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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然而，江、康一伙却硬要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为此，于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将×加以“隔离审查”。在康生的直接导演下，专案组成员轮番批斗，强逼硬压，一定要×××按照他们的要求交代问题，不达目的，批斗不止。这样一连搞了七天，×××违心地讲了被捕叛变的假话。
但是过后很快反供了。先后写出推翻假供的申诉二十份，一再说明这个交代，“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根据”。可是，专案人员强迫他当场撕毁了其中五份，并警告说：“再对一九二九年叛党问题提意见，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丁觉群曾于一九二七年同刘少奇同志一起搞过地下工作。为了取得刘少奇一九二七年“被捕叛变”的“证据”，江、康、谢等人下令将丁拘留起来令其交代。丁觉群就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如实写了：“刘少奇和我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找不出这种关系？……我不能欺骗党，乱谈一气。”他在另一份材料上写道：“他（指刘少奇）在省工会工作，我在市党部工作，除了工作接触以外，没有特殊关系。现在刘少奇还没有死嘛，可以对质嘛。”
当然这种交代，是不会使他们满意的。因此，威胁、利诱、欺骗、恐吓，千钧压力一齐落在丁觉群的身上。丁在经受不住压力的情况下，说了违心话。但是第二天他就写了反供声明，说：“这些都是假的，昨天你们追了，所以我才说”。九月二十五日，丁又写信说：“为了批倒批臭刘少奇，我这个文件是打破事实的框框写的”。
本来设专案，应当是从调查入手，取得真正可靠的材料，然后得出应有的结论，可是康生、江青、谢富治领导的专案不是这样。他们是结论在前，专案要按照结论去找去编符合结论的材料。这样才能显示出他们预见得正确。他们预想刘少奇是叛徒，就一定是叛徒。他们为了定刘少奇是特务，竟然决定在王光美身上打主意，他们认为只要把王光美定成“美国特务”，刘少奇也就成了“美国特务”。可是，不管怎样逼供、诱供，还是搞不出证据来。专案组只好做贼心虚地说：“基本上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特务”。对此，江青看了仍不满意，特令康生另行改写。尽管康生手中没有任何证据，但他还是将“基本上可以断定”，改为“根据现有材料证明”，王光美不仅是“美国特务”，而且是“日特”、“国特”。王光美的结论证实了，刘少奇的结论也就轻而易举地不证也“实”了！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即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炮制完成的前夕，康生又写信给江青，说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并由此推断说：“我觉得他这样早，这样久的作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的。”丰富的想象，特有的才能，抓叛徒，叛徒出，挖特务，特务在！刘少奇就这样被打成了“叛
徒“、”特务“、”内奸“和”工贼“。
随着他们对刘少奇同志所罗织的罪名不断增多和加重，进而采取了最为疯狂最为残忍的精神折磨和人身摧残。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他们擅自决定在中南海召开批斗刘少奇、王光美大会，并指令专案组在批斗会的同时，冒充“造反派”，混到群众中去抄刘少奇同志的家。在批斗会上，。他们不许刘少奇同志讲一句话，强迫他低头弯腰。更加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八月五日的批斗会上，他们还揪着刘少奇同志的头发，强迫他抬头照像。
一个国家主席，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打得鼻青眼肿。他脚上的鞋子被踩掉了，只穿着袜子，被人推来搡去，脖子上挂着画有绞索和“红卫兵”的笔尖及拳头的漫画。经过这种严重的摧残，刘少奇同志的腰部伸不直了，右腿瘸了，只能双手撑扶着走廊蹭地移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造成了历史性错误，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这还不算，他们还于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把“随时可能发生突然死亡”的刘少奇同志押送开封监狱。结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将刘少奇同志折磨致死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最大冤案的简要经过。
第二十九章精于害人之道
康生长于钻营之术，精于害人之道，这并不是夸张之词，略摆一些事实，就会使人毛骨悚然的。他所迫害的不是一般的人，而是我们党内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家，具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学者，或党性强的共产党员，总之，是我们党的中流砥柱，是我们党的精英所在。他对这些人咬牙切齿，具有刻骨的仇恨。倘若说他有蛇蝎之心、豺狼之性，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正是由于我们党内出了这样一个败类，方使全党倍受折腾，千万干部处在灾难之中。
康生自二十年代中期钻入共产党内时起，为了得宠于最高领导人，谋取重要职位，以满足其野心，害人之事不但从来没有中止过，而且愈演愈烈。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他为了把自己蓄积了几十年的害人经验，全部用以效忠林彪和江青，竟然更加疯狂地残害起干部和群众来。其害人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危害之深，不止是我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就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因此，他比起李林甫、来俊臣、周兴、秦桧、魏忠贤之类的人物来，那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关于康生在“文革”前的不同时期的害人情况，前面皆有专章评述。至于“文革”之中的害人情况，前面在揭露康生的一系列篡权活动时也涉及到一些。其中，有对彭、罗、陆、杨四同志的诬陷，有对朱德、陈云同志的诬陷，有对贺龙同志的诬陷，有对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诬陷，还有对几位军委副主席和几位国务院副总理的诬陷等等。这些虽然是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疯狂害人的突出事例，但是还不能反映他这个迫害狂的全貌，因而还有必要设专章集中评述一下。
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唯物主义者的根本立场。康生出于反革命的需要，毫不隐讳地公开地抛弃了这一根本立场。
“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康生一直伙同林彪、江青等人紧紧把持中央专案大权。由康生分管的专案组就有十几个，“审查”对象二百二十人。
其余三十三个专案组，“审查”对象一千零四十人，虽不由康生分管，但他全都参与谋划和控制。从档案中查出许多冤、假、错案都是由他直接点名，指使逼供以及定性定案的。、据统计，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康生罗织罪名，直接点名以及由他批准诬陷和迫害的干部，就达八百三十九名。其中，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三十三人，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人民解放军高级干部二百一十人，其余四百七十九人，也多是老干部和各界知名人士。由此，我们不仅看到康生害人之多是惊人的，而且
害人之重点也是清楚的。其害人之重点就是各级领导岗位上的老干部，特别是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区领导岗位上的老干部。因为，在他看来，这些老干部是他实现篡权目的的最大障碍。
一九六八年，康生为了实现林彪、江青“改朝换代”的阴谋，从组织上抢先入手，连续编造了几个黑名单，诬陷了大量的重要领导干部。一是，七月二十一日，康生亲自排列了一个中共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所谓有“政治问题”者名单。在这个名单中，康生把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有政治历史问题”者，竟达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名单排定的当天，康生亲笔写了一封绝密信给江青，信封上注明：“要件即呈江青同志亲启”，信中说：“送上你要的名单”。江、康两人，就这样狼狈为奸，共同诬陷了大多数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二是，八月二十三日，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轶欧指使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郭玉峰，编造了一个《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又把中共八届中央监委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百分之六十一以上的同志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是，八月二十七日，康、曹又指使郭玉
峰分别编造了三届人大常委委员和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政治情况报
告》。在这两份报告中，又把百分之五十左右的人大常委委员和政协常委委员，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务嫌疑”、“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等等。这几个骇人听闻的政治陷害名单，在十年动乱中成为林彪、江青一伙残酷迫害的主要对象，也成为康生“立功”提升的重要依据。
康生不仅迫害大批干部，而且根据“血统论”对干部的子女也竭尽诬陷迫害之能事。一九六八年四月九日，康生召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时，指示他们统计一下，“中央党校有多少黑帮子弟”。这实际是告诉他们要对干部子弟进行株连。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当然心领神会，根据这一“指示”很快造了一份包括一百五十多个青少年的“黑帮子女名册”。接着，又择其一部分办了一个所谓“学习班”，甚至列为“中学生专案”，进行审查、批斗。康生为什么对干部子女也要进行迫害呢？他曾对此作过多次解释。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他对其心腹说过：“现在社会上有股逆流”，“主要是攻击中央文革小组，其中有我一个，还包括江青、陈伯达、关锋、王力”，而“这股逆流多是来自高干子弟”，看来，“高干子弟一天天变成反动的法西斯”，说明“这些人对我们，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我本人有刻骨的阶级仇恨，目的是把我打成一个反革命，来作阶级报复”。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他又说：“中央党校有张际春的女儿，有苏振华的儿子，有宋之光的儿子，还有最坏的任彬的儿子……有这么多高干子弟，怎能设想走资
派不会通过他们的子弟把黑手伸进党校来破坏文化大革命呢！“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他再次说：现在北大、清华、人大、北航、外院，”都在收集材料，主要矛头是对着我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这些学校有许多被打倒的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子弟，他们的老子从延安起就恨我，再加上这次（指‘文化大革命’）就更恨我了，因此，他们会利用其子弟来反对我“。康生在这里直言不讳，他之所以要斩草除根，就是因为既整父一代，也整子一代，按照林家王朝的规矩，老子当权，儿得继承，父是黑帮，儿也完蛋。这就是他们改朝换代的实质。在康生看来，他和他的家庭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谁反他，谁就必须打倒。他在延安整过的人及其子女都会恨他。因此，他极力主张通过子女追老子。关于这个问题，曹轶欧说得特别明白：”问题严重的要追追根，很多话不是小孩子能说得出来的“，”一定要追清，他是听谁说的，怎么说的“。真是夫唱妇随，康生的戏，缺这个角色就显得单调了。
除此之外，康生对广大群众也不放松。一九六六年下半年至一九六七年初，他到处挑动派性，支一派压一派。由于这些挑动，又不知有多少群众组织被定为“反动组织”，遭到镇压。一九六七年底至一九六九年初，他为了准备在中共“九大”时实现林彪、江青的全面夺权，除编造了上面所提到的那几个诬陷名单，阴谋把绝大多数高级干部予以打倒之外，还在“清队”、“揪坏人”的口号下，把打击迫害的矛头直接指向广大群众。因此而受害的群众究竟有多少，现已无法估计，不过从内蒙古开展的所谓“揪内人党”一事可见一斑。内蒙古“揪内人党”一案是康生、江青、谢富治一手制造的。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康生同江青等人一起听取内蒙古革委会核心组汇报时指示说：“‘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一定要揪。开始揪得宽点，不要怕。”正是在康、江的这种支持下，内蒙古才迅速掀起“揪坏人”、“挖内人党”的高潮。一年之后，即一九六九年二月四日，内蒙古“挖内人党”运动已深入到基层，严重恶果已明显暴露，但康生仍指示内蒙古继续挖下去，说什么“一定要把内人党从组织上搞垮，政治上搞臭”。结果使内蒙古“挖内人党”的运动搞得更凶了。据统计，仅因“内人党”一案而遭到诬陷迫害的干部、群众就达三十四万六千多人，其中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
康生害人根本不需要任何事实和证据，而完全由他个人随心所欲地下命令。康生究竟怎样随心所欲地害人？下面不妨举几个典型事例。
一、“可能”论。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时局时，不应当从可能
出发，而应当从现实出发“。1 对一个人的历史问题，应当根据历史事实，而不应当根据可能。康生怀着另外的心肠，有自己另外的逻辑。吴晗同志早在”文化大革命“的酝酿阶段，就因被康生诬陷为”为彭德怀翻案“而被当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予以打倒了。但康生并不以此为满足，因而在”文革“前夕又诬陷说：”上海有过一个叛徒，叫吴小圃，这个吴小圃可能就是吴晗的笔名“。其目的很明显，康生是想以这种”可能“为依据把吴晗同志打成”叛徒“。当时，彭真、刘仁同志还在主持工作，他们用确凿的调查材料驳斥了康生的这一诬陷，指出：”吴晗同志从来没有被捕过，吴小圃与吴晗毫无关系“。可是康生硬是不顾事实，在一九六八年的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仍然重复吴晗”可能“是”叛徒“的诬陷，并下令将其逮捕，日夜”突击审讯“。但是，经过一段逼供，还是找不到半点证据。于是，康生就说：”吴晗不是叛徒，就是特务！“如果说，先诬吴是”叛徒“是以”可能“为依据，那么在此诬吴为”特务“，则是连”可能“的依据也没有了。在他看来，他说吴晗是”特务“，吴晗就应当是”特务“，根本用不着拿什么证据。吴晗同志就是这样遭受诬陷而惨死在狱中的。
二、“由此及彼”论。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康生对专案人员讲话时说：“由贺龙的历史叛变，联想到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绝对不会没有，可以由历史这个此，到现实这个彼”。“贺龙与刘、邓的关系，也是由此及彼”。
根据这个“由此及彼”的推论，贺龙同志就被诬陷为企图搞“二月兵变”
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了。这种极其荒谬的推理，居然闹得满城风雨。
为此株连极其广泛，组织了专门班子作为“要案”审查，把贺龙同志残酷迫害致死。这就是康生为了满足林彪的心愿杜撰的奇特逻辑。
三、“想象”论。一九六七年四月中旬，正当“造反派”到处“揪叛徒”
之时，康生的妻妹，也是他的长期姘头，原中央政法干校政治部副主任苏枚突然死亡。经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和中央政法干校三方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特别是经医院解剖检验，确定为服安眠药自杀。可康、曹二人硬说“苏枚不会厌世自杀”，怀疑苏枚胃里的安眠药是医生从别的死人胃里偷换来的，强令调查组“要从阶级斗争观点出发”，“充分考虑他杀的可能性”。
联合调查组针对康生的怀疑再次调查，—一予以否定。康生还是听不进，仍然坚持说是“谋害”，并且提出要把政法干校副校长石磊，北京医院抢救大夫顾惜春（女）等八名同志作为重点审查对象进行审查。另外还有五十名同志被列为非重点审查对象。结果逼死一人，逼疯四人，逮捕七人。康生究竞根据什么说苏枚之死是“谋害”而不是“自杀”呢？当然只是根据1 《列宁选集》第3 卷第27页。
他那十分丰富的想象力，因为只有他的这种想象力，才会不顾事实，断定“苏枚不会厌世自杀”，才会毫无根据地怀疑苏枚胃里的安眠药是医生解剖时从另一死人胃里偷偷移置过来的。
一九六九年八月九日，康生随同林彪接见某军区司令员。其间，有人汇报说：“内蒙古部队中收到女的来信很多，一个连有七十几个战士同女人有关系，有信件来往，有的一个人收到几个人的来信”。听了这些汇报，林彪立即说：“这是有计划的腐蚀部队”，康生也信口插话说：“这是乌兰夫搞的”。
康生根据什么说是“乌兰夫搞的”呢？当然还是根据他那十分丰富的想象力，因为也只有根据他那十分丰富的想象力才会想象出当时已经失去自由的乌兰夫同志还会“有计划的腐蚀军队”。
四、栽赃论。
一九六七年春，经康生批准，从中央党校抽调一些同志去中央文革宣传组工作。当时担任党校“革命派联合指挥部”指挥的李广文同志也被调去负责宣传组办公室工作。到了当年秋天，主管中央文革宣传组的王力、关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