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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陆夹击攻克夔州
沈义伦为人“清介醇谨”，清廉耿介而又淳朴谨慎，老赵对他很信任。老赵车驾外出亲征或巡视，几次都令他留守京师。沈氏拜佛教，信因果。曾经盛夏时坐在室内，任凭蚊蚋叮咬，孩子们拿来扇子替他赶蚊子，还要遭到他的叱责。在相位时，正赶上荒年，乡人向他陆续借粮达到千斛（一斛十斗），到了年末，他将乡人借粮的借据全都烧了。建隆三年正月，任户部郎中，从吴越出使回来，看到江淮之地闹粮荒，有人饿死，就向老赵上疏道：“扬州、泗州很多饥民饿死，但郡中有战备粮百余万，可以贷给饥民，等到了秋天收上新粮再补充军粮。”朝廷有人不同意他的意见，说：“如果连岁粮荒，秋后收不上粮来，谁能承担这个责任？”沈义伦回答：“国家正在施行仁政，自应感召天地和气，如此可有望得到丰年。难道还担心水旱吗？”老赵爱听这话，于是下诏：“淮南道官吏发仓廪以赈饥民。”
沈义伦有民生倾向，饥年当活人不少！赞一个！
利州一下，后蜀北部大门洞开。
王昭远应该第一次体会到了“仓皇”的感觉，于是持铁如意，伏鞍南奔百余里，退保剑门（四川剑阁）。逃跑时，他倒是没有忘记焚毁浮梁（浮桥）。
宋师东路水军更顺利得一塌糊涂。
时归州路副都部署刘光义，都监、枢密承旨曹彬所率两万步骑已入三峡，连破松木、三会、巫山等寨，杀其将南光海等，死者五千余人，生擒战棹都指挥使袁德弘等一千二百人，夺战舰二百余艘，又斩获水军六千余众。于是乘胜向夔州（治今四川奉节东白帝）推进。
夔州为巴东咽喉，其地位相当于川北的利州。夔州一下，后蜀的东大门就打开了。蜀军也知利害所在，于是在夔州城东架设起粗大笨重的铁链，布置起连绵两岸的锁江浮桥，浮桥上又设“敌棚”三重，夹江也即在江水两岸排列炮具。
所谓“敌棚”，也称“敌楼”，本来是用于城墙上的防御建构，现在后蜀在拦江浮桥上搭起“敌棚”，而且高达三重，上有穹庐状顶棚。三重楼屋，既可瞭望，又可发弩。这就有了居高临下的主动防御态势。想象中敌棚内如设伏弩，又可射出硫黄火箭的话，对于水上进攻者，应该是一个极大威胁。盖江水自西向东而流，宋师自东向西溯流而上，速度会受影响。宋师舟舰，对蜀军言，几乎相当于静态的战术打击目标。弓力强劲的伏弩，宋人已经有射程达千米以上的记录。蜀军之强弩，未见记录，折中猜度，五百米射程应该可有。夔州一役，若蜀军取仰角射击，带着硫黄火的箭镞从高空自然落下，则宋军舟船被引燃的可能极大。此时又是冬季，如果遇到不大不小的西风或西北风，宋师休矣！
夔州，成了蜀军最后的安全防线，于是不惜血本，严防死守。
但太祖赵匡胤从投诚过来的蜀人那里早已知道夔州要塞的防卫部署。多年征战经验告诉他，此一防线没有正面攻取的可能性。当初刘光义临行前，老赵曾召他商议东路攻取韬略。在地图前，指着夔州形势对他说：“你溯江至此，切勿以舟师争胜！可先派步骑潜入岸上击之。等到蜀军稍有退却，再以战棹前行，水陆夹攻，可必取也！”
刘光义听从了老赵的意见。
来到夔州境内，距离蜀军拦江设施三十里许，分兵舍舟上岸，沿两岸河床西进，出其不意出现在蜀军之前，于是上岸，借助地形地物，躲过伏弩，一举夺下拦江浮梁。随后引舟而上，于是兵迫夔州白帝庙西。
蜀军开始困守夔州。
蜀宁江节度使太原人高彦俦对副使赵崇济、监军武守谦说：“北军涉险远来，利在速战，我辈当坚壁待之。”
武守谦不同意高彦俦的意见，他说：“现在敌寇就在我们城下，不去攻击他，又何待也？”
于是，武守谦独领麾下千余人出城击宋军。
宋师刘光义遣马军都指挥使张廷翰等引兵与武守谦战于夔州猪头铺。一战，守谦败走。张廷翰乘胜袭取猪头铺，并在追击中，随武守谦败军进入夔州城。
蜀将高彦俦见武守谦败回，于是整众打算出城与宋军决斗。还没有出城，这才发现宋军已经入城了。于是结阵巷战，但力战不胜，史称高彦俦“身被十余创，左右皆散去”。高彦俦匆忙奔回府第。他的判官罗济劝他单骑归蜀，回成都，高彦俦说：“我昔日与周师战，已经失去秦川，今复不能守此，纵人主不杀我，我何面目见蜀人乎？”
罗济又劝他归降宋军。高彦俦道：“我老幼百口，俱在成都。以一身偷生，岂不殃及高氏家族！今日之事，只有死耳！”
他解下随身佩戴的符印交给罗济说：“君自为计！”你自己去想办法逃生吧！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高彦俦之死只有十九个汉字：
乃反拒其户，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登楼，纵火自焚。
于是反关大门，整理衣冠，望西北方向再拜，登上府邸阁楼，纵火，自焚而死。
另一种记录见于北宋人撰《九国志》，其说云：“王师坏门而入，彦俦挺剑拒之，杀十余人，乃登楼，纵火自焚而死。”《续资治通鉴长编》不取此说，我也不取。盖一死之际，从容为壮。高彦俦攻守无计，但死志不俗。“整衣冠”而死，实有大贤气象，可为后蜀没落王朝平添一点血红亮色。
后数日，刘光义等得高彦俦尸骨于火后灰烬中，“以礼葬之”。
天兵突降攻破剑门
北大门利州、东大门夔州俱破，后蜀大势已去。
后蜀境内各州郡纷纷降宋。
蜀主听说王昭远等已败阵，甚为恐惧，于是拿出更多金帛，招募更多将士增援。
说话已经到了转年正月。孟昶来不及过年，命太子孟玄喆为元帅，武信节度使兼侍中李廷珪、同平章事张惠安副之，带甲万余人，驰援剑门。剑门乃是成都北部最后屏障，故蜀军必须守住剑门，才可拱卫成都安全。
孟公子所有的旗帜都有细致的文绣，旗杆也都用锦绸包裹，但大军将行之际，忽然有雨，孟公子担心锦绸被雨水泡湿，命令去掉锦绸。忽然雨又停了，又命令全都重新裹上。但慌乱中，旗帜往往弄反。孟玄喆军中还带着爱姬，爱姬们一律乘坐豪华的辇乘，昔日宴乐的乐器也全部带上，更有演戏的优伶数十人跟从，远远看去，这支部队的中军，就像一个庞大的戏班子。史称“蜀人见者皆窃笑”。“窃笑”用语甚妙。蜀中父老如果在意这个蜀国，应该“见者皆忧虑”，但蜀人不忧反笑，于此可以约略看到宋师征蜀时的天心民意。“窃笑”，再进一步，就应该是“带路党”啦！
这时王全斌克利州后，正在向剑门推进。到了城下，发现此地依仗天险，城门城墙峻极高大，若强攻，必有损伤。
于是王全斌召开了一次军情会议。他说：“剑门天险，古称一夫荷戈，万夫莫当。诸位都说说你们的进取之策。”
侍卫军头向韬说：“从得到的降卒那里知道，此地到嘉陵江东，越过几重山，有一条小路，名叫来苏。蜀人在嘉陵江的西边置办了很多营栅，但是没有多少防备，对岸可渡。渡江后，南行二十里，至青疆店与官道会合。此即剑门之南。大军行此路，等于天降剑南，剑门之险不足恃也。”
王全斌闻言，就要率全军奔赴剑南。西川兵马都监康延泽说：“蜀人数战数败，胆气夺矣。大军不可离开，可急攻而下也。且来苏是个小径，主帅不宜自行，只需派遣一员偏将前往即可。若抵青疆，北与大军夹击剑门，一定能捉住王昭远等人啦！”
王全斌同意这个意见。
于是史延德分兵趋来苏小径，跨江建浮桥，很快到了嘉陵江西侧。
嘉陵江西侧蜀军见宋兵忽至，以为天兵，纷纷弃寨而遁。
史延德趋至青疆，来到剑门之南。
剑门已在宋师钳形夹击态势之中。
蜀将王昭远手持铁如意，登城楼查看形势，知道军情不利，于是令偏将守剑门，自率部分大军退守汉源坡（今四川剑阁东）。
这又是“后蜀诸葛”的一招臭棋。分兵的结果是：城内力量削弱；士兵气馁。故王全斌调动精锐，几天工夫，攻破剑门。
王全斌都来不及休整军队，剑门一下，即刻派兵急趋汉源坡。
蜀将赵崇韬布阵，策马来战。王昭远则躺在胡床，吓得已经不能起身。赵崇韬战败，下马，短兵相接，手斩宋兵数人，最后被擒。
王昭远见状，脱下甲胄化装后投窜东川，藏匿到百姓家的仓房屋子里，悲叹流涕，俩眼哭肿。他开始整日背诵罗隐诗句：
抛掷南阳为主忧，北讨东征尽良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惟馀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
诗中“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两句，在他口中更是念念不忘，直到被大宋追骑所获时，还在念叨“运去英雄不自由”。这位“后蜀诸葛”始终认为自己是个“英雄”。
我想象擒获王昭远，很像一幕蒙太奇：追骑将他提去之后，地上应该留下那个铁如意，在凌乱的仓房地下，谷草堆中，铁如意可以被推成一个特写镜头。
兵临蜀都孟昶请降
王全斌破剑门、下汉源，杀戮蜀兵万余人。
这时后蜀太子孟玄喆的援军才到绵州（今四川绵阳），太子元帅此时与李廷珪等日夜嬉游，根本就不管军政。直到听说剑门已破，想去退保东川，又听说东川也被宋军控制，乃于第二日弃军西还成都，一路上还烧毁了无数的庐舍仓廪，败军自毁财富物资，名义是不给敌军留下值钱的东西，其实受害者乃是本国子民。所以，孟玄喆此举构成了犯罪——即使在大宋时代，这也是一种罪行。
这个正月，京师汴梁大雪，老赵设毡帷于讲武殿，穿紫貂裘帽办理公事。他忽然想起西征将士，于是对左右道：“我穿得这么厚实，还是觉得寒冷。念西征将帅露营露宿，冲犯霜霰，何以堪处！”
说罢，当即解下裘帽，派遣中黄门从驿站接力送到成都城下，赐给王全斌。并晓谕诸将：裘帽只有一件，不能遍及西征将士。
虽然赐裘帽不过是个象征动作，但老赵体贴前线将士的心思，却传导出来了。史称王全斌“拜赐感泣”。
此时，王全斌同时得到了太祖颁来的两份诏书。
第一份诏书说：“西川行营所克复州县，伪署将士有窜匿者，限一月于所在地自首，不要治罪。”
第二份诏书说：“蜀方将卒死于锋刃者，所在地官方要代为收敛尸骸；行营战士受伤者，主帅要给以缯帛。”
两份诏书一下，当得千军万马，三蜀全境又收服降军无数，行营大军在天寒地冻中人人感奋，士气倍增。
赵匡胤还同时给巴蜀各州下了一份诏书：“大宋行营所经之处，各州府长吏要以牛酒犒师。”这意思就是要各州不战而降。
正月初七，大宋北路军直奔成都，在城外结寨连营，连绵数十里，旌旗一片。城外到处响起军械相碰、马铃撞击的金属声，战马嘶叫声，将士呼喊声，在料峭春寒中透着冰冷而又自信的杀气。
孟昶知道剑门已破，见太子奔回，又听说宋军已经兵临蜀都，于是登城，遥见宋师阵营齐整，旗帜鲜明，人强马壮。于是知道：大势已去。
史称蜀主“惶骇不知所为”，问左右：“计将安出？”
有老将道：“东兵远来，势不能久，请聚兵坚守以敝之。”
蜀主叹道：“吾父子以丰衣美食养士四十年，一旦遇敌，不能为吾东向放一箭。现在要闭关鏖战，还有愿意效死力战的人吗？”
司空、兼武信节度使、平章事李昊劝蜀主封府库请降。
蜀主接受了李昊的意见，命李昊草写降表。
然后又派遣通奏使、宣徽北院使伊审征奉降表到王全斌军前，投降。
此前，前蜀之亡，降表也是李昊草写；现在又来草写后蜀降表。据称蜀人有恶作剧者，夜半到李昊府前，在大门上写了几个字：“世修降表李家”。一时蜀中传以为笑。
但这个李昊有一事值得表扬。广政十四年，李昊修孟昶《实录》已到四十卷，孟昶要看看李昊都写了些什么。《实录》为记录帝王言行之流水账，但是源于《春秋》大义，对帝王隐秘制衡的政制措施，历代帝王因为有“实录”的存在，作恶时往往心存畏惧。这一传统有非明文规定：帝王不得亲看记录自己“事迹”的当代“实录”。孟昶要看，是违背这一游戏规则的。故李昊正言道：“帝王不阅史，不敢奉诏！”有规定，帝王不能翻阅自己的实录史，臣不敢接受皇上您的命令。拒绝了孟昶的要求。此事可入圣贤故实。我不忍因人废言，故在此特意插入一笔，概见李昊捍卫传统规则之勇气。
王全斌等驻扎魏城（四川绵阳附近）。后蜀伊审征奉蜀主降表来到。王全斌以礼受之，并派遣先锋都监、通事舍人田钦祚乘驿奏入汴梁。又派遣康延泽领百骑趋成都，见蜀主孟昶，晓谕宋太祖恩信，慰抚军民，并讨论受降仪式。
康延泽在成都留三日，返回。
大宋东路统帅刘光义、曹彬等发夔州西进时，沿途各州皆开门迎降，进入遂州后，刘光义尽以府库钱帛给军士。但诸将所过，都想屠城抢掠，曹彬极力禁之。故东路兵秋毫不犯。赵匡胤听说此事后，对曹彬刮目相看，高兴地说：“吾任得其人矣！”我这次伐蜀得到将才啦！
于是下诏褒奖曹彬。
几天后，王全斌从魏城来到成都北十里的升仙桥，蜀主备亡国之礼，北行十里，来到王全斌军门，正式投降。
王全斌按行前规定的程序，当场释放。等于蜀主完成一个投降仪式后，没事了。蜀主又为他的家族、老母以及先人坟墓等奉表求哀，史称赵匡胤“优诏答之，并谕西川将吏、百姓等使皆安堵如故”。以优厚待遇的诏书回答了孟昶，并同时晓谕西川的将吏和百姓，要像平时一样生活、劳作。老赵又下诏，蠲免蜀境去年的租税，以及今年的夏税之半。又诏：凡无名科役及增加的赋调，令诸州成文上报，经核实，应当除掉的，一律除掉。据说，当时成都人吃盐，一斤为钱一百六十，诏减六十；诸州盐价减三之一。民有穷苦乏食者，由地方开仓放赈。伪蜀文武将校奉孟昶来降者，由王全斌登记奏名，朝廷一体优待。各地亡命群盗，给一个月时间自首。有怀才而坚持操守，耻仕伪蜀朝廷者，要在各地搜访，妥为安置。所有后蜀的先贤坟墓所在地，禁止樵采。前代所有祠庙一律由官方加以修葺管理。
王全斌平蜀后，欲乘势取云南。云南之地自从唐代天宝末年被“南诏”割据后，到五代时又称国号为“大理”。宋太祖看着王全斌献来的地图，他知道当初大唐王朝为了“南诏”曾经有过兵火，于是手持玉斧，在地图上沿大渡河画了一条线，指着大渡河以西说：“此外非吾有也。”所以，史称终大宋一世，“云南不与中国通”。但终大宋一世，云南也没有与大宋有过战端。
西川行营大军入蜀，最初的日子里，一切如常。
自王全斌等发京师，到孟昶出降，六十六天。凡得州四十六，县二百四十，户五十三万四千零二十九。
后蜀平。
伍 全师雄·孟昶·花蕊夫人
全师雄自号“兴蜀大王”，“复燃”一时，终于病死金堂，巴蜀再无割据之可能；降将孟昶“待罪”受老赵礼遇，非但罪得赦免，还大获封赏，可惜孟昶薄命，受封秦国公六天后即卒；而传说中才情风流的“花蕊夫人”，则也许只是一个惊艳的传说，她很可能并不存在。
吕余庆执掌成都府
平蜀大军北路王全斌等进入成都，后数日刘光义东路也到了成都。孟昶对东路军也奉呈了降国犒师之礼，待遇一如王全斌。不久赵匡胤诏书到，对北路、东路大军颁发了规格一样的赏赐。这两件事加在一起，两路将士开始不平，自以为本路功劳较大，争功中，互相有了矛盾。
王全斌及崔彦进、王仁赡等北路将帅，平蜀后，竟在川中日夜饮宴，不理军务。还放纵部下掠人子女，夺人财货，史称“蜀人苦之”。
这期间，又发生了很多不公不平的事件。
孟昶需要赴阙请罪。王全斌派右神武大将军王继涛与供奉官王守讷率部与孟昶归京，他则继续留在川中。而这个王继涛行前向孟昶勒索宫人、金帛，王守讷向王全斌告发。于是，王继涛未能成行。
当初孟玄喆与李廷珪自绵阳撤退回成都时，一路上曾烧毁庐舍仓廪。大宋凤州路（北路）行营前军都监王仁赡查案后蜀所有军用物资，不见“绵阳—成都”一线要塞数据，于是责问李廷珪，要治他一个“焚荡军资”之罪。
李廷珪吓得不知所措，于是来问计于大宋西川兵马都监康延泽。
康延泽道：“王仁赡志在声色，如果你能满足他的欲望，他可能会放你一马。”
但这个李廷珪，是后蜀中少数几个比较俭约的官员，平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