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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距之术”捉盗贼
所谓“机心”，按照传统儒学的说法就是“勾距之术”。章太炎先生认为，这是一种“阴鸷”心态。古人对此的解释就是：市场中，想知道马的价钱，先问狗的价格，再问羊价、牛价，最后问马价，比较一番，而后可以推知马的价格是否属实。这是一种辗转推问的功夫，为道家所擅长。典型的话语就是所谓“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想要拿那个东西，一定要先给人一点东西。
史称慕容彦超就有这类“勾距之术”。
说兖州有一盗贼，假装大官的跟班，跨着驴，在闹市买了价格昂贵的绫罗十多匹，讨价还价，定好价格后，带着物主来到一处宅门，把驴给这个人说：“这就是我主人的本宅。你先等在这里，我带上东西让主人去看，把咱说好的钱拿来。”物主答应后，等了很久不见人出来，叩门，才发现是一座空宅。于是大叫“有贼”。兖州的巡防警察来到，怀疑物主欺诈，一直带到府中。
慕容彦超听说后，对这个汉子有了怜悯之心，就对他说：“不要担忧，我来为你抓这个盗贼。”于是，留这个物主在府上，将驴交给马厩的看守，对他说：“要把这个驴高高地拴起来，不给它水草，干着它。”第二天，将这头又饿又渴的驴子派人放到通衢大道上，对亲信说：“这是盗贼的驴。一天一宿没吃没喝了，饥渴中，一定会奔跑回家，悄悄跟着就知道谁是盗贼了。”果然，这头驴走入一条小巷，转了几个胡同，忽然有几个小孩子在门侧，看到驴就高呼道：“咱家的驴回来啦！”主人听说，出门来看，被巡防警察按住，果然就是骗取绫罗的盗贼。
这类故实，可以当作饭后谈资，也可以略作破案案例来看，但儒学不认为这类“勾距之术”可以施用于军政管理。就有格局的政治军事治理而言，战略应该是光明的。作用于人心的“阴鸷”也即“勾距之术”一旦成为常态，就有了宫廷或政府内部的勾心斗角，那是人人自危也危及始作俑者的内耗局面。文明治理，如果可以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窃钩”之术不足以治国；如果神往于“窃钩”之术治国，往往距离“窃国”不远。
当然，对慕容彦超还不足以言此。
梦祥兆城破拜圣人
说郭威征兖州，多日不能破城，曾得一梦。他梦到一人，状貌甚为“伟异”，壮伟异常，穿着王者之服，对郭威说：“陛下明天应该破城。”等到醒来，天还没有亮，就私下对左右说：“梦中有此征兆，岂可不预作准备？”
于是万事俱备，当天凌晨即发起总攻，郭威亲自督率诸军。到了中午，城陷。郭威带着大军进入时，有关部门经过掐算后，认为应该从“生方”进入兖州，“生方”也许是“生门”的意思，总之，从这里进入后，一路上要由前导“鸣鞘”，挥动鞭子开路。显然，这个“生方”道路狭隘，转过几条街巷后，忽然看到一处门墙甚为高大，一问，原来是孔子庙。郭威对近臣说：“我昨晚的梦，那人难道就是孔夫子吗？不然，为何要选择这条路走呢？”他决定下车参拜。
一进入大堂，看到夫子像，正是他梦中所见的“伟异”之人。心下大喜，于是叩首再拜。
近臣中有人劝谏他：“孔子，不过是过去春秋时的陪臣，您是当朝的天子。天子不应拜陪臣啊！”
郭威说：“夫子，圣人也，百王取则。而又梦告寡人，得非夫子幽赞所及耶？安得不拜！”孔夫子啊，是圣人啊，历代天子都要遵从夫子制定的规则。何况又在梦中告诉我破城之期，之所以破城，难道不是孔夫子暗中对我加持的结果吗？哪里能够不拜孔夫子！
拜后，郭威又下令孔庙周围数十户人家都为孔庙的“洒扫户”，负责孔庙的日常维护。又令孔氏后人袭“文宣王”的人作为本县县令。
郭威此梦或为一个推演文治的安排。
郭威本人尚不足以施行文治天下，但他能到孔子儒学中去寻求治理天下的思想和精神资源，在五代乱世中，具有筚路蓝缕的意义。它是天下趋于文明的一缕曙光。一直到周世宗开始兴办国子监，到赵匡胤时代开始推行太学制度，结束藩镇的武夫治国模式，文教兴国，才正式开始。
最强的文官阵容
解决了慕容彦超的问题，新兴的后周朝廷，内部出事了。
这事跟王峻有关。
王峻的父亲曾经做过官乐营使，这个职务略相当于文工团长，王峻从小受老爸影响，唱歌才艺了得，曾先后被好几个藩帅欣赏，干了一阵子优伶们干的活儿。但这不是王峻的抱负所在。后来他又投靠了张延朗，就是后唐那个著名的财政大臣。但张延朗得罪了石敬瑭，后唐被后晋颠覆，张延朗被石敬瑭杀死，王峻被分配给了刘知远。
石重贵之后，契丹占据中原，王峻跟郭威说：“契丹贪残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国。”这个战略判断经由郭威传给刘知远，坚定了刘知远抵御契丹的决心，也使刘知远发现了王峻的不凡不俗。
刘知远称帝后，王峻成为后汉一位带兵打仗的将军。李守贞、赵思绾、王景崇三镇反汉时，郭威主力平定李守贞，王峻参与平定了赵思绾，从此升为宣徽北院使，负责传达皇上的诏命。王峻从此有了可以预期的前程。
刘知远死后，契丹侵犯河北，所过之处，杀人、抢掠，无所不为。而边境各藩帅都只顾自己固守，并不出击。当时契丹的流动骑兵甚至来到冀南大名附近。后汉朝廷有隐忧，于是派遣枢密使郭威督率众将前往邺都（今属河北邯郸），抵御来犯之敌，王峻则以宣徽使身份在郭威营中监军，相当于前敌总政委。
但隐帝昏妄中派人刺杀郭威和王峻，并在京师将郭威和王峻的家属全部杀光，这就让王峻与郭威结成了坚定的生死同盟，一起反叛了后汉。
为了鼓舞将士反叛，王峻甚至怂恿郭威做出了大兵进入汴梁，可以劫掠士庶的残暴决定，煽动了士卒渴望一战发财的野蛮心理。
邺都大军进入汴梁之后，后汉皇太后任命王峻为枢密使，和郭威共同主持朝政。后来郭威再次领兵出京，滑州兵变，不得已返回京师称帝，王峻则在京城极力配合郭威，匆忙中做出部署：派出郭崇威等人分别开赴宋州和许州，看守住隐帝的几个兄弟，以防意外，这就使郭威能够顺利地控制了局势。
王峻，对后周的建立功勋卓著。
郭威于是封赏他为枢密使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即成为国防部长兼国务大臣，成为后周一等一的重臣。
当时郭威立朝，有几个很像样的大臣，比较起来，在五代十国中应该算是最强的文官阵容了。
譬如老臣冯道，此人虽然无廉耻，历任诸朝宰辅，也没有更多战略远猷，但治理邦国，他有一个长处，就是不嗜杀。他不仅自己不嗜杀，还常常劝导君王不嗜杀。这在戾气深重的五代十国中，应该是一点祥和之气。
譬如老臣范质，此人虽然并无气节可言，但他敏于政务，注重法制，处理政事，公允得当，有宰相之大体，在推动邦国正规化建设方面，也很有建树。
譬如老臣李谷，此人有士行，对传统士大夫精神有坚守。当初郭威围困河中李守贞，刘知远已经病逝，故史称郭威有“人望”，也即被士庶所拥护，此际，郭威应该已经萌生了不确定的“异志”。他知道时任转运使（后勤部长）的李谷是一个有知人之明的国士，就多次“以微言动之”，用暗示的语言试探李谷。李谷很明白，“但以人臣尽节为对”，但是李谷只对郭威谈论人臣应该有的节操。这一番对话不见史录，但可以想见当时的风景。那是当世两个高人之间的互相捉摸和探底，来来往往，像一场智力推手，在主体和主体之间有了各自恪守底线的欣赏。史称郭威因此对李谷特别钦佩，即位后，首先起用李谷为相。而李谷也确实不负所望，史称此人“沉毅有器略，在帝前议论，辞气慷慨，善譬谕以开主意”，沉静坚毅富有才器胆略，在后周太祖前议论时政，言辞慷慨有大义，并善于运用譬喻来劝谏或启发君主的意向。
此外还有王溥、魏仁浦、窦仪等人。
王峻也算是这一群文职官员之一。
王峻的战略大局
但王峻不同于诸文官的是，他还能带兵打仗。
北汉刘崇趁后周初建，以为有机可乘，于是联系契丹一起来攻击后周的北部辖地晋州（今属石家庄）。郭威即刻任命王峻为前敌总指挥，率兵救援，并下诏诸君都受王峻节制，“听以便宜从事，得自选择将吏”，王峻可以按照战场形势自己做主，不必请示朝廷；还可以自己任命文武官员。王峻出征的时候，郭威还到西城率百官为他饯行。
王峻大军到达陕州（今属河南三门峡市）没有继续开拔，逗留了十多日。郭威担心，怕晋州守不住，见王峻又不前行，就准备御驾亲征，从泽州（今属山西晋城，在晋东南与河南交界处）与王峻合兵一处，然后北上救援晋州。他派遣使者把这个意见告诉了王峻。
王峻知道后，马上给郭威回信，大意说：“晋州城池很坚固，北汉轻易无法攻破。现在刘崇的军队前锋锐气十足，暂时不可以力争。我屯兵不进，就是在等待他们士气低落罢了，不是心虚胆怯。陛下新近即位，不宜轻动。想一想，如果陛下大驾从汜水出来，那慕容彦超要是领兵进入汴京，岂不大事完啦！”
郭威听到这个意见，惊出一身汗来，不觉自己拉着自己的耳朵说：“差点坏了我的大事！”于是，取消了亲征计划。
由此可见，王峻想问题，有战略思考，不仅仅想自己这一堆这一块，还想到江山社稷国家局势。但他这类战略思考，有时也误事。
且说王峻军援晋州，在陕州停留十几日后，他发现了战机，于是火速向晋州挺进。晋州南有个地方名蒙阬，应该是晋州的南大门，形势险要。王峻担忧北汉兵马在此据守，一直盯着前方战报。当天，他听到先锋已经过了蒙阬，大喜道：“吾事济矣！”我的大事就要成功啦！
这时北汉来攻晋州，已经五十多天，一直没有攻克。此时是冬季，正赶上大雪，河北士庶互相聚集在一起，自保山寨，以至于契丹和北汉在野外几乎无法掠夺，军中乏食，人心思归。尤其契丹人，更思念草原穹庐中暖乎乎的日子。所以听说王峻大军到达蒙阬时，一把火烧了军营，连夜遁走。晋州南门一失，等于与中原连成一气，相当于围棋中的“接活”，晋州围解。
这时候，诸将发现了“犁庭扫穴”的战略机缘，要求以晋州为大本营，马上追击北汉和契丹。王峻有了犹豫，但第二天天亮，他还是派出了名将药元福等人率领骑兵追击。药元福等人从晋州一直追击到霍邑（今山西霍州），长驱八百多里，纵兵奋击中，令北汉兵死伤甚重，更多人在溃逃中坠落崖谷而死。霍邑一带道路狭隘，诸将畏懦，不再敢继续前行，药元福在军中还不过是个排阵使，也即带兵列阵的总指挥，在行营中是个副职，但他表示“刘崇带着全国兵马、裹挟着契丹而来，志在吞没晋州等地而后南下，但现在已经气衰力竭，狼狈遁逃，我等如果不能乘此一举剪灭敌军，北汉必为后患！”但诸将都不想继续前行。那个时代，似乎没有几个人愿意豁出性命为国尽忠。药元福坚持己见，但这时候，王峻的使者到了——王峻命令诸将返回，不得继续追击。
一场可能的大捷半途夭亡。
王峻可能有他的“战略思考”，譬如，劳师远征容易疲惫，万一有不测，会全军覆没；北汉和契丹也许有晋州之战后的安排，根基未动，万一与兖州和江南联手，中原难于安定，等等。
但站在时间后面来看，王峻这类“战略思考”实属多余。他失去了一次可能彪炳史册战略大决战的机会。
但王峻这次北征，还是取得了辉煌胜利，史称契丹败退到晋阳之后，检点人马，损失了将近一半。领头的将军自感无功，找了个大酋长做替罪羊，把他“钉”在集市，“钉”了十多天，然后杀了他。而北汉主刘崇则领教了后周的厉害，史称从此“息意于进取”，打消了南下图谋中原的念头。
为得宠王峻罢朝
北汉地方狭小，土地贫瘠，士庶贫困，但又要内供军国，外奉契丹，所以赋役相当繁重，可称民不聊生。晋州之战后，逃入后周境内者有很多。
王峻援晋州，还捎带着解决了永兴（治所在西安）节度使李洪信的问题。李洪信是后汉李太后的从弟，后周建国后，他很提心吊胆，不知应该怎么办，更不敢交出兵权。但他城中的守军不满千人，王峻在陕州时，打着救援晋州的名号，又从永兴军调走数百士卒。等到晋州之围解，北汉兵遁去，王峻又派遣禁兵千余人镇戍长安永兴军。李洪信忖来忖去，知道抗拒是没有希望的，于是“入朝”，正式归附了后周。
王峻不简单。史称他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但他个人的性格因素让他的命运开始向着悲剧趋奔。历史上来看，个人的悲剧，除了制度的、环境的、结构的，更重要的，偶然的因素起作用之外，就是个人性格的因素在起作用。王峻的性格悲剧，与古希腊的传奇英雄很接近。那是命运中无能抗拒的东西。性格即命运，这个浸透了无数血泪的存在经验，古今一体，中外皆然。儒学对此有审视，更有独具东方色彩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渗透了圣贤智慧的“礼”。
关于“礼”，我在说到隐帝刘承祐的故实时，已经说过，传统“礼”的要义，可以用“当位”与“节制”两个主题词来概言。这里要补充的意见就是：礼，除了各类儒学讲述意见外，更要知道，它还是用来协调君王公侯乃至于士庶“主体间性”的规则。上下均能恪守这类规则，共同体之间就有良性运转的可能；否则，就是心生怨恨，演绎下去，就是血雨腥风。历史来看，一百场刀光剑影，有九十九场其源头在主体间的“悖礼”。不能“节制”各类欲望，又没有“当位”之念，试图僭越，就是“悖礼”。“悖礼”几乎是数千年间战乱之源。五代十国时期尤其如此。王峻的性格悲剧，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悖礼”。
王峻性情轻浮而急躁，工于算计，贪图权力和利益，更喜欢听奉承话。他那种“以天下为己任”很大程度上是认为只有自己才可承担起治理天下的大任，他人无此本事，甚至连太祖郭威在内，也不及他。
他常常在御前谈论政事，郭威赞同他的意见，他就高兴；不赞同，他就心生怨恨，甚至当场就顶撞郭威，而且出言不逊。这就是“悖礼”。
但郭威比他有气量，更念他是元老旧臣，又辅佐创立了后周帝业，功勋卓著，更一向深知他的为人，所以对他有了宽容和纵容。王峻年纪比郭威大几岁，郭威做了皇上，还是称他为“兄”，公事召他，也称他的字，而不称他名。这就好比刘备称赵云，总是叫“子龙啊”如何如何，而不是“赵云啊”如何如何。在“名”与“字”并行的往古，称“字”不称“名”，是对人的尊重，也透着亲切。但王峻不因此而自我调整心态，反而更加骄横。他认为这一切不仅是应该的，说不定郭威还真的对他有畏惧呢。
不仅如此，王峻还有严重的妒忌心。他看不得他人晋升。当时的枢密副使郑仁诲、皇城使向训、恩州团练使李重进等人，都是郭威在藩镇时的心腹将佐，郭威称帝后，逐渐提拔起用了这些人物。王峻酸得像个醋坛子，开始耍赖，多次上表称说有病，请求皇上解除政务，事实上是以此来试探郭威。郭威也是明白人，比王峻大度。他不与王峻计较，多次派遣左右侍者去劝慰他，并敦促他来上朝——多少国家大事等着你来处理啊！——但王峻对使者的回答，言词、意气都异常激烈，透着顽梗和酸劲。郭威还是不跟他计较。
王峻在“病”中，又给各藩镇节度使去信，要他们保举王峻，意思是“国家不能没有王峻”之类。各藩镇觉得这也不算什么难事，就分别写来“保举证书”。郭威这才感觉到惊讶：如此下去，朝官联络地方，岂不架空皇上？
但郭威还是继续派人去劝慰他敦促他，要尽快来上朝。最后有个朝官给郭威出主意说：“陛下只须扬言：就要亲自驾临王峻府邸，王峻必定不敢不来。”郭威来了这么一招。王峻想想，也差不多啦，折腾个够，上朝了。
郭威对王峻有了不满，但也还是纵容他，不跟他闹翻。
惹帝怒郭威使辣手
当年诬告李崧的人还在，一个叫葛延遇，一个叫李澄。李崧毕竟冤死，又是一时名相，所以，到了郭威时代，就有人要给李崧复仇，其中就有当朝的翰林学士徐台符。他请求捉了这两个恶人，让那边的李崧得以瞑目。
朝议此事时有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冯道为首的“不杀”派。他们认为事情过去多年，期间，朝廷已经多次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