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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比方，除了惯常的理解，我觉得可能还说明了一个问题：私自酿酒的情况就像结婚一样普遍；家里就有酿酒工具，也就像男人身上都有行淫设备一样顺理成章，因此实在是抓不胜抓。
古代禁酒也好，实行酒水专卖也罢，政策通常很难贯彻落实，也维持不长久。根本原因，恐怕既不是贤良文学们的猛烈抨击，也不是孔融、简雍们的漂亮反诘。酿酒原料就是粮食，酿酒的设备可能就是个缸。所以这个行业门槛太低，分布太广，禁酒或酒专卖带来的收益，都不够缉私的钱。
不管道德的调子定得多高，人性趋利，老祖宗其实是很早就认识得很清楚的。于是就不怕没有专家学者给君王们出主意：您要保证您的绝对权威就得把利益都拢在自己手里，让人除了照您说的做，没有别的发财机会。概括成一句话，叫“利出一孔”。
战国时代，西有《商君》，东有《管子》，都写下了这四个字。但具体策略，则还有些个不同。
《商君书》的思维是：人发财了就不会太听话。那种地可以发财么？发不了，所以这个可以有；经商可以发财么？可以，所以这个得打击。因此他主张崇本抑末。而《管子》毕竟由工商业比较发达的齐国出品，若是这么跟流通领域过不去，不大现实也太不合算，所以它的态度是这样：既然经商可以发财，国家就应该亲自经商而别让普通人染指，大凡有什么东西对老百姓而言属于刚性需求，国家就要尽量把它垄断起来。
垄断酿酒行业固然困难，所以只好放弃；但另外一些东西，要实现国家专营就比较容易。比如说前面已经提到过的盐。
中国的海岸线漫长，但如果考虑到制盐需要有宽阔的滩涂作为基础，那么最重要的产盐地区，也就只有黄河、长江之间的这一段而已（即习惯上所谓的两淮）。这个范围要控制起来，其实并不为难。至于内地的盐井、盐池，朝廷过去画个圈，也就很自然收归国有了。
既然垄断了盐业，国家怎么给盐定价。就可以完全和盐的生产成本脱钩。接下来，官府自己卖盐也好，授权给特定的商人卖盐也好，总之，收益巨大。据《盐铁论》的说法，卖盐是“百倍之利”，这当然夸张了点。不过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历朝历代，政府在盐业上的获利，往往是仅次于农业税收的第二大财政收入。
官府觉得卖盐的名声是很好的，叫“民不增税而国用充实”。比如说，大清号称“永不加赋”，所以一旦朝廷缺钱，往往就要求盐商捐款；盐商捐完款，就又要求朝廷抬高盐价作为回报——这摆明了是欺负老百姓不懂什么叫间接税。
但人民群众可不傻。官盐价格既然常常高得离谱，大伙对私盐的需求也就日益增长。而中国黑社会的一大社会功能，就是贩卖私盐（有学者分析说，《水浒传》里好汉的活动区域，正和私盐泛滥区重合）。读旧小说，很容易感受到作者和传统读者对强盗的好感。何以故？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强盗、土匪确实是在给老百姓提供价廉物美的生活必需品啊。
“计划经济”这个概念，据说是伟大导师列宁的发明。不过事实常在概念之前，“中国早就有”，这话有时确实大可说得响当当。
还以清朝为例。全国的各个产盐区乃至各个盐场，每年的盐产量该是多少，都是事先定好的。照说，该先进行市场预测，盐产量应该和人口数挂钩，所谓“计口授食”。不过，为了多收点盐税，朝廷有时也顾不得。比如顺治年间，人口比明朝少，盐的计划产量却比明朝增多。河南有的地方号称是“两丁销一引（“引”的概念变动很大，姑且按低了算，相当200斤吧）”，也就是一个纳税人一年要消费100斤盐。今天的保健专家建议，我们每天盐摄入不要超过6克；算下来，一年是4斤多。
盐商从指定的盐场收购盐，再把这些盐运到指定地区出售。以什么价格从盐场买，再以什么价格到官盐店卖，都有具体规定，不容自作主张。有的地方离产盐地远，运费高，沿途税卡又多，结果官方定的售价还不够盐商的成本，但这些都被自动忽略了。
然后，什么盐卖到什么地方，更得照规矩行事。比如众所周知，扬州是当时天下盐业的中心，扬州的盐要远销到江西、湖广，不许卖到仅仅一江之隔的镇江。不然，那也算是走私。镇江人，依法只能吃浙江出产的盐。
所以，镇江人民是多么需要长江对岸的走私者啊。
又所以，官盐的销售又是多么离不开行政力量的推动啊。缉私自然是地方官的重要职责之一，官盐的销量更直接和地方官的业绩（考成）挂钩：滞销10％以内，不得晋升；滞销20％～30％，罚俸；滞销40％～70％，降级（一级到四级），若滞销达到80％以上，那就要撤职了。
所以，如果朝廷真规定一个男人要吃100斤盐，官老爷就算不思进取，不也得逼着他起码吃个80斤么？
凌濛初小说写得不怎么样，不过他爱在小说里跑题写评论，倒挺有意思。比如《二刻拍案惊奇》一打开，就看见这么一段。
嘉靖四十三年，吴中大水，田禾淹尽，寸草不生。米价踊贵，各处禁粜闭籴，官府严示平价，越发米不入境了。元来大凡年荒米贵，官府只合静听民情，不去生事。少不得有一伙有本钱趋利的商人，贪那贵价，从外方贱处贩将米来；有一伙有家当囤米的财主，贪那贵价，从家里廒中发出米去。米既渐渐辐辏，价自渐浙平减，这个道理也是极容易明白的。最是那不识时务执拗的腐儒做了官府，专一遇荒就行禁粜、闭籴、平价等事。他认道是不使外方籴了本地米去，不知一行禁止，就有棍徒诈害，遇见本地交易，便自声扬犯禁，拿到公庭，立受枷责。那有身家的怕惹事端，家中有米，只索闭仓高坐，又且官有定价，不许贵卖，无大利息，何苦出粜？那些贩米的客人，见官价不高，也无想头。就是小民私下愿增价暗籴，俱怕败露受贵受罚。有本钱的人，不肯担这样干系，干这样没要紧的事。所以越弄得市上无米，米价转高，愚民不知，上官不谙，只埋怨道：“如此禁闭，米只不多；如此仰价，米只不贱。”没得解说，只囫囵说一句救荒无奇策罢了。谁知多是要行荒政，反致越荒的。
与其草率踩上一只看得见的脚，不如充分利用那只看不见的手。这个观点也是“中国早就有”。不过有了前面那个“早就有”，这个，就是有了也白有了。
儒道墨法关系试梳理
1。儒学是贵族学，所谓贵族，具有三种身份：
（1）统治阶级；
（2）剥削阶级；
（3）有闲阶级（雅文化的创造者）。
2。传统上贵族垄断政治。虽然面对的是新形势，但需要从旧经验里取材。所以墨、法的统治学都得到儒家那里去学。
2。1墨子曾学儒。
儒家教平民做贵族：教统治之法术，教有闲之境界，从而给予剥削之资格。
墨家灭贵族为平民：学统治之法术，有闲的境界非所能知，于是愿灭之。理论上主动放弃剥削之资格。
故：墨家反对剥削，也反对有闲，但承认需要统治，所以要建立贤人加公仆的政治。
2。2法家的人物排列下来则是：
管仲、子产这些法家先行者，皆是孔子称道的人物，很多思想也确与儒无明显分界。
李克为子夏弟子，吴起为曾申弟子，当时其魏国同僚，亦多儒者。
商鞅入秦，先言儒术。耕战明法，是癌变后的“足兵足食民信之”。
即至于理论上集大成者韩非，实践上成大功者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
殆吸收、发展儒家从政之经验，而抛弃其守旧、爱民之态度，即是法家。唯在管仲、子产、李克，仅为理想与现实有限度之妥协，商君则已近失其底线，至韩非，则视理想如寇仇矣。
故：法家反对有闲，但要保留统治和剥削，所以要代贵族以官僚。
2。3道家
道分两支：
一是老子之道的一个隐含倾向：身在江湖，心在魏阙，无为而无不为。在这里，道不过是掩饰。
二是庄子之道：真心实意曳尾泥涂，处材与不材间。在这里，道终得靠养着。
故：道家理论上是只要有闲，不过没有剥削则不能有闲，而没有统治又无从剥削，所以若不能像庄子本人那样死扛，本质上，道家还是三者都要的。
基本上，除老子的情况较复杂，墨家、法家都是儒家的高足却也是孽徒，庄子的道家则可说是儒家的败家子。
3。儒道墨法。
3。1儒道是一路，所重都首在人格之陶冶。
所谓儒家是贵族观点，道家是个人观点。实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贵族乃可从容言个性，而平民个性（主体意识）既立，则精神上已为贵族矣。
可见败家归败家，终究还是一家人。不比孽徒，是抱定弑师之心了。
3。2墨法是一路，所重都首在权力之把持。
墨是平民观点，法是君主观点，看似天差地远，实则殊途同归。今天的老百姓骂官僚腐败时，往往又难掩艳羡之情，亦是此理。
墨、法皆反对个体人格，文化精神。墨以固陋，不知人格独立之价值；法以刻深，深知人格独立之害于专制。
墨、法皆讲集权，细微处如利用特务，鼓励告密亦同。商鞅变法之后，墨家巨子亦跑到秦国去；《备城门》诸篇以下（尤其是《号令》一篇），和秦法亦若合符节。
墨、法皆重经济，唯理论上墨以养民生，法以奉君欲。以上观点放之今日，殊途同归，亦是自然之理。
人格随时进退，故儒道相反而大可兼容；权力不容分享，故墨法相似而终不两立。
若承认汉以后是阳儒阴法，则墨家绝迹，也就不难理解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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