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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五大公知-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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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篇章的观点,是活着最好。一切物质的、精神的追求都可以不要,要的就是活着。浑浑噩噩但生存能力更强,那我就要浑浑噩噩。真别说,中华民族有强大的生存能力,被反复蹂躏,但垮而不死,真和这种态度有关。
但《庄子》偶尔也会主张人生如白驹过隙,固然好死不如赖活着,但活得多赖,也就是那么几十年而已。所以,最重要的是活着的时候爽过。这见于《盗跖篇》。这种观点,特别切合人的动物本能,对好汉型的人物,格外有感召力。
又有时候,强调活着诚然最重要,但不能是赖活,要有一种奇特的精神追求,可以称为“养神”。养神的最终结果似乎是长生不老,所以其影响可知。后来忽悠秦始皇的那些方士们,描述海外拥有长生不死药的仙人有多神奇,就几乎照搬了庄子对“藐姑射之山”神人的形容。
但当面对妻子和自己的死亡时,庄子又显得极豁达。老妻去世,庄子用极其深情的语调,讲述了生死无别,不值得为之动情的道理。
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至乐》)
自己将死,庄子说,抛尸荒野,才是最好的安葬。
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列御寇》)
《大宗师》一篇里还讲了很多用滑稽的态度面对痛苦和死亡的故事。个人感觉,这构成了《庄子》中最有魅力的部分之一。按照这个态度,第二、三节里那一堆“不重要”后面,还可以加一个“活着不重要”。若以逻辑一贯的要求来衡量,则这些内容对前面那种重视养生、养神的主张,打脸打得噼里啪啦。
更极端的时候,庄子则会赞美死亡。这样的例子虽然不多,却也很有名。《至乐篇》里,庄子和骷髅的大段对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骷髅只是说死了就没人烦你,所以很快乐。苏格拉底说,死后可以和古代伟大人物的灵魂对话,那种爱智的乐趣,《庄子》里是一点也没有的。
《庄子》本身就如此复杂,《庄子》的影响辐射开去,各色“庄粉”作何表现,自然另是一种光怪陆离的景象。

隐士与权力同行
庄子一时兴起,给蓬草间的一个骷髅起死。大概,也无非是想让他跟自己“谈谈闲天”罢。不料,这竟是商纣王时候的陈死人,被人一闷棍打死,不但抢走了财物,而且剥去了衣服。复活过来的,乃是赤条条一个大汉。凭庄子怎么解释,汉子拒不接受自己已经死了五百年的事实。他没有聊天的闲心,只关心自己的衣服和随身物品的去向,并进一步推论这些东西是庄子谋了去,抓住庄子不放。庄子宣讲等生死,齐贵贱。所以有衣服也就是没衣服,在这里就是无效的,这也就让庄子本人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这是鲁迅小说《起死》的前一半,故事从《庄子》外篇的《至乐》取材。原材料并不长,全文照录:
庄子之楚,见空髑髅,髐然有形,撽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于是语卒,援髑髅,枕而卧。
夜半,髑髅见梦曰:“子之谈者似辩士。视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庄子曰:“然。”髑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髅深矉蹙頞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
对照小说,鲁迅的改造举其大者有三。
第一,把骷髅复活,在原文里仅只是一个设想,小说里却当真实行了。
第二,这段文字里,庄子有意降低了自己的水准,发出一通稷下学士式的夸夸其谈,然后才借骷髅之口说出了自己的真意。鲁迅不容他这么扮猪吃老虎,小说里的庄子虽然滑稽,嘴里的议论,却是《齐物论》里的精义。
第三,不论怎么说,原来骷髅和庄子之间的辩难,总还是两个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小说里,死而复生的这位杨家庄的杨大,却并不是读书人。
把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置诸日常生活的场景之中,超卓的思考水准和拙劣的处世能力之间存在的强烈反差,常能产生强烈的喜剧效果。此种桥段,往往既为阅读者所乐见,复为写作者所擅长。平庸如《封神演义》的作者,写起姜子牙受老婆的气来,也多了些风趣,何况鲁迅这样了不起的小说家?这自然是令人忍俊不禁的一段。
比照鲁迅的其他小说,且套那个被说滥了的“孤独者/庸众二元对立模式”罢,似乎也套得上。这复活的汉子,已经身在五百年后,却仍然“尸祝往时”,拒不承认早已改朝换代,可谓昧于天下大势,又“专管自己的衣服,真是一个彻底的利己主义者”,自然也是“庸众”或“看客”中的一员。庄子对这汉子摆事实讲道理,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又何尝不是一位“清醒的孤独者”?
于是,问题来了。
鲁迅写愚民,是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而写孤独者,又历来“笔锋常带感情”。何以这一回,《起死》里的汉子似乎只见其可怜可笑而未见其可恨,鲁迅并未给他“顺手一枪”;而对庄子的狼狈处境,鲁迅不说有几分幸灾乐祸,至少也绝不同情。
《起死》写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这一年,鲁迅写了七篇《论“文人相轻”》,另外还有一系列的文章,极论为文做人,非有“是非”不可。如:
昔之名人说“恕”字诀——但他们说,对于不知恕道的人,是不恕的;——今之名人说“忍”字诀,春天的论客以“文人相轻”混淆黑白,秋天的论客以“凡骂人的与被骂的一股脑儿变为丑角”抹杀是非。冷冰冰阴森森的平安的古冢中,怎么会有生人气?
不用说,鲁迅的论敌们,为了说明争论之无谓,是热爱引用庄子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或者,这便是鲁迅写《起死》的一个重要动因。一团和气则无生人气,那便从《庄子》里拿过一个死人来。看看用生死齐一的高论面对现实,是怎么一个结果。
不论是读鲁迅的作品还是传记,都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在他身上极少有所谓的“文人气”。重实干而恶“高论”,大概也算少文人气的表现之一。《故事新编》中关涉先秦诸子的三篇。《起死》写庄子,固然多是挖苦,《出关》中对老子的态度也是戏谑为主。唯独《非攻》里的墨子,几乎可以说是鲁迅笔下最正面的形象。
大概,诸子中唯独老庄最多高论,而墨子却是实干家。鲁迅笔下的孤独者,如夏瑜,如吕纬甫,如魏连殳,结局或以死亡,或以消沉。然而,他们都曾经是行动者。即使后来外表上不得不泯然众人,内心仍有极强烈的痛苦。这痛苦,便是鲁迅与他们的同情所在。
至于像庄子这样从根本上就拒绝行动的孤独者,鲁迅就是另一种态度了。
说鲁迅不喜庄子,当然大谬不然。《汉文学史纲要》里的评价极高:
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
这自然是显证。另外,鲁迅推崇魏晋,对嵇康尤其还有些偏爱。而论魏晋时代,总不可能扣除掉庄子的影响。
问题恰恰在于,庄子的影响实在太复杂。《庄子》各篇,始终保持着一种对社会看似不认真的态度。不过是因为别有关注而不认真,还是其实很认真,因为激愤太深而显得不认真,或是觉得调戏一切正常的价值,更方便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则难说得很——后来者愿意选择怎么接受,就更难说。
前面说到,滑稽可以是真话的保护色,但不应该忽视了滑稽也可以是谎言的兴奋剂。如秦晖先生有一段著名的议论:
苟且而出于无奈,亦不足责。但庄周的苟且却不是自承无奈,而是把它奉为崇高境界。在这种境界中,真伪、有无、是非、善恶都可以不分,或者说都不可分……我国传统时代的一大弊病是言行不一,儒家的那一套仁义道德只说不做,法家那一套关于“法、术、势”的厚黑学只做不说,所谓“儒表法里”是也。而道家的上述诡辩论则为本来难以相容的“儒表”与“法里”提供了关键性的粘合剂,为逻辑上摩擦剧烈的王道之表与霸道之里加注了有效的润滑油。
当然不能说《庄子》全书都是这个调子,但《庄子》中确实有这个调子,后世热爱庄子的人,也有不少正是持这个调子。
比如东汉的马融。《庄子》秦汉时很被冷落,是马融把《庄子》从断烂的竹简堆里翻出来,重新给炒热了。但现实生活中,马融是这样运用《庄子》的:
(马)融既饥困,乃悔而叹息,谓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灭无赀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后汉书。马融传》)
这里的“老庄所谓”,不过是把贪生怕死理论化而已。
再如西晋的郭象。我们今天读的《庄子》,都是由郭象的注本派生出来的(更早的《庄子》是什么样,已经无从知道)。但这个郭象注,却始终被抄袭的公案纠缠着。当然,这是个争论极多的问题。不过,对郭象最善意的评价,也不过是说他对向秀的注有所发展,不能纯以抄袭视之。大概,他也是在实践“齐物论”,抄不抄都是一回事吧。
《起死》的后半部分大有深意。旁的孤独者面对庸众,往往是彻底的无奈和绝望。这位小说中的庄子,却只是一时的狼狈。很快,他便有了对策——“一面支撑着,一面赶紧从道袍的袖子里摸出警笛来,狂吹了三声。”
巡士闻声而来,和庄子套起了近乎,因为他们的“局长也是一位隐士,带便兼办一点差使,很爱读您老的文章”。听说庄子此行是要去见楚王的,那敬意就更了不得,于是汉子被吓得退走到乱蓬里,借助官府的权力,庄子轻轻松松地脱了身。
还是鲁迅的话:“登仕,是噉饭之道,归隐,也是噉饭之道。”隐与官,原是一伙的。

第六章 荀卿救世

“伪”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人与生俱来的,荀老师自己也没说清楚。《性恶》篇里,他极力强调不是;但在《王制》《非相》等篇里,他又隐然说是。对此,不喜欢他的人,就骂他自相矛盾;喜欢他的人,则替他圆话,夸他区分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个人的意思,是对此不妨看淡一点。先秦诸子中名头最响亮影响最深远的七个大腕(老、孔、墨、孟、庄、荀、韩),没有谁会去精确定义一个概念,然后一以贯之地使用它的。发现逻辑漏洞必为之圆,类似西绪弗斯的工作,会把自己累死;抓住一点逻辑漏洞必穷追猛打,则不妨直接判定诸子都无足观,引用鲁迅的话,“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国的书”,看别的去吧。
世相过于纷纭,逻辑有时而穷,诸子的言论,往往是针对直接面临的具体问题而发,很难以普遍原理视之。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尽可能综合他们的全部言论,判断一下他们的大致立场和兴味,将之完全一贯,是不大可能的。

引子
孔子的寿命是七十三岁,孟子据说活到了八十四岁,在当时都算非常长寿。
但荀子可能还要长寿得多。
司马迁为荀子立传,话不多,引起争论的地方却不少。
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史记。孟轲荀卿列传》)
意思是说,荀子五十岁的时候到齐国,到齐襄王的时候成了硕果仅存的前辈。看这语气,他到齐国应该还在齐襄王继位之前,就近算他是齐湣王时来的,也就是公元前284年以前。
《史记》又说,春申君死的时候,荀子还活着。春申君死,是公元前236年。算下来荀子起码活了九十多岁。
荀子也确实是个不服老的典型。他说,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对的,但智商和判断力“永远年轻”。
荀子名况,经常也称“荀卿”或“孙卿”。姓被改成孙,可能是因为避汉宣帝刘询的讳;卿可能是他的字。当然,这类问题照例有争议,我们也照例不深究。
荀老师很自负,这点他和孟老师很像。孟老师喜欢跟人辩论,但强调自己是“不得已”;荀老师则非常直接。
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焉。(《荀子。非相》)
是君子就一定爱辩论。只要是人,都喜欢谈论自己推崇的观点,咱们君子还尤其突出。
孟老师说平治天下舍我其谁。荀老师更狠:
君子……言己之光美,拟于舜、禹,参于天地,非夸诞也。(《不苟》)
这句话的意思是:咱们君子,说到自己有多光荣美好的时候,把自己和舜禹相提并论,和天地等量齐观,那也不算吹牛。
人得有多自信,才敢说这个话?相形之下,孟老师简直算低调。
两个如此强势的人,即使价值取向完全相同,大概都很难彼此喜欢。何况,对太多问题的看法和思路(后者更关键),他们都是相反的。

救世实践派
如果古籍中关于荀子的记载均为真,则此君绝对是个“祥瑞”——他在燕国,发生了燕王哙禅让的大动乱;他在齐国,结果乐毅率领五国联军下齐七十余城;他去了趟秦国然后回到老家赵国,于是长平之战打响;他还赖在邯郸不走,于是有了邯郸之围;最后春申君收留了他……春申君的结局,你懂的。
学者们一般都认为荀子是战国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
这句话,分量很重。那么多儒生,绝大多数都只配作大师座下的传教士;要当大师,光靠有复印机和传声筒的本事肯定不够格,一定要有自己开创的独门功夫。
即使不谈思想,荀子的特点也很明显。
第一,他活动范围特别大,去过的国家特别多。
周游列国,是孔子开的头。孔老师从鲁国出发,到过齐国,在卫国住了很久,还经过了宋、郑、陈、蔡等一系列小国,作短暂的停留。在黄河边,老人家隔着逝者如斯的滔滔河水,看了看对岸的晋国;南下,在楚国边境上,孔老师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丝云彩。
基本上,孔老师的活动范围,大致在今天的山东、河南两个省。而他的步履之所至,目光之所及,也就是后来思想最活跃,学者辈出的地方。先秦诸子,尤其是荀子以前的诸子,绝大多数都是山东人和河南人。他们多半是爱跑动的人,但也只在山东、河南之间跑。
儒家弟子,不少去了孔子想去而没去成的晋国。但那不是因为他们往西跑得更远,而是晋国分裂成赵、魏、韩之后,势力东移了。子夏在魏国的西河地区教书,是在现今的河南长垣(钱穆的说法);孟子见梁惠王,地点是大梁,即今天的开封。他们都没到太行山以西。
墨子活动的区域,算是特别大的。他到过楚国的王都,这点孔老师比不了。但他在楚国待最久的地方是阳城,即今天的河南方城县。墨子的学生见过越王,不过这不意味着这孩子曾远赴浙江,而是当时越国已经把首都迁到了山东琅琊。越王想封给墨子土地五百里(大致在以前的吴国属地),也就是今天的苏南一带。墨子没同意,我低级趣味地想,嫌那里太偏远,可能也是一个附带原因。
今天一说楚国,大家都会想到湖北、湖南一带。其实河南南部,也是楚国版图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老子、庄子,往往都被当作是楚文化的代表。老子是苦县人,庄子是蒙人,这两个地方到底是今天的哪里,有争议,但也都是河南人内部的争议。
战国七雄中,有三个国家在山东、河南没什么地盘。西方的秦国,北方的赵国和东北的燕国,这三国,原本都不出文化人,纯粹的文化人也基本不去,去的都是实践派和野心家。
但荀子,在这三个国家都待过。
第二,荀子本身是赵国人。
荀子之前,赵国没出过著名学者,与荀子差不多同一时期的也只有一个慎到,一个公孙龙。
荀子是赵国人,但在齐国的稷下学宫很成功。到齐襄王的时候,说他“最为老师”,也就是公认的前辈大师;“三为祭酒”,也就是多次被评为首席专家。
当时的学术界,齐国稷下堪称凤巢,赵国恐怕只能算鸡窝,荀子是鸡窝里飞出的凤凰男。
这对荀子看问题的视角肯定有影响。
这和一个在文化中心长大的孩子,忽然有一天登泰山而小天下,看到了前辈们看不见的落后地区,然后决定送戏下乡传播先进文化,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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