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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不在的监控体系可以实现相同的目的，甚至还有更强的震慑作用。当政府在密切监视每个人的一言一行时，仅仅是组织反抗运动都会变得难上加难。可是大规模监控会在更深入更重要的层面将异见者予以扼杀：在思想角度，大众都已经被训练成为只会照章办事的循规蹈矩之徒。
历史证明毫无疑问集中化的高压政治和控制才是政府监控的意图和效果所在。好莱坞编剧沃尔特·伯恩斯坦（Walter Bernstein）在麦卡锡时代就曾被列入黑名单，并受到监控，被迫匿名继续创作，他生动记录了由于意识到自己受到监控那种难以忍受的自我约束：
人人都小心谨慎，谁都不敢越雷池半步……那些并未列入黑名单的作家（我不知道人们怎么称呼他们），也会做出些“前卫的事情”，不过这些都与政治无关。他们都远离政治……我认为当时的普遍思想就是大家都觉得不应该拿自己的性命冒险。
这种氛围下对创造力毫无益处，也不会让思想自由奔涌。你总是能感到处处受到束缚中，觉得“这样不行，因为我知道这行不通，或是这与政府的要求相去甚远”，诸如此类。
伯恩斯坦的观点非常离奇地与美国笔会中心2013年11月发表的一篇报告不谋而合，报告题为《令人心惊的效果：国安局监控导致美国作家自我审查》。该机构对国安局泄密事件对其成员的影响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很多作家现在都“认为他们的交流受到了监控，”并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了调整，此举导致“他们的表达自由受到了剥夺，并限制了信息的自由交流”。特别是“有24％的受调查者刻意在电话或电子邮件中回避了某些话题”。
无所不在的监控所产生的危险控制力和由此导致的自我审查已得到一系列社会学试验的证实，其影响远不止在政治激进主义范畴之内。大量研究表明，这类思想动态已经进入到个人和心理的最深层面。
一组研究人员将其研究成果发表在《进化心理学》期刊（Evolutionary Psychology），他们将研究对象置于道义上存在问题的情况下，如在街头发现一个装满大量现金的钱包，或是获悉友人在自己的简历中添加了虚假信息。研究对象被要求对这些错误行为进行评估。研究表明这些人在面对一些有监视（如一双睁大的双眼）暗示的图像前时，与面对中性内容的图像相比，会对这些行为做出更应“遭受谴责”的评价。研究人员因此得出结论，监控会鼓励受监视者会“努力获得流行的社会规范的认可”，以此来“积极维护自己的声誉”。
1975年，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格里高利· 怀特（Gregory White）和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进行了一次综合试验，题为《监控的可怕效果》，旨在评估受到监视会对有争议的政见表达产生怎样的影响。从事本研究的动力就在于美国人对政府的监控行为所产生的顾虑：
水门事件丑闻、白宫窃听行为的曝光以及国会对中情局的国内监视的调查更强化了美国人生活中的恐慌：“老大哥”也许在盯着你呢！美国国家数据库的提议，城市警方对监控直升机的使用，银行和超市安装的摄像头，机场对个人和财务的安检，这些都是我们的私生活在遭到日益严格的检查的蛛丝马迹。
参与者都被置于不同程度的监视下，并被问及他们对大麻合法化持何种观点。
结果受到“威胁”的研究对象，即他们被告知自己的陈述将会被警方用于“培训目的”，则更倾向于谴责吸食大麻，并会在语言中多用第二、第三人称代词（“你”、“他们”、“人们”等）。只有约44％的被监视研究对象支持大麻合法化，而未受到“威胁”的研究对象中，支持的比例则高达77％。显然，31％的受监控参加者都会不自觉地寻求研究人员的认同（例如会询问：“这么做对吗？”），而在另一小组中这一比例只有7％。受到“威胁”的参与者也会在焦虑和压抑感方面得到更高的分值。
怀特和津巴多在结论中这样表示：“威胁或是政府监控的现状可以在心理上束缚言论自由。”他们还补充道，因为他们的“研究设计并未考虑到‘避免集会’的可能性，他们预计‘因监控威胁所导致的焦虑将会使很多人完全回避这种情况’”，因为他们可能会受到监视。“由于这种假设不仅限制了他们的想象，政府和机构侵犯隐私的曝光也在平素里鼓励了大家如此行事，”他们写道，“所以疑神疑鬼和合乎情理的小心谨慎之间的界限变得日渐模糊。”
的确，监控有时可以促进那些在部分人眼中的可取行为。有研究发现，安装监控摄像头可以使得瑞典足球场的球迷向赛场内投掷水瓶和打火机这样的粗暴行为大幅降低65％。大量有关洗手的公共卫生文献也在不断证实，若身边有旁人，一个人上完洗手间洗手的可能性就会提升许多。
可是更重要的是，受到监控的后果是个人的选择被严重束缚。即便是在最亲密的场合下，诸如在家庭中，监控也会使一些无足轻重的举动变成自我评判和焦虑的根源，这些都是由于受到他人观察所致。在一项英国的实验中，研究人员为研究对象身上配备了定位装置，与其家庭成员保持密切联系，由此随时可获取每个成员的准确位置。如果某人的位置被人获取，他会收到一条信息提示。而当每次有家庭成员定位某人时，他也会收到一个问卷，询问他为何如此，以及所得到的信息是否符合预期。
在任务报告中，参与者表示有时他们会觉得被定位并无碍，可如果当他们身处一个意料之外的地点，家人对他们的行为“想当然地”做出判断时，他们也会觉得非常焦虑。即便是选择“隐身”功能，关闭位置共享功能时，这对消除焦虑也毫无帮助。许多参加者称，避免被监视本身都会令人生疑。研究人员由此得出结论：
我们对日常生活有些琐事根本无法解释，因为这些也许完全不重要。但是由于追踪装置的存在……使得这些琐事看似很重要，由此引发相当程度的责任感。这就会导致焦虑感，而在亲密关系中更是如此，人们会为他们无法担负的责任感受到极大压力。
在芬兰的一项实验中，对监控行为进行了极端的模拟，在研究对象的家中除卧室和洗手间之外都布满摄像头，所有的电子通信都受到追踪。虽然，在各种社交网络上该研究的广告满天飞，但是研究人员就连凑够10个家庭参加实验都颇有难度。
那些报名参加的人员对该项目过多干涉日常生活而怨声载道。有人在家中裸露身体时感觉不自在，有人在淋浴后梳头时感到若干摄像头正对着自己，还有人在注射药品时感觉自己受到了监控。人们无伤大雅的一举一动，在被人监视时即刻增添了不少重要内涵。
研究对象在开始时认为监控令人生厌，但是他们很快“对之习以为常”。当这种深度入侵行为成为常态后，便转化为寻常的生活状态，也就不再受人注意了。
正如实验表明，种种表现说明人们希望能够保持个人隐私，即便这些表现当中并不包含所谓“错事”时也依然如此。隐私是大量人类行为中不可或缺的成分。如果有人打过自杀热线或是曾去过堕胎诊所，或经常光顾性爱网站，抑或曾在康复诊所做过预约，或是接受过某些疾病的治疗，以及曾对记者有过爆料等，还有诸多理由让人们希望让某些行为保持私密状态，而这些与非法行为或行为不轨毫无瓜葛。
总而言之，人人都希望有所隐藏。《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巴顿·格尔曼这样表述了这一观点：
隐私是个相对的概念，具体取决于观众是谁。你不会希望雇主知道自己在四处觅职。你不会对自己的母亲或子女和盘托出你的感情生活。你不会将商业秘密告知竞争对手。我们不会不加区分地将自己完全示于众人，同时我们也会小心地应对谎言，这都是理所应当。在正直的公民中间，研究人员一致发现谎言是“一种常见的社交互动”。（大学生们每天会经历两次谎言，在现实世界中是每天一次）……全面透明势必是一场噩梦……人人都需要有所隐藏。
为监控进行有力辩护的观点称，监控行为符合所有民众的利益，这是基于将世界分为非黑即白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权威机构仅仅是针对坏人使用监控权，即针对那些“有不轨行为”的人，只有这些人才会担心他人窥探自己的隐私。然而，这不过是故伎重演。早在1969年，《时代周刊》就曾刊文探讨国人对美国政府的监控力量正变得日益忧心忡忡。尼克松的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安慰读者称：“任何没有涉嫌非法活动的美国公民都没什么可担心的。”
为回应2005年布什授权非法监听的争议，白宫发言人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电话监听并非是要了解少年棒球联盟训练怎么安排，或是在百乐餐晚宴自备什么食物，而是针对那些穷凶极恶的坏人间的通话进行监听。”2013年8月，当奥巴马总统现身《今夜秀》栏目时，被脱口秀明星杰·雷诺（Jay Leon）问及对国安局泄密有何看法，他答道：“我们并没有在美国国内进行监听项目。我们所做的是具备这样一种机制，可以跟踪与恐怖袭击相关的电话号码或电子邮件地址。”
对多数人来说，这种争辩非常有效。人们以为这种入侵性监听仅限于那些边缘性“行为不轨”的人群，导致大众对于这种权力的滥用表示默许，甚至为之喝彩。
但是这种观点极大地误解了权威机构的真实目的。在如此机构眼中的“行为不轨”远不止非法行为、暴力行为或恐怖预谋，还包括抱有意图的异见者和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挑战。这就是权威的性质，无论是政府、宗教还是家族都是如此，他们将不同意见和行为不轨画等号，至少视之为一种威胁。
文件中充斥着个人和组织只因为表达了不同观点和主张就受到政府监视，其中包括马丁·路德·金、民权运动、反战斗士、环保主义者等。在政府和乔治·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掌控的联邦调查局的眼中，他们都是“图谋不轨”的人物，因为他们参与了威胁到普遍秩序的政治活动。
胡佛对用监控力量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理解无人能及。鉴于政府依照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规定，不得立法剥夺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因而他需要面对的挑战是，如何才能绕过该法。20世纪60年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积极保卫自由言论受理了大量案件，其中以布兰登伯格诉俄亥俄州案（Brandenburg v。 Ohio）中联邦最高法院全体一致得出裁决而达到顶峰，该裁决推翻了州立法院认为美国俄亥俄州三K党（Ku Klux Klan）首领布兰登伯格在言论中暴力威胁政治官员的有罪原判。法院认为宪法第一修正案非常强有力地保障了言论和出版自由，“不允许政法禁止或限制任何主张暴力的言论”。
有了这样的宪法保证，胡佛需要构建出一个系统，从根本上防止异见的发生。
联邦调查局的国内反情报项目COINTELPRO首先被一群反战斗士所发现，他们感到针对反战运动的监控无处不在，而且各种卑鄙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由于缺乏相关文件证据，加之未能说服记者就此猜测进行报道，他们于1971年闯入了联邦调查局在宾夕法尼亚的分支机构，带走数千份文件。
COINTELPRO的相关文件显示了联邦调查局是如何针对它认为是具有颠覆性或危险性的政治组织和个人采取措施的，其中包括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黑人民族独立运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组织、反战示威者以及各种右翼组织。联邦调查局在其中安插了暗探，乃至通过这些暗探操控这些组织的内部成员，故意让他们触犯法网，这样联邦调查局就可以堂而皇之将其逮捕并提出指控。
联邦调查局成功地说服了《纽约时报》，使其扣押了这些文件甚至予以交还，不过《华盛顿邮报》还是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行曝光。这一泄密促成了参议院丘奇委员会的成立，并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整整15年间，联邦调查局针对防止行使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言论结社的权利而采取了周密而谨慎的措施，其背后的理论就是要防止滋生出其他危险组织、危险想法的传播，从而保卫国家安全并防止暴力。
他们所使用的许多技术在民主社会中都无法容忍，即便所有这些措施针对的都是暴力活动也是如此，但是COINTELPRO的所作所为还远不止于此。这一计划未予以明说的大前提是，执法机构有责任对现行社会和政治秩序构成的威胁采取任何必要措施进行打击。
COINTELPRO的一份关键性备忘录中解释道，这就会在反战斗士中播撒下“偏执妄想狂”的种子，使其认为“在每个邮箱背后都藏着联邦调查局的密探”。这样，持不同政见者则会自以为处于监视之中，出于恐惧心理，他们便会在采取激进行为前有所收敛。
果不其然，这一策略确实行之有效。2013年，在名为《1971》的一部纪录片中，若干反战斗士描述了胡佛领导下的联邦调查局如何利用“无孔不入”地渗透并监听民权运动，参加集会的人都被记录在案。这些监控手段阻碍了民权运动继续组织并发展壮大的能力。
当时，即便是华盛顿最强势的机构都认为，只要政府监控存在一天，无论具体怎样实施，都会抑制提出异见的能力。《华盛顿邮报》关于这次闯入事件在1975年3月的一篇社论中，对这种压迫态势提出了明确警告：
联邦调查局从未对自己的监控措施对民主过程和践行言论自由所产生的有害影响做出任何表示，特别是它对匿名告密者的依赖更是如此。不过，不言自明的是，若是大家知道乔装改扮的“老大哥”在监听并汇报他们的一切，有关政府政策和计划的讨论和争议势必是要得到禁止的。
丘奇委员会并非只发现了COINTELPRO这一起监控滥用事件。在它的最终报告中宣称，“从1945年至1975年间，美国国安局通过与美国三大电报公司的秘密协议，获取了往来于或转经美国的数百万份私人电报”。此外，在中情局的一次代号为CHAOS（1967~1973年）的行动中，“在中情局的电脑系统里，给约30万个人制作了索引，为约7200位美国人和100多个国内组织创建了单独的文件”。
另外，“约有10万名美国人成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1971年间创建的美国军方情报文件的研究对象”，还有约1。1万个人和团体“出于政治原因而非税务原因遭到美国国税局的调查”。中情局还通过窃听手段发现人们的弱点（如性行为），并利用这些弱点来“遏制”他们的目标。
这些事件并非只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即使在小布什执政期间也是如此。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于2006年这样表示：“我们手中的文件的最新细节表明，五角大楼掌握着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美国人信息，包括贵格会和学生组织在内。”五角大楼通过搜集信息并存储在军方的反恐数据库中来“密切监视非暴力抗议者”。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注意到一份标明是“潜在恐怖活动”的文件中，俄亥俄州阿克伦的“立刻停战”这类集会也榜上有名。
这些证据表明，信誓旦旦地声称监控只会针对那些“图谋不轨”的人，这种说法根本无法服众，因为政府会条件反射般将针对其权力的任何挑战都视为不轨行为。
当权者将政治反对者定性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甚至是“恐怖分子”，事实一次次证明他们一旦尝到甜头，对这种做法根本无法抗拒。在过去的10年间，政府出于对胡佛领导下的联邦调查局做法的回应，也将环保斗士、大量的反政府右翼组织、反战斗士和巴勒斯坦权利相关团体正式贴上了这样的标签。上述门类中的某些个人也许的确符合这样的定位，但是毫无疑问，大多数人并非如此，他们唯一的罪责不过是持有对立的政治观点而已。可是这样的团体却照例成为国安局及其合作伙伴的监控目标。
的确，在英国当局在伦敦希思罗机场以反恐法为由扣留了我的合作伙伴戴维·米兰达之后，英国政府显然将我对监控事件的报道等同于恐怖行为，理由就是斯诺登文件的发布“旨在对政府施加影响，且此举是出自推行政治或意识形态因素而做出，因此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