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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慕容延钊前军昨天已经过河，各路节度使又各据地方。京师若乱，不仅外寇侵凌更深，天下四方也将转生变故。诸位若能严饬军士，大军进入京师，勿令剽劫，如此都城人心不摇，则四方自能宁谧，诸将亦可长保富贵。否则必将天下大乱。诸将以为如何？”
史称诸将“皆许诺”，都答应了。
于是赵普与诸将共商细节，做了秘密部署。
谋划初定，即于夜半派遣心腹武官赶回京师，面告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虞候王审琦。
石守信、王审琦，都是老赵昔日的老友，史称“皆素归心太祖者也”，都是平常早就内心向着老赵的人。
稍后，赵普、匡义又派出了楚昭辅到京城专程去见杜夫人，提前告知，要她放心。随后，开始安排将士戒严“环列侍旦”，围成一圈，等待天亮。
这也是赵匡胤没有提前预知陈桥兵变，甚至赵普、赵匡义等人也没有提前预知陈桥兵变的一个根据：如果他们都提前知道，都安排好了，干吗还要夜半三更派人回京城告知石守信、王审琦啊？
陈桥兵变，只能是事发突然的偶然事件。
老赵还在醉卧中，直到黎明，“四面叫呼而起，声振原野”。赵普与匡义这才入见老赵，告知原委。
跟随而至的诸将则“擐甲执兵，直扣寝门”，穿着盔甲提着兵器，直接来敲帐门。大兵对老赵呼喝道：“诸将无主，所以来拥戴太尉为天子！”
老赵惊起，披上衣服，还没有来得及与诸位酬应，已经被诸将拥持，扶到厅事坐定。有人献出了一件黄袍，披到老赵身上，众人开始罗拜庭下，口称万岁。
阴谋拥戴有动力
关于这件黄袍，“阴谋论者”往往以为：仓促之间何来黄袍？必是早已有所准备，所以需要的时候，才能适时出现。
我以为不然。
大军之行，辎重供奉所在皆有，甲仗服饰也有供给，求一夜间得黄帛黄袍不是难事。此外，军中黄旗也是制作黄袍的布料。
且看《旧五代史·周祖本纪》：
军士登墙越屋而入，请帝为天子。乱军山积，登阶匝陛，扶抱拥迫，或有裂黄旗以被帝体，以代赭袍，山呼震地。
军士们翻过墙壁进入郭威住的房子，请他来做天子。当时乱军像山一样占据了驻地，纷纷登上台阶，郭威被人扶着抱着，拥护着逼迫着，有人撕裂黄色的军旗披挂到他身上，来代替帝王的赭黄袍。一时山呼万岁，大地都在震动。
这就是五代史上的第三次军人拥戴帝王践祚的故实，这个被拥戴者就是后周太祖郭威，军士们给他的黄袍就来自于黄旗。
所以，赵匡胤的践祚，得到黄袍实非难事。以此作为兵变早有预谋之论据，还嫌不足。
种种迹象表明：老赵绝不知情。据正史记录，老赵已经黄袍加身了，但仍然不同意来做皇帝，史称“太祖固拒之”。但众情难遏，诸将扶持老赵上马，“拥逼南行”，拥戴着老赵，逼着他往南走。到了这个时刻，这个皇上，老赵已经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了。道理无他：不做即死。莫说以赭黄袍加身，按律即为谋叛，就是说一说、议一议，要做个皇上，也是个死。赵匡胤在既成事实面前，仿佛做了过河卒子，只有向前一途，后退已绝无可能——除非甘愿受缚，让人灭了赵氏全家。此际不做皇上，回去便是大逆之罪。
大军回师之前，赵匡义还立于马前，要求老赵申明军纪，号令军士不得在京城剽劫。
匡义有此言，实在是看透了晚唐迄五代以来，藩镇禅代的真实风景。
“靖市”或“夯市”也即剽掠，是诸军拥戴新主的动力之一。
郭威从邺都（今属河北邯郸）向开封发兵时，拟灭后汉，王峻为了鼓励手下，就宣布：攻克京城，许抢劫十天。原话是：“俟克京城，听旬日剽掠。”大军进城后，“诸军大掠，通夕烟火四起”。这是军人转化为强盗之后，与民争财的惨烈景象。
“靖市”或“夯市”，有大胆不逞之徒，更是专门找有钱有势人家来抢劫。
有一位吏部侍郎张允，此人家赀以万计，但是生性吝啬，总是把家里的钥匙挂在衣服底下，即使是妻子也不能拿这钥匙。走起路来钥匙相撞叮当作响，仿佛佩带玉环。这晚，郭威大兵“夯市”，他躲在佛堂顶棚上，但上来剽掠的人越来越多，把顶棚板子都踩坏了，坠落下来。军士最后甚至抢走了他身上穿的衣服。正值寒冬腊月，这位张允大人竟因此冻死。
这类剽掠，五代十国时期，屡见不鲜。
管兵士“约法三章”
赵匡义自知兴王者师不当如此，故首先提出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方案。
此举结束了数十年藩镇代兴的乱世局面，国家从无道转型为有道。
宋人张舜民笔记《画墁录》、司马光《涑水纪闻》等野史皆记录了这一史实。《画墁录》有言：“太祖陈桥之变，与众誓约不得惊动都人；入城之日，市不改肆。灵长之祚，良以此乎？”
宋太祖赵匡胤的陈桥兵变，与将士约法不得惊动京师众人。到了入城那一天，汴梁城里一切生意如常。宋代国运之所以有三百年之长，实在是因为对私人财产的保护啊！
但赵匡胤比他的兄弟想的更多。
老赵揽辔与诸将道：“尔等自贪富贵，强立我为天子！但是，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是绝不做你们君主的！”
众将闻言，皆下马曰：“唯命是听！”我等只听您的命令！
老赵略一思忖，说出了一番议论：“少主及太后，我皆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等无得辄加凌暴。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纵兵大掠，擅劫府库。汝等无复然，事定，当厚赏汝；不然，当族诛汝！”
这番话说了三个约定：
一、不得杀害后周少主与太后；
二、不得凌暴后周公卿与臣僚；
三、不得劫掠京师市肆与民居。
这与当初刘邦进关，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性质大同。
邦国大军赖此价值观，瞬间从“兵匪”转换为“义师”。
众将为老赵正道能量所慑服，尽皆表示拜从。
于是，大军启行。
清晨，乃整军自汴梁城仁和门入，史称“秋毫无所犯”。
陈桥，始建于五代后晋时，其时有村。一桥失修，当时有一陈姓乡绅自动捐资修复，故名此地为陈桥。后周时即在此地设有驿站，故又名陈桥驿。它不过就是古代的一个驿站，但它也成为赵匡胤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驿站。在这个驿站，老赵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了一次改朝换代。
传统中国，权力重新分配，只有新莽覆亡西汉、民国推翻大清算是不流血的过程，但新莽亡汉，迅即遭到反对，而后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流血；民国倒清，则在前期有过多次起义，曾有包括黄花岗这样的流血事件。只有大宋王朝，一次性解决了权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问题，除了几个特别案例外，基本上没有大规模地杀人，此前此后，都没有。征战南北扫灭藩镇则是取得政权之后的军事行动，与政权的取得不构成直接逻辑。
大宋之建构，是中国历史上，生命代价最低的王朝更替。
赵匡胤平稳地走过了这个驿站。
这一年，赵匡胤虚龄三十四岁。
未来的宋太宗赵光义（赵匡义）更年轻，只有二十二岁。他在马前劝谏老赵的几句话成为“太宗圣德”之兆。但据散佚而依稀存在片段的《太祖实录》的“旧录”考察，太宗赵光义，当时并没有在陈桥兵变现场，他当时在东京汴梁和母亲杜夫人在一起。此事或有玄机，但我已经无能破解此中秘密。
“阴谋推戴”或“偶然事件”
陈桥兵变前后一共出现了三个谣言：
一、边警谣言：“契丹北汉来寇”。
二、鼎革谣言：“策点检作天子”。
三、天命谣言：“日上有日摩荡”。
这三个谣言最后搅动了一场不流血的革命，成就了大宋王朝。
“谣言”事实上没有贬义，甚至没有寻常人理解的那样，以为“谣言”即是“谎言”。不是的。“谣言”，在古汉语中，意指流行歌谣或谚语，《后汉书·杜诗传赞》言：“诗守南楚，民作谣言。”东汉杜诗这个官员在南楚（南阳）做太守时，爱民如子，仿佛西汉时期的召信臣一样。于是当地有“谣言”说：“前有召父，后有杜母。”这个“谣言”的意思是，前有一个像父亲一样的召信臣，后有一个像母亲一样的杜诗。这类“谣言”谈不上真假，它就是一种民间情绪宣泄。
在现代语境中，“谣言”也不一定是谎言。它是未经证实，但公众深感兴趣的事件在传播渠道中的流行。它就是一种真假难辨的信息。
西方有人专门研究“谣言”，认为“谣言”是社会失序的结果之一。它是社会态度和动机的投射。人们的仇视性和分裂性冲动，由于很难通过其他方式发泄，故选择了“谣言”。
决定谣言的公式是：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
事件越是重要而且越是模糊，谣言所能产生的效应也就越大。现在可以看到：与陈桥兵变相关的三个谣言，符合这个定义：它们都太重要了！也都太模糊了！在口口相传为主要传播方式的千年之前，这三个谣言所能生成的能量，可能是今天互联网时代的人们难于想象的。
陈桥兵变之历史讲述，我看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阴谋推戴”。
这里的“阴谋”，与“谣言”一样，在较早的汉语语境中，并无贬义，其基本语义不过是说“暗中聚谋”而已。
“阴谋”被赋予贬义，是汉语流变的结果。
近代以来，“阴谋论”史学见解中，往往乐于将帝王践祚视为诡计上位，似乎“阴谋论”者人人皆知帝王一伙儿耍尽心机，愚弄下民；只有当时的士庶不知。我看多了这类见解，不免生疑。我不认为现代人会比古代人更聪明。古代人看不明白帝王诡计上位，现代人就看明白了？
近世以来，书写历史，揣度古人“肮脏心理”成风，似乎古来君臣将相个个都是“阴谋家”，个个都有“黑色智慧”，个个都是“权谋”中人，诸如此类。我看不得这类无中生有的毁谤。除非有证据，除非有可靠的逻辑，否则不要“编故事”，那是“诬古”、是“谤贤”！窃以为，那种动不动就讲“阴谋论”的手法没啥思想含金量，也没有啥趣味，说来说去，就是那么一点翻来覆去嚼蜡一般讲述“人性恶”“帝王专制”的套路话语，都是老掉牙的玩意儿。这类玩意儿，不仅不益于世道人心，也未必就是“历史真实”，不过是自家晦暗，悬想古人也晦暗的一种“投射”。
我实不屑于揣摩测度这类俗不可耐的“故事”（不是“故实”）。我有更重要的活儿要干。
我现在的意见是：所谓“阴谋推戴”，上位的帝王往往并不知情，多是军人哗变、自发演绎的风景。其中，可能有“主谋”，但更多时刻，是将士“聚谋”，一趁而起。从大历史视角看，此类兵变自有脉络可寻，但就历史现场，当时当下而言，实在是一个偶然事件。
本书前面讲述的大大小小十几场“阴谋拥戴”可以为证。
熟悉近代史黎元洪被士兵“强迫”拥戴为湖北总督的故实，就会理解中唐以来诸帝王被拥戴的偶然力量。
被严复评价为：道德“天下可信”的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相当于今天的上校旅团级）黎元洪，是不赞同武昌起义的，兵火中，他藏身友人家中。据朱树烈《回忆辛亥首义》记载，革命党人蔡济民等人武昌起事后，要找一个头头来率领他们。一伙人想到了黎元洪。但此时黎元洪怕事，早已藏起来了。他们费尽力气找到黎元洪藏身处，但老黎仍拒绝出见。
蔡于是向黎所在房间严肃说道：“黎老师在此，我等侦察确实，毋庸讳言，我等皆公之学生，今日举动，实我公平日教育之所致，对我公绝无残害之理，请公速出，主持大计，不要畏惧，不必怀疑。”
黎元洪不得已出来后，革命党人拽过一匹棕色马，不等黎元洪答话，“即拥黎上马”。一路上黎元洪看到乱象，连说“汝辈事太闹大了！”但大众根本不听他说，一直“拥黎至阅马场咨议局”。
回忆录中还留下了黎元洪当时的妆束肖像：“黎身穿灰色长夹袍，黄皮马靴，赤面黑须，神色庄严。”但直到他被推举为“都督”后，仍在犹豫，甚至主张“都督”一职应由刚刚出狱的革命党人某某某来担任，直到一次会议上，有革命党人朱树烈举起刀来告诉黎元洪，如果你再不答应做都督，我宁肯自杀！有此相逼，黎元洪不得已，才算郑重答应下来。
黎元洪事迹自有各类文章介绍，寻常可见，我无须啰唆；但简单叙述此事，是想做一类比。革命党人多为黎元洪的“学生”（部下），却多次“拥逼”黎元洪就位，正是“权反在下”的近代写照。
一个“偶然”力量
“拥逼”黎元洪，与千年之前，皇甫晖“拥逼”赵在礼，何其相似乃尔！
中晚唐以来一直迄于陈桥兵变，此类事屡见不鲜。
我想说的是，就像黎元洪“被”拥戴一样，赵匡胤也是“被”拥戴的。
老赵没有事先的谋划，更没有诡计权谋，犹如黎元洪没有事先的谋划，更没有诡计权谋一样。
黎元洪有多么无辜，赵匡胤就有多么无辜。
中晚唐以来“被”拥戴的首领同样无辜。
由兵变而拥戴，史不绝书。积蓄了多少“因”，此刻有了一个“偶然的力量”，于是，历史开始——拐弯。
一般来说，被拥戴者也很难事先谋划。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推着走。当然，我知道：在那个偶然力量积聚的时刻，他们，由于天时地利人和，是最合适的被拥戴人选；也有可能存在隐隐的践祚期待，或某种暗示。但如此泼天大事一桩桩，史料中很难找到事先谋划的记录。“阴谋论”认为是被拥戴者“阴谋”策划的结果，大不可信。
我愿意把话说得“武断”一点：“偶然力量”是“阴谋推戴”的主要力量。
说到“偶然力量”，我愿意说说我的历史观。
我相信“耦合”（coupling）力量决定文明之展开。
所谓“耦合”，是借用物理学中的一个名词，简言之，耦合就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实体相互依赖于对方的一个量度。譬如，一个电路部分到另一个电路部分的能量传递，就是一种耦合。有多种耦合方式，各有不同。但大致是说一种“合力”导致某种结果。开灯，灯亮了，看上去是按下开关的结果，但事实上经由了无数“合力”才导致灯亮，如果线路没有参与“按下开关”的动作，灯就不会亮；如果发电机没有工作，开关按下，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变压器没有转换电压，灯也不会亮起来；等等。循此思路，可以找到一万种以上的“耦合”事件在参与“灯亮”的结果。
学界中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制度决定论”。我对这个说法持有不确定的怀疑。在我的阅读史和我的理性结构中，我知道：“耦合”的力量是一种整全性质的力量。进入历史哲学演绎、进入历史经验归纳，就可以得出一个虽然粗糙但足以自洽的结论性意见：“决定文明展开”的是各种力量的耦合。
耦合的种种变量难于预测。“制度”实在不过是各种变量力量之一，它远远不能“决定”文明之展开，也远远不能决定历史之方向。
我愿意重复说：历史之展开，不存在单一推动力。“制度”不能“独自决定”历史之展开，“文化”也不能，“经济”也不能，“圣贤”也不能……推动历史展开的恒是它们“耦合”的“合力”。历史哲学之讲述，心下宜先存此念，方有望免予胶柱鼓瑟。理性有限，不宜于夸大某类单一力量。
各种单一的力量（制度、文化、经济、圣贤、偶然力量等）不过是耦合中无数“电路组件”之一，或种种“输入”“输出”的作用力之一。取消其他“电路组件”，或其他作用力，单一的“电路组件”无能达致能量量度，灯不会亮。
文明的展开，亦然。
但在诸合力之耦合中，如果一定要肯定某一种力的比较优势力量，则“偶然力量”为最。埃及艳后的鼻子如果“偶然”短一点，整个世界史都会改写；费迪南德大公不在萨拉热窝事件中遇刺身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就会改写；罗马尼亚共和国广场上如果没有人发出“梯米苏拉”和“呸呸”“嘘嘘”声，东欧的历史也会不同。耦合力量难于设计，偶然力量也同样难于设计。埃及艳后的鼻子不是罗马帝国设计的结果；费迪南德大公遇刺不是大战策划者设计的结果；罗马尼亚广场的嘘声甚至不是齐奥塞斯库政敌设计的结果。
这些偶然力量，成为“耦合”力量中最重要的力量。
思想者可以也应该就己所长的方向独立讲述，譬如，可独立讲述制度的重要或经济、文化、军事、圣贤、偶然力量之重要，等等；但是应该明了：你不能逾越理性有限性，将你的独立方向讲述为“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