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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亲自审问，叱责他们说：“尔等皆历朝老将，不是不能打仗；高平一仗，还没有交手，尔等竟望风而逃。这事没有别的原因，不过是想把朕当作‘奇货’，准备卖给刘崇罢了！”
柴荣这话大有道理。远的不说，杜重威就是将石重贵当作“奇货”卖给了耶律德光，卖主求荣，正是樊爱能等人临战时的心思所在。
世宗下令，将以樊爱能为首的左翼将领们全部斩首。何徽等先前守卫晋州有功，世宗一开始打算赦免他，但又认为军法不可废弃，于是一并诛杀。但赐给他们棺材，着人送归老家安葬。从此，后周军士风气为之一变。史称“自是骄将惰卒始知所惧，不行姑息之政矣”。
“姑息藩镇”的祸端
事实上，“姑息之政”由来已久。唐末以来，藩镇坐大，百年来飞扬跋扈，君王难于制衡藩镇，不但演绎了一个“君不君臣不臣”的政制格局，令邦国管理效率下降，更有藩镇因为握有兵权，觊觎君王之位，往往在“时机”成熟之际，启动叛逆之心。于是有权力重新分配之争斗，而争斗中，血流成河。“国计”因此失序，令契丹总是能得到机缘插手中原事变；“民生”因此艰困，让天下士庶在乱世中一次次地品尝改朝换代的兴亡之苦。
按清学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的说法，“五代姑息藩镇”，是五代之乱的直接原因。他说：“唐自失河北后，河朔三镇，朝命不行，已同化外。羁縻至末季，天子益弱，诸侯益强，朝廷尤以姑息为事，卒至尾大不掉，区宇分裂，鼎祚遽移。”大唐王朝自从失掉河北之后，河朔三镇，朝廷的命令得不到执行，已经形同化外野蛮之地。施行胡萝卜加大棒的笼络控制办法以来，直到唐末，天子更加软弱，藩镇更加强大。但朝廷还是以姑息为主要办法。最后终于导致尾大不掉，国家政区分裂，江山变色。
整个“五代乱史”，几乎可以看作一部“姑息藩镇”史。
后梁末年，朝廷不能节制藩镇，有个大藩帅镇守河北，朝廷有隐忧而不敢过问。听说这个大帅死了，只能在宫中私自庆贺。有个节度使，夺人之妻，人家丈夫告到京师，梁帝为难，只好“曲事调停”，和稀泥，史称“略无威断”。
唐明宗时，诸藩叛乱，多次征讨，都半路班师。有个叫孟知祥的据蜀为藩，唐帝派遣官员前往“监军”，被孟知祥斩杀。唐帝还得下诏“抚之”。
后晋时，有大将杨光远总是对抗朝廷诏令，晋帝也没有办法。更有一个叫张彦泽的节度使，常干违法事，从事张式劝谏他，不听，张式出奔。张彦泽让人向晋帝面奏：“张彦泽如果得不到张式，恐致不测。”晋帝不得已，将张式交给了张彦泽。朝廷之尊，反为臣下所胁制。
……
凡此种种，还是小事，更有藩镇直接反叛朝廷的大事。
后晋大将，镇守镇州的安重荣，要与契丹决战，石敬瑭好言谕止，安重荣根本不听，认为晋帝拿他没办法，接下来就联合襄州的安从进，准备造反。
另一位藩帅安从进，在襄州，晋帝想把他迁徙到青州去做大藩，他竟说：“好啊！等把青州移到汉江南边的襄州来，我就去赴任。”晋帝闻言，也不敢惹他，史称“亦优容之”，还是得好言好语宽待他。
这种“姑息之政”，直到郭威时代还存在，成为周世宗柴荣、宋太祖赵匡胤处理军政要务的前代经验教训。
郭威诛杀王峻、王殷，可能是最终结束“姑息藩镇”的人物。他是在“姑息藩镇”尝到苦果后，果断处置，结果导致“君臣不终”（这一点让郭威的继任者柴荣常常说到）。但也正是因为有了郭威对藩镇的痛下狠手，这才有了柴荣后来“节制”武行德、李继勋的故实。
武行德是周世宗时的功臣，世宗在征淮南时，以武行德为濠州（今属安徽凤阳）行营都部署，曾在郡境破淮军两千余人。但不久率师屯定远时为江南军所败，武行德勉强逃出重围。周世宗没有姑息，而是果断将他贬官，左授右卫上将军。
李继勋是所谓宿将，在攻打南唐寿州（今安徽凤台）战役中，守御无方，导致南唐军出城来攻，并“破栅而入”，后周军的攻城器械都被焚毁。此举让周军士气受阻，史称当时是“军无固志，诸将议欲退军”。周世宗也没有姑息他，将其免去中央军职，出为河阳三城（孟州，今河南孟县南）节度使，次年又免去其节度使而责为右武卫大将军。
了解五代以来“姑息藩镇”的故实，就知道张永德鼓励周世宗处置何徽、樊爱能，实是英明之举。此事也成为柴荣一生最具杀伐手段的案例。此前二百年“姑息藩镇”的局面，开始改观。
张永德慧眼识珠
王夫之《读通鉴论》论及樊爱能、何徽被正法事议论道：
殷、峻诛，而后樊爱能、何徽可伏法于牙门，武行德、李继勋可就贬于国法；乃以施于有宋，而石守信、高怀德之流，敛手以就臣服。天诛也，王章也，国之所以立、民之所藉以生也。故曰不可以龋昂⑴碇镒镏病０倌暌岳矗裳锇响柚拔ハⅲ蝗怂溃蛲蛉说靡员Ｆ渖�
船山意见译成现代语大意如下：
因为有王殷、王峻之诛杀，所以后来的樊爱能、何徽才有可能伏法于军帐之前，武行德、李继勋才可以国法贬官；这个传统到了大宋时代，老赵施“杯酒释兵权”，石守信、高怀德这类旧日藩镇，才不得不敛手臣服。正义的诛杀，也是王法所在，更是国家之所以建立、士庶之所以为生的保障啊！所以说，郭威诛杀王殷、柴荣诛杀樊爱能等，不可以用汉高祖刘邦诛杀韩信、彭越的不当来批评。唐末以来百年间，藩镇的飞扬跋扈之气习从此渐渐平息，诛杀一人，而万人得以平安，这样做，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
（事实上王峻不算被诛杀，是病死；王殷则死得冤，这一点，船山先生也同意，认为“王殷无罪受诛”。但先生行文至此，不加解释，有了文义矛盾。）
古语有言：“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诛杀樊爱能这样的大决断，在“姑息藩镇”积习之下，是需要大智慧和大勇气的。而提出这个“一言兴邦”谏言的，正是张永德。张永德一番话语，对整肃后周士气深为有功。大约也正是这些地方，让周世宗柴荣感到了张永德的水浅水深……
理解“姑息藩镇”的历史，理解解决“姑息藩镇”的“张永德模式”，对赵匡胤后来的“收兵权”故实，会有更多同情理解。这是后话，且伏一笔在此，容当后表。
有一个传说（但也备不住就是史实），似能考见张永德缘何成了老赵家的死党。这个传说见于丁谓的《丁晋公谈录》，又见于苏辙的《龙川别志》。两书作者都是大名鼎鼎的北宋人，所记应该有根有据。
说张永德好方术，因此家里门客多道士。其中一个举子一病多年，张永德待之甚厚。此人会炼金术，能把水银变黄金，临行前表演给永德看。永德惊异，打算学这门技艺。举子说：“君自有三十年富贵，此术不足学也。”永德问他，举子卖关子不说，但他提示永德：“后当见吾于淮上。”说罢离去。
后来周世宗用兵寿春，永德从之。永德善射，往往到郊野设靶，观者如堵。有一次，他发现围观人群中有一和尚，原来就是那位举子。于是携手同归，宿帐中。夜半，张永德屏去仆人，问当年举子所言“三十年富贵”在哪里。
举子给他贡献了一个神秘意见：“若见二属猪人，善事之，则富贵可保也。”
举子离去后，张永德有了猜度。“二属猪人”何在？他开始暗中打探。
高平之战后，张永德高看赵匡胤一眼，老赵也就有了经常向老上级“讨教”的机会。当他俩能够聊天的时候，张永德想起了道士举子的预言。老赵告诉他自己的出生日，居然是丁亥年！丁亥之猪！
赵匡胤天姿英特，是一个生相出众的人物。经由高平之役，张永德更发现此人不俗不凡，现在又得知是一个“属猪”的，于是倾身事之。
赵匡胤虽然功名日盛，但家世并不显赫，他又生性廉洁，既不鱼肉百姓，又不贪污腐败，所以生活用度往往有拮据之时。张永德乃是贵戚之家，于是慷慨大度，不断地以家资奉给老赵。
更有意思的是，赵匡义生于己亥，小老赵一轮十二岁，也是属猪的！赵匡义姿表尤异，一望而知不是俗人。
这俩“属猪的”弟兄令张永德异常惊喜！
后来张永德有了好东西，甚至先要老赵挑拣，剩下的才自己享用。老赵深深地感谢永德，永德不说破，老赵也不知道他为何如此倾力结交咱老赵。
显德五年（958）老赵拟娶名臣王饶的女儿为妻，张永德“出缗钱金帛数千助之”。后来赵匡义又娶魏王符彦卿的女儿，周世宗皇后的妹妹符氏，因为银子不多，来找哥哥赵匡胤商量说：“符氏，大家闺秀，吾正穷着呢，没有合适的聘资，你看如何是好？”老赵干脆给张永德写了封求助信，要弟弟赵匡义去找他。张永德甚至把这个看作是对自己的荣宠，倾家助之。
两个高攀的姻缘，极大地改善了老赵的社会地位，周世宗所以高看老赵，与这两场婚姻也有关系。
不仅如此，有了贵戚家的资助，老赵还得以结交天下豪杰。没有张永德对老赵的经济援助，老赵家与后周各路英雄的来往就会捉襟见肘。但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张永德居然在政治上对赵匡胤也是倾心支持，没有二话。
张永德任殿前都检点，这个职位相当于国防部长、三军总司令。他居然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为赵匡胤坐大秘密地做了筹备工作。当然，张永德不一定就是秘密推戴老赵做皇上，但至少是推戴老赵做“老大”。但又有史料说：“忠武节度使、兼侍中阳曲张永德，徙武胜节度使。初，显德末，有江湖方士私谓永德言上（赵匡胤）受命之符者，永德在军中潜意推奉。”这里说的“潜意推奉”几个字，几乎就是直言张永德在帮助赵匡胤“谋反”！我对此类说法不大相信，因为：张永德深受柴荣信任，而柴荣当时还很年轻，正在壮年，除非谋杀柴荣，否则如何替代？但这类故实可以佐证的是：张永德对老赵心服口服。
显德二年后，张永德即开始倾心拥戴赵匡胤，为何？这是赵匡胤时代的又一个谜团。没有人知道张永德内心真实的想法。因此，我倾向于提出三个理由来解释这个谜团。
第一个理由：老赵人格魅力不一般。他仗义，有豪侠气，且为人正派，在五代乱世中，他的特立独行具有道德感召力。
第二个理由：高平之战，老赵“指挥”张永德的那一个瞬间，让他有了“听令”的谦卑。撇开职务官位不论，老赵比他更有气场。他服气老赵。我会在后面详叙“高平之战”。
第三个理由：如果张永德真的“潜心拥戴”老赵，“两个属猪人”等说法也许影响了张永德。不同史书记载的道士举子、江湖方士、睢阳书生，很可能是一个人。他们是不是老赵派往张永德身边的“卧底”或“说客”？史无明书，不好臆断，这类事如果做“故实”看，几乎就是在为陈桥驿事件做舆论准备；如果做“故事”看，也许不过是事后好事者的演绎。但即使是演绎，此中也有人心相背。这才是问题的要紧处：老赵得人心，连柴荣的姐夫张永德都已经心在赵匡胤这边了。王夫之《宋论》多次论及大宋得天下的因果，认为是“天命所归”。
现在知道的事实是：周世宗刚一逝世，赵匡胤做皇帝就已经是“天下归心”。这之中，张永德的潜在正反作用，不可小觑。他如果振臂一呼，反对老赵登基，估计又是一场血流成河的大战。
公元927年丁亥，属猪的宋太祖赵匡胤出生。公元939年己亥，属猪的宋太宗赵光义出生。公元928年戊子，属鼠的张永德出生。这个属鼠的，成了两个属猪的人物的贵人。
而老赵也待老张不薄，有天下后，将邓州赐给老张，并“许之终身”，也即终老张一世，邓州节钺都是老张的，从未有过褫夺。
《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一故实可以概见赵匡胤对老张的信任。
张永德在邓州，州里豪门有一人名高进，一族人都很凶暴，前后州郡太守都治不了他。张永德镇邓州，“发其奸，置于法”，按律处理了这个大家族。
但高进不服气，偷偷地跑到朝廷，诬告张永德在州里据险安排了十余砦军事要塞，将图不轨。
赵匡胤派使臣问高进：那“十余砦”在哪里？一个个报上来！
高进辞穷，只好说：“张侍中杀了我家族很多人，我实在是想中伤他报私怨，实际并没有什么要塞这回事。”
使者还报老赵。老赵说：“我就知道张道人不是个反叛者嘛！”说罢，给这个告密者高进戴上枷锁，直接送到邓州由张永德处置。
老张也是解人，更有海量，他对这个告密者说：“你小子竟敢告我谋反，胆子也忒大了吧！”
说罢，打开枷锁，给了告密者一顿棍子，放了。
赵匡胤听说后，很愉快。一直到太宗赵光义嗣位，仍然对老张待遇优厚。
张永德与道士、方士之类人物来往，资助这些人物时，出手阔绰，史称“家赀为之罄乏”，所以老赵戏谑称他是“张道人”。
张永德最后在邓州任上终老。
“叛军”回京韩通失分寸
陈桥之夜，赵普等人派出心腹进入汴梁，与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虞候王审琦联络，这二位赵匡胤的昔日老友听到兵变消息，没有犹豫，就做好了内应，留守禁卫军迅速布置开来，占据京师要津，准备迎接老赵入城。
史称老赵陈桥兵变之后，兵不血刃。但是后周九年祚运，也颇培养起几个忠义之士，老赵践祚，并不顺利。
在汴梁南门，老赵的“叛军”遭遇了一次悲剧性的抵抗。
这一天应该是正月初四。
老赵的禁卫军主力从陈桥还军，来到汴梁南门。
南门不开。
守卫南门的将士不少，其中有一支常备治安武装，不足百人的“祗候班”。这是后周时期据守城内各地具有治安性质的准军事部队。大宋沿袭这一制度，至南宋时有二十四班，各班有名号，总二千二百五十二人，立为定额。（见《文献通考》卷155）诸班皆隶属于殿司管辖，以中军统制兼教练。此际，守卫汴梁南门为首的二位“卒长”，一个姓陆，一个姓乔。石守信、王审琦应该是他们的最高领导。他俩很可能已经得到了石守信或王审琦的通知，要求届时开门放入老赵的“班师大军”。但他们综合各种情报，得出了所谓“班师大军”其实是预谋推翻后周王朝的“叛军”。于是，一股“忠义之气”左右了他们的决定：不能开门，否则即等于纳降！至于成败利钝，早已置诸脑后。
老赵叫门不开，也没有强行攻城，而是转道北门进入汴梁。
陆、乔二位卒长早知大势已去，一开始就没有抱定必能拒“叛军”于城外的胜算。所以当威名赫赫的殿前都点检从北门进入京师之后，二人拒绝投靠新政，仿佛“义不帝秦”宁肯蹈海而死一般，他们慷慨自缢。老赵亲自来到“祗候班”值班室，看到了两具年轻人的尸体。
这一刻，老赵应该受到震撼。
更重要的是，就在这一刻，老赵的政治智慧和天良心性开始发挥作用。
众目睽睽之下，老赵带着激动的感情叹息道：“真忠义孩儿也！”真是讲究忠义的好孩子！
随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为两个“忠义孩儿”建庙纪念，赐名就叫“忠义庙”。并决定将“祗候班”易名为“孩儿班”。这个值班小分队队员的打扮也作了特殊设计：每人的帽子后垂头巾两条，粉青者一条，代表为周世宗服丧，绯红者一条，代表祝贺宋太祖登极。值班室的正门，周围还装饰黄罗缎，另外傍穿一小门，供日常出入。这一切，史称“旌忠”。直到三百年后，一个叫陈世崇的人著作《随隐漫录》记载这件事时，“孩儿班”的治安军士们还是这个打扮、值班房还是这个形制。
大军入城，先头部队由散员都指挥使王彦升率领。
直到这个时刻，后周朝廷才得到确切情报：老赵反了！
此刻早朝未散，后周大将韩通闻言大惊。
韩通当时的官职是：天平节度使、同平章事、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同时还兼任着在京巡检——最后这个职务相当于京师公安局长。
他开始“自内廷惶遽奔归，将率众备御”，从朝堂惊恐地匆忙往府邸跑去，准备组织府中家丁抵御叛军。
韩通最初的想法和谋略，今天已经不可知。复盘当初的现场，韩通最初是向家中跑去。俗云“府罗将相”，也许他的亲信都在府上。在没有无线联络的紧急时刻，举目望去没有亲信可以派遣，似乎只有独立支撑。也许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感慨，韩通确实是以一己之力扛起了后周的危局。
但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在他这一边，他扛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