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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说，“万物从大的方面看总比从小的方面来看要容易得多”；墨子则有一个口头禅，就是“天下”。墨子喜欢谈利害，但个人很少提。说到利的时候，他总是爱说“天下之利”，说到害的时候，他总是爱说“天下之害”。事实上，墨子的文章里，几乎没有哪篇不提“天下”二字。
在天下之大利大害面前，个人的小小悲欢，算什么呢？
《鲁问》中有这样的故事：
鲁人有因子墨子而学其子者，其子战而死，其父让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学子之子，今学成矣，战而死，而子愠，是犹欲籴，雠则愠也。岂不费哉！”
鲁国有个人让自己的儿子追随墨子学习，这个儿子后来战死了，做父亲的责怪墨子。墨子回答：“你让你儿子做我的弟子，学的就是随时准备战死，现在真死了，你恼火什么？这就像想卖米，结果卖到脱销却反而发怒，不是让人费解吗？”
在伟大理想面前，一个人的生命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即使更多人的生命殉葬，也只是增加了理想的光彩，著名的孟胜为阳城君守城的故事，就是如此。
《庄子。天下篇》里，对墨子有一段议论，不像儒、墨相互攻击时那样说得剑拔弩张；相反，态度很平和，也很沉痛。
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
墨子真是天下的一个大好人。但是，他的主张违背人的本性，一旦变成现实，天下人无法承受。墨子虽然能一个人背负着他的理想，但他要把天下带到哪里去呢？
奈天下何？奈天下何？
【段子为证】
墨子认为，如果有必要，他也是不介意使用谎言的。墨子看中一个身强力壮、头脑灵光的年轻人，想收他做弟子，就对他说：“跟我学，我给你找官做。”一年后，这个年轻人要求墨子兑现诺言，墨子于是讲了个故事。鲁国有兄弟五人，父亲死了，大儿子是个酒鬼，不管父亲的丧事。四个弟弟对他说：“你和我们一起安葬父亲，我们将给你买酒。”葬后，大哥向四个弟弟要酒。弟弟们不给，说，安葬父亲是做儿子的责任，你不葬别人将笑话你，所以我们才骗你的。于是墨子结论说：“独我义也哉？子不学则人将笑子，故劝子于学。”（《公孟》）
专制从何而来
《庄子》《淮南子》都说，墨子是崇拜大禹的。《庄子。天下篇》还提供了一些很好玩的细节。比如墨家后学的发展趋势是凑到一起，相互盯着小腿肚子数腿毛；谁的毛少，就算学大禹学得更到位——大禹治水，长期泡在水里，小腿上的毛自然是掉光了的。
当然，也有学者另有看法。因为《墨子》里，提到古代的圣贤，也是一张嘴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和儒家没什么不同，很少单独把大禹拎出来说事。所以，说墨子用夏政，《墨子》的文本自身没有提供依据。
《淮南子》可以认为是汉朝人胡说，但《庄子》的作者们，却应该是和墨者打过不少交道的。折中下来看，或许是墨子本人确乎没有独独推崇谁，到了弟子辈，却倾向于单单表彰夏禹了。也好理解，谈文王、武王，是有很多“文本上的依据”可利用的，偏于劳工阶级的墨家，要在这点上和儒生较劲，未必有利。不如拿个本来就缺少文献记载的人物说事。
大禹确实是被塑造成了最符合墨家理想的偶像。
他的业绩是治水，搞工程出身，和墨子是同行。
他爸爸鲧，是天下四大恶人之一（“四凶”中的梼杌），这样的爸爸却生出了禹这样的好儿子，比杨康、杨过父子对比还鲜明。墨子说贤良不问出处，再没有比这更好的证据。
鲧早就被处死了，禹又据说是从亡父肚子里跳出来的，没妈，则孝悌的事迹，和禹自然无关，这就和儒家拉开了距离。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老婆甚至因为他而石化。上无父母可孝敬，下有妻子不疼爱，真是为了大家不顾小家，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堪称兼爱的光辉典范。
整天耗在治水工地上的人，当然不可能讲究宫室吃穿。“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的状态，刚才说了，这已经成了墨家弟子的生活原则和竞赛项目了——至于也有资料说，大禹平时穿得差，但礼服还是讲究的，可以认为是儒家为了把禹拉进自己的圣人系统而搞的小动作。
另外，《墨子。尚同篇》说，下级要绝对服从领导，要用酷刑收拾自作主张的屁民。这样的霸道和杀气，也只在治水的大禹身上，体现得最充分。
治水这件事，据西方人说，和东方国家的专制传统有很大关联。
这个观点，源头极早。近代以来，更有亚当。斯密唱之，卡尔。马克思和之，到魏特夫的著作《东方专制主义》，算是集了大成。
治水超过部落范围时，往往即成为综合性的活动。大多数作者提到治水农业合作方面时，主要是考虑挖掘、疏浚和筑堤；而这些劳动中所需要的组织工作肯定是相当艰巨的。但是，一项主要治水工程的计划者所面对的问题要复杂得多。需要多少人，哪里才能找到这些人？根据以前的登记，计划人员必须决定挑选的定额和标准，然后发出通知，再进行动员。集合起来的人群常编成准军事队形进行活动。……即使最简单的形式，农业治水操作也需要牢固的一体化行为，当它们的形式变得更为复杂时，他们就需要有更为广泛而复杂的组织计划工作。
这件“组织计划工作”是如此复杂，以致于必须有一个绝对的权威，才能对之加以掌控，于是专制统治者也就产生了。欧洲为啥基本没这样的事呢？地理差异摆在那里，欧洲的河，大都是很小的。只有一条大河波浪宽，伏尔加河，然后就有了俄罗斯。
抛开魏特夫那些上纲上线的论断不谈，要说治水这档子事会扩大领袖的权力，还是颇讲得通的。只是何以会如此，魏特夫并没抓到要点。
南京大学马俊亚教授有一篇随笔，就谈大禹治水的问题，很值得推介。治水靠疏导，其实很常识。禹的爸爸鲧，也是部落民主议会推举出来的治水专家，可见业务水平大家向来都认可，这么简单的道理，他会不懂？
恐怕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所谓疏导，其实就是指定一块地方，说，往这放水，把这儿淹了，保全大家。要知道，那时是很民主的，每个部落都可以强调本部落的基本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鲧想放水的话，淹哪儿，哪儿都不干。跟人讲牺牲你们保全大家的道理，作善意的想象，应该是每个部落都有些高尚人士，表示能接受。但回去一投票，他们总是少数派，即使不被愤怒的群众用石头砸死，吃里爬外的名声是少不了了。
所以，是否用疏导的办法治洪，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体制问题。鲧手里没权，只好选择硬堵，以求在制度框架允许的范围内做到最好，尽可能延缓灾难的发生。结果就是人力物力投入越来越多，堤坝越筑越高，洪水越来越大，最终决堤，“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大家都没日子过。
所以，鲧的失败，是原始民主制度的失败，是私有权至上的普世价值的失败。尧、舜和部落议会当然可以把所有罪责都推到鲧头上，但最终，总得有个解决问题的人，面对浩浩汤汤的洪水，他们还是只有靠边站。
鲧的儿子禹出场了。
禹在会稽山大会诸侯，防风氏来晚了，禹就将之处死，然后展览尸体。迟到而已，何至于闹得这么严重？
史料上说，防风氏的个子特别大，遗骨就能堆满一辆车，显然也是个强人好汉。禹杀他，是立威。
禹在给所有人传递一个信号：我要淹你家，你得认，不然我杀了你——这是在为疏导治洪的方案扫除政治障碍。
古防风国在今天的浙江德清。我看到有德清人写文章，鼓吹防风氏是一位企图阻止禹建立专制统治的古代民主斗士。真别说，这个判断，可能大概也不错。
只不过，被洪水折腾惨了的普天下人民，那时更愿意接受的恐怕还真是可以消除洪水的专制，而不是拖着大家一起完蛋的民主。
墨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乱世。
古人经常这样比喻，乱世就像洪水。《尚同》中的专制气味，底下确实是大禹治水一般的雄心。
看见这样的选择，从亚里士多德到孟德斯鸠、黑格尔，西方传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措辞倒往往是客气些了）：东方民族，命里注定是要犯贱的。
墨子不信命。我们呢？
第三章 杨墨之言盈天下
战国中期，史料渐多，历史轮廓渐渐清晰。诸子们的活动，虽然不是史书关心的重点，但数得出名号的人物，还是可以排出一大串。这个景象，和之前大不相同。我们知道，孔老师很寂寞，见见官僚，教教学生，但很少有学者出来做他的对手；墨巨侠也只是拍拍儒家的小虾米。高手对决的景象，直到这个年代才多起来。战国中期的思想界，真真是俊采星驰、流光溢彩，是黄金时代中的黄金时代。
引子
要让战国时期各位大家一个算一家，也就是所谓“诸子百家”。但要把观点相似的人归置起来算一家，该怎么处理，难度就大了。庄子、荀子、韩非都尝试过分类，但对后世最有影响的分类法，还是汉朝人搞的。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有一篇《论六家要旨》，所谓六家是：
（1）阴阳家；（2）儒家；（3）墨家；（4）名家；（5）法家；（6）道德家。
这篇文章纵论六家的长短，推道德家（也叫道家，但似乎不含庄子）为最高，兼具各家之长而没有各家之短。不过他没说各家都有些什么人物。
《汉书。艺文志》里，推出了一种更著名的分类法：
（1）儒家；（2）道家；（3）阴阳家；（4）法家；（5）名家；（6）墨家；（7）纵横家；（8）杂家；（9）农家；（10）小说家。
除了司马谈的六家之外，又增添了四家，凑成了整数。这里面，小说家档次最低，不入流，所谓“可观者九家而已”。这入流的九家，也就是后世所谓的“九流”。
《艺文志》相当于是汉朝皇家图书馆的藏书目录，所以在每一家下面都罗列了著作和作者。我们今天说，某某是道家，某某是法家，主要就是依据这篇“志”。
但实际上，这样的分类问题很复杂，因为各位“子”之间互动性很强，思想经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些过渡人物就更难定位。尤其是诸子中的某些大腕儿。原因很简单，越是高手，就越不喜欢被人分类贴标签。比如你如果去跟庄子说，你跟老子，都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先生多半会跟你翻白眼。第一，啥叫道家？我没听说过诶！第二，凭啥说我和老子是一派的？区别大了好吧！
但高手们不乐意也没用。因为要便于大众记忆，最好的办法就是分类贴标签。
其实，还有个最大而化之的分类法。孟子谈到当时思想界的状况，说道：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意思当今之世，除了他们儒家之外，就是杨朱和墨翟两大“禽兽派”。
墨家生存之道
和孔门不一样，墨家有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有严密的组织。这一点，可以从学生的言行中窥见一二。
墨子的顶门大弟子禽滑釐对老师的态度是这样：
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备梯》）
这样看来，墨子的学习基本和奴隶没什么区别，连心里想什么，都不敢问老师。想想孔子和学生都是怎么相处的，真是对比鲜明。子路不爽，可以逼得老师赌咒发誓；子贡听到人家说孔子的坏话，则会屁颠屁颠地传话：“老师，人家说你像丧家狗诶！”
和孔子一样，墨子也会帮学生找官做。这样的事例，在墨子书里可以找到很多。有意思的，是学生做官后和师门的关系。
墨子把耕柱子推荐到楚国做官。后来几个墨家弟子去拜访师兄，耕柱子对他们的款待很一般。弟子们不爽，跟墨子说：“耕柱子处楚无益矣！”
墨子说：“未可知也。”意思是等着瞧。
不久，耕柱子送了十斤金子到墨子面前，说：“后生不敢死，有十金于此，愿夫子之用也。”
墨子于是对学生们说：“果未可知也。”意思是，你们看如何？
墨子又有个学生胜绰，墨子把他推荐给齐国将军项子牛。项子牛多次发动侵略战争，胜绰当了帮凶。墨子于是召回了胜绰，因为胜同学这么做，违背了墨家“非攻”的原则。另一个学生高石子就比较自觉，当官而不能实践师门的理想，就自己辞职回家了。
看了这些例子，回头再看那句“耕柱子处楚无益矣”，包含的意思就显得不仅是抱怨：第一，做官的弟子，被认为是有照顾同门的义务的；第二，这些弟子是在请求墨子把耕柱子也从官位上弄下来吧。
总之，墨家的逻辑就是，师门的原则大于官场的规矩。今天要是有个民间组织，可以这样操纵官员的任免，大家觉得会被怎样定性？
孔子若地下有知，发现有人可以当老师而强悍到这个地步，心态大概很难平和。他未必认同这是合理的，但只怕不可避免地也多少会有点羡慕。
学生当了官，然后作风让孔子不爽的事，实在也是有的。冉有就是典型，他帮季氏搜刮钱财，孔子发怒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这家伙不是我的弟子了，同学们敲起鼓来讨伐他去！
处罚是开除学籍，并发动同学去讨伐。讨伐似乎没下文，冉有后来也还是当着自己的官。对比墨巨侠的遥控自如，孔老师的手段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
墨家的掌门人叫巨子或钜子，有学者认为，墨子当然就是第一任巨子。但另一些学者认为，这个观点“没有文本上的依据”。恰恰是因为墨子去世，伟大导师没了，为了保持组织的凝聚力而塑造新权威，才出现了巨子制度。
即使是采后一说，也还是说明了墨家的组织化程度之高。前面提到过，儒家也曾想立个孔子的继承人，结果就没搞成。
《淮南子》夸墨子，说他门下有追随者一百八十人，皆可为其赴汤蹈火，死不旋踵。这个汉朝人的说法，可能只是推测。但后来有位墨家巨子，确实是做到这一点的。
楚肃王要清洗楚国的贵族，这些贵族不甘心束手待毙又无力抵抗，就纷纷流亡。其中有一位，叫阳城君。
墨子晚年，是阳城君的座上客；墨子去世，墨家巨子孟胜仍然受到阳城君的厚待。所以，当楚军临近之时阳城君便把自己的封地鲁阳托付给了孟胜。
而孟胜决定死守。
有墨家弟子对这个选择表示难以理解，因为实力太过悬殊，与楚军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何况，阳城君本人也已经逃走，死守毫无意义。
但是孟胜坚持，他认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也绝不退缩的道德勇气，才能真正使“墨者之义”焕发出璀璨的光芒。
最终城破，殉难的墨家弟子一百八十五人。和希腊人“斯巴达三百勇士”的传说一样，其中也有两个人本来有足够正当的理由离开绝地，但他们仍然坚决地选择了死亡。
《吕氏春秋》的作者感叹道，“严罚厚赏，不足以致此”。值得注意的是，当孟胜说明为什么要选择死亡的时候，没有向弟子们提过一句超自然的力量。这大概说明，墨家已经不再需要天志、明鬼之类的教训。对组织的热爱与信仰，本身就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吕氏春秋》还讲过另外一个墨家巨子的故事。
巨子腹，居住在秦国，他的儿子杀了人。秦惠文王怜惜腹年老只有这个独子，因此予以特赦。但腹坚持说：“墨者之法规定‘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虽然大王为我儿子颁布了特赦，但我还是要依照墨家之法处死他。”
这个故事收在《去私篇》中，强调的是腹道德高尚。这当然没问题。但它也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墨家是一个有自己法律的组织，巨子依照这套法律，对内部成员，有生杀予夺之权。
这样的民间组织，今天又会被怎样定性？
反过来看，领袖太有权威，组织太过严密，也可能成为软肋。
巨子有如此惊人的影响力，从人之常情说，怕是不少墨者都会觊觎这个位置。如果不是刚好有个超逸绝伦大伙都服气的候选人，抢班夺权的事情，就免不了会发生。而一旦发生，这个充满道德激情的组织，大概很难懂得妥协，那时，内耗、分裂就不可避免。
分裂确实发生了。
韩非子提到，墨者分裂成了三派。庄子还说，这些支派都想当巨子的继承人，互相指责别人不是正宗，也就是“别墨”。考虑到《墨子》书里，“别”往往作为兼爱的“兼”的反义词使用，所以这个词的贬损意味，可能相当严厉。
对墨家这样的党团来说，分裂造成的创伤比本来就松散的孔门自然大得多。何况，内患之外还有外忧。
古籍中有很多蛛丝马迹表明，孟胜之后，墨家组织的重心就到了秦国。作为工程技术人才，责任感又如此之强，墨者自然为各国君主所乐于引进甚至礼敬。战国初期，迫切需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