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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内会议上说几句真话的就已经难能可贵了。
一九六二年的确是中共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由于对毛泽东坚持左倾路线的不满，相当多的干部在思想感情上同他疏远，而逐渐在刘少奇麾下集合起来。
譬如副总理李先念就这样说：「少奇同志懂得经济工作，实事求是，真正接受了三年教训。国家有希望了。」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副总理谭震林在全国农业和计划会议上作长篇报告，多次提到「少奇同志说」，「少奇同志讲」，「陈云同志倡议」，「小平同志倡议」，显然冷落了毛泽东。
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在文革中被打倒，他在检查中曾承认自己一九六一、六二年「对三面红旗动摇」，与刘、邓「思想感情有共同之点，很自然地感到对路」。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则自认「对邓小平有较高的迷信」。
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二日曾被毛批为「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至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但安子文不服，曾公开对人说：「中央，谁是中央？北京中央负责同志很多，刘、邓、彭才能代表中央。」由于毛「退居二线」，安只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主持中央书记处的邓小平、彭真报告本是正常的，并不违反党的原则。自然，安亲近刘、邓而疏离毛，这也是事实。
在毛无端整了那么多人之后，对毛敬而远之本十分正常。文革中被毛称作「阎王」而打倒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曾说过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一不小心，掉入右派深渊，反党深渊，右倾机会主义深渊，修正主义深渊。以后少搞点深渊．．．」（注３０：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在全国电影故事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经过一个一个政治运动，同毛直接打交道的高层干部恐怕都有类似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刘少奇因此而逐渐成为「中共」的旗帜，这是一九六二年前后在中共发生的一个巨大的变化。毛泽东不能容忍这一点，他要寻找夺权之道。后来这条途径果然被他找到了，这便是文化革命。
其实，文革浩劫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一九五九年七月底在庐山会议顺利地打倒了彭德怀后，毛泽东认为自己的地位已足够稳固，便于八月二日接著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说：「准备明年开党代会。看形势，如需要，今年九、十月开也可以。」他准备在六○年甚至五九年就召开中共九大，原因是他估计经济形势很快会好转，粮食、头发卡子都有了，就可以用「事实」痛斥右倾份子，开一个胜利的大会。不料，才过了半年，全国各地就大批饿死人。无论他是否相信，他都知道形势不妙，因此就再也不敢提开全国代表大会的事了。
按中共党章，一九五六年召开八大，至迟应在六一年召开九大。但六一年时，刘少奇在中央委员会的声望已逼近毛泽东，要是有人根据八大新党章中设立「名誉主席」一款提议毛任名誉主席，很可能会获得通过。毛的面子虽然可以保住，但他必会成为一个多余的人物，而不像「退居二线」那样仍然有军委主席一职在身，可以寻机而起。更重要的是，如果刘少奇担任主席若干年后，有人要追究大跃进失败的责任，要对两千万农民饿死一案提出控诉，甚至清算他的路线，他就无盾可护了。因此，六一年是最不该召开党代会的一年。
不该开就不开，党章约束不了毛泽东。他已经这样做过一次了。一九三五年中共长征到达陕北，应该召开七大，但当时毛尚未巩固其地位。总书记张闻虽然听他的，但张国焘的实力却胜过他。张之后又有斯大林的亲信王明，因此毛一直拖到延安整风中将王明彻底搞垮之后，才在四五年召开七大，此时距召开六大的一九二八年已有十七年了。
毛这一套是向列宁学来的。庐山会议结束第二天，即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七日，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列宁当时的政治局只有五个人。在困难时期有人反对他，说他不民主，不召开会议。列宁说会还没有开，可是革命胜利了。．．．．列宁说你们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别，要你们来干是不行的。」在毛看来，党章执不执行，会议召不召开，只取决于是否有「资产阶级派别」夺他的权的危险，所以一直拖到一九六九年将刘、邓及一半的中央委员清洗之后才召开九大。
毛从未公开解释为何从八大到九大拖了十三年，倒是文革中他的主要打手张春桥及康生替他作了坦白。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五日，张春桥与上海华东师大范大学的学生领袖座谈时说：「像刘少奇问题，想想多可怕，如果运动（指文革作者注）前召开九大，很可能刘少奇当主席，毛主席做名誉主席．．．．按原来的党章九大早就开了，那刘少奇当了主席，彭德怀很可能当国防部长，邓小平、罗瑞卿就都上去了。罗瑞卿是假党员，陆定一早就是叛徒．．．．」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康生在接见云南军区干部时指著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说：「你认为我们党没有民主，代表大会长期不开。这是谁的话？是赫鲁晓夫。．．．．我批评了你，你说要辩论。」说著掉转头对众人说：「同志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开了九大，刘少奇、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那些乌龟王八蛋，就选到我们党内来了．．．．赵健民，你要开党代表大会，这个话你讲过没有？」
赵：「讲过。」
康：「哪一年？」
赵：「一九六一年。」
康：「在什么地方？」
赵：「在昆明，刘少奇从国外回来时讲的。」
康：「要是按党章的话，五年开一次，开了九大那就糟了。这是一切反革命修正义的一张王牌．．．．」
要是一九六一年的刘少奇坚持原则，坚持按党章办事，毛会像文革中那样将刘搞掉、整死吗？不可能，除非暗杀，毛没有任何途径可循。毛可以坚拒召开会议，但九大是否延期应由政治局决定，而这样的会似乎没有开过。主持党务的刘少奇可能从未将这列入议事日程。他不可能忘了此事，而且既然他将三年来发生的事称作「人祸」，便不可能不清楚谁是祸首，因而未必不愿见毛退休。
九大被搁置，可能的原因有三。
一是开不成。召开九大便有毛退休可能，人人都知道这一点。既然毛不想开，刘若坚持要开，便等于伸手夺权，赶毛走路。如果毛愿意走，中央委员们自会选刘为主席；但若毛不愿，他们却决不会用投票的方式请他走，首先周恩来就不会赞成。
二是刘已实际主持党务，可能觉得不必王图党主席的虚名。
三是刘被毛制造的假象迷惑住了。
一九六一年九月下旬，毛泽东两次会见英国二次大战时的统帅蒙哥马利元帅。会见前，他便打算藉与蒙氏会见的机会把迷惑、稳住刘少奇的烟幕弹施放出去。本来他对一九五六年的中共「八大」是不满意的，会后不久他就在一次会议上半认真地说过「大家拥护『八大』，不拥护我。」（注３１：《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五期第三十四页。）可现在他需要用「八大」决议为自己作掩护了。
在见蒙哥马利的前一天，为会面做准备时，毛谈到「八大」的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谁当主席呀？．．．．以前，两个主席（指党主席和国家主席作者注）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
二十三日，毛、蒙谈了三个半小时。道别前，蒙欲第二天再谈一次，毛以要去别处推却了。但大约因为蒙未问及毛的「继承人」问题，毛认为失去这个施放烟幕弹的机会甚为可惜，次日凌晨又通知蒙再谈一次。
这次会面，毛开门见山主动引出「继承人」的话题，说：「中国有句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说自己活不过七十三岁，即只能再活四、五年。
蒙哥利亚顺势询问毛：「你的继承人是谁？」
毛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蒙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
毛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注３２：《我眼中的毛泽东》第一九七至二○一页。）
由于毛与外宾的谈话纪录一向作为文件发给高级干部，因此刘少奇必定知道此次谈话的内容。当时蒙哥马利眼见毛在长江中游泳，健康得很，曾经对毛的悲观说法大惑不解。他不知道毛正在耍计谋，将自己扮成消极、与世无争的角色，以软化刘取而代之的决心。
在制造了那么大的灾难之后，本来这个党无论如何应当如期在一九六一年召开大会、总结教训。如果召开九大，毛很可能被逼退休，再也不能祸害中国。可惜的是，刘少奇虽不太可能相信毛活不过五年的说法，但对于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却深信不疑。他绝未料到毛在一年后会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做口号打击他，更想不到毛会对他暗藏杀机。
总之，一九六一年是可能请毛退休的唯一机会，也就是说，六一年是避免文革浩劫的唯一机会。六二年上半年时，刘、邓还能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中共的走向，但此时要求召开九大已名不正言不顺（一九六一年不开，就没有道理一定要在六二年开）。到了八月间，毛泽东突然用「阶级斗争」、「资本主义道路」、「修正主义」等似是而非的理论唬住了中央委员会，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从此再也没有人敢议论「三面红旗」的是非，没有人敢追究三年人祸的责任，文革的发生就只是早晚的事了。
八届十中全会结束时，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夫人正好访问中国。本来报上只有国家主席刘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往来接待的消息。但已将刘视作其主要政敌的毛泽东，决定不让刘的夫人专美，他采取了一个当时几乎没有人十分重视的行动，将江青请了出来。
九月三十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位置上印著一条醒目的大字：「毛泽东主席和夫人江青接见哈蒂妮．苏加诺夫人。」旁边是一幅半尺见方的照片：毛与印尼苏加诺总统的夫人正在握手，笑容可掬的江青立在其中，恰处照片的中央。可以说，这是亿万中国人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夫人」的丰采。
按照在延安时党的决定，江青是不得以主席夫人名义参与政治的。如今，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下，全党已顺从了毛泽东的意志，他也就不再将这条纪律放在眼里。他果断地利用苏加诺夫人来访的机会，砍断了那条纪律链索，解放了江青。这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和挑战，当年制订这条纪律的周恩来等人默认了毛的行为，从此江青就要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尽情表演了。这是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天。
中国共产党的首脑机关既然在一九六二年表现得那么软弱，到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及其「咬人的狗」（江青自述）江青突然向他们挑战时，他们惊慌失措，顷刻瓦解，也就不足为怪了。从人祸到浩劫，其间本来就没有一道鸿沟可以隔开的。
尾声
一九六一年的庐山，同两年前一样的美。山峦、嵯岩、松木、溪流，一切都是老样子。像两年前一样，中共中央又在这里召开了一次会议。这一次鉴于巨大的灾难已经发生，国家面临著严峻的经济形势，毛泽东的心情与两年前大不一样了。在六二年八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说：「一九六○年下半年，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上半年，都讲困难，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这不是压我？压我两年了．．．．」（注１：《党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二期第二十三页。）这倒是实话。六一年时，他的确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尽管别人并没有去压他。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已操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手里。毛虽然不愿召开党的九大，退休去做名誉主席，可是他是还有了一份倦意。与人奋斗虽然其乐无穷，可是一旦成为输家，也就难免有英雄未路之感。他没有亲近的朋友可以吐诉衷肠，却又像普通人一样需要有个吐诉的对象，于是他在庐山便对身边的一位保卫人员谈起了他的「三大志愿」：一是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二是邀请一个地质学家、一个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骑马对黄河、长江两地进行实地考察；「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批评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说到这里，他叹了一口气：「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注２：《人物》一九八四年第四期第九十一页。）
毛泽东叹了气，显然颇有些伤感。一九六一年八月他在庐山说这番话之前，一定已经考虑过中共中央请他退休的可能性。了此三愿固是人生一大快事，但以他的性格来看，要是真的被迫退休，骑马去游黄河、长江，写部自传倒还可能，沉到社会底层去搞几年实业则绝对不会。他是个叱吒风云的人，他不甘心这样平淡地结束他的一生。他意识到了这种结束的可能，他要抗拒这种安排，他决不打算实践它。这就是为什么他只对一位普通警卫人员而不对党内同僚说这番话的原因。
可惜的是，一方面他自己抗拒这种安排，另一方面刘少奇又缺乏勇气和远见去促成它。毛泽东捱过了一九六一年，退休下台的危机已经消散，他便再也不谈那「三大志愿」了。以后便是毛步步进逼，刘步步退却，直到文革爆发。动乱十年，一场浩劫，无数人自杀，无数人被杀，死者名单上头一个就是刘少奇。至于毛泽东本人，要是六一年时主动辞去党主席的职务，尽管制造两千万人饿死的惨剧已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最大的罪恶，人们或许还会给他一个「好心办坏事」的结论。但是他接着又导演了文革，制造了一场浩劫，他那视人命如草芥的专制本性已暴露无遗，「人民大救星」的外皮被剥离殆尽，人们只好将他列入古今中外坏统治者的队伍里去了。以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大规模的经济灾难、大规模的饥馑为特征的毛泽东时代，将长久地被我们的子孙谴责、诅咒。
抗战期间，中国失去两千万人民，结果是日本投降，民族翻身。三、四年后，中国又失去数百万人民，换来一个共产党政府。又过了十年，一场人祸使中国再度失去两千万人民。要是这两千万生命的代价能使全民觉醒，齐声呼喊「毛泽东的路子走不通」，赶他下台或者逼他改弦更张，那么也还可以说我们的人民没有白死。然而，两千万条生命换来的却是句「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的豪言壮语。两千万生命不仅没有使毛泽东清醒，反而使他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又再度葬送了百万人的生命。这一回，人民的鲜血倒没有白流，多少换来了一点「自由」，换来了「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顽强地推行其「一大二公」模式的社会主义，把几亿农民的自由夺到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制造了历史上战争以外最大的人祸的毛泽东终于成了输家。他的「三面红旗」随著文化革命的可耻失败而被人民抛弃，变成了博物馆里的历史名词。不过，他的「思想」还在「坚持」，他的遗体还要供奉在首都的中心，好像是叫人民永远不要忘记，就在离他躺著的地方不远的天安门城楼上，他一手导演了人类历史上最反动的革命。
如果再继续写下去的话，那就该是另一本书《浩劫》的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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