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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大寿没有明确地说出林彪座机是被蒙、苏哪方击落的，他这里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无法自圆其说：既然被击落，机上人员的尸体为何完整无损呢？
３． 飞机是在空中遇到麻烦了吗
有人怀疑，林彪座机或许是空中遇到了麻烦，比如机械方面出现了故障，再比如气象方面遇到了困难。
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是从巴基斯坦转手买来的同类飞机中最好的一架，机组人员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在政治、思想、技术、作风方面均过得硬的干部，飞机的维护保养是无可挑剔的，因此不存在技术方面的故障。而且从北戴河起飞时，飞机状况是好的。周恩来查问飞机时，胡萍回答吴法宪并授意潘景寅说飞机有点故障，是为了欺骗周恩来，掩盖阴谋。至于天气情况，也无异常。蒙方在９月１６日提供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上飞行失事的现场调查纪要》中说：“据乌兰巴托中央机场气象台报告，在９月１３日两点钟时，肯特省依德尔莫格县上空有二至四级的云，能见度５０公里，无危险的气象情况，无风沙，无雾，无风。”（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１７页）这就是说，林彪座机的坠毁，与飞机机械和天气状况无关。
林彪坠机的原因探析（5）
退一步讲，如果飞机空中遭遇机械故障，直接的后果要么发生爆炸，要么失去控制，无法操纵。王海肯定地认为，“飞机不是在空中爆炸的。”他的理由是失事现场留下了一道相当长且清晰的迫降轨迹，飞机残骸散布呈带状且比较集中，机上人员尸体也非常完整且散布在一小片面积内。如果是凌空爆炸，残骸和现场根本不会是这个样子。如果飞机失去控制，也不可能做出一系列基本符合迫降特征的动作。（王海：《我的战斗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９７页）
４． 飞机上发生了枪战或搏斗吗
从理论上说，飞机上发生枪战或搏斗，足以导致飞机失去控制，机毁人亡。而坠机现场又发现了７支手枪，２支微型冲锋枪，４３发子弹，这就更给机上枪战搏斗说提供了佐证。１９７２年１月，英国《新观察家》驻莫斯科记者听苏联人讲，苏联专家已把烧焦的林彪尸体整理出来，发现尸体上中了９颗子弹，呈蜂窝形。这家报纸的意思是，飞机上发生了激烈枪战，导致飞机无法操纵而坠毁。
如果发生枪战，至少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他有枪；第二，他对林彪叛逃以死相拼。从飞机上的乘员来分析：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绝不可能搏斗，司机杨振刚也不可能；潘景寅在聚精会神驾驶飞机，也难有搏斗的可能；唯一有可能的是３名机务人员，但这３名机务人员没有配备武器，手枪在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手里，林立果也不可能到飞机上给他们发枪。那么，没有枪，怎么向林彪射击呢？退一步讲，从当时人们的思想实际出发，林彪是大名鼎鼎的副统帅，即使他们明知道是仓皇起飞，即使他们感到情况异常（他们未必就知道是向蒙古、苏联方向飞），但他们会有胆量向副统帅开枪吗？
最有力的证据还是坠机现场的实际情况。９月１５、１６日两次到坠机现场视察的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写道：“是否像外电所传，飞机坠毁前机上发生过搏斗？根据对飞机坠毁现场和飞机残骸进行的技术研究，以及对尸体进行的法医鉴定，没有发现搏斗的痕迹。９具尸体都没有任何弹孔。几具尸体头部的血迹，是飞机爆炸时撞伤和急速甩出时摔伤所致。外电传林彪尸体有枪击的‘蜂窝状窟窿’，纯属无稽之谈。”（于弓编：《林彪事件真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７５页）
王海也肯定地认为：“飞机坠毁前机内没有发生过搏斗。机上３个机械师没有带枪的可能，他们知道飞机是未经批准强行起飞，但并不知道飞机要去哪里，不可能知道此行是林彪叛党叛国，因此不会允许他们携带武器。”（王海：《我的战斗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９７～２９８页）从他们的尸体分布在林彪尸体周围看，倒像是保护的样子。
但是，前面提到的顾大寿的回忆却持异议。他说：“温都尔汗地区干燥炎热，死者的残骸埋在沙里，所以还没有腐化。我们在飞机的舱壁上发现子弹的弹孔，这些弹孔的边缘全都是向外翻的，可以断定子弹是从飞机里面射击的。这说明机舱内曾经发生了搏斗，还使用了武器。至于在飞机坠毁之前，机舱里面发生过什么事情很难说。但是，可以肯定飞机坠毁不是由于机舱里面的射击所致，因为飞机坠落下来，着起火来，并发生了爆炸。”（王海：《我的战斗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９８页）
林彪坠机的原因探析（6）
都是现场目击者，是否发生枪战却说法迥然有异。哪一种说法更真实可靠呢？
５． 潘景寅有可能发难吗
尽管飞机上只有潘景寅一名驾驶员，给他的夜间驾驶带来极大的困难，但从另一方面讲，又给潘景寅本人创造了极大的机遇。他起飞后改变航向，很可能是在叶群、林立果的威逼利诱下进行的，并非出于本愿，也事先缺乏思想准备。如果他坚决反对林彪出逃，再如果他深知林彪叛逃成功后的严重后果，他很可能拼死斗争，不惜机毁人亡来粉碎林彪的企图。但是，潘景寅有人为破坏的可能吗？
王海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到了空军专家组的意见：“驾驶员潘景寅当时也不可能进行了搏斗，这一点可从他当时的政治和现实思想情况及飞机起飞前后的情况判断出来。９月１２日深夜，林彪一伙是仓皇出逃的，登机时没有正常舷梯，是从工作梯爬进机舱的，这些情况驾驶员当然清楚。林彪一伙登机后，驾驶员没有得到航管部门的指令就匆匆开车，飞机先滑入草地，以后转入滑行道，然后强行起飞，由于操作慌乱，２５６号飞机的机翼航行灯撞到了加油车的加油口上，这有事后在山海关机场捡到的２５６号飞机航行灯玻璃碎片为证。这一切都是驾驶员自觉所为，他当然也就不可能随后在飞机上进行搏斗。”（王海：《我的战斗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９７～２９８页）
潘景寅起飞前接到过截然不同的两种命令，他最终还是起飞了，仅此一点，就可以判断他不会搏斗。他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其天职。给他下命令的，有林彪、叶群，有吴法宪，他当然听林彪、叶群的。
此外，从飞机有操纵、有准备的迫降的情况看，潘景寅也没有发难的可能。
倒是飞机出境前在内蒙古的贝尔庙上空莫名其妙地原地盘旋了一圈，给人们对潘景寅，对机上情况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提供了无限思索的空间。
但是，潘景寅的死却是个难以下结论的问题。潘景寅死后，长时间没有哪一级组织或领导为他做结论，不少人怀疑甚至公开声称他是林彪死党。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１５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时谈到了“九一三”事件，他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的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斗争，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邓小平的话，只能说是他的一个判断。但正是因为有了邓小平这个话，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２３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作出了潘景寅是“在蒙古温都尔汗飞机坠毁死亡”的结论，民政部门发给了潘景寅的家属应有的抚恤金。（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８２～２８３页）
６． 可靠的结论是什么
林彪座机究竟是如何坠毁的，这曾引起周恩来的极大关注。当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人专程回国向他报告坠机现场情况时，他就指示要切实弄清坠机原因。此后，他亲自到西郊机场，察看另外的三叉戟飞机。他还指示空军司令部组织专家组，给中央写出专题报告。空军专家组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搞清了飞机坠毁的真实原因。１９７２年５月１９日，专家组向中央提交了报告。报告中专家组的结论是：
我们根据大量证据认定：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也就是迫降）没有成功，造成破碎烧毁的。作出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有这样几点：其一，失事发生的场地是经过有意选择的。在温都尔汗附近这片戈壁滩上，这块地点地势是比较平坦的，飞机着陆的方向也刻意进行了选择，这些情况不可能完全是偶然的。其二，飞行员实施了野外迫降动作。他在飞机接地前主动打开了前开缝翼，这是着陆前必须进行的动作，前开缝翼只有人工操纵才有可能打开。其三，起落架轮毂完整，没有撞击和磨损的破坏痕迹，主轮胎良好，仍有气压，这说明在迫降时飞行员没有放下起落架。其四，飞机是在有操纵的情况下尾部先接地的。这一切都表明，２５６号飞机当时是在飞行员有效控制之下，而且是主动作出了使飞机迫降的选择。
根据各种情况判断，２５６号飞机当时之所以没有成功地实施迫降，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飞行员着陆动作不确切，没有做全，着陆速度过大，而减速板却未打开；其二，三叉戟是下单翼飞机，它的机翼、机腹部有油箱，在高速接地时，极易造成油箱破裂、机翼折断，引起燃烧爆炸；其三，当时飞机仓促起飞，机上没有副驾驶和领航员，飞机迫降时正是夜间，又处在完全陌生的区域，一个飞行员难以应付种种特殊情况。
我们认为，当时２５６号飞机之所以要在温都尔汗实施野外迫降，主要原因是因为该机油料不够。这架飞机是仓促起飞，准备工作不充分，没有加满油料；在外逃时该机又长期在２５００～６５００米高度飞行，低中空飞行耗油量大，到失事地点前后油料已感不足，因此被迫进行野外降落。另外，因为机上没有领航员，地面又没有导航，当日恰逢暗夜，飞行员在空中不可能掌握精确位置，飞机是在这种情况下盲目降落。（王海：《我的战斗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９８～３００页）
到坠机现场视察过，并回国当面向周恩来汇报过的驻蒙古使馆工作人员孙一先，对专家组的报告评价甚高。他说：“这个研究报告作出的结论，我在若干年后才知道，感到十分欣慰。许大使和我们视察现场后，向国内报告的看法，以及我回国向周总理当面汇报中的分析，虽然是比较肤浅的，但并没有搞错。”（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７８页）
对于林彪出逃事件的主要评论
林彪出逃事件发生后，从毛泽东、周恩来到中央其他领导人，震惊之余，也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他们的评论，各有角度，但都极为精辟。
毛泽东谈得最多。他多次说：林彪他们搞反革命活动，谁个晓得？我就不知道嘛！“治病救人嘛，有病也不让治。原来准备在三中全会时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准备安排林彪的工作的。”“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的头。”（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６０页）
１９７３年５月１５日，周恩来在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会议上，用了４个半小时的时间，谈了林彪出逃事件的前因后果。他说：“庐山会议后，林彪对主席更加仇恨了，用了很多恶毒的语言攻击毛主席……五一节晚上，林彪上天安门城楼只待了５分钟。过去每次去天安门，他都是紧跟，拿着语录本，紧跟毛主席后面，从东到西，‘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这次他不跟了，对主席恨极了！这天，他本来是不愿意来的，叶群哭着在他面前跪下，苦苦哀求：‘你要是不去，咱们一家人都得死了！’‘没有那么紧张，那么严重嘛。’林彪答应只来５分钟……林彪对毛主席是仇恨的，他是封建资产阶级思想，只要有土壤，他就酝酿一次阴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林彪的叛逃是逐渐演变的，发展的，‘九一三’事件不是偶然的。”（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人民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５５５～５５６页）
周恩来在林彪出逃后接见部分驻外使节时说：林彪事件的发生，既在预料之外，也在预料之中。说“预料之外”，是指他和毛泽东怎么也没有想到林彪会跑。因查问他私调飞机一事，他心惊胆战，逃跑了。说“预料之中”，是指林彪一伙自九届二中全会以来，一直阳奉阴违，抗拒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他们的批评帮助。对林彪，毛主席一直是保他的，事实也证明对他是仁至义尽了。毛主席同斯诺的谈话林彪最反感了，他这个人一辈子不能批评，一批就消极。林彪摔死了是偶然性，但他失败是必然的。
在说明“九一三”事件缘由的同时，周恩来对林彪本人的历史和变化过程作了客观而冷静的分析。他说：不能讲毛主席从“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已看出林彪反党，只是当时为了打倒刘少奇而没有提林的问题，这不是我们党看问题的方法和主席的作风。我们要历史地、辩证地、发展地看问题。因为一个人的思想是发展的，不能说林彪早先的思想和他以后的思想是一样的，会有变化的。同样，我们对林彪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怎么会一下子就识破他呢？九大时还不可能识破他，否则，怎么会让他当副主席？林彪的欺骗性也就在这里。因此，对林彪要作具体分析，他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要以为说他坏，就从头到尾都是坏的。林彪取得接班人的地位是有历史原因的，是当时党内形势发展的结果。总之，对我们党来说，林彪事件的教训是深刻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０４６～１０４７页）
朱德评论说：“林彪是自我爆炸的。他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地搞反革命政变，妄图谋害毛泽东主席，另立中央。我们党是有经验、有力量的党，他是绝不会成功的。”
邓小平在江西南昌下放，他听了林彪出逃事件的传达，愤愤地说了句：“林彪不亡，天理不容！”后来，邓小平评论林彪说：“林彪这个人不能说没本事，但是个伪君子。利用毛主席的威望发布一号命令，贬低毛主席，抬高自己。林彪垮台了我们党的日子会好点，就是有那么几个书生在胡闹。”（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４６页）
陈云在工厂下放，他听了林彪出逃事件的传达，沉思良久，感慨地说：“想不到这个人干出这么没良心的事！”（朱佳柱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６５页）
聂荣臻说：“林彪之坏，过去不曾预料。”“林彪最后变成一个资产阶级野心家和阴谋家绝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他长期坚持剥削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的结果。随着地位的提高，他的这种思想不但没有得到克服和改造，反而越来越严重，在‘文化大革命’中终于发展成为野心家，最后成了党和祖国的叛徒，以至自取灭亡。这完全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８６４页）
“九一三”事件考证 第三章 迷雾·疑团·争论
前言
“九一三”事件发生至今已经３０多年了，尽管事件的性质和主要情节已成定论，但围绕林彪出逃的前因后果仍有某些疑问，在人们心头解之不开，挥之不去。
这一方面是由于有些疑团和迷雾，当初就客观存在，３０多年来从未廓清，也无法廓清，因为主要的当事人都已消失，死无对证；另一方面是由于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党实事求是的作风得到了恢复，有些过去讲得不妥的地方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有些过去没有披露的材料现在披露了出来。
另外，随着思想的解放与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人们可以大胆地探讨问题，自由地发表见解了。随着对党的领袖人物的研究、评价、臧否不再成为禁区和罪过，随着人们对一代名将身败名裂所产生的惋惜、恻隐之情不再刻意掩饰，对林彪事件的关注自然就日见其浓了。至于某些个人受感情左右和自身利益的驱使，随便发表一些不负责任的议论，甚至故意散布迷雾，就更增添了弄清问题真相的复杂性。但无论如何，这些分歧乃至争论的实质和焦点，它所产生和导致的社会效果和最终结局，则在于重新认识、评价林彪，这显然是个事关重大、需要特别慎重对待的历史课题。
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