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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赵普知道老赵好“微行”，担心临时“冠带”来不及，就不怎么敢在家里解除冠带，闲服休息。
荐人才赵普居功
若干年后，老赵平定了后蜀，有一天晚上，大雪，赵普估计老赵不会再来了。正打算“岸帻跣足”，在家里轻松点，不料听到了叩门声。赵普出来一看，老赵正在风雪里站着呢。慌忙迎拜。
老赵说：“已经约好了晋王，他一会儿就到。”
晋王，就是老赵的兄弟赵光义，此时已经封为晋王。
不一会儿，赵光义也来了。
赵普在大堂上设了几重茵荐，免得坐在地上太凉。然后开始烧炭烤肉。
赵普太太出来为各位斟酒。老赵称赵普太太为“嫂子”。
赵普从容地问老赵：“晚上这么晚，天这么冷，陛下出来干吗啊？”
老赵说：“我睡不着啊！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所以来见卿。”
赵普说：“现在南征北伐，正是时候啊！很想听听陛下的成算、方向。”
老赵说：“我想下太原。”
太原，属并州，乃是当时北汉京师所在。
赵普沉默一会儿说道：“下太原，非臣所知也。”
老赵问为何，赵普说：“太原当西、北二边，假使一举而下，则西边、北边两个方向的草原帝国，都要由我大宋独挡。何不暂留太原——它就像个等待替掉的被围黑子，跑不了。等削平诸国，再来解决这个弹丸之地呢？”
老赵笑道：“吾意正是如此。特意来试试卿的眼光啊！”
于是在赵普家中开始讨论平定江南的规划。
老赵说：“王全斌是我大将，但这次平蜀，杀人太多，到今天我想起来，还耿耿于怀，不能原谅他。下江南，王全斌不可用。”
赵普向老赵推荐了曹彬和潘美，以曹彬为主，潘美副之。老赵觉得这个人选不错，记在心里。
赵普为人寡语，性情沉着，有严肃刚正的一面。一般认为他对人阴刻，有嫉妒心，但“以天下为己任”是他的大节。
有个循例该提升的臣子，老赵不提升，据说是因为老赵“素恶其人”，所以不给他提升。赵普第二天接着上奏，还是这个人这件事。老赵还是不用。第三天，赵普再来，还是此人此事。老赵大怒，把他的奏章撕碎扔在地上。赵普脸色不变，把地上撕碎的奏章拾起来回家，修了补了，重新粘贴在一块，再来上奏。赵普坚持要让此人提升。
老赵耍赖，像孩子一般发怒道：“嗨嗨！朕就是不给他升迁！你怎么办吧？”
赵普这时候说出了一句名言：“刑赏，天下之刑赏，陛下岂得以喜怒专之？”
刑罚和赏赐，是天下国家朝廷社稷的刑罚和赏赐，陛下岂能以您个人的喜怒而专断呢？
据说老赵闻听此言“怒甚”，干脆站起来，走人。但赵普还是跟着他。老赵进入内宫了，赵普就立在宫门口，很久不走。最后，老赵服软，答应了他。
但事后考察，证明赵普推荐的这个人还真是很合适。
所以，老赵对赵普推荐的人才都会相当重视。
赵普的神秘性让人望而生畏。满朝大臣对他都有畏惧之心。但他有一个极大长处，即识人，而且不遗余力地为朝廷推荐人才。
宋真宗、宋仁宗两朝时，有个大官名叫冯拯，他幼小时跟父亲在一起，他的父亲在赵普家中做管家。赵普此时官位已经做到了侍中。有一天，赵普在室内下了帘子，独坐养神。十几岁的小冯拯就拿了弹弓子，在门帘前打麻雀，被赵普看到，就认真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于是开帘招呼小冯拯进屋来坐。冯拯的父亲见状，认为小孩子打扰了侍中大人，赶紧过来，惶恐谢过，要带孩子离开。赵普对冯拯父亲说：“我看你这个儿子啊，乃是一个贵人。”又指着自己的座位说，“这个孩子将来会做到我这个位置。”后来冯拯做宰辅，果然做到了侍中。
宋太宗、真宗两朝的名相吕端，年轻时，被赵普收入府中做事，有时就到朝中去面见圣上奏事。赵普就观察他，后来跟人说：“我看吕公奏事，得到圣上嘉勉，未曾有喜色；得到圣上挫抑，未曾有惧色；无论喜怒，都不从言语上表现出来，真是宰辅的器量啊！”这就是他观察士大夫的道术，所谓“观其气度宽厚”可以大略知人。
赵普向老赵推荐曹彬、潘美，更是识人的巨大“红利”。
老赵知道，曹彬的从母是后周太祖郭威的贵妃，为人很严肃，不好与人宴饮，也不与人交结。老赵即位时，他是晋州都监，入朝来见老赵。
老赵问他：“过去我一直很亲近你，你却不怎么搭理我，这是怎么回事？”
曹彬说：“臣乃周室近亲，在禁庭宿卫，哪里敢结交尊贵！”
老赵听后很满意。
当初老赵在澶州周世宗麾下时，曹彬为世宗掌茶酒。老赵乃是一酒徒，就向他求“官酒”。曹彬说：“这官酒可不敢给您！”然后，自己买了酒送给老赵。老赵即位后，说起周世宗过去的官吏，还表彰了他：“不敢负其主者，独曹彬耳！”
老赵还知道曹彬有传统儒家“好生之德”。曹彬自己就说过：“吾为将杀人多矣，然未尝以私喜怒戮一人。”他居住的房屋坏了，子弟们要请人修葺。曹彬说：“这时候正是大冬天，墙壁，乃是百虫蛰伏之地，不可伤其生。”
这些事，都让老赵对他又敬又爱。
潘美也有“好生之德”。当初，陈桥兵变后，赵匡胤第一次进入后宫，看见一个宫嫔抱一小儿，问之，这个小儿乃是柴荣的儿子。当时老赵身边有范质、赵普、潘美等人。
老赵回头看着赵普问：“你看这事怎么办？”
出于改朝换代须斩草除根的惯性理念，赵普一时没有犹豫，说了两个字：“去之！”
潘美在后，不语。
老赵又召问潘美，潘美直言道：“臣不敢说！”
老赵道：“你认为不可以吗？”
潘美道：“臣岂敢以为不可，但于理未安。”
老赵道：“我已有言，不得杀柴氏后人。即人之位，杀人之子，朕不忍为也。”
潘美说：“臣与陛下北面事周世宗，如果劝陛下杀这个孩子，实在有负于世宗；如果劝陛下不杀，则陛下恐怕要怀疑我是否有异心。故臣实不敢言。”
老赵沉吟道：“这个孩子给你抚养。但世宗之子不可以做你的儿子，你就当作侄子抚养吧！”
潘美就带回了这个孩子。后来老赵也不问，潘美亦不再说这个事。这个孩子后来长大做官，做到刺史。
老赵决计以后平江南时，不能滥杀一人！如此，曹彬、潘美，就是很合适的人选。赵普荐人有功，老赵很高兴。而后来曹彬、潘美收复江南的过程，简直就是一场圣君之战，古今中外史上罕见，成就了大宋的光荣，赵普居功甚伟。
皇上与大臣的“博弈”
大宋代周，太祖受禅，除了韩通之死，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史称后周王朝顺天应人，故欧阳修记五代史，书梁、书汉，皆曰“亡”，书晋曰“灭”，至周则大书之曰：“逊于位，宋兴。”故讲述历史上的后周之“亡”，就应该是“逊位”。“逊位”与“覆亡”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避免了生灵涂炭。《续资治通鉴长编》引苏轼意见曰：“予观汉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杀人者致之。其余杀人愈多而天下愈乱……”
“不嗜杀人”是儒学讨论政治问题之重要正价值，甚至是一切正价值的逻辑起点，它与“敬畏生命”有关。《周易·大传》中已经有“天地之大德曰好生”的说法，孟子见梁惠王时，更有一番对话，是对“好生之德”的政制阐释：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渤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这是中国价值观的重要记录，也是赵匡胤价值观的重要来源，还是我撰写《赵匡胤时间》最为看重的道义尺度。公元927年到公元976年，这就是“赵匡胤时间”，这个时代，杀人如麻。能在这样的乱世，面对血腥风景，化解狠戾，培育起一点祥和之气，是吾土吾民最为急迫的福音。有了这样一个起点，价值的讲述就有了着落，为何要一统中原？为何要捍御契丹？为何要推演道义？为何要解除藩镇兵权？皆因生命珍贵，民生维艰！举义师、行仁政，就是要解民倒悬！
就“民生”而言，只有“不嗜杀人者”方有望设计“逊位”模式。“逊位”应该是政治权力重新分配的最佳模式之一。在传统政治生态中，“逊位”，甚至是最优选择，值得赞美。
后周在推演祥和之气；老赵在推演祥和之气；赵普也在推演祥和之气。赵普的知人善任，推荐曹彬、潘美，等于是菩萨之行，这一言之后，就救出了不知多少生命！读史至此，往往就会击节赞赏，足以“下酒”。
赵匡胤知道赵普的能量，践祚后不久，就拜赵普为相，史称“上视如左右手，事无大小，悉咨决焉”。皇上视赵普如左右手，事情无论大小，都要向他咨询而后决定。这种信任，连外邦都感觉到了。开宝六年，太祖车驾到他的府邸去慰问，给了他很多赏赐。当时吴越国的国王钱俶刚刚派来使者见赵匡胤，而后，又去见了赵普，并给了赵普十瓶海鲜，都放在廊庑之下。太祖车驾到了，家人来不及将吴越国所赠的东西搬走，太祖进来看到，问是什么东西，赵普实话实说。太祖说：“海鲜啊，味道一定不错，打开看看吧。”打开一看，哪是什么海鲜，全是瓜子金，小金豆子。赵普一见，大吃一惊，赶紧辩解：“臣还没有打开吴越来的书信，实在是不知道里面有啥玩意！”太祖笑叹道：“没有关系啦，爱卿只管接收，无妨。吴越，他们以为国家大事都是由你们这些书生做主呢！哈！”
但这个事让老赵多了份疑心。过去雷德骧状告赵普贪赃，老赵没有治罪，不久又有人状告赵普，购置了秦陇等地的木材到京师，自己的府邸私用。但也有说法是，官吏贪赃，以赵普名义购置木材到京师倒卖。有人检举，就有人查核，最后证明是赵普在做投机倒把生意。这一次惹恼了老赵，要下诏驱逐赵普，免职。但王溥为赵普说了好话，勉强放过。
后来赵普又有不少糗事，其中比较严重的是包庇贪赃官员。于是，老赵作出一个决定，另选他人进入中书，分解赵普的权力，最后，干脆让赵普走出朝堂，到河阳去做节度使，做了地方官。
皇上与大臣，在国家治理方向上，历来存在着权力方向的“博弈”，这种“博弈”不一定是斗争，但事情涉及管理程序的合法性问题，因此，不是小事。臣下权力过大，帝国容易呈现尾大不掉“权反在下”之格局；皇上权力过大，帝国容易呈现乾纲独断“权尽在上”之格局。二者都不是帝国的福音。因此，最好的模式就是“君相分权”，君主做君主的事，臣下做臣下的事，此即传统儒学期望中的愿景：君君臣臣——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在这方面，帝国自汉代以来就存在着或隐或显的“博弈”。
赵普，在帝国之初，主张中央集权，收回藩镇兵权，是一大见识；但他事实上还有一大见识，往往被人忽略：主张中央分权，推演君相分工。
在老赵考虑给赵普“分权”之前，赵普已经考虑给老赵“分权”了。
乾德二年，公元964年，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位宰相同日辞职。老赵随即任命赵普为相。但在颁发任命书时碰上一个程序问题：现在，没有宰相了，哪个宰相来“副署”签名？按照习惯法，诏书没有宰相副署，是不合法的。老赵要提拔赵普，很想将这个程序模糊过去，就对赵普说：“朕为卿署之可乎？”我来为任命你的诏书签个名，可以吗？
赵普回答：“此有司职尔，非帝王事也。”
这是政事堂有关部门的职掌所在，不是帝王的事，不成。
最后，他们又找了其他人商量，在没有宰相的时候，谁，有资格在干部任命诏书上签署，使其法律生效？有人提出，现在的开封尹赵光义，领有头衔“同平章事”，这个就相当于宰辅职衔，可以签署，于是，赵光义署名，赵普为相。
在以后的日子里，太祖、太宗遵守古制，严格按照这个程序颁发诏书，终大宋319年，历北南两宋十八帝，没有一个帝王敢于逾越这个制度。在众多的“祖宗成法”中，限制君权，是其一。
这是大宋的光荣，而赵普，在帝国之初，识大体，坚守了这一古来的秩序原理，成为“君相博弈”中的大宋奠基人，与“收复兵权”同样重要。大宋的格局，由此展开为一种政治文明。
假如他当初略一动摇，随意将此事模糊过去，则因为有太祖签署的逻辑起点，则以后的逻辑链条将很难走出宿命性质的所谓“路径依赖”。大宋，有可能会是另外一种面目。
宋神宗朝时，有一次因为西北用兵失利，神宗大怒之下，在臣下奏上的文件中批示，要斩一名转运不利的后勤官员。
第二天，宰相蔡确奏事，神宗问他：“昨天朕批示斩那个后勤主任，这事办了吗？”
蔡确说：“臣正要上奏说这个事呢！皇上要杀此人，臣以为不妥。”
神宗说：“杀这个运输不利的人，有何疑虑吗？”
蔡确说：“太祖太宗以来，不曾杀一个士大夫。臣等不想让陛下开始破这个例。”祖宗成法，宋真宗以后历届帝王无人敢于违背。
神宗于是沉吟半晌，说道：“他也确实有罪，那就将他刺面，配送远处一个恶劣的地方吧！”
这时，有个门下侍郎（略相当于国务部长）章惇在旁值班，听到后说：“如此，还不如杀了他呢！”
神宗问：“你这话啥意思？”
章惇说：“士可杀，不可辱！脸上刺字，对士大夫是一个侮辱！”
神宗气坏了，声色俱厉地说：“哼！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
章惇也不客气回敬一句：“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蔡确、章惇之所以敢于与神宗“较劲”，事实上就是在“君相博弈”中，寻求帝国政治秩序的平衡。大宋帝国，宰辅直接拒绝帝王不合理意见的故实比比皆是。应该说，整个大宋时代，君相之间的平衡关系可能是历朝历代比较合理的，君权不能独大，相权也不能独大。而北宋晚期、南宋晚期，之所以遭遇社稷颠覆江山变色，除了地缘环境的恶劣，遭遇了两个强劲的草原邻邦之外，相权过重，不能合理决策，也是原因之一。
大宋帝国的君相平衡，源于太祖赵匡胤时代，而赵匡胤时代，赵普于此奠基之功很大，值得表彰。
中部完
赵匡胤时间：公元927年至976年军政故实（下）
壹 偃武修文
大宋立国伊始，老赵从地方收回司法权，制定《宋刑统》，提出著名的刑律方针：禁民为非，乃设法令，临下以简，必务哀矜。除文明立法之外，他还巡视国子监，重视儒学，师法古圣，身体力行，教化天下，并对科举进行了政策性调整，确保公平取士。国家的文治格局慢慢走上正轨。
“微行”遇冷箭
陈桥事件后，慕容延钊抵御北汉契丹来侵，前锋已经驻屯真定（今河北正定）。太祖受禅后，当即派遣使者给慕容将军带去诏书，许以“便宜从事”，允许他根据前方形势自行裁断。慕容延钊于是巡视河北边境，严加防范。北汉、契丹逡巡归逡巡，觊觎归觊觎，但闻听慕容延钊大军在前，未敢轻举妄动。
不久，老赵等到了慕容延钊方面的来报，史称来报的内容是：
“契丹与北汉兵皆遁去。”
他们闻听老赵登基，已经不是后周幼主的天下，入侵中原之意顿消，再南下，已经没有胜算，所以只好撤兵——或遁去。
大宋新政初建，赖慕容将军而安定了北境。慕容延钊被宋太祖授为殿前都点检、同中书门下二品。
公元960年2月，农历正月，初春的日子，赵匡胤住进了原后周的禁宫。
老赵几乎来不及享用种种“帝王之乐”。他依旧过着那种简易的日子。心里想的却是天下大事。
老赵喜欢“微行”，以便于“阴察群情向背”。他大约想起了古来帝王“微服私访”的故事，于是也常常“微行”。但这类行动给保卫工作带来难度，于是有人劝谏他注意安全，帝王嘛，深居简出为要。但老赵听后大笑说：
“帝王之兴，自有天命！过去周世宗见诸将长得方面大耳，有帝王之相者就借故杀之，我老赵终日侍奉在世宗左右，他也不能害我啦！没关系，谁有这个帝王命格，任他自为就是，我老赵不禁！”
从此“微行”更加频繁。
但是“微行”虽然没有遇到麻烦，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