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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战国五大公知
作者：刘勃
内容简介 · · · · · ·
平等、民主、自由、民权、法治这些看似现代的主流观念并非现代产物；早在两千多年前，战国的五位公共知识分子就已提出过类似的言论。本书将拨开历史迷雾，还原“战国五大公知”对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第一次公开讨论。
墨子谈平等：“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墨子其实是最讲究发号施令的人，也极端强调尊卑之别；只是在他看来，尊卑不该以血统来划分。
孟子谈民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行仁政，而仁政的本质就是“保民而王”。
庄子谈自由：“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骨子里，庄子喜欢的是激越恢弘的意象；所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缩手缩脚的朝堂生活，他接受不了。
荀子谈民权：“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非常强调君的人事任免权与君权分离，因为这足以使一切虚君主张成为泡影。
韩非谈法治：“圣人之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 韩非坚信，人性是坏透了的；所以，要想维护权力只有两条路——“法”与“术”。
翻开本书，逐本溯源，探寻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历史源头。
序 言
这本书谈战国五子，按照活动年代的顺序排列是：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
正如许多西方学者所说，中华帝国是孔夫子和秦始皇缔造的。而上述五位活动的年代，恰好是孔子去世之后，始皇帝统一之前。他们是大变革时代的革命党与保守派，是那个社会背景下的先锋与公知。
而所谓“公知”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在这个词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火爆并充满贬义之前，它和“知识分子”几乎是同义词。摘抄余英时先生的解释：
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这里所用的“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是具有特殊涵义的，并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这种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余先生又说：“熟悉中国文化史的人不难看出，西方学人所刻画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竟和中国的‘士’极为相似。”
确实，以专业知识而论，谁要是夸说诸子今天还如何了得，只能推断为别有用心。但不可否认，那时的许多问题，还是今天的问题。
以韩非子为例。
先秦，中国思想史的黄金时代。在最有名的七子里面，按年代排，韩非是殿军。韩非看前面六位都不太顺眼；相应的，在怎么跟领导人谈心的问题上，韩非一副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的小媳妇相，在那六位那里，大概也很难引起共鸣。
而这六位亦是各有各的个性。
《老子》这书，自说自话。一个老爷子面无表情地在念叨，语音语调从头到尾没有抑扬顿挫，爱听不听，不听拉倒。
孔子是低调的，主张跟领导说话要客气，但原则问题不让步。他认为国家领导人听不进不同意见就该亡国，跟你说不通我就自己辞职走人。并且，看《论语》的记录，孔子评价起国君或官员们来，态度常常也并不像他主张的那样谦恭。
墨子很自恋，觉得就他最牛。即使全世界都在反驳他，在他看来也不过是集中天下的鸡蛋砸石头。《墨子》书里记录他和别人的辩论，都透着这股子气势，和国君说话，也不例外。
孟子也嚣张。“道高于君”是他的基本立场，“说大人，则藐之，毋视其巍巍然也”是他的基本态度，“帝王师”是他的基本定位。所以人家问他，咱们大王对您很客气，您对他就不能尊敬点吗？他的回答竟是：“我经常把尧舜之道讲给他听，不就是对他最大的尊敬吗？”
庄子更不必说。庄子稀罕跟国家领导人说话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既然如此，那领导不爱听，他当回事吗？
韩非的老师荀子，讲究“尊王”，倒也是特别强调要突出领导权威的。但他一张嘴仍然会说，你们这些国君拿齐桓公、晋文公当奋斗目标，但我们孔门弟子，就算只是个小孩子，都觉得谈这个丢人。
总之，“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这个韩非看来最大的难题，在这六位心目当中，根本就不存在。
道理也很简单。这老六位就算各有各的毛病，起码有一点是共通的。他们都怀揣理想，拿自己当人，希望按照自己的主张来塑造国君。自居奴才，为讨主子欢心而变着花样说话，他们不但做不出，甚至根本想不到。
有意思的是，那些一心干禄，比韩非还要以国君的是非为是非的纵横家和法家实践派，也没把游说看得这么难。
苏秦、张仪不必说了，各国国君一路忽悠过来，一点都不怯。
韩非的同门李斯，胆色也一样可观。《谏逐客书》开门见山，“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批评新国策不对，一点没绕弯子。这篇的行文，也正是韩非说的“顺比滑泽，洋洋洒洒”，尤其是后半篇，“华而不实”的嫌疑着实不小。但人家也成功了。
韩非和这帮子人的巨大差异，也许可以从出身上来解释。
韩非是“韩之诸公子”。韩国是一个不强大，但还算是大国的国家；“诸公子”的意思，是一个不算高贵，但还说得过去的贵族。
章太炎骂老子，有句名言叫“怯懦者多阴谋”，拿到韩非身上更合适。没行动力，各种阴谋诡计只能一遍遍过脑子，所以韩非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有水平。真的耍流氓，韩非在秦始皇面前一和李斯、姚贾交锋，三招两式就败了，皇帝也不再把他当回事。
太史公为韩非立传，没写几句话，倒全文引录《说难》。因为他亦有同感。
那是汉武帝的时代。
天下一统，别黑白定于一尊。再像诸子那样在皇帝面前高谈阔论，皇帝受不了，别人也拿你当神经病；一心想升官发财的，也知道靠豁出去发惊人之论引起人主的注意，但这样的机会不是没有，而是越来越少。更好的选择，还是顺着领导人的既定方针，拿点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出来。
这种差别，先看看《战国策》，再看看贾谊、晁错、主父偃们的政论文，立刻就可以感受得到。
揣摩人主的心意，是一项必须要做的艰巨工作。在战国，韩非这样细腻深刻的软骨头才会对此感受强烈；在皇皇大汉，却连司马迁这样嵚崟磊落的奇男子也觉得不可回避。时代的沉降，真是使人低徊不已。
先秦诸子的思想，和现代流行的一些价值，当然是有很多可以呼应的地方。简单说，孔子与宪政，老子与哲学，墨子与平等，孟子与民主，庄子与自由，韩非与法治，均在似与不似之间。
由于这种微妙的关联，你要想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或其中任意一人）捧之上天，或者贬之入地，大概都很容易。事实上，很多人也正是这样做的。
作为一个在媒体待过的老师，我不得不承认，不管在报纸还是课堂上，很多时候，极端的褒贬最容易产生话题，促成争辩，从而大受欢迎。
但我还是想和这种方式保持一点距离。在我看来，极“左”或极“右”，大概都有脑子短路的嫌疑；然而不“左”不“右”的乡愿派，倒是诚然不短路，只是大脑里已经停电了。
而我希望这是一本不短路，且供电量还算过得去的书。
第一章 孔子死了
孔子的心愿是从政，实践是办学。从政的目标，是复兴宗法纽带维系的封建等级社会；办学的方法，是教很多苦孩子该怎样做官，并且在国际间跑来跑去。问题是流动人口越多，宗法纽带就越无法维持；苦孩子越精通做官之道，就越不甘心继续当封建体制里的下等人。刻薄点说，孔子的行为是在给自己的理想打脸。
孔子的自我分裂
孔子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知道自己这辈子在干什么。
他是怀揣着政治理想的人。理想是啥，他老人家也直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代太伟大了，我特想追随那个时代的脚步。
西周盛世什么样？按老人家自己的解释，主要是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君怎样才能像个君呢？他要像爸爸。臣怎样才能像个臣呢？他要像儿子。
说“像”，其实也不大准确，因为很多时候确实就是。按照周代的封建宗法制度，大致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士都算贵族。爸爸当天子，嫡长子留着即位，其余儿子们去当诸侯；爸爸当诸侯，嫡长子即位，其余儿子们去当大夫；爸爸当大夫，嫡长子即位，儿子们去当士；爸爸是士，嫡长子即位，其余儿子就失去贵族身份，只算庶人了。
爸爸管儿子，但爷爷通常管不到孙子。儿子对爸爸称“臣”，但孙子对爷爷只是“陪臣”（如诸侯的大夫对天子，士对诸侯，都是陪臣），不从爷爷那里获得权利同样也不用承担义务。这样的好处是即使连续几代人都非常能生，孙子、重孙太多，爷爷认不全也没关系，他只要认得自己的儿子就可以了。
在这个体系下，爸爸的权威要保证，但同时爸爸应该是慈爱的；儿子的孝顺要强调，而这孝顺需是发自内心的。虽然有点把父子关系理想化，但大体也算有人类的天性作基础，很自然。
当然，平等是不存在的。但权威通常不会是极权，服从通常也不至于是盲从。不平等但是有对等，分等级但是很和谐。
平心说，这个体系设计得确实是挺高明的。一两千年后的欧洲人，也推行封建，就搞不出这么既主体突出又兼顾各方利益的制度。他们一会儿让国王的儿子们平分王国，结果好容易建立的统一政权立马四分五裂；一会儿又滑到另外一个极端，搞长子继承通吃，其他儿子什么也没有，结果催生了一大批血统高贵但一文不名的光蛋贵族，没事要么捉对厮杀，要么劫掠教会，要么欺负劳动人民，构成了巨大的不稳定因素。
当然，正因为原来的社会体制极端不靠谱，他们才勇于开拓，四处征伐，终于在公元1500年以后杀出升天，彻底改变了小小寰球，但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总之，让四海之内的君臣子民过着温情脉脉的大家庭生活，这就是孔子的理想天下。
但是，孔子实践自己政治理想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期望中的成果，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据庄子略带夸张的说法，孔子在鲁国两次被放逐，在卫国混得不敢见人，在宋国他背靠的大树要被砍，在商周没出路，在陈蔡被包围，谁想杀他都不算犯罪，谁想侮辱他只管自便。（夫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庄子。让王》）
他做得比较成功的，是办教育。
孔子招生，号称“有教无类”，学生大多数是苦孩子。比如他的头号得意弟子颜回，根本是穷死的；比如他的跟班兼保镖子路，当年头戴鸡毛冠，身挂野猪牙，看着就是个流氓；比如有的学生对怎么干农活很感兴趣（如樊迟），有的确实在干农活（如曾参）。还有的一看名字就知道是干工商业出身（如漆雕开），有的还是劳改犯（如公冶长）。
教学的内容，主要是人称六艺的“礼乐射御书数”。这些内容，今天听起来像摆设，但在西周时代，却是实实在在的贵族技能。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谓治国的本事，关键也就是懂得怎样祭祀和打仗。祭祀要相应的仪式和音乐来配合，打仗要会射箭和驾车，而不论是祭祀还是打仗，都需要能读能写相关的文件，并且算清相关账目。
孔老师教学生的时候，有的技能还是社会迫切需要的，比如算数和写字，永远是必须的基础课；有些则有点日薄西山，比如各国君主和贵族越来越不爱讲老礼儿；比如车战成本太高，限制太多，正在渐渐为步兵团队所取代。
但即便教的内容是过时的，也有很大的“去魅”作用。原来苦孩子对贵族玩弄的这套礼乐射御只能仰望，觉得那是既神秘又不可企及的，现在自己也会了，立马觉得就这么回事，有啥了不起？
虽然按出身他们应该是弟弟、儿子、孙子辈，但等这些能耐都学会了，他们怎么还会甘心做弟弟、儿子、孙子？
更糟糕的是，孔老师还周游列国。
要君臣之间能有父子之情，最简单的办法是君臣就是父子。要君臣就是父子，最好的办法就是老子说的，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在当时，社会发展，交通进步，各地区之间人口流动加速，本来就是大趋势。孔老师作为公认的思想和道德楷模，带头过这种在路上的生活（不妨简称为“带路党”），显然大大加速了这个进程。
于是，各国的臣工中也就有了越来越多跟君主没啥血缘关系的外国人。你孔圣人一边鼓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边搞得君不父，臣不子，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这不是给自己打脸吗？
后来墨家骂孔子，一条大书特书的罪状，就是孔子“劝下乱上，教臣杀君”，虽然他列举的几个案例大体不靠谱，但从实际影响上说，这个判断未必不合理。
不得不说，孔老师确实是给自己拧了个扭头朝后看，迈步向前冲的造型。
对这种矛盾，众人当然有不同的理解。
捧孔老师的，自然说老圣人心里明白得很，他这是托古改制，故意的。
不爽孔老师的，则批判他没逻辑，是逻辑思维不清晰的文科代表。啥叫“自打耳光”？孔老师这样的，就叫自打耳光。
老师到底是想向前还是冲后？儒家弟子们也搞不明白。因为众所周知，孔老师还讲究因材施教，一个简单的具体问题，跟不同学生讲的都不一样。他又要求学生举一反三，话通常不说透，你不明白，就算了。至于老师的核心价值观，子贡这样的入室大弟子，都没机会听——颜回师兄倒是或许听过，却又“不幸短命死矣”，总之，是失了传。
这种含混不清的状态，短期看来是坏处，孔子一死孔门就分裂了；长远看来则是好处，因为不管持什么主张，最后追其根本时都可以认到孔子这里。荀子看孟子极端不顺眼，孟子对荀子想必也不会有好印象，但他俩一样以孔子的嫡派传人自居。这也还罢了，墨、道、法三家固然经常批孔，但墨子也会引孔子的话证明自己的观点，庄子会借孔子之口谈心斋、坐忘，韩非则让孔子宣讲严刑峻法……总之，谁也不愿意老人家闲着。
直到今天，找孔老师认祖归宗的，仍不罕见。当然反过来，也就是持任何主张的人，都可以拿孔子作反证。
也就在这样的氛围下，战国时期的列位大家才能或跋扈，或疏离，或期期艾艾地追寻着自己的抱负。而这，只会也只能发生在孔子身后。
儒家分裂的标志性事件
孔子门下，有个叫有若的学生。他吹捧老师不遗余力，当然，最重要的是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长得和孔子很像。
孔老师去世，弟子们满腔哀思无处寄托，于是子游、子夏、子张三位大弟子，共推有若当接班人，坐到孔子的位置上，接受大伙的礼拜。
这种做法，思路可能来自宗族祭祀，由孙子来扮演去世的爷爷。但不由亲孙子来，而是另外找人，说他和圣人有共同点可以接替圣人的岗位，则有点像灵童转世。这如果能延续下来成为传统，儒家可能会比较有宗教味道一点，也能够成为一个更有凝聚力的教团。
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虽然论资格只是小师弟，但曾参同学首先跳出来说：“我被江汉的洪流荡涤过，被夏日的阳光照耀过，被星空的浩瀚震撼过！”意思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我们的老师就像江流，像夏阳，像星空。长得像算啥啊，思想境界才是关键啊！伟大是不可复制的，我怎么可能接受另外一个人坐在老师的位置上？
这一嗓子是很有感染力的。不久后，又有别的弟子发难说：“我们老师会天气预报，要是下雨，他能在出行前提醒我们带雨具；我们老师还能开男科医院，将难言之隐一语道破。有个人老大不小了没儿子，老师却预言，人家四十岁后会生五个娃。请问老师为什么知道这么多？”
有若答不上来，于是这位弟子也不客气：“有师兄起来吧，这个位置不是您能坐的。”
这可能是儒家分裂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