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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辨风，康生认识到，王明靠的大山是共产国际，现在这个大山靠不住了。他发现，在延安真正的靠山是中国人民，而王明毫无群众基础，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和新的右倾投降主义都没有什么市场；相反，毛泽东同志却备受群众的爱戴和拥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确已深入广大人民心里。他还亲眼看到，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并撤了王明所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第一书记之职。鉴于这一切新的政治变动，康生深深感到：继续紧跟王明不行了。于是顺风转舵，变拥护王明为拥护毛泽东同志。
长期紧跟王明的康生，假若真的明辨是非，知晓对错，决意翻然悔悟，痛改前非，投向真理，这是应当欢迎的，也是正确的。不仅对康生是这样，对其他犯错误的人，包括王明在内，也同样采取这样的态度。因为我们党的一贯政策就是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不教而诛，是同我们党的原则不相容的。但是，也无庸讳言，由于康生在王明集团中所占的特殊地位，党对康生的转变，确实寄予了更大的希望，做了更多的争取工作。王明、康生回到延安不久，王明分配去武汉作了长江局第一书记，而康生则
留在中央作了中央书记处书记，接着又先后被委任为中央党校校长和中央社会、情报部部长，就是一个证明。然而康生却怀着另外的目的，利用中央给他的职权，重操他熟练的故技，投机钻营起来。
且看康生是怎样故态复萌，搞投机钻营的吧！
第一，同江青互相利用，包藏祸心。
一九三四年十月，江青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只是吃了特务的耳光，就被吓破了胆。为了取得特务头头的欢心，她在监狱的优待室里，陪特务吃喝，并为其演唱。最后填写了“自首书”，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声明“以后决不参加共产党”。江青出狱时，还把自己的剧照送给特务留作纪念。
江青叛变后的演出，得到了蒋帮的喝彩。她演出的《狼山喋血记》，就曾被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吹捧为“国产片之中最有意义最杰出之作”！
一九三六年九月，蒋介石“五十寿辰”，蒋党大搞“庆寿”活动。他们以加强“国防”为名，向外国购买八十多架战斗机、轰炸机，作为蒋介石的“寿礼”！其实，这批飞机决不是为了抗日。蒋介石说得非常清楚：“匪未肃清绝不言抗日”。鲁迅尖锐地指出过：“中国现在有两种炸，一种是炸进去，一种是炸进来。”国民党反动派向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狂轰滥炸，就是“炸进去”，日寇的飞机向中国人民狂轰滥炸，就是“炸进来”。
蒋介石的这批飞机就是为了增加“剿共”的军事力量。当时江青积极地参加了“献机祝寿”的活动。上海电影界的“购机祝寿游艺大会”，江青粉墨登场，演出了独幕剧《求婚》。特务崔万秋在《大晚报》上，对江青的“效忠”一再宣扬，又是组织专访，又是发表消息和剧评，特别刊登了江青的剧照，说她是“典型的北国女性”。
一九三七年，江青到了延安，隐瞒了她的这段历史，混入了革命队伍。
以情报专家自居的康生，对于江青的历史是清楚的。可是，由于他们两人各怀鬼胎，互相利用，因此，对各自的阴私和丑恶，是心照不宣的。至于他们如何暗使机关，彼此都是心中有数的。江青有求于康生的包庇，康生则认为江青奇货可居，向何处投放，就象交易所老板手中的揭码，要认真掂量。为了自己投机的需要，只好隐恶扬美，避丑说美。经过康生的精心安排，江青确实扮演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角色。
第二，制造冤案，以标榜自己“立场坚定”。
康生是一九三八年八月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之职的。当时正处在武汉失守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已将其主力改为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国民党的五中全会也决定实行“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方针，加紧袭击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驻地。同时，还加紧派遣特务、汉奸，
渗入我根据地内部进行破坏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就显得特别重要。假若康生不负中央所任，忠实于自己的职责，准确地打击敌人，会对革命作出贡献的。然而康生却歹心大作，认为这是显示自己骗取信任的好机会。为此，他滥用职权，放肆地制造冤案。他于一九三九年一手制造的轰动陕甘宁边区的三大案件，即所谓“叛徒特务钱维人案”、“日本特务王尊伋案”和“李凝叛徒特务案”，就是他的重大“业绩”。
钱维人同志，当时是陕甘宁边区公路局局长。一九三七年国共合作时，曾经负责联系修筑公路事宜。康生毫无根据地多次点名诬陷钱是“内奸”，并利用钱的老婆进行秘密侦察。不久，下令将其逮捕。在关押期间，康生
组织了由中央社会部、保卫处和有关单位的干部、群众近百人参加的所谓“审讯示众会”。康生亲自到会审问，最后亲自定性为“叛徒”、“特务”，将钱关押七年之久。
王尊伋同志，是北京的女学生，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因不满汉奸家庭，要求抗日，投奔延安。康生毫无根据地怀疑她是汉奸叔父王克敏派到延安的“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于一九三九年四月下令将其逮捕，关押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卫处的黑窑里，大搞逼供信。先是三天三夜不准她睡觉，搞得她两腿粗肿，头晕目眩。并威吓说，再不承认就拿两条大蛇来放在窑洞里。当时，王不过是一个十九岁的青年学生，经不住这种恐吓，就根据小说《双城记》上所说打毛衣记人名的故事和当时传说的各种汉奸活动，编说自己是王克敏派来的特务，而且编得有声有色，说什么她同敌人进行联系的密码结在毛衣的花纹里。康生明明知道，把密码结在毛衣上是完全虚假的事，然而他却到处宣扬。并把王比作日本间谍川岛芳子，从陕甘宁边区保卫处押至枣园中央社会部，亲自组织和参加对王的群众审讯会。同年五月三十一日，康生又亲自写信给王尊伋专案组，断定“王克敏侄女与复兴社有关系”，要求“严讯王尊伋”，“使之承认复兴社”。就这样，把王从一九三九年一直关押到一九四六年。
李凝同志，是东北地下党员，一九三八年到延安。一九三九年七月底，康生竟以“走路象日本女人”，“有一件日本式的女衬衣”等理由，令陕甘宁边区保卫处将李逮捕，硬是逼李承认“叛变投敌为特务。打人党内充当内奸”。更为荒唐的是，康生竟然在一次审判会上对李说：“李小姐！你长得这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
从这三个假案看，三位被诬陷者都没有在康生手下工作过。他们三人既不知康生的底细，又同康生没有什么冤仇，更没有反对过康生的什么“指示”，那为什么康生非得平白无故地加害于他们呢？这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康生想用制造假案的办法来标榜自己立场鲜明、革命坚定、工作得力，
以便骗取更大的权力。而且在他看来，假案制造得越多越耸人听闻，越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第三，编造假证，把自己打扮成反王明的“英雄”。
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党的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七、八月，党中央连续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九月，党中央又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了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政治路线错误，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始整风。
一向为王明卖力，作为王明心腹的康生，本应利用这一机会好好整整自己的“风”，以便使自己来个脱胎换骨的改造，彻底同王明决裂。可是康生又想出了新的花招。就在一九四一年底，经高岗许诺，他跑到西北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作了一次与会议内容毫不相干的表白，大讲自己在莫斯科时就是反对王明路线的，是同王明作斗争的，。而王明是一向压制他，打击他，排挤他的。真是越是婊子，越要标榜自己是贞节烈女！
为了让人相信这套谎言，康生又煞费苦心地编造了一个假证，就是他把过去王明赠给他的，一直视作珍宝的，王明那本《两条路线——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的小册子找出来作了批注。在“两条路线”四个字旁边批道：“实际是一条路线，即都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接着，又把“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中的“布”字改为“孟”字，并批道：“应该改为‘为中共更加孟尔塞维克化而斗争’，那就真正名符其实了”。
康生认为，这个伪造的证明可以作为自己反王明的资本。因此，他一直把这个带批注的王明的小册子留在自己身边，借以表白自己一贯反对王明，到处招摇撞骗。甚至到了六十年代前期，他在钓鱼台组织写反修文章时，还把这本小册子摆在自己在钓鱼台的办公桌上，任人传阅，任人摘抄。
其实，康生留下的追随王明的记录，百倍、千倍于这个批注，而且刊于党的正式出版物和党内文件，就是用斧头都不能砍掉的物证，还有大批的活的人证哩！康生对此只字不提，半句不讲，却偏偏拿出自己伪造的一个批注来骗人，这不是公然愚弄人又是什么呢？
康生这些做法，别说让那些知情者见了都会嗤之以鼻，就是让王明见了也会感叹他为无耻之辈！请看另外一个人的话：“王明很不满的讲到康生在莫斯科的情形。在莫斯科，这个未来的佞臣原属王明部下。他极力的讨好他，讨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有有地位的工作人员”。“在那个时候，康生在所有的会议中，总是第一个跳起脚来，热烈地鼓掌，疯狂地大声喊‘王明万岁’！”这两段话是从共产国际派驻延安的联络官兼塔斯社军事特派员彼得。伏拉第米洛夫所写的《延安日记》中摘引下来的。这本日记的作者对
我党进行了不少歪曲、攻击和诬蔑，但是同我国当时在莫斯科的同志的揭发结合起来看，这里所摘引的两段话，还是可信的，因为它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以上所述，只是康生一九三八年下半年至一九四二年底，耍弄顺风转舵、投机钻营之术的几个重要手法。由此可见，康生多么善于观察最高领导个人之意，以投最高领导个人之好！康生之善变，确实胜似变色龙。他不择手段，把自己装扮成“百分之百”的正确，也不择手段，把有碍于自己攫取权力的人打下去，以至肉体消灭。康生在延安整风中，不作任何检查，也没有受到任何批评，就轻而易举地把自己打扮成一贯反王明的“英雄”，而且骗得了中央的信任，很快被任命为延安总学委副主任，掌握了全党整风运动的领导权，使之能够借整风之机大肆整人。今天说起来，真是有点可笑，然而这却是历史事实。仅从这点来说，我党就有不少教训应当记取。
第十一章 “抢救失足者”
一九四一年七、八两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一个是《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在这之前，毛泽东同志于五月份，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过《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还于三、四月份，发表了他写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的文章。应当指出，两年前即一九三九年还发表了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和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两篇重要文章。所有这些，都在预告了中国共产党向党员和干部提出的要求：思想方法的革命和工作作风的转变。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又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重要演说，动员党员和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运用这一锐利武器，反对危害党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借以达到改变思想、作风和团结同志的目的。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就是结合党的历史，检查工作，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到同志之间互相教育、互相帮助，真正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统一认识，使全党思想提高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上来。这就必须清算王明先“左”后右的错误给党造成的损失和危害。这场运动，当然会涉及到而且主要矛头会指向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主要负责人王明及其追随者。
且看康生在这场运动中，又在扮演什么角色？前边已经提到，在整风准备阶段，康生已经制造舆论，给自己重画脸谱。他知道，在这场运动中，他怎样利用江青，江青又怎样利用他？
这时康生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已经是中央领导的核心人物，而且直接掌握了反奸肃反的大权。整风运动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它同反奸肃反没有什么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康生就自己过去的经历说，应当自觉地作为重点检查对象，清理自己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行。他没有什么必要也没有这种条件插手领导这一运动，党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完全可以领导这个运动。
可是，事实却不然，整风运动由总学委会领导，毛泽东同志兼任总学委会主任，而副主任则是康生。这就是说，康生除了掌握反奸肃反大权之外，又掌握了整风运动的领导权。
真是小人得志，踌躇满怀，有空就钻，有权就抓，你说你的，我搞我的。
事态的发展正是这样。尽管党中央作了决定，发了指示，规定了二十二个学习文件，中共中央宣传部于四月三日专门作了整顿三风的具体决定，《解放日报》又发了社论，而且各个机关和学校还专门成立了学委会进行领导。
可是，康生照样利用职权，塞进他的私货，对中央业已规定的整风计划，进行疯狂地干扰和破坏，企图拉向康生设制的轨道，使运动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康庄大道。
康生是怎样领导整风运动的呢？
康生虽然标榜他同王明是对立的，他是反王明的，王明是迫害他的。这只能给自己挂上一个并非假王麻子的真王麻子招牌。他的那套根深蒂固的“左”的思想、作风、习惯和心理，却是处处事事都还是王明路线的模式。
他想问题、出主意、提措施、使手段，都是“左”的。对他说来，用马克思主义作武器，对干部进行教育，倒还说过；从书本上摘引几句话，也有过；而和风细雨，团结同志，实事求是等，则是陌生的，从来没有经历过。
在他看来，党内斗争就是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因此，康生的公式：整风审干肃反，这三者之间是必然联系，是铁的规律。康生的部署是，整风开始于机关学校，把许多干部，经过群众的七斗八斗，变成谁也弄不清楚的严重问题，最后交给社会部按肃反对象处理。在他看来，整风运动就是整人运动，整不成坏人也整得你长期苦痛！这就是康生津津乐道的专业。
在运动初期一段，所有参加整风的干部，都按照党中央的部署，认真学习文件，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对每个文件，都要精读，都要作笔记，都要进行讨论。在这个基础上，听领导同志讲解，受到具体的教育和启发，然后联系自己的历史，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作对照，作检查。在小组中，同志间互相帮助，进行同志式的交谈，进行同志式的批评。确实感到思想认识上有了提高，真正可以辨别真假是非，特别是对王明路线有了统一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了认真的了解。
康生看到了这个情况，觉得形势发展不妙，有抓住自己狐狸尾巴的危险，刚刚表白了自己是美丽的凤凰，人们很快就会认出自己是只讨厌的乌鸦；刚说自己是蜜蜂，别人一看是苍蝇！要制止这个危险，必须刹车转向。怎样下手呢？还是从自己熟悉的行当做起，顺手得多！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声言派兵向陕甘宁边区进攻，并派特务、奸细到延安进行捣乱。康生认为，这是转移整风部署，制造事端，借以蛊惑人心，进行煽动的大好机会。因此，当整风刚刚进入审干阶段的时候，康生就在自己管辖的社会部搞了一个离奇案件。事
情是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发端的，曾经轰动了整个延安和边区。
社会部所属的西北公学，是康生的试点。这个学校的学生，大部分是国民党统治区来的革命青年，一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其中一个十九岁的青年叫张克勤。他原在甘肃，一九三七年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后经中共甘肃工委和中央代表林伯渠同志，调到延安学习。康生认为，这是个特务的典型疑案：第一，他原在甘肃人党。甘肃党是“红旗党”，就是打着红旗搞破坏的假共产党。第二，张的父亲在兰州被敌人逮捕后出了问题。第三，张平时向领导提过偏激的意见。于是，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