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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远听到这个消息，感慨道：“戎狄凭陵，中原无主，今藩镇外附，吾为方伯，良可愧也！”契丹入侵吾土，蹂躏吾民，而中原没有君主，致使藩镇更向外投靠！我身为中原一方长官，实在感到太惭愧了！
这一番话透露的血性是不难窥见的，但这一番话留给将佐们的暗示也是不难窥见的——中原无主！真命天子在哪里？更重要的是，刘知远知道何重建“归附”给后蜀的秦、阶、成三州，地理位置太重要啦！将来入据中原，这三州就相当于中原西北屏障，现在从中原失去，再收复，那是要费气力的！如果没有中原意识，就做一方藩帅，他是不会心疼这三州的。
说这话时，恰好晋出帝石重贵被契丹掳往草原，正在向北行进。
消息传来，刘知远即刻命令大军集结，声言要出井陉设伏，截回这位被契丹废掉的皇帝。
井陉，地当河北西南部，与河东接壤。此地设伏，等于在家门口打仗。如能截回出帝，等于“国土重光”，刘知远“救驾”，应是一件泼天般的事业。
“天福十二年”
当天，刘知远派出藩将史弘肇，在太原球场集合诸君，公布出兵日期。
这一天，又一次出现了“阴谋拥戴”的风景。
军士集合后，有大胆不逞之徒煽动士卒说：“现在契丹攻陷了我大晋国京城，连天子都被抓了！天下现在已经没有君主啦！能够做天下君主的，除了咱北平王还有谁！应先确定我王皇帝名号，然后再出兵。”
士卒闻言有理，争着呼喊“万岁”不止。
刘知远闻讯后说：“胡虏兵力现在还很强，我军军威还不算振作，河东应先建功业。——这些事士兵知道个屁！”
于是命左右将佐制止了士兵的喧哗与骚动。
但是“救驾”的事也自此搁下不提。
这是“阴谋拥戴”不成的五代案例。
但将佐们还是用其他方式劝谏刘知远早即帝位，以此号令诸侯。
刘知远没有答应。
将佐们继续上表，多次劝谏。蕃汉孔目郭威和都押杨邠进入刘知远的内室来劝说道：“现在远近人心，不谋而合，这是天意呵！如不趁此际取天下，而谦让不就，人心很可能就要转移！而人心一变，大王您可就要反受其害了。”
刘知远想想，他们说的很有道理，如果能早即帝位，镇守川陕甘地区的藩帅恐怕也不会投奔后蜀伪国了。于是，听从了将佐们的劝进，称帝。
刘知远建构的王朝史称“后汉”。
他前期所用年号是“天福十二年”。
但史上并无“天福十二年”。
这个年号指的是公元947年，后晋“开运四年”。
“天福”是石敬瑭称帝时的年号，始于936年；至942年为“天福七年”，石敬瑭去世，石重贵继位，初期也沿用天福年号，到944年，“天福九年”改元为“开运元年”。也就是说，“天福”这个年号，最多就是“九年”，没有“十二年”。到“开运三年”底“开运四年”初（947年一月），契丹攻灭后晋。刘知远称帝，省略“开运”年号，直接从石敬瑭的“天福”年号开始计算：首尾虚岁已经十二年，于是自称刘氏王国为“天福十二年”。
中原王朝关于“年号”的奇葩不少，“天福十二年”乃是奇葩中的奇葩。此中玄机说来简单：刘知远不承认后晋出帝为正朔。但也唯有如此，才可以昭示天下：我刘知远不助石重贵，但没有否定后晋王朝——我，刘知远，还是后晋王朝的人，而且是当然的继承者。
这活儿干得未免自欺欺人。我猜刘知远自己也不好意思。
刘知远称帝，耶律德光闻讯大怒，但也奈何不得，只好做出姿态：削夺刘知远的官爵，河东节度使——但刘知远本来也不想要“大辽国”的官爵，更不想做这个节度使。
简短截说，刘知远如愿以偿——他在晋阳称帝，一直等到耶律德光北还，中原出现权力真空，他才开始率军向汴洛挺进。他很轻松地就进入汴梁，改国号为大汉，史称后汉，当年（948）为乾祐元年，下诏蠲免赋税，大赦天下。
到此为止，刘知远都表现了五代时期一等一的政治头脑，如此得到天下，几乎等于“探囊取物”。难道真是“天命所归”，中原就此结束战乱了吗？
唉！吾土吾民，还远没有那么幸运。
智者变昏人
阴阳密施之中，刘知远很快从一个智者转为一个昏人。称帝后的刘知远，一点一点变得弱智一般。一个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这个史称“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的后汉高祖身上看得特别清楚。这个“几于豪杰”的人物毕竟算不得“豪杰”。
他有一件德政，来源于他的太太皇后李氏的建议。他在财政紧张的时候，又想到了“括率”。但李皇后说服了他，认为此际应该收拾人心，不要盘剥士庶。他于是一改过去“括民犒军”的恶例，拿出了宫中几乎所有的财物赏赐将士。此举果然得了人心。
但他在后来的日子里——按照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的说法，犯了三个错误。
第一，契丹留下幽州兵一千五百人戍守汴梁，刘知远在进城后，幽州兵作为俘虏，全部被驱赶到京师东南一个叫繁台的地方被杀害。
第二，杜重威被契丹轻视，曾在刘知远招降后，投降后汉，但疑虑重重，最后又出尔反尔，与契丹援兵幽州指挥使张琏固守魏州，反叛后汉。刘知远久攻不下，试图招降张琏，张琏回道：“繁台之卒，何罪而戮？”但最后魏州粮草用尽，张琏要求刘知远发誓不杀自己，就可以投降。刘知远下诏欺骗说允许张琏返归家乡，不杀。于是魏州降。刘知远进城后，违背誓言，杀了张琏等数十名契丹将校，其他人放还。
第三，反复无常的杜重威，却被刘知远任命为后汉检校太尉，未加任何惩处。
司马光评价此事道：
汉高祖（刘知远）杀幽州无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诱张琏而诛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众，信以行令，刑以惩奸；失此三者，何以守国！其祚运之不延也，宜哉！
繁台杀降卒，不仁；背誓杀张琏，不信；罪大赦杜贼，不刑。不仁、不信、不刑，恩威并“失”！这样的人管理邦国，有何正当性可言？
刘知远取天下，有战略构想，但在建国程序中，失此三者，已经失去天道人心。因为这三个原因，我对只有不到四年国运的后汉败亡毫不奇怪，司马光这一段精辟史论，可谓对刘知远做了盖棺论定。
但刘知远的“错误”远不止这三条，他的“擅杀”是五代时期的藩帅传统，这是后汉开国君主刘知远至为邪痞的罪恶，“赵匡胤时代”需要面对的天下沦丧大问题，“擅杀”是其一。
天性邪恶“嗜血”成性
我来翻翻刘知远“擅杀”的记录。
当年，刘知远跟着石敬瑭做牙将时，在卫州，就曾杀害过跟从闵帝李从厚流亡的五十多人，一个活口没有留下，李从厚成了名符其实的孤家寡人。
牙将，就是牙军的统领。牙军，也称衙军，是亲兵总队，牙将，相当于警卫司令。刘知远杀害李从厚的皇家随从时，毫不手软。他训练的牙军也有铁血的性格。这是石敬瑭倚重他的原因之一。
当年，石敬瑭要反未反之际，遭遇士卒“阴谋拥戴”，但石敬瑭觉得时机不成熟，就让刘知远抓了带头闹事的三十六人，一个个杀掉。这些人等于热脸贴了冷屁股，但其罪未必当杀。就连酷毒邪恶如杨光远这样的人，在滑州，遭遇士卒“阴谋拥戴”时，也不过训斥一顿拉倒，并没有杀那些拥戴他的人。刘知远乃是石敬瑭的心腹，完全可以劝谏不杀，但他不劝谏。杀人，对刘知远而言，似有快感。可杀可不杀时，一律杀；有擅杀习气的将佐，刘知远也喜欢。有一部下名刘铢，与刘知远是老相识，曾任河东藩镇的左都押衙（办公室副主任）。史称刘铢“为人惨酷好杀戮”，但刘知远恰恰因为这个特点而欣赏他，史称“高祖以为勇断类己，特信用之”。高祖刘知远认为刘铢勇悍决断很像自己，特别对他给予信用。就是这人，在刘知远即位后，拜为节度使，加检校太师、同平章事，又加侍中。官职做到万人之上。在更后来的日子里，他“特信用之”的刘铢先生，莫名其妙地对刘知远的儿子隐帝刘承祐放出辣手，在城楼上对走投无路的刘承祐放箭，不允许他进城……
与张敬达对峙时，刘知远与契丹兵配合，邀击了后唐的大军，俘获千余人。石敬瑭想留下这些人为己所用，但刘知远认为大战在即，吉凶未卜，说服石敬瑭，将这千余人“尽杀之”。一千人的性命，在刘知远一言之下从此消失。
刘知远曾为石敬瑭镇守京城，负责城内治安工作。他制定了种种禁犯的临时管理条令，宿卫京城的诸军无人敢犯。有个军士偷了某处“纸钱一幞”，被主人抓住，扭送官府，左右人都主张罚一下，请求放了，毕竟不是什么大的罪过。但刘知远执意要杀。他说：“吾诛其情，不计其直。”我要杀他是因为事情的性质，而不考虑他偷的东西值多少钱！最后竟杀掉了这个倒霉的军士。
“纸钱”，就是“冥币”。“一幞”，是个什么计量单位呢？“幞”就是唐以来士人戴的纱帽。“一幞”就是“一纱帽”。
这个军士偷了“一纱帽”冥币，被处决，这种嗜杀的“治安”，已经不是量刑当否的问题。
吐谷浑部落群龙无首
那吐谷浑，听信刘知远的意见，半道退出了参与安重荣共同起兵的军事计划，打乱了安重荣设计多时的战略部署，成为后晋和契丹的同盟力量，但一直在刘知远河东藩镇的管辖之下。
几年之后，石重贵时代“十万横磨剑”事件发生，后晋与契丹反目，这时候，吐谷浑的地位再一次变得尴尬起来——跟着契丹干，还是跟着后晋干？
吐谷浑举棋不定。
一开始还听从晋出帝石重贵的安排，多次与契丹交战。出帝也多次召吐谷浑酋长白承福进京入朝，给予隆重接待，有宴会，有赏赐。当时正赶上气候炎热，吐谷浑人不耐热，就将他的部落遣送回到太原，在岚州、石州（均属山西境内）放牧。这地方都在河东辖境。
白承福部落人经常犯法，刘知远执法甚严，丝毫也不放纵，该杀就杀。白承福知道后晋朝廷正在衰微，又害怕刘知远的严厉，就谋划准备跑回原来居住的地方陕甘一带，或者就干脆投降契丹。后晋大厦将倾，吐谷浑有感觉。
有个叫白可久的首领，地位仅次于白承福，他偷偷地带领自己的部族队伍最先逃跑，归降契丹。契丹很高兴，任命他为云州（今属山西大同）观察使，以此来引诱白承福投降。
刘知远眼里不容沙子，对此事不想放过，就跟郭威谋划道：“现在正是多事之秋。看来我们把吐谷浑部落安置在太原附近，很可能是心腹之患——万一他们听从契丹号令，谋反，可不是小事！不如把它除掉。”
郭威知道白承福部族多年积攒的财货不少，白承福家里更富有，据说喂马都用银食槽，于是劝说刘知远杀死他们，没收其所有财产用来养河东军队。
这个意见正中下怀。于是刘知远上密表，称“吐谷浑反复无常，白可久投降契丹，余众难保忠诚不二。可以把他们迁往内地”。出帝石重贵接受这个意见，派使者将吐谷浑部落一千九百人分别安置河北、河南各州。
刘知远又让郭威诱使白承福等部落首领们住到太原城里。一切安排妥当后，找个机会诬陷白承福等五个部族聚谋反叛，一夜之间大兵包围了他们的府邸，杀死了所有的部族首领和家眷四百多人，抄没了他们的家财。
从此，吐谷浑部落群龙无首，渐渐衰微消散。
刘知远就是这样杀人不眨眼。
有些人对他根本不构成威胁，但只要他感到威胁，还是会动杀机。他杀害皇后王淑妃、许王李从益，下手之狠毒，闻之令人咋舌。
现在，擅杀的刘知远成为驱逐契丹的英雄，在中原大地上，继“后晋”之后，建构了五代的第四个王朝——“后汉”。而他倚为心腹的大将郭威，在河北招兵买马之际，赵匡胤进入了后汉王朝。老赵与他的父亲赵弘殷同在郭威麾下。几年后，郭威被人“阴谋拥戴”，“黄袍加身”，反手灭掉“后汉”，建构了五代最后一个王朝——“后周”。又过了几年时间，五代进入了大帝柴荣时代，而赵匡胤已经战功赫赫，做了后周的高级将领，直做到大周帝国的殿前都点检。尔后，有“陈桥兵变”，有了大宋帝国。
后汉帝国的“擎天柱”
刘知远称帝建立后汉，一年后死去。十八岁的刘承祐即位，史称隐帝。
一场司空见惯的宫廷内斗开始。隐帝听信来源不一的小报告，在群臣中不自觉地搅动起一场互相间的咬噬。
犹如“后李嗣源王朝”不知不觉间进入李从珂时代、“后李从珂王朝”不知不觉间进入石敬瑭时代、“后石敬瑭王朝”不知不觉间进入刘知远时代一样，“后刘知远时代”也不知不觉间进入了郭威时代。
这类景观反复印证着安重荣的名言：“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
郭威，继李从珂、石敬瑭、刘知远之后，成为又一个“兵强马壮”的人物。按照安重荣揭示的“规律”，他哪里能够不被九五之尊所诱惑，不去做“今世天子”呢！像李从珂、石敬瑭、刘知远一样，他也禁不住诱惑。但不一样的是：郭威与李从珂比，诛伐治乱，手段凌厉；与石敬瑭比，抗击契丹，有格局有胆气；与刘知远比，他器量更恢宏，有了“治理”而不是“统治”的政治管理心态。他深刻地影响了养子柴荣。到了大帝柴荣时代来临时，天下已经初现从“霸道”走向“王道”的曙光，郭威建构的后周帝国，在“赵匡胤时代”这个大的转型期，成为夹杂着“秕政”与“仁政”的重要过渡。
公元848年秋，隐帝初年，李守贞据河中（今山西永济县）、赵思绾据永兴（今西安）、王景崇据凤翔（今属陕西宝鸡），三镇先后举兵反叛。
军情紧急，隐帝调动起全国兵力，分头征讨，命枢密使郭威为西面军前招慰安抚使，各军都受郭威节制。这个临时职务相当于讨伐三镇的前敌总指挥，郭威一举掌握了后汉帝国的军政大权。
到公元949年夏，郭威领兵平定三镇。
这一年冬十月，契丹又来进犯河北诸镇，郭威又率兵抵御，相持一个月后，契丹遁归。
郭威于是声名卓著，赫然成为后汉擎天一柱，有了“兵强马壮”的资本。
李守贞的命定克星
平定三镇，特别是平定李守贞，是五代史上的著名事件。由这一事件可以看到五代藩镇试图走向“九五之尊”，屡仆屡起、屡起屡仆的抽风式间歇发作有多么滑稽——但在当事人那里，却是一个严肃的征略天下第一等大事。
李守贞，也是我进入五代史研究后，很关心的一位名将。他所经历的若干大战都与契丹有关。应该说他是反契丹不遗余力的威武军人。但杜重威死后，他也有了“异志”。
他自以为后晋时曾为上将，有战功，好施舍，得士卒心，也是一个“兵强马壮”的人物。后汉新造，天子年少，朝廷执政中也是年轻人多，没有几个老人，于是有了轻慢朝廷之心。史称李守贞“招纳亡命，养死士，治城堑，缮甲兵，昼夜不息”。
让我惊讶的是：这位抗击契丹的英雄李守贞，居然也多次派人“间道赍蜡丸结契丹”，派人带着蜡丸密信，从小道抄近路，去联络契丹！这意图就是继续走石敬瑭曾经走过的路，走杨光远、赵德钧、赵延寿、杜重威走了多年没有走通的路。他以为他或许能走通。李守贞的逻辑是：后汉是反契丹的；而我李守贞是可以反后汉的；我应该就是“石敬瑭第二”的最佳人选。
但让后汉幸运的是，李守贞的蜡丸密信“屡为边吏所获”，多次被边防哨所所缴获，他根本就没有送出去。
按照儒学理念，李守贞这类做法除了犯了政治上的“叛逆”之罪外，还属于伦理意义上坏了“夷夏之防”，深入一点分析，更属于哲学上的“不知天命”。
有一个河南浚仪人，名赵修己，史称此人“素善术数”，懂《周易》象术星命之道。李守贞守滑州时，赵修己做司户参军，管理户籍民政。他一直跟着李守贞到河中（今山西永济县）。此人读圣贤书，对天道、天命，有不俗的思考。他看出李守贞的勃勃野心，于是很诚恳地劝谏道：“天时、天命都不对，公不要轻举妄动！”
这是源于儒学深邃智慧的一种批评——要人臣“当位”，不要“越位”去做不可能的流血试验，由此而制止可能的灾殃。
他前后恳切劝谏多次，但李守贞听不进去。于是赵修己“称疾归乡里”。自称有病，还乡，不陪无道者继续沉沦。赵修己的举动符合儒学价值观。儒学认为，对于无道君王，可以有三次劝谏，如三谏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