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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斌有了紧张感。他对亲信说：“我听说古来将帅大多不能保全功名。我今在蜀地不安，应该称病东归，以免将来后悔。”
亲信有人说：“大帅虽然不管政务，但巴蜀而今寇盗纵横，我军一退，后果不堪。所以，要回师，一定要等诏旨，不可自做决定轻易东归。”
王全斌接受了这个意见，继续留在蜀地。
不久，蜀地臣民无法忍受王全斌、王仁赡、崔彦进的种种暴行，于是，千里迢迢来到东京汴梁上访，告御状。二王和崔彦进在破蜀之后，如何豪夺人家子女、如何剽掠士庶玉帛、如何擅自开发府库、如何隐没各地货财、如何收受官员贿赂……恶行种种，赵匡胤已经全都了然。这样的恶人如何可以继续留在蜀中？于是，老赵一纸诏书，将在蜀将帅全部召回。
枢密副使、西川行营都监王仁赡是第一个被老赵召见的将军。他还以为很多事情老赵未必知道，就在老赵诘问他的时候，将在蜀诸将的恶劣行径一个个抖落出来。王仁赡的意思是：大伙儿都有罪，我王仁赡不是罪过最重的。他隐瞒了自己最重要的几桩恶行。
老赵等他说完，很从容地问他：“你说这么多，好像都是王全斌的错。我来问你：收纳李廷珪的妓女，私开丰德库取金宝，这也是全斌他们干的吗？嗯？”
王仁赡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在处理王全斌、王仁赡和崔彦进等人案子时，老赵颇费思量。诸将大恶，但毕竟平定了后蜀，这一份大功为开国后所未有。最后，老赵的决定是：不将他们送交狱吏，但要转送中书门下，请来蜀地的诉讼者与这一帮蜀地的征服者对质。中书，又称中书省，是全国的政务中枢，政事堂就是中书的议事机构。王全斌、王仁赡就在这里被政务官员审理罪案。这就相当于组成了一个专案组，不由司法而有专案人员处理大案。
蜀中苦主开始与王全斌对质。
对质中，应该有种种唇枪舌剑，往来博弈，但诉讼者人证物证俱在，征服者终于理屈词穷，史称诸将“具伏”，都认罪了。
几天后，老赵召百官集议，给平蜀将军们定案。
中书上表道：“全斌等法当死。”按照律法，王全斌等人应该判处死刑。
但老赵思前想后，给了他们一个特赦。他的处理结果是：
置崇义军于随州（在湖北），以忠武节度使王全斌为崇义留后；
置昭化军于金州（在陕西），以武信节度使崔彦进为昭化留后；
枢密副使、左卫大将军王仁赡罢为右卫大将军。
平蜀犯罪诸将全部降职。
除了王全斌等主要将领外，随同出征的低级军官和士卒也有违法犯纪的人员，一律得到惩处。西川行营有一个大校，曾经在蜀地进入民家，将民妻的乳房割掉后再杀人。赵匡胤闻听此事，让人马上将这个大校带到殿中，做出决定，在汴梁闹市正法。当时有一些近臣与这个大校有私交，就使劲地设法营救。最后，老赵流着眼泪鼻涕说道：“兴师吊伐，妇人何罪，而残忍至此！当速置法以偿其冤！”
兴师征讨川蜀，但一个妇人有什么罪过啊，而那个校官竟残忍到这个地步！应当赶快按照律法处理，来为那个妇人报冤！
王仁赡后来掌管国家经济管理（计司）近十年，因为是皇上旧人，还参加过陈桥兵变，属于开国老臣，于是有“恃恩擅权”的习惯。这一次受处分之后，他还多次“纵吏为奸”，放纵部下做奸坏之事。一直到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时代，终于被一位不畏强梁的“属吏”陈恕告发。当庭诘问时，王仁赡无从答对，从此被太宗赵光义怒而鄙视之，史称“遂失宠”。没有了帝王的呵护，他几乎无法平静生活，几个月后，怏怏成疾，不久死去。
王仁赡揭发诸将罪恶时，只称赏了一个人，就是曹彬。他说：“这一次西征，要说清廉畏谨，不负陛下任命的人，只有曹彬一人。”
赵匡胤也从他人口中得知曹彬善于其职，于是在惩罚诸将后，独赏曹彬最优：以为宣徽南院使，领义成节度、侍卫马军都指挥使。
曹彬入朝后推辞道：“诸将都获罪，臣独受赏，如此，臣何以自安？不敢奉诏！”
老赵说：“爱卿有功无过，又这么低调，不自夸不自诩。如果你有一点一滴的错误，王仁赡岂能为你隐恶啊？赏罚，乃是国之常典，不可辞也。”还是坚持封赏了他。
曹彬，实是大宋王朝富有人道精神的一位将军，这样的将军史上罕见。他后来曾权知徐州，有个小吏犯罪，当时就立了案，但是一直过了多年之后，他才把小吏召来，数说往年的罪过，按律给了他一顿棍子。当时人都不知道为何这么做。曹彬解释说：“当年，我听说此人刚刚娶了媳妇。那时我如果就判刑给他一顿棍子，他家的亲戚们一定会认为新媳妇是个不吉祥的女人，那就会将怨气发到这个新媳妇身上，还不得天天闹矛盾？闹严重了，新媳妇估计都不好在这家里待下去了。所以要‘缓刑’，但罪过是不能赦免的。”
曹彬就是这样宅心仁厚的一个人。他这个“缓刑”的案例，乃是中华法系最为动人的精神体现：律法不外乎人情。
孟昶“待罪”受礼遇
孟昶等浮江东下到江陵后，上岸。太祖派人在此设御府的供帐，并拨出官署府邸，供蜀人居用。又派遣特使到江陵，分给他一行人鞍马车乘。孟昶到汴梁南郊时，皇弟开封尹赵光义在玉津园设宴迎接。
玉津园，是大梁的皇家园林。此地是皇家游乐、宴会、劝农、阅兵、祭祀之地，外国来使，一般也都在此地接见。大宋时有“四大名园”：琼林苑、金明池、宜春园、玉津园，以玉津园最为著名。这是五代时留下的一座园林。园中有一半土地是麦田，皇上每年夏天要在这里“观刈麦”。有时还会在这里练习骑射。但玉津园里最常见的活动是大宴群臣。老赵曾经在此地有过一次醉酒，以至于举止失去了庄重，有了轻浮失礼的狎习动作。翌日酒醒，很后悔，对侍臣说：“沉湎于酒，何以为人！朕或因宴会而吃醉，每一次醒了之后，都很后悔。”
孟昶受到礼遇，心下稍安。
大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五月，孟昶进入京师南门。
从宫阙到南城门两边是整整齐齐又威风凛凛的大宋禁卫军和仪仗队，人人面色严峻。孟昶心头一凛，赶紧下轿，在两列明晃晃的刀枪拱卫下，强作镇定，缓缓步行。走到明德门外，孟昶与太太、弟弟、儿子以及昔日蜀国诸官员三十三人，一律换上素服，匍匐于门前，史称“待罪”。
不久，诏书下来，史称“释罪”，并赐给孟昶等人“袭衣、冠带”，这意思就是允许他们换上礼服，从此免去了罪犯的身份。
随后，太祖在崇元殿，按照宾主之礼接见了他。
礼毕，太祖又登上明德门，看着充作仪仗队伍的诸军按部还营。
接下来，大宴孟昶等人于大明殿，弦歌酒宴，接杯举觞之中，又不断颁发诏书，分别赏赐有功人员。
因为平定西蜀，太祖又下诏赦天下死罪；而流放、徒刑，则各降一等刑罚，徒刑以下释放；有在两刑之间不得已增配其他刑罚的，免除服劳役一项。《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说法是：“赦天下死罪，降徒流，流以下释之，配役者免居作。”
这里的“居作”就是“配役”的一种，属于戴枷“服劳役”。之所以有“配役”，是因为两刑间刑差较大，司法者以为不足以罚之，故另加若干刑法在内。如流刑，上一等即为死刑，若犯人判流刑，则轻，判死刑，则重；于是，在流刑之外，又外加服劳役、刺字、鞭笞等刑。故《长编》此处所谓“降徒流”，误，应为“降流徒”；“流以下释之”实为“徒以下释之”。因为唐宋以来的刑罚次第为：死刑、流刑、徒刑、杖刑、笞刑。“降流徒”就是“流刑、徒刑各降一等为徒刑、杖刑”；而“徒以下释之”就是“原来判定的徒刑、杖刑、笞刑一律释罪不问”。但由“流刑”降为“徒刑”的则不在赦免之内。
了解这一关节，可以衡量史料中各类司法判决的量刑轻重，以此洞察大宋司法制度的政策性倾斜。譬如，翻阅《宋史》，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贪赃官吏，无论数额多少，大多在“死刑”和“流刑”两个重刑中判决。大宋判刑最重的，除了谋逆罪外，就是贪赃罪。
孟昶之死
老赵还改革了一项蜀国时期的经济政策。
大宋接受后蜀政权后，派遣常参官在蜀地接受民租，发现原蜀国官仓“受纳”与“出给”用斗有二等，“受纳”斗盛十升，“出给”斗盛八升七合。这就是传说中的“大斗进小斗出”，史上盘剥农民莫此为甚。从这个劣政考察，大宋建国后，视后蜀为“伪蜀”实不为过。我有一个不变的看法：凡欺凌掠夺本国士庶私有财产的邦国，其合法性正当性即天然流失。用《论语》中的话说就是：“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政治家管理邦国，如果导致四海困穷，那么上天所赐予的权力一次性地永远终结了。后蜀，与大宋比较，之所以称之为“伪蜀”，就因为它不合法、不正当、不合理。各种史书谈及建隆元年以后的后蜀，也往往使用“伪蜀”称谓，自有“正朔”“闰出”的道理，但在我看来，之所以如是，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对本国士庶私有财产的盘剥。针对伪蜀此项弊政、秕政、劣政、恶政，老赵下诏：自今以后，“出给”与“受纳”并用十升斗。
此诏一下，蜀民顿有复苏之感。
老赵确实优待了孟昶。五月丙戌宴赏之后，过了半个多月，又在六月甲辰这一天，诏以孟昶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秦国公。
其他眷属子弟也多有封赏。
至六月庚戌，史称“孟昶卒”。
自甲辰日封秦国公，至庚戌日卒，不过六日。故史上有各种“阴谋论”者以为是太祖谋杀了孟昶。但这类说法无一例外皆属于演义或猜测，没有任何史证支持。如果演义或猜测可以还原历史逻辑的话，那么将会有无限可能性。譬如，也可以演义或猜测是孟昶昔日的仇家夜半翻墙杀害了他，如吕四娘与雍正帝故事；也可以演义或猜测是孟昶的宫人难于忍受他的凌虐闷杀了他，如杨金英与嘉靖帝故事；还可以设计各种体面或不体面的死亡方式，等等。治史，是往事的重演（参科林伍德意见），但重演须在会通知识背景下复盘。无复盘能力，无重演之机。治史之复盘与物理之还原不同，治史之复盘，本身已经蕴含了思想的介入，因此，复盘即重演。准确说：复盘，乃是知识会通背景下，思想者据种种往事记录而做出的实践推断结果。当我对孟昶之死“复盘”现场，试图“会通”所占有的各类历史知识时，感到“阴谋论”无法成立。按我对历史哲学的“思想”模式，无法“重演”孟昶被“谋杀”的“复盘”。在这一个回合中，像我在陈桥兵变的回合中一样，我相信正史的记录。如果谈理由，我以为：赵匡胤杀孟昶，毫无必要。相反，当时南唐未平，南汉未定，吴越未归，即使从策略方向考察，孟昶活着也比死了更能“昭示”南唐李煜、南汉刘鋹、吴越钱俶。天下未定者尚有，赵匡胤没有必要谋杀一个刚刚臣服过来的君主，从而导致天下尚未臣服者死心抗宋。故，这个时候，赵匡胤应该更不希望孟昶死去。至于“阴谋论”者认为孟昶活着可能东山再起，以至于巴蜀不安这类说法，尤其没有根据。按大宋当时的邦国治理“手段”，巴蜀已经没有了割据的可能，冷灰不可复燃。全师雄曾经“复燃”而灭，任何人试图再次“复燃”都是徒劳。
《旧五代史》讲述孟昶事，有个结论意见：“昔张孟阳为《剑阁铭》云：‘惟蜀之门，作固作镇，世浊则逆，道清斯顺。’是知自古坤维之地，遇乱代则闭之而不通，逢兴运则取之如俯拾。”
过去有个叫张孟阳的人有一篇《剑阁铭》，铭文说：“蜀国的大门剑阁，异常坚固而镇守巴蜀。世道浊乱，剑门就叛逆；世道清明，剑门就归顺。”由此可见，自古以来西南之地，遇到战乱之世就会关闭而不与中原交通；遇到兴运之世则收复巴蜀就像俯身拾取东西一样方便。
大宋已定，藩镇已矣！巴蜀没有可能继续托起孟知祥之梦。
没有史料支撑的演义不是历史；没有史料支撑的猜测也不是历史。所以，孟昶之死，在历史史料面前，与赵匡胤无关。没有历史逻辑，或历史逻辑混乱的猜测，也不是历史。所以，孟昶之死，在历史逻辑面前，也与赵匡胤无关。
史称赵匡胤闻听孟昶死“为辍五日朝，赠尚书令，追封楚王，谥恭孝，赙布帛千疋，葬事官给”。我相信老赵的真诚。
宋贾似道《悦生随抄》，记录了孟昶母亲李氏的故实：
李氏随儿子孟昶同到京师。
老赵多次温颜告知李氏可以乘肩舆也即轿子入宫，并呼她为“国母”。有一次还对李氏说：“国母好好保重，不要总是怀念乡土，哪天您愿意，送您回故土去养老。”李氏问：“陛下要往哪儿安顿我啊？”太祖说：“可以回蜀地啊！”李氏道：“妾家本来在太原。如果能回到太原，是妾之愿也。”
当时老赵已经有了征伐北汉的意思，听到李氏如此说，大喜：“等朕平了刘承钧，即如母所愿！”
还因此给了李氏很多赏赐。
孟昶死后，李氏没有哭。她举酒酹地，尔后道：“你不能跟着社稷灭亡一块去死，贪生到今天！我之所以忍着不死，是因为你还在啊！现在你既然死了，我哪里用得到偷生！”
于是，开始绝食。数日，死。
李氏本来是后唐庄宗的嫔妃，庄宗将她赐给孟知祥。在太原，李氏生了孟昶。后来知祥镇西川，来不及带着家族前往，故李氏等留在太原。到后唐明宗时，孟知祥动用一百两黄金，贿赂安重诲，才得以派遣衙校将李氏和家人迎到西川。
李氏也是一个有见地的人物。当初孟昶用王昭远、韩保正等分掌机要，总内外兵柄时，李氏就对孟昶说：“吾曾见唐庄宗跨河与后梁军战，又见你爸在并州（太原）与契丹周旋，后来入蜀定两川，当时主兵者非有功不授，所有士卒都很敬畏服气。你现在任命的这些人，如王昭远之辈，出于微贱并无战功，不过跟从你在一起读书，给事左右而已；韩保正等，虽是世禄之子，但素不知兵，一旦有战乱，他们有何智略捍御来敌？”
但这些话孟昶都没有听进去。
李氏又说：“高彦俦是尔父故人，秉心忠实，多所历练。此人可委以重任。”
孟昶也没有听。
后来的事实证明：王昭远、韩保正等，都是纸上谈兵的人物；而高彦俦则是少数死难的后蜀忠臣。
孟知祥太太李氏不简单。
正史中的“花蕊夫人”
有一种流传较广的民间想象认为：赵匡胤之所以“谋害”孟昶，是因为看中了孟昶的太太花蕊夫人。
但我倾向于认为：史上不存在一个叫“花蕊夫人”的美人。
花蕊夫人，《旧五代史》不载，《新五代史》不载，《宋史》不载，《资治通鉴》不载，《续资治通鉴》不载，《续资治通鉴长编》不载。也即是说：正史中没有关于花蕊夫人的记录。
最早记录花蕊夫人的，很可能是宋初陶谷《清异录》：
孟昶夏月水调龙脑末涂白扇上，用以挥风。一夜，与花蕊夫人登楼望月，误堕其扇，为人所得。外有效者，名“雪香扇”。
孟昶夏天的时候，用水调和龙脑香的香末，涂抹在白色的扇子上，用来挥动凉风。一天夜里，与花蕊夫人在园中登楼望月，不注意将扇子掉到园子外面，被外人拾走。以后，外界就有人效法这种做法，名“雪香扇”。
第二个记录花蕊夫人的，很可能是宋吴曾《能改斋漫录》：
徐匡璋纳女于昶，拜贵妃，别号花蕊夫人。意花不足拟其色，似花蕊翻轻也。又升号慧妃，以号如其性也。王师下蜀，太祖闻其名，命别护送，途中作词自解曰：“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三千宫女皆花貌，妾最婵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宠爱偏。”
徐匡璋的女人被孟昶娶走，拜为贵妃，别号“花蕊夫人”。意思是花朵都不足以比拟她的轻盈，应该像花蕊那般轻盈。又升格号为“慧妃”，因为她性情慧黠符合这个号。宋师攻下蜀国，太祖赵匡胤听说她的芳名，命人特别护送到京。途中，花蕊夫人还作词自况道，云云。
以后讲述花蕊夫人故事的野史、笔记、小说，就越来越多了。综合各种史料可知：“史上”共有三位花蕊夫人。
第一位：前蜀主王建的妃子，徐姓，史称“小徐妃”，也号“慧妃”。
第二位：后蜀主孟昶的妃子，费姓，或徐姓，也有人称之为“慧妃”。
第三位：南唐主李煜的妃子，姓氏不详。
李煜的妃子名花蕊，传播较少，传播最多的是王建妃子和孟昶妃子。这类故事，大多遵循同一个传播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