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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卷四百八十四有一个奇异的《周三臣列传》，分别记录了不属于宋朝的三个人物：韩通、李筠、李重进。这个传有《序》，《序》有言，大意说在新朝为“顽民”，未必在旧朝就不是“忠臣”；但这三个人又分别曾经在后唐、后晋、后汉都曾像今人“换单位”似的做官，因此说他们为后周而死，似不通；但又表示说，这仨人很可能就是“智氏之豫让”那样的人吧！
豫让是春秋名士。曾在范氏、中行氏等人那里当过臣下，但未受重用。后来又投智氏门下，受到尊重。智氏被赵襄子所灭，豫让为智氏报仇，多次刺杀赵襄子，没有成功，最后被杀。
《宋史》这个《序》将这“周三臣”评价为“士为知己者死”的豫让一样的人物，似乎有理。
韩通死于“王事”而不是死于“气节”。虽然同属于“忠义”之士，但“死于王事”和“死于气节”，在圣贤大义中，还是显有差异。欧阳修做《新五代史》特意标出了“死节”与“死事”的不同，并各为列传，名曰：《死节传》《死事传》。《宋史》又有《忠义列传》十卷，前有《序》，也大致说了“忠义”的“等差”。这个序的大致意见是说：
为气节而死、为国事而死，应有区别。
抗击社稷之敌，勇往直前，或奉命赴边，或授官守卫本土，或托官闲居，因激愤而赴义，虽然所处位置不同，但论起为国捐躯殉节，至死无二心者，皆可称之为“忠义之上者也”。
由于胜负不常，陷身俘获，或慷慨就死，或为了道义自杀，“斯为次矣”。
仓皇遇难，在乱兵中丢命之人，其志气也足以让人崇尚。
由于世事变化而沦于苦难之小吏，隐姓埋名，不与新朝合作，磨炼操守恪守初心，“抑又其次欤”。
至于普通人发布爱国救国之危言高论，以及那些乡里英雄、世外豪杰，为道义而战，他们的死也是很重的。
但王夫之的《宋论》另有评价，认为他们是“有恒”之人。
《宋论》专门说到韩通：韩通不是史上弭定叛乱的忠臣，也不是试图与老赵逐鹿的乱臣，韩通之所以冒死以相争，实在是因为与老赵往日同朝，而老赵忽然秘密相背；往日同事，而老赵忽然兵临城下；他对老赵这种“怀非常之情而不相告，处不相下之势而遽视之若无”，没有把他看在眼里的格局，实在是“有心者不能不愤，有气者不能不盈”。于是，死就死吧，韩通实在是不愿意接受这种局面：过去还几乎平起平坐，北面事周，现在却抛弃后周孤儿寡母而北面事奉豪强！这怎么可能？这口气咽不下啊！
但王夫之也认为，像韩通这样的人物，“犹有生人之气存焉”，虽然不必称之为周之“忠臣”，但可谓“有恒”之人！
韩通之死，或不属于“赴义”者，但依然可以列在“忠义”行列之中。王夫之所谓“有恒”者，也即有操守而不轻易变易者。“有恒”也即有恒常操守，至死不变。这类人物，在儒学系统中，已经属于贤人。韩通足以当之。
老赵褒奖忠义，贬黜变节，这在政治文明中，是一种源于天下意识和天下目标的正价值。文明邦国无不褒奖忠义，即使褒奖的对象是敌对势力。非文明邦国则乐于褒奖朝三暮四变节之徒，重用敌方“叛徒”，以“事功”为目的。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考察历史大义，是为一大关节。
老赵“逆取”后周，是时势使然。时势未萌之际，往往有人洞烛先机。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一个叫郑起的人物，就有这个大见识。
显德末年，郑起做殿中侍御史，他看到赵匡胤握禁兵，有人望，就给当朝宰相范质写信，说赵匡胤此人叵测难料，史称“极言其事”，把老赵可能的“谋逆”说得神乎其神。但范质不听这类没有根据仅凭直觉的判断。据说郑起先生曾在路上遇到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居然不下轿，“横绝前导而过”，连招呼也不打。此公大约觉得老赵早晚要反，心目中早将老赵视为“叛党”了。
但老赵气量大得很。对此事根本就不上心，无所谓。到了大宋代周，还拜郑起出掌泗州的经济工作。一直到有人举报郑起“嗜酒废职”，这才依照习惯法给他降了一级，也并没有打击报复。
另有一个右拾遗杨徽之，也曾对周世宗说过：赵匡胤“有人望”，不适合典禁兵，以免历史故事重演。赵匡胤即位后，对这个人有些讨厌，很想找个机会办了他。但赵光义喜欢杨徽之，对赵匡胤说：“此人是周室忠臣，不宜深罪。”老赵想想也是，于是不办，还给了他一个天兴令的官做。史称杨徽之“为人纯厚清介，守规矩，尚名教，尤恶非道以干进者”。这是一个循规蹈矩、重视名节的人物，崇尚儒学教诲，尤其厌恶以歪门邪道寻求前程的人。他在后来的日子里，与文臣李昉等人共同编辑了大书《文苑英华》，成为中国传世经典之一。
老赵对待忠义之人如是。
理解老赵“天下目标”，理解老赵试图解决五代以来的道义难题，需要注意他的这类举措，更要注意这类举措背后的文化意义。
司马光在记录太祖践祚事有言：
自韩氏之外，不戮一人而得天下。
除了韩通之外，没有杀一个无辜，而得到天下。
此语甚健，我甚欣赏。
“常胜将军”荆罕儒
建隆元年，是大宋帝国的第一个年头。但各地仍处于藩镇割据局面。
老赵面临的地缘政治格局是：
北方有契丹族所建日渐强大起来的辽政权；据有河东（约当今山西大部）十二州的北汉政权。南方则有占据江南十九州的南唐政权；占据江汉三州的南平政权；占据湖南十四州的武平政权；占据岭南四十八州的南汉政权；占据两浙十三州的吴越政权；占据两川汉中四十五州的后蜀政权。
除此之外，还有后周时期的藩镇刺史封疆大吏，也不平静。
“卧榻之侧，皆他人家”。中国不统一则罢，欲统一，上述种种，实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这一年，北汉以北部守军侵掠黄河以西的大宋辖区，赵匡胤下诏北部诸州出兵防御，定难（今陕西靖边）节度使李彝殷遣部下进援麟州（今陕西榆林），北汉退兵。
这一年，契丹入侵棣州（今山东滨州），棣州刺史何继筠追破其众于固安（今河北境），获马四百匹。
这一年，荆罕儒在与北汉一次战役中战死。
荆罕儒乃是五代大宋年间罕见的名将，战死之前，几乎没有打败仗的记录，称得上是个常胜将军。他在后周时用反间计，成功地离间了契丹与南唐的关系，被周世宗命为泰州团练使。太祖受禅后，以荆罕儒为郑州防御使。因为他有与契丹、北汉的战争经验，又改为晋州（今属石家庄）兵马钤辖，赴北方边境，与慈州（今河北磁县）团练使王继勋共御北敌。
史称荆罕儒“常欲削平太原”，故常常恃勇轻敌，多次率骑深入北汉辖区，守军多深沟壁垒不敢出动。荆部野外虏获甚众。这年冬天，他再次领千余骑抵达汾州（属山西）城下，焚毁北汉守军的草市，按兵缓缓而退。当晚扎营在附近的京土原。北汉遣大将郝贵超领万余众来袭，黎明时迫近荆部大营。荆罕儒根本就没有把十倍于己的敌军看在眼里，派出都监、负责军需的毡毯副使阎彦进分兵去抵御，自己着盔甲，罩了锦袍坐在胡床上与将士宴饮。他割了烤羊腿，正在吃，军校来报，说阎彦进战不利，开始后撤。荆罕儒随即出帐上马，麾兵直击来寇。战斗中，荆罕儒亲兵未能及时跟进，郝贵超军忽然涌出一队士兵靠近形单影只的荆罕儒，长戈齐举，刺落马下，随即几十条长戈像舂米似的戳来，荆罕儒身负重伤呼啸站起，继续格斗，手杀十数人，最后遇害。
北汉主很早就听说过荆罕儒之勇，总想生擒他，为北汉所用。听说被杀，气得难受，竟将杀死荆罕儒的人一个个处死。
赵匡胤闻言，更是痛惜不已，提拔他的儿子荆守勋为西京武德副使，更调查京土原之战未能效命的将士，将慈州（今河北磁县）团练使王继勋黜为率府率（负责水泽土产赋税的官员），监军阎彦进黜为殿直（武职，朝中散官，无实权），另斩其部下龙捷指挥使石进德等二十九人。
赵匡胤登基的第一年，还发生两场重要战事，一场与李筠有关，一场与李重进有关，这“二李”与韩通一样，都是《宋史·周三臣列传》中的人物。与李筠有关的那场战事史称“征潞州”；与李重进有关的那场战事史称“平扬州”。
贰 征潞州·平扬州
征战杀伐之事，在赵匡胤常是不得已而为之。怀柔不力，为免遗患天下，则刀兵取之。而具体到征潞州、平扬州两件事上，又有精妙的战略铺陈与战术交锋。从赵匡胤与叛将李筠、李重进的无悬念的战事较量中，不难看出，五代已没，大宋帝国混一寰宇才是天下归心。
李筠的致命错误
赵匡胤与李筠都是后周柴荣的部下。老赵受禅代周之后，即派出得力大员前往潞州（今山西长治），好言告知禅代之事，并加李筠兼中书令。
但李筠不买账。
李筠，活到建隆元年也即公元960年的时候，已经是后周元老级人物，周世宗在位时，他都有点瞧柴荣不上，周恭帝在他眼里更是孙子辈人物了，但他忠于后周，原因是：他曾得到后周太祖郭威的知遇。
想当初，他凭一把无人拉起的百斤硬弓，纵横于后唐后晋后汉，却始终没有得到他期望中的赏识，直到郭威出现。
后汉时，已经做到枢密使的郭威出镇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实即邺都、魏博，在今邯郸一带），他保举李筠为先锋指挥使，后又荐为北面缘边巡检，边防司令。李筠第一次得到重用，对郭威心存感激，在郭威麾下，屡立战功。郭威与后汉争天下时，李筠于留子陂击败后汉大将慕容彦超。此人乃是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同母异父兄弟，李筠将其击败，为郭威立下大功。郭威称帝论开国功勋，李筠居上功。迁为昭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同平章事。昭义军治所在潞州，节度使是实权所在，李筠从一个不知名的武夫，赖此成为一方藩镇。检校太傅则相当于传统职官之三公位置，为正一品，属于最高荣誉职衔之一，李筠赖此成为后周开国大公。同平章事则相当于宰相，李筠赖此进入中央，直接参与国家军政大事。这一切荣华富贵，在李筠看来，得自于太祖郭威。这个时期，赵匡胤刚刚投在郭威帐下，做一个很小的武官。
李筠使人摹画了郭威像，带到潞州驻地，逢重要场合或时节即郑重挂起，馨香祷告，真诚敬拜。
柴荣时代，李筠的“昭义军”是横亘于北汉与后周之间的大藩。昭义军成为天下重要的军事要塞之一。赖昭义军，契丹不敢南窥、北汉不敢南下，而后周则随时可以昭义军为依托北击。故柴荣屡次与刘崇构兵时，李筠即以潞州一部，以奇兵击破来援北汉的辽军。为此柴荣再给李筠加一荣誉职衔：侍中。
后来李筠又多次与北汉独立作战，先后攻克辽州（在今山西境内）等地，还俘获了北汉的刺史、将军数百人。李筠因功荣进太尉，成为柴荣之下，后周最高军事指挥官之一。
李筠有“时代性格”，身上有很强的藩镇习气。他居功恃傲，桀骜不驯。在潞州，他擅用征赋，招揽天下亡命之徒，甚至因为私愤将监军投入大牢。监军，等于柴荣耳目，但柴荣，这位五代时期最为强悍、驾驭藩镇最为得法的君主，闻讯之后，咽不下这口气，但也不能把这个李筠怎么着，勉强写了份诏书骂他一顿完事。史称“世宗心不能堪，但诏责而已”。
赵匡胤派出的使者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位前朝大佬。
李筠曾经辉煌。但藩镇就是藩镇，他毕竟不是政治家。从藩镇时代过渡到天下一统时代，他的政治觉悟和智慧，还都停留在藩镇阶段，这样，他连续犯下致命错误，最终导致了他的倾覆。
第一个错误：应对老赵使者失策。
老赵遣来使者，无非怀柔。此际李筠若知天命，就当归顺大宋；若守忠勇，就当为周兴兵。但他既不归顺也不兴兵，徘徊于愤怒、惧怕、忠勇、试探之间，所有举动进退失据，都与果敢和智慧无关，就像当初慕容彦超面对郭威，成为一个贻笑于天下的小丑。
当大宋使者向李筠出示诏书的时候，李筠暴怒，拒绝接受。但他的谋士们却已经懂得：天命所在，不可变更。于是纷纷劝慰老帅，“为陈历数”，为他陈说天变的天道原因。李筠在众人的晓譬中大约也感受到了新朝的气象。他也应该知道今日之老赵，已经不是昔日之老赵。于是不得已，俯伏下拜，接受诏书，但史称“貌犹不恭”。他不情不愿地接受了大宋代周的事实，可是在按礼节为使者排宴时，一面置酒张乐，一面却大哭起来。众人惊愕中，他令人在壁间挂上了后周太祖郭威的肖像，对着这幅肖像涕泣不已。
我毫不怀疑李筠这个山西大汉对郭威的感恩和忠诚，我甚至能够猜想他内心的种种纠结、惶惑与亡国之痛，我还愿意赞赏他的忠义不二。我知道这类人伦大义出于良知时，有它的正心诚意感人之处。但我知道的是，李筠此刻面临的是政治选择。政治选择需要性情、责任之外的正确性。就政治选择而言，他的前倨后恭，张挂前朝君主肖像并为之痛哭流涕，是——不正确的。忠诚，不是哭泣可以界定的价值，它需要智慧、勇气和一点机缘。这些东西，李筠都没有。李筠面对政治，太淳朴啦！于是，他的痛哭，透露了他的格局，而赵匡胤敏锐地——掌握了他！我相信老赵正是在得到这个消息时，做出了“征潞州”的决定。
李筠的悲恸与哭泣，鼓动了建隆元年的烽火。时光走到这一步，已经不可逆转。趋势已经明了，他的前途已定，不可变更。
第二个错误：应对后汉刘承钧失策。
老赵的使者走后，李筠恸哭，已经成为一个事件，潞州人人皆知，北汉也人人皆知。此时北汉的国君是刘承钧，他是刘崇之子，高平之战后，刘崇死，刘承钧即位。当他知道李筠恸哭事件后，做出了一个决定：邀请李筠加盟北汉，共同对付未来可能的大宋威胁。他给李筠发出了友好的信息，派人送去了一封用蜡丸伪装的秘密函件。
这个事实让李筠再次处于进退失据中。
是否联合北汉反大宋？如果反，有无必胜把握？东京汴梁的禁卫军与潞州边关将士孰为更强？如果不反，如何处理这封密信？……
诸如此类，他在各种利害关系中开始了比较和忖度。
我能够猜想他的犹豫不决，甚至好像看到了他如困兽般在藩府来回踱步的身影。很奇怪，我在读《宋史·周三臣列传》时，总是想起流行于欧洲几百年的一个熟典。这个熟典为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布里丹所创造，史称“布里丹的驴子”。话说布里丹的驴子饥饿与口渴同样强烈，当驴子处于一池清水和一捆青草之间时，由于缺乏自由意志，无法做出选择，它不知道应该先去饮水还是先去吃草，于是在池水和青草之间往复选择不已，最后饥渴而死。李筠先生此际的境遇与这头布里丹的驴子，实在是有的一拼。
无数的政治性选择失误，往往源于人性的弱点。
李筠的弱点在政治词典面前暴露无遗。往日的辉煌以及天时地利人和都救不了他——他失败于他自己，失败于他的性格。
他做出了一个奇异的决定。
他将刘承钧送来的密信又秘密地送给了赵匡胤。
这个动作也像极了慕容彦超：当有反对郭威的人投奔他时，他将投奔者送给了郭威。
我已经无法理解李筠将军的动机，就像当初无法理解慕容彦超的动机，只好猜测：他也许是试图以此来向老赵表示臣服，以此拖延时间，厉兵秣马……
北汉也是一个朝廷，刘承钧无论多么羸弱，待李筠也是君臣关系。所以李筠如果与北汉联盟，即等于背宋投汉。但是他在与刘承钧的谈判中，太少折冲樽俎的智慧。刘承钧屈身来潞州与李筠谈判，李筠居然对着刘承钧大谈他深受周太祖郭威大恩所以不能臣宋的理由。估计他还会在接待刘承钧时再一次张挂郭威的肖像。他忘记了一个重要故实：周太祖郭威正是荡灭后汉的主角！刘承钧听了他这些话很不是滋味，史称刘承钧“默然，遂疑之，命其宣徽使卢赞监筠军”。刘承钧沉默不语，开始对他有了怀疑，命北汉宣徽使卢赞做李筠的监军。
但李筠对卢赞也不服气，后来刘承钧又专门派出平章事卫融来为李筠与卢赞和稀泥。
李筠的这个失策导致了刘承钧对他的疑虑，削弱了与大宋对峙的力量。
老赵接到这个蜡丸之后，尽管心知李筠已蓄异谋，但还是亲自给他写了封信，说了很多安慰李筠的话头，史称“太祖手诏慰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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