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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诏书：“乃眷中原，本朝故地。”
这八个字翻译为现代汉语，充满激情（也可以说，特别煽情）：我眷恋我可爱的中原，那是本朝可爱的故土。
然后，命令左右卫圣统军、忠武节度使李金全为北面行营招讨使，讨论经略北方大计。南唐举国一时有了“恢复”之相，民心士气都很振作。
但是拖延了几个月，忽然又传来刘知远建立后汉并进入汴梁的消息。中原逐鹿，不得到鹿是不会止息的，现在，鹿死谁手，已经尘埃落定，南唐人立刻消停下来，一腔“恢复祖业”的大计，就此放下。
刘知远进入汴梁是一个理由，但真正的理由却是南唐与大闽国、马楚国不断用兵，已经精疲力竭。
李璟事后曾经慨叹：“孤不能趁着中原危运的大好时机，命将兴师，恢复汉唐土宇，而乃劳师于海隅，与南方诸国用兵。孤实在是先代之罪人也！”
我不能趁着中原出现危险境遇的大好时机，选择将领兴起讨伐之师，以此来恢复汉唐疆域，却多年在海边劳师，跟闽国、殷国什么的用兵不已，结果消耗了国力财力人力。我真是先帝的罪人啊！
就在这一系列的失误中，他迎来后汉帝国之后，又迎来了更为强悍的后周帝国，永远失去了进据中原的机会，当年李昪咬着他的手指对他的告诫，成为他终生痛悔的记忆。
韩熙载睥睨名流
后周之后，南唐没有机会了。但还是有人不识时务，做着“恢复中原”的春秋大梦。后周太祖郭威为了稳住南唐，在建国之初，将曾经俘虏的一位南唐将军释放，让他回到南唐。这位将军，是在后周讨伐兖州慕容彦超时，南唐派出增援慕容彦超的。这件事又让南唐激动起来，于是，就有大臣打着“爱国”的旗号，开始上书讨论“恢复中原”的“大计”。这时已经做了中书舍人、朝廷大秘书的韩熙载，一反当初鼓励进军中原的建议，开始反对与后周争锋。
他说：“郭氏有国虽浅，为治已固。我兵轻动，必有害无益。”郭氏控制国家虽然时间不长，但治理根基已经很牢固。我国军队轻易出动，必将有害无益。
韩熙载这两个意见，方向相反，但今日来看，都是对局势有着深刻洞察力的战略建设性意见，不凡不俗。
韩熙载本来就是个不凡不俗的士大夫。
他是五代十国时期为数不多，有“国士”之风的读书人。在南唐、在五代，甚至在中国历史上，他都是一个有着独特格局的人物。与一般的“国士”不同，他更多“佻达”脾性，在自家府上组建“文工团”，最多时，艺伎达到一百多人，而且施行性自由制度，艺伎们跟客人打情骂俏谈情说爱，他不予干涉。历经南唐先主、中主、后主，这些君主对他也都很纵容。
但南唐诸臣，是分宗派的。宋齐丘那边是一派，韩熙载这边是一派。有意味的是，宋齐丘那一派团结得很紧密，韩熙载这一派却处于分化瓦解中。内中的原因只有一个：韩熙载内心太孤傲了，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是值得他推许的。他在南唐几十年，也曾为报答南唐对他这个来自北方的士人高看，而推荐了很多士人给朝廷录用，但究其真实想法，他还是很孤独，没有谁能走入他的内心。江南名士徐铉，在韩熙载死后为他撰写的《墓志铭》中，就说他：“以俊迈之气，高视名流。”以自己的出类拔萃之气概，高傲地睥睨南唐名流。
韩熙载曾在洛阳游学，年纪轻轻就考中了进士。但他的父亲因为得罪被杀，他不得不逃离中原，进入吴国。他的好朋友李谷，也是一名士，知道他要南下，就在淮河边的渡口，冒着风险为他饯行。
李谷，就是当初杜重威与契丹决战时的转运使。史称李谷为人厚重刚毅，善谈论。在淮北的小酒馆里，俩人都喝了不少酒。
韩熙载对李谷说：“吴国如任用我做相，我当挥军北上平定中原！”
李谷则说：“中原的帝王如任我为相，灭吴国有如囊中取物！”
这些虽然是酒话，但也可以考见二人的风采、志向。
他俩的友谊一直保留到最后时刻。
后周柴荣、南唐李煜时代，有一个痞子文人名叫陶谷，此人被柴荣派往江南去见李煜。这是两国通使的正常来往。李谷就给韩熙载写信说：“吾之名从五柳公，骄而喜奉，宜善待之。”这话说得意味深长。李谷与韩熙载虽然家分两地，别在他国，各奉其主，但二人书信往来不绝。虽然五代十国是个乱世，但书信自由还是有的。不过那时的书信往来主要是靠有人捎带，但是也要考虑到敌国的对峙，万一书信被人告发，也不是耍的。于是二人书信多有隐语。李谷这封信就用了隐语。所谓“五柳公”指的是陶渊明，在书信中隐指陶谷。“骄而喜奉”，是说此人骄傲，喜欢奉承。“宜善待之”，就有了嘱咐朋友韩熙载要有对付此人的办法。这是李谷给老朋友的忠告。
伪君子陶谷作秀
陶谷这人，实在是史上一个无赖，从后周到大宋，几乎没有几个人喜欢他，都能勘透他的无耻和邪痞。但此人确实有才，而且不是一般的有才，做秘书，行文，头头是道，所以，一般君主也都能对他“优容”代之，优厚而又宽容。
宋人文莹《玉壶清话》记录了陶谷与韩熙载的戏剧化故实。
陶谷代表后周出使江南，以为自己来自“上国”，那时后周很强大，已经占据了江淮之地，南唐正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所以陶谷见南唐君臣时，“容色凛然，崖岸高峻”，宴会谈笑之际，他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几乎不说不笑，而且，为了显示自己出使的严肃性，带着公事公办的模样，滴酒不沾。
南唐大臣韩熙载有李谷给他的密信，知道此人毛病在哪里。他又观察了陶谷几天后，对亲近的人说：“我看此人作秀，不是他表演的端介正人。他恪守的这点架子，有办法让他败坏，诸君看我手段。”
于是找了个缘由，奉承陶谷说，你懂六朝文字，可以给我们江南留下抄录六朝文的墨宝啊！陶谷想着青史留名，当然愿意。于是就在江南多待了些日子。韩熙载派遣歌妓秦若兰假装做驿馆管理者的女儿，穿了旧衣戴着竹钗，早晚在院子里洒扫。若兰的美丽在朴素的装扮下，别有韵味。陶谷渐渐与她有了巫山云雨之行，史称陶谷“失慎独之戒”。到了陶谷将要辞行北回时，秦若兰索诗，陶谷为她写了《风光好》一阕。
南唐君臣在高雅的澄心堂为陶谷设宴送行。
南唐后主李煜命人用珍贵的玻璃巨杯满酌劝酒，陶谷还是过去的模样，端着架子，“毅然不顾”，脸上一副大国来使威风凛凛的样子。
这个时候，歌妓秦若兰出现。
她怀抱琵琶来“侑觞”（劝酒），当堂讴歌陶谷所作《风光好》，词曰：
好姻缘，恶姻缘，奈何天！只得邮亭一夜眠，别神仙。琵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胶续断弦，是何年？
若是一般人，此时当惭愧难言。但陶谷惭愧归惭愧，干脆放声大笑起来，还笑得前仰后合，捧腹喷饭，连脑袋上的簪珥都快掉下来了。于是，接过大玻璃杯，一杯一杯又一杯，不断地自己给自己灌酒，史称“几类漏卮”，几乎像个漏壶，没底。他就用这种方式为自己遮羞。酒喝高了，又吐了一地，最后倒在满是呕吐物的宴席上，就这样，还不许完，还要接着喝。不要说南唐君臣，就是主持宴席的小礼官，都瞧不起他了。
等到他还朝的那天，南唐只派遣了几个小吏来送他。
回到京师之后，经韩熙载安排，一阕《风光好》，早已在汴梁市上传喧开来。
勘破大局名士避祸
韩熙载风流，却不饮酒。
南唐中主李璟时代，他得罪了政敌宋齐丘，宋齐丘污蔑他，上书说韩熙载嗜酒如命，狂妄得不着边际，被贬。但南唐主后来知道是宋齐丘诬陷，又恢复了韩熙载的职务。
不过在宋齐丘诬陷事件之后，他看出了南唐王朝的没落，几乎失去了往日的雄心。与李谷作别时的高远志向开始消沉下来。李煜时代以后，他知道他所服务的南唐已经没有大的作为，更渐渐心灰意冷起来。
想当年，韩熙载来到吴国，给刚刚做了皇帝的杨溥上了一份自荐书，那真是才气纵横、气势如虹。明明是求职文件，写得却像天下第一才子的名流画像。文中谈帝王采用贤人非常重要，说“钓巨鳌者，不投取鱼之饵；断长鲸者，非用割鸡之刀”。意思说：您要是用一般钓鱼的鱼饵，那是钓不到巨鳌的；要是用普通杀鸡的刀子，那是斩不断长鲸的。“巨鳌”“长鲸”就是南唐的对手，可以指中原诸国，也可以指东南诸藩。文中此类豪言壮语甚多，至今读来，还有回肠荡气的感觉。这是一篇可以与《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相媲美的雄文。文中也说，这样的俊才，“得之则佐时成绩，救万姓之焦熬；失之则遁世藏名，卧一山之苍翠。”意思是：像我韩熙载这样的人，帝王得到，就可以辅佐朝廷建立功绩，足以救助天下百姓脱离水深火热；如果不用我韩熙载，那我可就要隐居起来不再求名，高卧于深山苍翠之中。这样，损失的可不是我韩熙载，而是朝廷、是帝王。
心态变了之后，韩熙载几乎将所有的钱财都用于蓄养伎乐，宴请宾朋。每个月的俸禄散发给艺伎们，有时还不够。他最尴尬的时候，竟去向自己豢养的艺伎们乞讨。乞讨的方式也绝。他把自己打扮得破衣烂衫，装成瞎子老头，手里拿着单弦，让门生敲着板子，在府院中诸位艺伎的住房前讨要钱财。
他实在没有钱了，有一回就向李煜哭穷，李煜给他写了信，挖苦他，但还是“优容”老臣，给了他府库的钱财救急。
他的这种行为，显然，任何一个稍稍明点事理的朝廷，都不会重用。据说，他的放荡不羁成了他没有成为国家宰辅的直接原因，宋齐丘等人就用他纵情声色的日常生活编派他。
所有这些故实，透露了集中在他身上的种种矛盾。
他这样做，仅仅是因为心灰意冷吗？
所以，史上各种猜测不少。
那幅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来历就有多种解释。
一种解释说他玩世不恭，天天跟艺伎们混，李煜不满，就让画工画了他搞party的场景，然后将画作送给他，让他惭愧。这是说李煜期待他能振作起来，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有所作为。
还有一种解释是说，李煜时代，后周、大宋都在派遣间谍进入江南，于是李煜对“北人”有怀疑，再加上韩熙载与诸位“南人”的大臣不合，因此，对他就更不放心。于是派遣了画工来偷画他的日常生活。韩熙载勘透这些东西，就故意用淫荡生活自污，让李煜放心。
但我还是相信，韩熙载是个智者，他很可能在用这个混迹于声色之中的生活避祸。但他所避的是未来的名声之祸。他不想在这个偏安的小朝廷——这个朝廷在中原王朝看来，属于“伪朝”——担当大任，以免后来被中原扫荡之后，他被人视为既无能拯救伪朝，同时又无能捍御中原正朔王朝的颟顸之辈。
陆游《南唐书》记录，说韩熙载曾经与一个叫德明的高僧谈话，德明问他为何让家中的女仆、艺伎与客人们风流往来，而不制止。韩熙载说：“吾为此行，正欲避国家入相之命。”我之所以有这样的行径，正是为了避免朝廷让我出任宰辅的命令。德明不懂，问他什么原因让他不愿意出任宰辅。韩熙载说：“中原常虎视于此，一旦真主出，弃甲不暇。吾不能为千古笑端。”中原帝国早就对江南虎视眈眈，有朝一日，中原出来个真命天子，扫荡江南，那时候，恐怕连脱掉盔甲逃跑的时间都没有啦！我可不愿意为这个国家负主要责任，成为千古笑柄。
这种看似不负责任的意见，事实上，也是一种政治选择。气节有亏，但大义不缺，那就是顺天应人。这个道理要两分说。归化于正义力量，犹如近代以来脱离极权阵营，轴心国人投奔盟军，就要视为个人选择的正当与合理。吴越钱俶最后归化大宋，无论千年之前还是千年之后，人都应该看到他为江浙一带保留了一份元气，没有将这块富庶之地葬入兵燹。这类选择，自有其合法性。韩熙载用自己的方式，事实上是肯认了中原后周、大宋的正朔性质。这与他初来江南之时的态度不一样。当他鼓励李璟趁契丹灭晋而北上，与草原帝国逐鹿中原时，他对继承大唐而来的南唐是有期待的。但是随着南唐对闽国、马楚的用兵，随着南唐内部的钩心斗角和政治管理的失效，以及李璟、李煜二位君主的弱点呈现，韩熙载看到：南唐，不是一个足以恢复大唐荣光的政治力量。李璟与柴荣比，李煜与赵匡胤比，那几乎就不在一个格局平台上。他见过柴荣，也见过老赵，凭他的识人之明，他懂得，中国的转型，必将来临。说到底，韩熙载有撇脱不开的“中原情结”。他是传统衣冠文明培育起来的一代名士。
宋太祖建隆二年（961）的一个初冬，韩熙载曾奉命出使中原，参加宋朝皇太后杜夫人的葬礼。这是他与赵匡胤的第二次见面。
韩熙载第一次见到赵匡胤，还是在后周晚期，那时赵匡胤已经做了后周殿前都点检，中央禁卫军总司令，据宋陆游《南唐书》说，韩熙载曾出使后周，遍观周廷文武大臣。等他回到南唐之后，李璟很认真地“历问周之将相”，一个一个地问后周的将相都是什么人。韩熙载说：“有一个赵点检顾视非常，殆难测也。”有一个姓赵的殿前都点检，看人的姿态不是等闲之人，恐怕这人很难测度。等到这位赵点检受禅代周，做了大宋皇上，消息传到南唐，史称“人服其识”，南唐人都服气韩熙载的先见之明。
韩熙载第二次见到赵匡胤后，老赵爱才，留在朝中不放他走。
韩熙载在招待所的墙壁上题诗道：
我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还至江北时，举目无相识。
清风吹我寒，明月为谁白。不如归去来，江南有人忆。
诗写得浅白易懂，却很准确地讲述了自己的心情：尽管我曾经是江北人，但我的亲人都在江南。我不想留在江北，我怀念江南的亲人。
赵匡胤闻听此诗，将他放回南唐。
这个故实证明，韩熙载晚年已经认识到“真龙天子”在哪里。他不愿意为李煜这个小朝廷葬送自己的名声，但也不愿意背叛南唐，留在大宋。他应该是在极度郁闷中，在担心后世的令名中，死去的。
公元970年，大宋开宝三年，在太祖赵匡胤平定南唐之前四年，韩熙载病死，享年六十九岁。死后被李煜赠为左仆射、同平章事，这个职称已经是宰辅之位。韩熙载死后做了宰辅。
韩熙载当年劝导李璟不要继续在东南沿海用兵，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李璟向“休兵”方向转化。史称李璟在福州、湖南兵败后，知攻取之难，开始接受韩熙载的意见，更开始奉行先主李昪当年咬着他手指头的临终遗言，开始与诸臣讨论“弭兵务农”大计，而不再讨论“恢复中原”大计。
有人对他说：“愿陛下十数年勿复用兵。”期望陛下十几年不要再用兵啦！
李璟痛定思痛，回答道：“兵可终身不用，何十数年之有！”战争可以终我一世不再发动，何止十几年不用兵啊！
但李璟没有想到的是，后周大帝柴荣，却在他已经不准备用兵的时候，准备用兵了。
肆 高平之战
高平之战是后周与北汉—契丹联军的一次决战，也是赵匡胤的福缘之战。它让周世宗柴荣重新认识了赵匡胤。高平之战后，基本奠定了中原王朝的稳定性。赖此一战，中原王朝成为当时亚洲地区的一大强国，也为后来大宋王朝的建构预先铺演了地缘环境。
平北汉柴荣亲征
后周大帝柴荣即位伊始，即准备在南唐用兵，目的为取江淮之地，免除后顾之忧，同时又借助江淮粮仓，为大兵提供粮秣，好用于北上收复燕云十六州。
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兵发江南时，却得到了北汉来袭的消息。
仇国后周，太祖郭威病逝，让北汉主刘崇大喜过望！他当即谋划趁后周国丧期间大举入寇。于是派遣使者到契丹请兵。
公元954年农历二月，契丹派遣武定节度使（治所在陕西洋县）、政事令（国务大臣）杨衮率领万余骑到达晋阳（今太原）。另有一种说法是，契丹派遣的援兵除了杨衮万余骑之外，尚有其他部落步骑五六万人，号称十万，来助刘崇。
刘崇称帝之始就有了与契丹的勾结。当时的契丹主还是耶律兀欲。兀欲曾令部下给刘崇的儿子，时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的刘承钧写信，表示通好的愿望。北汉本来承续后汉而来，刘崇又是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兄弟，而刘知远一直抗击契丹，不与契丹通好。契丹不知道现在北汉的姿态，所以，首先派人与刘承钧联系，大有投石问路之意。
刘崇知道消息后，大喜，即令刘承钧回信，称：“本朝已经沦亡，我来绍继其位，很想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