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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萧翰北走，汴梁总得有个主事的，不然，撒手北归，那局面不可设想。他担心不能从容而退，于是想到选人来“监国”。他想到的合适人选就是许王李从益和李嗣源的王淑妃。
当时李从益和王淑妃都在洛阳，萧翰命人赶紧将二人迎到汴梁，假传是耶律德光的诏令，要李从益“知南朝军国事”，代理中原方面军政大事。李从益和王淑妃早知从政风险太大，一直藏在明宗李嗣源的陵寝下宫之中，但被召后，不得已到了汴梁。
萧翰当即拜李从益为帝，还安排了几位宰相和枢密使、宣徽使，并带领着契丹各部酋长拜见这位临时君主——李从益只有十几岁，还是个孩子，王淑妃就相当于母后摄政。
文武百官来拜见时，王淑妃凭她的直觉意识到危险正在来临。
她看着这些官员们，不禁哭泣道：“我们母子二人如此孤弱，却被诸公推上帝王的位置，这是祸害我家啊！”
萧翰想想也是，如果自己带兵北退，京师治安都成问题。于是他任命了一位北来的将军做了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并充作在京巡检（相当于公安局长）。偌大个京城，只给这一对孤儿寡母留下了一千多名幽州兵，让他们把守京师各个大门，同时作为宫禁的值宿警卫。
萧翰辞行之后，李从益派使者到宋州（今河南商丘）去见高行周，到河阳（今河南孟县）去召武行德，这二位都是后晋旧臣，但二人根本不听“诏令”，都不来。
王淑妃也知道刘知远正在向汴梁开进，更加害怕，召集大臣商议道：“我母子被萧翰逼迫，当了这个傀儡，这罪过是难免一死了。但你们没有罪，应及早准备迎接新主，自求多福，不要以我们母子为念了！”
众人被她一番话感动，都不忍叛离而去。
有人提议说：“现在京师各地，认真搜罗各营兵马，集中起来，估计不少于五千。这些人与萧翰留下的一千幽州兵，如果能合力坚守一个月，契丹那边必有救兵来到。”
王淑妃看到了李存勖、李嗣源、李从厚、李从珂四代后唐帝王的死亡，也看到了后唐、后晋两朝的亡国，后唐以来，孔循、任圜、安重诲……什么样的大臣她都见识过了，已经对乱世军政的凶险，有了切身体会。她知道眼前这一帮亡国之臣的斤两，更知道自己的斤两。她知道，这些人根本就不是这个乱世的弄潮者。她不信这些人，更不信自己。于是，这位昔日卖饼家的美女，说出了她一生中最有见地的一番言论。
她说：“我母子本是亡国苟活之人，怎敢和他人争天下！现在已经不幸到这地步了，生死就任人裁定吧！新君如能明察，当知我们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如果现在再谋划用兵，那不仅我们会遭遇祸殃，还会殃及他人，满城都将生灵涂炭——这又有什么好处呢？”
一些有点血性的大臣还要试图坚守城池抵抗刘知远，王淑妃不从。
这时一位三司使（主管财政的大臣）名叫刘审交的说道：“我是幽州人，说话做事能不为幽州人着想吗？如果为幽州着想，当然应该固守京师，等待契丹来援；但有些事情是无可奈何的。自从城中大乱以后，无论官家还是私人都已经穷竭到底啦，没死留下的百姓也没多少，如果再被围一个月，那就连一个能喘气的人都没有啦！恳望诸公不要再说啦，太妃言是，一切都听从太妃的处理决定。”
最后接受了王淑妃的意见，放弃抵抗，迎接刘知远。
不贪财货的枢机大官
投降刘知远，涉及一个名分问题，李从益，怎么称呼？原来萧翰安排的是“知南朝军国事”，这个“南朝”指的就是“中原”，“知”就是代理、执掌，那就等于是个“代理皇帝”的称谓，王淑妃觉得不妥，毕竟“天无二日”。臣僚中的翟光邺奏上一策：称“梁王，知军国事”，去掉了“南朝”，确定李从益是“王”不是“帝”，这样，在迎接刘知远这位“汉帝”时，似乎名正言顺。
诸臣同意。于是，起草表章，称臣迎帝，表中恳请天子早日莅临京师。
而后，王淑妃、李从益母子搬出宫禁，出居到私人府邸，将皇宫让了出来。
翟光邺，是五代时为数不多坚持读圣贤书的人物。史称此人有“器度”，做事“慎密敦厚”，而这些行为都是出于天然，并非装出来的。他不是贪吝之徒。按照儒学原理，邦无道，发财，是一种耻辱，他知道自己在乱世，于是，坚持不发财原则。所以，他虽然做官很久，而且做到中央宣徽使、枢密使这样的枢机大官，他还是不想发财。家中有老母，他相当孝顺，兄弟很多，也很和睦，翟氏家族都能恪守本分，甘于粗茶淡饭。他一直处于家无余财之中，以至于他的住房都是租赁来的，也只不过聊避风雨而已。全家人吃的也多是粗粝之食。一般人忍受不了的贫穷，在翟光邺这里却“处之晏然”，安然自若，富贵贫穷，被他看得很淡然。有朋友来，则赊酒待客，谈说终日，没有厌倦。士大夫对他这种甘于贫困，且安然处世的君子之风，很是赞赏。
他治理政事，也主张“宽静”，不多事，能容事。后来他权知京兆尹，做汴梁市长时，前任的很多烦杂苛刻之政，全部罢免。市民对他也有赞誉。
当年他在处理安重诲事件时，也很果断；现在处理李从益“知南朝军国事”问题，也表现出了识大体，免予流血的思考。应该说，翟光邺能力不大，也没有什么突出的业绩，但他是在乱世恪守儒家伦理，坚守“贫而乐道”颜回之风的士君子。这就非常难得。他在做汴梁市长时，病甚将死，就在卧室召来亲随，告诫他们说：“我气绝之后，马上带着我的尸体回家乡洛阳，不得在京师汴梁停留，以免叨扰军政部门。”
这样的人物，居然生在乱世五代十国！
两个无罪之人的死
且说王淑妃和李从益，他们在翟光邺等人安排下，如此低调来做临时执政，从哪个方向看，都不具备对刘知远构成威胁的可能。
但他们还是低估了刘知远的狠戾与凶恶。
月内，刘知远进入汴梁后，随即安排郑州防御使郭从义先进入大梁宫禁之中“清宫”，擅杀的刘知远给了他一道密令：做掉李从益和王淑妃。
这位郭从义，他的父亲跟后唐庄宗李存勖有私交，很得庄宗信任。郭从义还是孩子的时候，庄宗就很喜欢他，看他跟自己的儿子年纪差不多，就常常让他进入宫中，与几个皇子们在一起玩。这之中，郭从义跟少年李嗣源最为友好，很玩得来，史称二人“情好款狎”。等到李嗣源做了皇上，郭从义也得到升迁。现在，刘知远下辣手，命他来杀李嗣源的太太和儿子，郭从义冷血，要了二人的性命。五代历史，江湖险恶、宦海险恶、人情险恶，无情无义一至于斯。
王淑妃临死前对人说：“吾儿为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岁寒食，以一盂麦饭洒明宗陵乎！”
我儿子是被契丹人立为皇帝的，我们不想做啊，我们有什么罪而至死呢？为什么不能留下吾儿一个，让他每年寒食节时，能带上一碗饭洒在明宗陵墓前祭奠他呢？
这一番话说得如此悲酸，听到的人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刘知远当初曾跟石敬瑭一道，在明宗李嗣源麾下做事，事情到了这一步，他丝毫不念及往日情分，杀害了两个无罪的人。这事已经证明：无论刘知远有着怎样的“雄才大略”，他也不是奄有天下的圣君。乱世太久了！怎样才能统一、安定？孟子早有言：“不嗜杀人者”方有望统一吾土，天下太平。这样的人物，还要等待十几年，直到赵匡胤建构大宋帝国。
张砺恨怒而死
耶律德光死后，中原一时无主，从京师到边境，到处一片混乱。契丹撤退回草原，要走出河南穿过河北，这一路原来乃是河朔三镇的辖境，从南到北依次为魏博、成德、范阳。耶律德光已经走过去了，现在是留守中原的契丹守将们再走。而在太行山的那一面，刘知远则在从山西往南走，向着洛阳、汴梁挺进，大将史弘肇为前锋，一路势如破竹，几乎无人阻挡。两路大兵相向而行，一在东，一在西。刘知远的南下部队，有一种满怀希望的浩荡之气，契丹北撤的部队则有一种匆匆忙忙的迫促之相。
河朔三镇，有个契丹守将名叫麻答。此人出身于契丹贵族，是契丹太祖“天皇王”耶律阿保机兄弟的儿子，自幼被收养在宫中。麻答与耶律德光感情很好。在跟从耶律德光南下中原的几次战役中，他都有不俗的表现。讨平石重贵时，他收服博州刺史，擒过德州刺史，屯兵滹沱河时，曾与耶律德光一起，逼降杜重威。
耶律德光进入汴梁，留下麻答管理河北，虽然另派他人做安国军节度使（治所在恒州，今属河北保定），但真正的实权人物则是麻答。当时河北一道，相当于河朔三镇都属于他的辖区。
这年夏季六月，萧翰北撤时，曾来到恒州。当时投降契丹的名相张砺也在这里。萧翰就与麻答会合，派出铁骑包围了张砺的府邸。张砺卧病在床，但还是抱病出来接见他们。
萧翰数落他说：“你当初是不是对先帝说我们胡人不可以做节度使？我还听说，我已经是节度使啦，而且是国舅，你竟敢在中书告我！还有，先帝留我守大梁，让我住在宫里，你却说不行，是不是？还有，还在先帝面前告我和麻答，说麻答爱抢人财物，说我爱抢人女子，是不是？今天我一定得宰了你这个混蛋！”说话就命令亲兵把他锁起来。
张砺生病，身体虚弱，还撑起一股囊气，高声说：“这些事都是有关国家大体！我确实说过这些话。要杀就杀，还锁起来干什么？不必锁！”
麻答此际表现得比萧翰理性。他认为大臣不能杀大臣，尤其不能擅杀大臣，就极力解救张砺。他知道张砺为草原帝国付出了不少智慧和才能。
萧翰这才勉强将张砺释放。
但当天夜里，史称张砺“愤恚而卒”，张砺又恨又怒而死，具体死因不明。
“僭妄”之徒麻答
麻答其实是一个相当傲慢的草原枭雄。他见到中原人士很无礼。有些中原人吓得只好对他卑躬屈膝。
恒州有个大员名叫崔廷勋，此人长得仪表堂堂，留了一副美须髯，地方官也曾做到藩帅节度使、朝中官也曾封赏侍中宰辅级，在河阳做官，也曾“得民情”，深得百姓喜爱，投降契丹后，也有战功，甚至打败过后汉名将武行德。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耶律德光死后，回到河北镇州成德军，见到麻答，居然“趋走拜，起、跪而献酒”，小步趋走，站起来盛酒，而后跪下给麻答敬酒，一副下人之相。而麻答呢，居然“踞而受之”，坐在地上，劈着俩腿，摆出一副傲慢的架势，坦然地接受他的献酒。
此人还特别地“贪残猾忍”，贪婪、酷毒、狡猾、残忍。他似乎就是那种以刑杀、恐怖手段统治辖境的传统恶人代表。
民间有珍货，他必劫掠；世间有美女，他必强取（不是“娶”，而是“取”。笔者行文，于此类关节，遣词造句，必试图“尽精微”。读者幸勿囫囵放过。再自我表彰一次）。因为契丹欺凌中原士庶，四境之人几乎无法正常生活，于是纷纷结伙为“盗贼”。麻答为了平息“盗贼”，就常常抓捕四境村民，诬称他们是“强盗”“贼寇”，而后，或割下这些人的脸皮，或挖出这些人的眼球，或砍断这些人的手腕，最后用火来烤这些人，慢慢将人烤死。他试图用这种办法建立自己的威风或权威。
他还常常带着惩治“盗贼”的刑具或是工具，刀子啦、钩子啦、斧子啦、火石啦，挂在车上。车子左右更悬挂着被处刑人的内脏，什么肝脏啊、胆囊啊，还有四肢，什么手掌啊、脚丫啊，等等，不一而足。府邸里也满是这些刑器，或人身上的部件。这位魔头就在这些血腥的物事之间起居，每日谈笑自如。
出入府邸时，或者穿了皇上才能穿的赭黄袍，用皇上才能用的御辇，用的东西也大多都向皇上看齐。还自己解释说：“这些玩意儿，你们汉人以为不可以用，在我们契丹国，没这些忌讳！”
他再能耐，也不过是契丹国主封赏下的一个节度使，但当时因为政事堂宰相人员不足，他就冒用皇帝的名义，给当朝几位知名宰辅下发“牒文”，命冯道兼判弘文馆，负责文秘工作；命李崧兼判史馆，负责实录工作；命和凝兼判集贤馆，负责档案工作；命刘昫兼判中书，负责政事堂工作……这就是“僭越”。因为他又没有管理天下的能力，所以又可以称之为“狂妄”。加在一起，就是“僭妄”。史上“僭妄”者，几乎没有一人有好下场，麻答也不例外。
颇有胆气的两个军官
冯道等人，此时随着萧翰的北撤，都暂时在恒州。
麻答有一个管理上的特点，他自己不遵纪守法，但对恒州城中的契丹人还能约束，只要契丹人犯法，他是毫不客气，往往就要从重从严。所以恒州街市，各个店铺没有遭受滋扰。
战后，城中人死亡、流亡很多，麻答不希望汉人继续流亡，就对把守城门的人说：“如果有汉人来偷窥城门，试图逃跑，就砍了他的脑袋来见我。”
后晋有一位将军叫薛怀让，他在做洺州团练使（今属河北永年）时，曾跟随杜重威在中渡桥投降契丹。他对投降本来就不满意，因此总是伺机反叛。耶律德光北撤时，任命他镇守成德军（今河北正定）。
这时候，麻答命令他的部下到洺州去督运粮草。薛怀让此际已经听说了刘知远在太原起兵的消息，于是杀掉了麻答派来的督运官，然后给刘知远发去一份奏章，表示愿意归附后汉。刘知远于是派遣大将郭从义带兵万余人，前来与薛怀让会合，共同攻打邢州（今河北邢台）。
邢州此时是契丹州帅刘铎在镇守，麻答即派出精兵前来增援。最后契丹军队遁去，刘铎投降后汉，但薛怀让乘其不备，夺去了邢州。刘知远当即令薛怀让遥领安国节度使，意思就是一旦赶跑麻答，镇守恒州的任务就是薛怀让的。
麻答派来的将军进攻邢州不利，就纵兵在邢州、洺州一带大肆抢掠。
麻答麾下，契丹留给他兵卒不满两千，但麻答却让有关部门给他发一万四千人的粮饷，所有多出的部分，全部收归私人所有。
镇守恒州的，还有汉兵，麻答对这些汉人有疑忌，更认为这部分人马对于镇守恒州无用，就渐渐开始废除这部分兵马，平常的粮草发给，也越来越少。汉兵有了怨言。正好又听说刘知远已经进入大梁，于是兵士们渐渐起了南归之志。
这些有“南归之志”的汉兵，出现了两个颇有胆气的勇壮军官，一个是前颍州防御使（治所在今安徽阜阳），阜阳军政主任何福进，一个是控鹤指挥使，中央亲军司令官李筠（此人原名李荣，后周时避讳柴荣的名讳，改名李筠，此处行文，为求简洁，一律称李筠）。
这俩都不是凡人，何福进出身将门，他在少年时就因为有勇气，而远近闻名。当初在“兴教门之变”中，他也是跟随唐庄宗李存勖拼到最后的人物。到了后唐明宗时，已经做到了刺史。后来驱逐契丹之后，他长期守卫河北北部，史称“数年之间，北鄙无事”，多少年来，北部边境没有战事。
李筠更厉害，乱世中，战功累累，一直到大宋建国，他还与赵匡胤有过一场艰苦卓绝的“昭义军（今属山西长治）保卫战”。
这二位壮士，早就想驱逐契丹，恢复中原，但感觉几千草原兵也不是吃干饭的，所以在密谋中，一直等待时机。
权力真空下的“民选”
后来，前磁州（今属河北邯郸）刺史李谷，也参与到密谋中来。
不久，麻答麾下的几位将军开始北撤，恒州留守者已经不足八百人，李筠等人决计开始行动。行动有个暗号：约定以恒州佛寺敲钟为号。
这一天，新任的契丹主耶律兀欲，派来骑使，到恒州约请冯道、李崧、和凝等人，到契丹陵寝之地木叶山一起参加耶律德光的安葬仪式。冯道等人还没有动身，刚刚到吃早饭时间，恒州佛寺的钟声响了。
汉兵们从四面八方行动起来，各个部门的大门口，都有契丹人守卫，这些人都被预先“徘徊”在门口的汉兵夺了武器，杀死十多人。然后，纷纷冲进府衙。
李筠带人首先占领武库，呼唤汉人士兵和市民，武装起来，于是人们纷纷前来领取铠甲和兵器，走上街头，寻找契丹兵厮杀。有人焚烧了恒州府衙，与据守在这里的契丹警卫士兵殊死搏斗。李筠一边拼杀，一边号召汉人军官们拿起武器，通力合作，驱逐麻答。当时的护圣左厢指挥使白再荣，在府邸闻乱，吃不准结局，不敢轻举妄动，藏匿到偏房的帘幕之后，被起事的官兵发现，砍掉帘幕，拉着他的胳膊，要求参与到起事中来。白再荣不得已，只好起哄般地成为造反者。
这时各路汉军从城内、城外赶来，一时间，恒州城内烟火频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