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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北汉军霎时死伤一片。
王晏又安排在北汉兵慌忙撤退时，追击数十里，斩敌百余人。
郭威因为他有战功，特意封赏他在故乡滕县所在的徐州做节度使。
王晏年轻时曾经做过强盗，到任后，就将青年时一同玩耍做过强盗的乡人召来，赠给他们金钱绢帛、鞍辔马匹，然后说：“我们家乡素来以多盗出名。过去我和你们也都干过这事。料想后来的强盗没有谁能胜过诸位。请你们替我告诉其他强盗，以后不要做这事了！再做强盗，我抓住就灭他全族！”
从此，全境强盗绝迹。
到了周世宗北征回来，徐州人上表，请求为王晏立衣锦碑。世宗准了。
王晏能在家乡平息盗贼这件事，让柴荣大为开悟。他对侍臣说：“诸道都有很多盗贼，朝廷多次搜捕，到现在还是不能绝迹。这是由于各地盗贼，历朝都另外派出使臣前往巡查，致使各藩袖手，不再努力讨平。从今以后，所有派出的巡使，一律召回，专门委托各藩自行安排州县责令解决。朝廷不再参与地方盗贼清剿。”
王夫之《读通鉴论》，对世宗此举甚为赞赏，他认为这是“治盗之要术”。因为盗贼一定有居所，并不是官家想象的那样，打一面破旗啸聚山林，倏聚倏散。既然有居所，就一定与乡里之人相往来。而且一般的强盗，也并非打着“盗贼”的旗号生存，一般也必有一个营生或行当“托以自名”，一定会依附于农工商贾技术之流。而这些营生在乡里，乡里人都知道他就是盗贼，郡邑的地方小吏，一般也都知道盗贼在哪里。只有朝廷不知道。朝廷带着大兵在茫茫原野之中，攘攘闹市之间，拿出全部的智慧和威风，最后也只能抓些“疑似之民”，无法知道真正的盗贼在哪里。过去秦始皇、汉武帝何等威风，大索天下，最后一个人也捉不到，就是这个原因。盗，是藏在民间的。只有地方责成乡里，才有可能解决这些所谓“盗贼”问题。
周世宗此举为得法。
后来的赵匡胤也学会了这个法子，他几乎从不派兵去“剿匪”，一般都是责成地方自行解决。加上大宋宽政，赵匡胤时代已经很少“盗匪”。
为民生世宗革弊政
周世宗柴荣禁佛之事，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案例。
五代乱世，各地寺庙越来越多。
寺庙多，僧侣多，这些人几乎不从事生产，在农耕时代，等于空耗谷米。这样就在国计民生方向上出现紧张。
柴荣试图改变这种局面。
他敕命天下寺院：朝廷未曾敕赐匾额者，一律废除。并禁止私下剃发出家，凡要出家，必须得到亲族长辈同意。全国受戒的佛坛，也只保留了几个通都大邑，如东京（汴梁）、西京（洛阳）、大名府、京兆府（长安）、青州等。禁僧侣舍身、断手足、燃指、裸挂点灯、身带铁钳之类幻惑流俗行为。命令东京、西京及各州每年要对僧侣造册，有死亡、返俗者，都要随时注销。据统计，这一年，天下（后周境内）寺院存有2694座，废除的有30336座，现有和尚42444人，尼姑18756人。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后周百分之一的人口。
又因为官方长久没有铸造铜钱，民间却有很多人将铜钱销毁做成器皿及佛像，故市上流通的铜钱越来越少。这年九月，世宗敕令开设机构采铜铸币，除了朝廷的法物礼器、军械兵器及寺庙道观的钟磬、钹镲、铃铎等准许保留外，其余民间的铜器、佛像，五十天内全部上缴，由官府给付等值的钱；超过期限隐藏不交，重量五斤以上，判死罪，不足五斤的，量刑判处不同的罪。
世宗对侍从大臣说：“你们不要为我毁佛而有疑虑。佛以善道教化士庶，假如志于行善，就是信奉佛陀。那些铜像哪是什么佛呢！况且我听说佛义在于利人，即使是脑袋、眼睛都可布施给需要的人，倘若朕的身子可用来普济百姓，我也不会有所吝惜的！”
司马光编书到此，忍不住有议论道：“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像周世宗这样的君王，可以用“仁”来评价了！因为他不爱自己的身体而爱士民。像周世宗这样的君王，可以用“明”来评价了！因为他不用无益于民的东西而废掉有益于民的东西。
我不怀疑柴荣的真诚。有一次，柴荣与诸位将军丞相在万岁殿聚餐，时任殿前都虞候的赵匡胤也在座。
吃饭时柴荣发感慨：“这两天天气大寒，朕在宫中吃美味佳肴，对士庶无功而坐享上天赐予的禄位，很是惭愧。朕既然不能自己种地而吃饭，只有亲身去冒飞矢流石的危险去为民除害！如此，还略略可以自我安慰。”
我非常欣赏柴荣的自我表白是：“朕必不因怒刑人，因喜赏人！”我一定不会因为发怒而惩罚人，也不会因为喜爱而奖赏人！
他担心天下有冤案，有时会亲自去复核大案。历史记录，这年六月，他曾亲自在内苑查阅囚犯卷宗。案子里有个汝州百姓马遇，他的父亲和弟弟被官吏冤枉致死，马遇就多次来上访要求昭雪。但官司屡经覆按，没有结果。柴荣亲自来问这个案子，最后得到了实情，史称“人以为神”。从此以后，各部门负责司法的官员都来亲自审查刑事诉讼案件，以免大意出错。弭冤白谤，第一天理；司法不公，至为无道。在后来的日子里，赵匡胤对刑狱案件格外重视，对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深恶痛绝，应该是受到柴荣影响。
世宗的后周天下是一个不断走向文明的天下。这是世宗柴荣留给赵匡胤最珍贵的遗产。
柴荣还主持边防，修筑了葫芦河堤岸。
葫芦河，即今天的漳水，史上又称衡漳水。衡就是横，古来大河也即黄河自南而北流经今冀州即今河北之地，而漳水则自西而东流去，横亘数百里，故称衡漳。这一条东西向的衡漳水，成为契丹骑兵的天然屏障，对保障一马平川的冀南、河南等地关系重大。周世宗看到了这个地缘军事特点，他认为漳水的南部堤堰太过低矮，这样，契丹如果渡河，会很容易越过大堤，进入冀中平原。他希望有一溜高大陡峭的几百里堤岸，借以阻挡或迟滞善于骑射的草原骑兵过河，以赢得捍御的准备时间。
这个工作，他交给了大将韩通与王彦超。
这活儿的凶险之处在于：这是在契丹眼皮底下给他们戴眼罩。
契丹当然不干。于是有交战。
韩通是边打边干，兵卒即是丁夫，战斗加上浚治，居然完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这个功绩在任何时代看来，都是一项了不起的壮举。
此外，韩通还沿葫芦河流域，在重要隘口修筑了城堡。
葫芦河堤岸和城堡的修建，成为北御契丹的天险，又是河北间通漕的水道，还是冀中溉田的水源，一举三得。史称“自此契丹不敢涉葫芦河，河南之民始得休息”。大帝柴荣有见，韩通、彦超功高。
但柴荣最重要的工作是广开言路，求臣下之智，建设国家。
公元955年二月，世宗下了一道诏书，史称《求言诏》，令群臣不必有任何顾虑，畅快地分析大周的过去和未来，讲述得失之道。
诏书大略说：
即使尧舜禹汤这样的上圣之君，文武成康这样的至明之主，还在求逆耳之言，苦口之药，况后人之不及哉？朕对国家卿大夫，不能尽知每个人的才能，不能尽识每个人的面孔；如果不采集其言论而观察其行为，审明其意见而考察其忠诚，那将怎样来知道各人见识器略之浅深，知道朕任用各位之当否呢？如果各位进言，我拒听，罪责在我；如果朕躬求言，各位不言，那罪责是谁的呢？
《求言诏》写得真切诚恳，又带着严肃的质问。诸臣不得不认真对待了。
《求言诏》下后，刑部所属的比部郎中王朴献上一篇《平边策》。
“上辅之器”王朴
王朴与李谷、宋齐丘、韩熙载等人一样，乃是五代时期不多见的高人之一。史称此人少时“警慧”，机警聪慧，文章写得好。后汉时曾中进士，做了校书郎，在枢密使杨邡门下。当时汉室正乱，大臣交恶。王朴观察后，知道国必危、人必凶，不想在此恋栈，赔上自家性命。于是辞职，回家种田去了。果然，没有多久，后汉隐帝刘承祐大开杀戒，杨邡等人被灭族，凡在他门下的，也多罹祸，而王朴独免。这就是儒学主张“明哲保身”的智慧。在有道邦国，正义可以推演，儒学主张行道、担道，生死以之。即使在严峻时刻，也应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但在无道邦国，正义无法推演，儒学即主张“卷而怀之”“独善其身”。王朴此举，有儒学大义。
柴荣镇守澶州时，王朴被招募为记室，一个秘书官。柴荣为开封尹时，升为右拾遗，一个谏官；并充开封府推官，一个法官。柴荣践祚后，授比部郎中，相当于刑部的司局长，朝官。
王朴性敏锐，但特别严肃，史称“伤于太刚”。在稠人广坐中，他也不苟言笑，正色高谈，与座者没有人敢于跟他开玩笑。赵匡胤也对他畏惧三分。
《五代史阙文》记载：周显德中，王朴与魏仁浦都做到枢密使。当时赵匡胤开始掌禁兵，已经做到殿前都虞候。一日，朝廷的殿直，即禁卫军某番号指挥，乘马时没有注意，冲撞了老赵的导从仪仗队伍。老赵依法办事，就到枢密院来告状，说这位殿直无礼。魏仁浦就要下令宣徽院调查此事，但王朴阻止了魏仁浦，并对赵匡胤说：“太尉您名位虽然很高，但并没有加使相（意思就是还没有文官之职）。殿直，乃是廷臣也。太尉与殿直比肩侍奉陛下，不宜如此。”
这番话的意思事实上带有息事宁人的姿态，也等于是对老赵气量不够宽宏的一次批评。王朴比老赵大二十岁，有资格教育年轻人。
史称老赵“唯唯而出”。
老赵应该在王朴的耳提面命中，有了感悟。多大点事啊，还要诉诸公断。路上不知偶尔相撞，互相一笑，事情也就过去了。人生的成长，往往就在这类“教训”中获得机缘——当然，是不是当作机缘，那是要看各人根器而定了。老赵后来的宽宏大度，我以为与王朴的“正色”批评有关联。
老赵一生敬畏王朴。
史料记载：周世宗在禁中做功臣阁，图画当时有功大臣若干人。制作为屏风，立于阁内。若干年后，赵匡胤即位，有一天走过功臣阁，有风吹开半扇门，正好露出王朴的画像，赵匡胤骤然望见，马上站住，面色很庄重地整理御袍襟带，向画像弯腰鞠躬。
左右道：“陛下贵为天子，他不过是前朝之臣，您这大礼是不是太过啦？”
老赵以手指御袍道：“此人在，朕着不得此袍啊！”
史称“其敬畏如此”，老赵对王朴的敬畏，就是这样的。
也正因为王朴太严厉，故后周人物虽然心服他的机变、见识，却没有人愿意人前人后夸奖他。他得罪人太多啦。没有几个人愿意像老赵那样，在王朴的批评中学习成长。
柴荣征淮南时，每次都要王朴留守东京。
当时东京城里街巷狭隘，按规划要拆迁扩展，王朴主其事。他对有个乡校的消极怠工很不满意，就当街鞭挞了他几十鞭子。
这人愤然叹息道：“我已经得到任命，就要补乡虞候了，王朴不敢处决我！”
帝制时代，官员不能直接杀戮官员，这个乡校要做乡虞候，也是一种晋升，可以看作是地方乡一级外派司法小官。
不料王朴知道后，命左右将其抓来，当即在马前杀了他。
周世宗听说这事，笑着对近臣说：“这家伙是个大傻子，居然到王朴前去吹嘘要补什么‘乡虞候’！真是该死！”
这事对“乡虞候”未免不公，五代草菅人命遗风如此。但由此事可以窥见王朴的凌厉风格，以及柴荣对王朴的纵容。
赵匡胤和他的兄弟赵光义与众人不同，很早就赞誉王朴为“上辅之器”，辅佐国家的高级人才。王朴知天文，通声律，有《大周钦天历》和《律准》并行于世。按今日说法，王朴应该是一个通才，一个复合型人才。晚唐迄五代十国近百年，论识见、论才学，王朴都是一等一的人物。
王朴《平边策》，是五代末年，赵匡胤时代为数不多的“雄文”之一。了解彼时天下形势，了解彼时人物智慧，《平边策》可读。
《平边策》文气略作疏通，大意为——
中原之所以失去吴越、巴蜀、幽燕、并州，都是由于失道所致。大唐失道而失吴、蜀之地，后晋失道而失幽、并之土。如今须考察所以失地之根源，然后能知所以收取失地之方法。
开始失土时，莫不因君主昏庸、臣子奸邪、兵骄民困。奸党在内飞扬跋扈，武夫在外横行霸道，恶习由小到大，积微成著。天下离心，人不用命。吴蜀乘乱而窃国号，幽并乘间而据其土。
故如今收失地、平天下之说，莫若反唐、晋之失而行。
进用贤人斥退不肖，这是收罗人才之法；
布施恩泽恪守诚信，这是结固人心之法；
奖赏有功惩罚有罪，这是激励人心之法；
革除奢侈风习倡导节用习惯，这是增加财富之法；
用民以时轻徭薄税，这是富足百姓之法。
如此，等到群贤既集，政事既治，财用既足，士庶既附，然后起兵而使用他们，功业没有不成功的！四境之人看到我有必胜形势，那么知道其国内情状者，就会愿意来为我做间谍；熟悉山川形势者，就会愿意来为我做向导。
民心既归，天意必从。
说到攻取天下的方法，必先其易者！
南唐与我相接国境近二千里，这地势很容易让我们骚扰对方。骚扰当以其没有防备的地方开始，他防备东面，我们就骚扰西面；他防备西面，我们就骚扰东面。对方必定东奔西走去救援。而就在这东奔西走之间，我们可以探明对方的虚实强弱，然后避实击虚，避强击弱。不须大举进攻，暂且只用轻兵骚扰。南人懦弱胆怯，闻听有小警，必出动全军去救援。军队频繁出动，则民疲而财竭；如不出全军救援，我们就可乘虚夺取土地。
如此，江淮之间将逐渐全为我所有。既得江淮，就用那里的百姓，扬我大周的兵勇，江之南亦不难而平之也。如此，则用力少而收功多。
得到江南，那么桂州（后楚）、广州（南汉），皆为“内臣”，巴蜀诸国，可以传檄而定。如不至，我已得四方之地，则四面并进，席卷而蜀平。
吴、蜀平，幽州（等十六州故土）亦望风而至。
只有河东，并州北汉，是必要拼死一战的敌寇，不可以恩惠信义诱导，必当用强兵制之。但自从高平战后，他们已国力虚、士气丧，必不能再主动兴兵，故此地当无太大边患，我们应暂放以后图取。待天下已平，看好时机，可一举擒获。
如今士卒精炼，甲兵有备，部下懂得畏服军法，诸将愿意效力疆场。再有一年时间就可以出师了。现在，应该从夏秋开始，积蓄粮草充实边境。
史称世宗柴荣看完这一篇《平边策》，“欣然纳之”。
柴荣时代群臣多因循守常，苟且偷安，很少有人考虑天下问题。故柴荣《求言诏》下后，群臣所上言，很少有可取者。只有王朴“神峻气劲，有谋能断，凡所规画，皆称上意”，神采俊朗、气度劲迈，有谋略，能决断，所有的战略规划，都能让世宗满意。从此以后，柴荣格外赏识王朴，很快将其提拔为左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事，以后又进入枢密院。
底定中原路线图
今日读《平边策》仿佛再见“隆中对”。那一种规划分明、指挥若定的气概，五代雄文，似无出其右。所以后来周世宗、宋太祖，基本上是按照《平边策》战略构想行动，虽然次序有不同，但思路是一致的。在五代末年大棋局中，这是一篇名垂青史的“底定中原路线图”。
但这个“路线图”也有两个地方，在今天看来似乎并不准确。
一是“吴、蜀平，幽州亦望风而至”。这句话说得未免过满，后来的事实证明，幽燕十六州并没有“望风而至”，虽然世宗柴荣征讨契丹时，幽州以南确实是“望风而至”。历史无法假设，但终宋太祖、宋太宗两代人，没有解决契丹问题，终北宋九朝百余年，也没有解决契丹问题。显然，“幽州亦望风而至”不现实。小觑契丹，是不明智的。
二是关于路线问题，按王朴设计，平天下的程序是：
先下江淮；
次下江南；
再下荆湖、南汉；
再下巴蜀；
尔后北向幽燕（契丹）；
最后下河东刘氏。
世宗柴荣按照王朴的意见，果然平定了江淮，但没有去下江南，兵锋转向契丹，兵不血刃征服燕南等地，惜英年早逝，壮志未酬。
宋太祖继承后周事业，已经得到江淮之后，首先征服了与北汉勾结的潞州李筠，而后平定了扬州李重进。接下来，没有动江南，而是从江南西侧的南平、武平、南汉开始用兵。等于在南唐和后蜀之间的湖北、湖南、两广等地撬开一个巨大的裂痕。而后还是没有动江南，而是转向巴蜀。一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