相的报告，但是，由于他看到林彪也开始公开诬蔑贺龙了，因而便趁风纵火，竟把原来的谣言又放大了许多倍。到处放谣风：“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在体育口阴谋组织政变队伍。”后来，康生又对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同志说：“体委
是贺龙搞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就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海军、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或无线电俱乐部。
贺龙与刘仁，与团中央王照华都有关系，一次发枪六百条“。又说：”由贺龙的历史叛变，联想到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可以由历史这个此，到现实这个彼“：”贺龙与刘邓的关系，也是由此及彼“。所谓贺龙的历史问题，主要是指一九三四年八月，贺龙在湘鄂西根据地时处决了蒋介石派来充当”说客“的熊式卿一事。此事中共湘鄂西分局早已报告中共中央。以康生为组长的专案组，也从中央档案馆复制了十多份。这件证明贺龙同志坚贞不屈的原始材料，康生竟然藏匿不报，以致铸成巨大冤案，将贺龙同志残害致死。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成为一场内乱，就是出现了象康生这种大奸得志，任意捏造了象“二月兵变”之类的离奇古怪的案件。当他作煽动演说时，绘声绘色，比福尔摩斯侦探案还引人注目，搞得风雨满城，唯恐世人不知！
当真相大白时，他们都销声匿迹，默不作声，象个惯犯，只知作案，不想了案。
第二十二章为了夺取一切权力
“文化大革命”一起来，康生就把积蓄了多年的那股邪劲，全使出来了。
为了林彪、江青的“新天朝”，为了自己已经膨胀的野心，他积毕生之阴谋手段，在这场浩劫史上，书写自己的篇章。他硬说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硬说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专政，硬把共产党的领导说成是叛徒、特务、国民党的领导，硬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总之，把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说成是个黑洞洞的旧世界。
因此，他们要横扫一切，彻底砸烂！在这场大动乱中，康生确实为林彪、江青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且看康生是怎样为自己建立纪念碑的吧！
一、横扫。
康生首先把矛头指向中共中央的各个领导机关。他说：“过去整个中央各部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口里喊拥护毛主席，实际上对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谈话加以封锁。”
“中组部、中央党校、中联部、中宣部、统战部的共同点就是从来不提
倡学习主席著作，在他们脑子里基本上是杨献珍的反动思想，认为主席著作不是经典著作。“
中央各部，为什么会有康生所说的这样的问题，即对毛泽东同志及其著作的态度问题呢？接着，康生又作了具体的解剖，他说：“中组部是有意搞的反革命巢穴，是刘邓多少年精心安排的”，“在安子文的掌握下，那里的干部有二十几年听不到毛主席的声音。”
“中央党校根本不是我们的党校，而是顽固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堡垒，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据点。”
“中联部最大的问题就是反对、拒绝毛主席思想”，“反对、对抗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推行刘、邓、王（稼祥）的路线，即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思想。”
“中宣部是阎王殿”。
“中监委糟得很”，成了“共产党内的政协”，“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没有起过什么好作用。”
康生象是天外来的奇人，似乎他从来就没有在中央呆过，对中央各部的事，他超脱得比神仙还干净！
既然中央各部都有问题，那怎么办呢？康生认为，“总的方针是斗批走”，
或者是“斗批散”。就是说，原来中央各部一个也“不能要”，要统统予以“撤销”。撤销后，每个部“只留下少数人，其余下放”。在康生等人直接指挥下，中央机关大换班，有的甚至“一锅端”，就象他在土改中对待地主那样，全部扫地出门！。
康生是不是仅仅否定中央机关呢？当然不是。继而又指向各个领域和各条战线。他说：文艺战线，“有一条文艺黑线统治着”。
教育战线，“过去在彭真、陆定一黑帮的统治下，实行一套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在各类学校中，工、农及其于弟“绝大多数受歧视，受迫害”。
人们还记得，从一九五七年起，康生就是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他把文教战线说成黑线，似乎他又成了高超于这条战线的坐探！接着他又把矛头指向了经济战线，说：工矿企业，“修正主义的根子，不一定比学校少”，“薄一波搞了很多东西，工厂的问题，不一定比学校少”。
最重要的是共产党和青年团，他死死抓住不放。不攻垮这两个组织，又怎样篡党？怎样笼络青年呢？因此，他攻击：共产党，“过去最主要问题是没有按照主席的思想建党”，因而使共产党“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离开了每一阶段的阶级斗争”，“脱离了当前的阶级斗争”，结果把党“弄得很死板，好象铁板一块，死水一潭”，“让驯服工具论，长期占统治地位”。在他看来，只有在他的煽动下起来进行打砸抢，才不死板，才不是驯服工具，也才是林彪、江青和康生的阶级斗争勇士！
他还攻击：青年团是“全民团”，“有严重错误，应该彻底改造”。
按照康生的说法，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共产党，共青团也不是共青团，这正是他提出重建党，重建团的理由。
他对党校又是怎样说的呢？不仅对中央党校，而且对全国各级党校都作了极其严重的政治结论。他说：“全国各级党校一律不好”，“没有一个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的”。
“各省市的中级党校和初级党校”，同中央党校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篡党系统”。
康生的黑手不仅伸向了中央机关，而且伸向了全国各省市。他说：建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时，“要砸烂旧市委打倒新市委”。“北京的夺权是头等大事，应宣布旧市委的罪状”，新市委“不宣布他们的死刑，至少也宣布他们倒台了，我们要把他们的问题提高一些，调子高一些，至多主席批评我们‘左’点，这没有什么关系”。“要列几条，这就可以震动全世界。
刘、邓就是彭真，是一码事。要通过大会大破大立，你们可以大胆地搞。
李雪峰的名字也可写上去，叫主席划掉也没关系。“
四川省，是“黑司令部的大后方”，是“刘、邓、贺、李（井泉）、彭、罗、陆、杨的反革命的老巢。”
陕西省，是“刘少奇、彭德怀、安子文、杨献珍的后方基地。”
西安市，是“敌人潜伏的一个黑窝子”。
总之，从上到下，没有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一个系统是好的，因而，应该统统横扫，予以砸烂。
与此相联，康生还要打倒所有干部，极力主张把“文化大革命”搞成一个“整干运动”。他说：中央党校、中组部、中联部的共同点是“过去的领导人都是坏人，都是叛徒、特务、走资派”，而且他们“比较长久的篡夺了这些机关”。
就中央党校来说，“历届校长没有一个是好的”：“第一任校长刘少奇，是大叛徒；第二任校长何凯丰，是高饶反党集团的成员之一，是王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第三任李卓然，是张国焘反党集团的人，后杨献珍是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刘、邓、安的死党；杨之后的王从吾是反党分子；再后的林枫，本人是国民党，从来没有加入过共产党；文革中的李广文，后来知道他是王、关、戚的人”。
再看内蒙古，“敌人是很多的，有苏修的，有蒙修的，有日本的，有伪满的，有蒙疆的，有傅作义的，内部有乌兰夫的。”
当然，康生不只认为中央党校、中组部、中联部和内蒙的干部都是坏的，就是其他单位和部门的干部也无不如此。他曾从虚构的“刘、邓的反动政治路线”出发推论说：既然刘、邓有一条反动的政治路线，那么，他们也就必然有一条“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这样，各单位都会混有许许多多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即使不是叛徒、特务、走资派，也会受到刘、邓路线的影响。因此，他主张所有干部都应打倒，都应审查，都应批判。来一个“揪叛徒”，“整干部”的横扫运动。
“文化大革命”中所谓“揪叛徒”之风就是由康生一手制造的。关于这一点康生曾于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同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谈话时有过明白的自供。他说：“抓叛徒是怎么来的？是我受到十一中全会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启示，联想到刘少奇让人履行手续出狱问题，于是就让天津南开大学去调查。”为什么会发展成群众运动？那是由于“我曾写过条子给聂元祥和孙蓬一”，告诉他们“不去调查彭真、刘仁、郑天翔，反而让天津去调查”，“这样北大也出去了”。
将“文化大革命”搞成“整干运动”，是康生为了实现“改朝换代”的
野心，为了发泄对干部的刻骨仇恨而同林彪、江青一伙共同策划的。但是康生在其中确实起了特别突出的作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康生看到一份《简报》上提出“重点批判面是否宽了”的疑问，立即气势汹汹地批道：“连批干运动也不晓得！”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康生在人大会堂
接见其儿子张子石时说：“有的干部问：《十六条》指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是一小撮，现在这个省也不好，那个省也不好，那么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合不合《十六条》？你们犯了错误啦！保字号常常拿这个来反对造反派，甚至有些老干部也有这个想法。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但是不晓得文化大革命就一定意义上讲是整干运动，每个干部都要整整，（这）倒不是说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说要触及灵魂吗？触及你的灵魂就不行吗？你就那么干净？“照此解释，”文化大革命“就不只是”整干运动“，而是”整人运动“了，因为不只每个干部而且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那么干净“的”灵魂“。怪不得，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搞株连，任意批斗、抓捕群众呢！怪不得他明确”指示“，”敌我矛盾要抓，不一定敌我矛盾，或者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也要抓“哩！
二、“越乱越好”。
康生既然通过横扫一切，将各级党政机关统统给搞瘫痪了，接着，其目标就很自然集中到权力上，于是他又煽动学生起来夺权。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四日，即毛泽东同志由外地返回北京的前五天，康生就跑到北京广播学院脱：“我赞同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口号”，暗示他支持该校师生起来赶工作组。七月二十四日，他再次跑到北京广播学院煽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