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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孟老师不同，荀老师不是不懂得具体问题（我猜，他如果有机会跟孟老师当面辩论，就会不断用具体问题挤对对方）。他不跟秦王谈这些，应该是他觉得对秦国而言，那些都已经不是关键。谈儒生的功能，才是对症下药。
仔细琢磨下，荀老师谈了那么多，可以简单概括为一句话：我们儒生是国家最忠实的拥护者，而且是自带干粮的拥护者。
而这些拥护者的作用是论证一个政权的合法性。
合法性这个东西，听起来很虚，但影响非常实在。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村一百人，每个人要交一百块钱税，我们都认你是合法政府，你派一个税吏过来，就可以把税收走了。
但在我们桃花源村，大家表示不认得你，不愿意交这个税。按照法家的逻辑，是懒得在合法性上下功夫的，无非还是刑、赏两手最方便——对村民用刑，给收税的打赏。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十个全副武装的执法人员，才能把我们给震慑住。然后你发现，收上来的一万块钱，还不够给那十个人发工资。
所以你不得不加税，然后我们抵触情绪更大，组织起来抗税，十个差役也不管用了，你还要进一步增加人手，于是也就需要更多的税……如是恶性循环，维持统治稳定这件事本身就成了一个填不满的窟窿，终究谁都没法过日子。
总之就是，一个缺乏合法性的政府，行政成本将大大上升。即使它不想推行暴政也只有暴下去，因为别无选择。
这层道理说穿了虽然简单，但要秦昭襄王明白确实比较困难。因为，此时的秦国还基本就是一个对外掠夺的机制。只要战争总是获胜，掠夺总是成功，强盗头子就不难支付刑赏的成本。他在团伙内的合法性，也不会受到质疑。
一直要到六国覆灭，只剩下匈奴、百越这些苦哈哈的蛮夷抢无可抢，这个问题才会暴露出来。秦朝崩盘之后，回过头来想一想，就发现还是荀老师看得远——汉初知名的儒生，好多都和荀门有关联，写《过秦论》的贾谊，就是荀老师的三传弟子。
谭嗣同同学那段荀学与秦政相互配合依存的议论，作为事实判断，诚然极具洞见。荀老师的方案，是把孟子那样不合时宜的带路党，变成新体制需要乃至必不可少的五毛。但价值判断则复杂得多。
以下两个层面，大概都是难以否定的。
第一是确如谭同学所说，大盗利用乡愿，把本来不可延续的专制统治变得可以延续；乡愿取悦大盗，戕斫民族元气，使得奴性越来越渗入国民的骨髓。
第二是儒生作为减震和润滑系统，淡化了政府的暴虐色彩，保住了民众的承受底线。合法政府不见得就是善茬，不过作恶的必要少了很多。这种合作下的社会，当然无论如何也称不上一个好社会，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也许已经是相对不坏的结果。
是继续忍受愈演愈烈的动乱，同时遥想将来，祈祷不知道多少代人以后可能会磨合出一个真正美好的黄金时代；还是无论如何赶紧结束乱世，好歹让自己和看得见的儿孙先安安稳稳把日子先过下来？
荀老师几乎骂遍了他之前的诸子，却唯独对杨朱的一句话表示过同情。
杨朱哭衢涂，曰：“此夫过举蹞步，而觉跌千里者夫！”（《王霸》）
在四通八达的路口，杨朱恸哭道：“在这里走错了半步，就陷入了千里外的歧途。”
严师出叛徒
先秦三位儒学大师，都是教育家；但教学风格，很不一样。
孔子的课堂似乎比较随意。经常是老师带着几个学生聊大天，学生们各抒己见，老师最后做个总结，有时甚至都不总结，一次课就完了。对不求上进的学生，他放手不管；这孩子学习创造性不足，他就劝退。拿到今天的学校里，肯定要被判定为不负责，保住教职都很艰难。
孟老师就比较嚣张，我不知道今天哪个老师还敢跟学生说这样的话：“教育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不屑于教育你，也是教育你的方式的一种。”
但是别以为他真的很吓人。读《孟子》的感觉是孟老师的学生都以挑刺为乐，提问一个比一个刁钻。比如一个叫屋庐子的，发现老师有前后矛盾的地方，就很得意地说：“连得间矣。”我可挑着毛病了。这帮熊孩子还喜欢搜罗各种不利老师的言论，然后兴兴头头地传给老师听，好像求学就是为了看老师被挑刺后的反应。
孟老师的态度是反驳起来一套一套的；但有一点好，从来不生气。看得出他其实是挺宠着学生的。齐宣王要见孟子，孟老师说不见就不见；但学生们说，老师你不见就不许回来，孟老师就有家难回，只好住到朋友那儿去了。
《孟子》这本书，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孟老师和学生合作完成的。暂且忽略考证，就冲书里透出的气氛，我觉得也像。
荀老师则要严肃得多。
“师道尊严”这个概念，之前当然也有，但很大程度上，还真是荀老师炒起来的。比较两句中学里就学过的话。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荀子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
孔老师那里，思和学是并重的，不可偏废。到荀老师，思的地位就远远比不上学了。对自然世界和超自然世界，孔老师不谈，但有敬畏；荀老师则是没兴趣，而且鄙视。至于社会伦理，他又坚信标准答案已经明确，自然没必要费功夫胡思乱想了。
重视思，则学生是主体；只强调知识的传授，则教师的地位当然也就飙升了。
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师云而云，则是知若师也。情安礼，知若师，则是圣人也。故非礼，是无法也；非师，是无师也。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舍乱妄无为也。（《修身》）
礼法这样规定你就这样做，这是性情安于礼法；老师这样指导你也这样复述，这样你的智慧也就和老师相当了。既然如此，老师是圣人，你也就是圣人了。所以违背礼法，就是乱党；反驳老师，就是逆徒。不按照老师的指导去做而喜欢自作主张，就好像瞎子辨别颜色，聋子辨别声音，除了添乱你能干啥？
老师威严这样大，学生不免朝两个极端发展。
一些孩子成了老师的死忠，在他们心目中，荀老师就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人，谁要说荀老师不如孔子，他都会跟人急。
《荀子》这部书的最后，有一段荀门弟子介绍老师的话。劈头第一句是：
为说者曰：“孙卿不及孔子。”是不然……
然后“啪啦啪啦”一大通，宣扬荀老师有多么伟大、光荣、正确，护师卫道的小心肝，真是活蹦乱颤。
聪明孩子，则可能会因此强化逆反心理——苏东坡写过一篇文章，分析荀老师怎么会教出李斯这样主张焚书的学生：主要强调荀老师太自恋，除了孔子和子弓，把先贤都骂了一遍，使学生也对前辈的著作失去了敬畏之心。我倒觉得，没出师时被压抑坏了，这条理由大概也可以补充进来。
第七章 终结者韩非
韩非是先秦诸子中的最后一位，他也确实是个总结性的人物。有人说，诸子思想如条条江河，到韩非这里汇入了大海。我觉得不对，这哥们儿怎么看都不像大海，而是截断众流的大坝。
引子
关于韩非，《史记》的介绍很简单，不过和其余几位比起来，写得相对还算清晰。
开篇介绍，“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所谓诸公子，意思是韩国国君庶出的儿子，但也可能是指庶出之子的后代。至于韩非的父亲到底是谁，不确定。
韩非给韩国国君提过治国建议，没有被接受——可能跟他不善于口头表达有关，司马迁说，“非为人口吃”。
于是韩非只好埋头创作。这些书流传到秦国，秦王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看了很着迷，说了句规格高得吓人的赞誉：“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听说韩非是韩国人，就特意发兵攻打，让韩王把韩非交出来。
于是韩非到了秦国。事实证明，钱钟书“吃了好吃的蛋，不用见生蛋的鸡”的理论是对的。秦始皇得到了韩非后，却也没太当回事。
当初跟韩非一道在荀子门下的李斯，嫉妒韩非水平比自己高，就和一个叫姚贾的一起去跟秦始皇说，韩非是韩国贵族，说到底是要为韩国考虑的。您又不用他，放回去总是个祸害，不如找个罪名把他杀了算了。
于是韩非被丢进大狱，李斯派人给韩非送了一杯毒药。后来秦始皇有点后悔，想放了韩非，但韩非已经死了。
秦始皇开始对韩非追求得那么疯狂，追到后却那么冷淡，这是恋爱故事中常见的套路，尤其像网恋的见光死。失去了才懂得珍惜，但最后一秒营救，终究还是晚了一步——一边是手捧特赦诏旨往牢狱中赶的宦官，一边是拿起毒药一点点送向自己唇边的韩非……读史至此，很容易脑补出这种平行蒙太奇的画面来，结局又大有低回痛悼之意。
太史公叙述的这路剧情其实是有点狗血的。不过几乎没有其他材料可以佐证（《战国策》里还有一点点），所以也只能假定他说的为真。
能留给学者去辩论的问题不多，最重要的一个大概是：李斯说韩非怀揣着一颗韩国心，到底是不是诬陷。
据现有的材料，这个问题也不足以定论。不过随便怎么判定，对司马迁这个故事的煽情效果都会有很大的破坏。
若确实是诬陷，则韩非就是真心想为秦国服务的，是打算向秦始皇献计灭掉自己祖国的。于是韩非的悲剧就是一个卖国无门的悲剧。当时的平民士人普遍不爱国，所以李斯赞同灭楚，可以不算大的道德污点；但贵族和国家命运结合得比较紧密，韩非也如此，就有点说不过去。
若韩非爱韩国属实，那么李斯揭发韩非，就是为了忠君而不惜出卖朋友，至少符合韩非本人的价值观；而韩非是为了报效韩国而不惜虎穴犯险，失败了也是死得其所。如是，则要煽情也该往悲壮的路线上走；与现在这种细腻伤感的情殇风格，相当不对路。
韩非的理论土壤
韩国这个国家，有些特点，值得一说。
第一，韩国是个弱国，也是一个富国。
韩国的国土面积，号称“方九百里”，七雄中最小，到了韩非生活的战国末期，由于不断丧权失地，仅相当于秦汉时的颍川郡加上南阳郡的一部分。
韩军的战斗力，可以和燕国争一争倒数第一。不过燕国好歹当过黑马，有下齐七十余城的辉煌战绩；韩国除了欺负欺负周天子，单独打仗几乎没赢过。所以还是韩国垫底的可能性大一点。
但燕国弱且穷，韩国却是当时天下最富庶的国家之一。
古代看富庶程度，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人口。西汉末颍川郡221万人，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千米192人，是都城长安地区的两倍以上（京兆是每平方千米95。5人）。逆推一下，战国时的韩国人也少不了。
而且，韩国是以工商业发达著称的，拥有可以傲视诸国的是冶铁工业。说起来很讽刺的是战斗力最弱的韩军，武器装备可能是各国中最好的。
不少介绍韩非的书都会说到，正因为韩国弱，所以韩非对祖国的命运有很深的忧患意识。我倒是觉得，韩非鄙视工商业，鄙视思想文化，而特别崇尚“气力”，倒或许跟韩国富庶却只能忍受强国掠夺的处境有关。这样的国运似乎证明了一个现实：重要的是要有本事去抢别人，不然，经济文化再发达也是为别人做嫁衣。
第二，韩国这个国家，有法术传统，而且是术重于法。
史籍当中，经常管韩国叫郑国，管韩王叫郑王。这是因为韩灭了春秋时代的那个老牌郑国后，把都城迁到了郑国的首都新郑。这道理跟魏国把首都迁到大梁后，就叫梁国一样。
韩国人在秦国搞水利工程，修了有名的郑国渠。《史记。河渠书》说，这么命名是因为主持工程的专家叫郑国。一个水工起这么个名字实在太古怪，所以也有学者怀疑司马迁搞错了，既然韩国也叫郑国，郑国渠的意思，就是韩国人修的渠而已。
从文化、习俗的角度看，韩国作为“晋之别国”，和晋国的作风相去较远，倒和郑国有更多一脉相承的东西。
公元前536年，郑国铸刑书，在列国中第一个颁布了成文法。但郑国的法律似乎和后来秦法之类不一样，并没能提高国君的权威。以邓析为首，郑国民间跟国法抬杠，抢夺司法解释权乃至立法权的风气很快兴起。一直到到汉朝，“颍川好争讼分异”的习俗仍然存在。（参见《汉书。地理志》）这种形态的“法律热”，和韩非的法治理想其实刚好相反。
但这种玩弄法条的本事，却正是“术”的精髓。韩国接手了郑国的地盘，作风上也仍然如此。
韩非之前，韩国已经出过一位用术大师，叫申不害。申不害和他的主子韩昭侯那些故弄玄虚的花头经，《韩非子》里就讲了好多。
申不害的主张，韩非子曾批评说是只用术不用法，没有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有学者据《申子》残留的一些片段，反驳说申不害对法也不见得忽视。我看，这些学者是由纸面文章下的结论；韩非的话，却是针对韩国的实践结果而发。
总之，从郑国到韩国，一以贯之的传统，是阴谋诡计很发达。但法制总体来说缺乏权威，体系也很混乱。韩非重法也重术，将二者比之人的衣食，缺一不可。但细读韩非的书，会发现他对二者的认识水准并不一样。对术，韩非讲得非常细，精彩生动的事例、直指人内心隐秘的议论层出不穷；对法，韩非很向往，但理解比较空洞也比较僵硬，有时，也把刑罚的效力想象得过于神奇。
这大概也和韩国这种大环境提供给他的现实和理论资源有关。
第三，韩国贵族势力很大。
韩昭侯之外，其余的韩国国君很少有可称述的事迹。公仲、公叔、侠累等韩国贵族，倒是在《史记》《战国策》里频频露脸。
所以韩国被灭后，贵族们特别缅怀往昔的好时光。在秦完成统一大业前，韩地区一直叛乱不断；统一之后，打响刺秦第一枪的也是韩国贵族。李太白诗云：“沧海得壮士，椎秦博浪沙。报仇虽不成，天地皆震动。”干出这番事业的张良同学，他们家“五世相韩”，再贵族不过了。
但这都是国破家亡之后才意识到了祖国的好，缅怀起了本国体制的优越性。做亡国奴之前，贵族们忙着内斗以致于秦灭韩，轻松便利得不像话。那次率兵的人叫内史腾，只是一个负责行政的官员，连将军都不是。
韩非子写书，一大主题就是批判“重人”“重臣”“当涂之人”“祸国殃君”，则很大程度上都是在骂掌权的贵族。
第四，韩国外交上爱耍花招，最终结果是自己吃了亏。
地理上处于天下之中，夹在几个相互敌对的大国之间，外交选择很重要是自然的。
从郑国到韩国，原则都是不明确和谁靠近，谁拳头硬我就跟谁。
当初，郑国的滑头，各大国都印象深刻，所以国际上有“郑黠宋狂”（郑国人耍流氓，宋国人偏执狂）“郑昭宋聋”（郑国善于看风色，宋国只会认死理）之类的名声。
但狂而聋的宋国，固然一度被楚国欺负得“易子而食，析骸以爨”，但也使晋国知道了这个小弟靠得住，楚国知道了这块骨头不好啃，后来反而安稳了；郑国的黠与昭却没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虽然每次它似乎都把自己的损失控制到了最小，但也导致了没有哪个大国把郑国当自己人，没事就来欺负它一回，累积下来一算，混得实在比宋国还惨得多。
韩国接手了郑国的地盘，也延续了郑国的态度。一会儿合纵，一会儿连横，一会跟着秦国打楚国，一会加入齐魏打秦国，一会儿又回到秦国身边打齐国……区别是，当年郑国的决策者是郑国贵族，还不至于完全不介意国运；韩国的外交政策却很大程度上是听张仪、苏秦这些纵横家的忽悠。这拨人，只关心自己的成功，捞一票就走人。至于你听了我的主张会导致什么后果，他们才懒得操心。
身在韩国，对纵横家的这种行事作风，韩非认识很深刻。同样是对他们开骂，孟老师对张仪只会进行道德批判，韩同学就能把他们心里那点小九九说得清清楚楚。
韩非学术上的对手，诚然是儒墨。但涉及到具体政治，他批判最狠的就是“当涂之人”和“纵横之党”。说这是促成韩国困境的主要原因，大致也不错。
【段子为证】
《史记》和《战国策》都提到，韩国的铁制武器特别锋利。文学性的形容，有“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云云。
而韩国的弩，一则产量大，所谓“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二则射程远，史载是“六百步”。步是长度单位，一步相当于六尺，当时一尺大约折合今天的23。1厘米，也就是说，六百步达到骇人听闻的800米以上。
可以作个比较，14、15世纪威震欧洲的英格兰长弓，抛射的极限一般认为是不足300米。但这未见得就是古史夸诞，大型的蹶张弩、床弩达到这样的射程，技术上确实是可能的。
人性是坏透了的
韩非是荀子的学生。
荀子讲尊王，也讲人性恶；韩非则认为尊王是绝对的，更讲人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