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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有极大的物质成长却只有极小程度的工业化，其原因不只是经济性的，而且涉及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这不是一个只用经济理念就能解决的问题。所以在第二卷里，在开始讨论一八二〇年以后的西方入侵之前，我们先检讨两个要点：一是中国国内经济成长的程度，以及某些阻止其工业化的制度性约束。第二是，海外中国人——沿海地区——与对外贸易，这两者将有助于中国踏进外面的世界。
第八章
成长而无发展之矛盾
人口上涨
人口增加通常会有贸易上的增加伴随着发生（其实也是贸易增加有利人口增加），两者几乎不可能单独出现。依据西方经验，商业提供了环境条件，工业化才能起步，从而导致科学、工技、企业、运输、通讯、社会变化等等的兴起成长，这一切我们笼统称之为开发。这样的开发在中国并没有发生，至少未曾出现西方那样的规模。黄宗智（Philip C．C。 Huang，1990）等研究者认为，观察中国的时候应当把根据欧洲经验作的假设放在一旁，并且必须放弃亚当·史密斯和卡尔·马克斯等欧洲经济理论学家对这类假设的反应。中国的经济有其特殊的问题。举个例说，中国幅员太广，同一时期在不同地区可能发现迥然不同条件与趋势的证据。
先看欧洲的人口大量增加，起初被归因于工业化。但同期在中国也发生同样情形，而中国并没有类似的工业化产生。估计汉朝中叶公元第二年的时候人口约为六千万，唐朝中期的人口大致也是这个数目。由此可知，一千年间的增增减减的结果只造成总人口的微幅增加。到了宋代，总人口远超过一亿。但元、明两代都有明显下降。十七世纪满清灭明的时候，人口数字显示，在过去六百年间似乎只有很缓慢的增长。
清朝于二八五一年登记全国共有一千万户，每户约有六人。不过我们都知道，各朝的户口数目常有少报的情形。原因在于一行政区的课税额是以人口为标准之一的。所以不论负责收税的机关或百姓，都乐得少报。一九八〇年以前的中国从未作过现代化的真正户口普查，不曾按某个日期记录有关年龄与性别的分布、婚姻状况、迁移等细节的精确数据，以便进行科学化的分析。相反的，中国的户口数据是为了政府的目的而作的登录计算，主旨在查出能够耕田、服徭役、从军、纳赋的人数。政府并未期望人民配合普查，常有整批的人口未登录入册。普查起迄日期各地不一，也没有精准的地图或受过专职训练的统计人员。有不少人口统计根本就是官样文章。例如，河南省在十九世纪大部分时候只以每年增加一千人上报交差。
我们可以推测，一六〇〇年的中国人口接近一亿五千万。明清交替时可能数字有下降。自一七四一年至一八五一年太平天国起事的这个期间，每年数字稳定而大幅上升，从一亿四千三百万人增加到四亿三千二百万人。如果我们接受这个数字，就会遇上中国人口在五十年中（一七九〇——一八四〇）增加一倍的问题。如果我们态度再谨慎些，假设十八世纪初叶的数字较低，一八五〇年只有四亿，又遇另一种情况：在西方接触、对外贸易、工业化等条件能发生较大影响力之前的一百年中，中国人口差不多增加了一倍。
若要解释这骤增的缘故，我们不能往中国社会经常存在的因素上找，而是必须留意在这个时期才开始产生作用的环境条件和混合性的因素。其中之一是，清朝十八世纪的统治期间几乎维持境内完全和平不乱的局面。同时，外贸经广州也有增加，国内运输也有改进。疾病的控制——如以种痘防天花——可能有相当影响，但最重要的因素还是粮食供应。
经济学者面对这许多不可靠的数字，曾以一三六八年以后的六百年中的人口记录，和耕种土地面积与谷类生产量的总数做比较。德魏特·柏金斯（Dwight Perking；1969）假设中国在一四〇〇年间约有八千万人口，依此推断，后来增加到一九六〇年代的七亿之多，原因在于谷类供给稳定成长。而谷类增产量在一四〇〇到一八〇〇年间增加了五至六倍，从一八〇〇至一九六五年间再增加了百分之五十。粮食供给增加，可能一半是因为耕种土地面积增加了，特别是华中和西部省分移入定居的人开垦了新的耕地，另一半则是因为生产力提高了，农民从每块土地能收获更多作物了。
农耕技术的进步有许多形态：其一是不断从南方引入早熟种类的稻子，因此一年能有二期收成。另外又有自美洲引入的玉米、甘薯、花生、烟草等新的作物。以玉米为例，可以在华北的干燥土壤和贫瘠山坡地上生长，可供该地区的食物、燃料、饲料之需，占其可用食物能源的七分之一左右。在沙质土壤中生长的甘薯，比同等面积农地栽种的其它作物提供的食物能源多，在华南稻米区许多地方成为穷人的主食。
资本投入也是促成农业生产力改进的因素，首要的是在灌溉方面的投资。一四〇〇年至一九〇〇年间，灌溉土地面积几乎增加了三倍。此外，农具、耕畜、粪肥的增加都有帮助。人口成长的本身更是最大助力，其成长程度为耕种土地的一半，增加了每块耕地上的工作人手和施灌的粪肥。因此，持续增加的人口从更趋密集的农耕中获得粮食，同时也给予土地更多劳动力和粪料。
从这更广的视角看来，中国在过去六百年间的人口平均每年只有干分之四的成长，大体上不算快。但是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初叶的人口加倍与再加倍，颇类似同期欧洲因马铃薯耕种之推广等因素引发的人口爆炸。近年来，有人臆测，近代早期同时在中国、俄罗斯、欧洲出现的经济人口成长，是地球升温造成的，因为暖和气温延长了栽种作物的季节。这可能是中国的人口经济成长的一个重大原因，但此说仍有待详细探讨，尚不够格成为可然（Probability）。
农村劳力的报酬递减
帝制晚期的中国虽然人口与粮食供应都有极大成长，但平均每个农业劳动者的生产力却下降了。这个现象打击了读孔孟之书的官吏心目中的国之根本。农业一向最受他们关注，还著述了不少为当时模范的农技指南等。不幸的是，这些读书人并不是精于“投入——产出”分析的经济学家。由于农家莫不埋头苦干，大家都疏忽了报酬递减的事实，尤其是稻米耕作的报酬递减。
稻米耕种的技术曾与人口的增加同步稳定前进。一一二八年北宋灭亡后，从华北往南方的迁移增加了，长江流域的人口和稻米耕种同时成长了，土地在人们努力开垦下成为稻田。罗伯·哈特维尔（Robert Hartwell；1982）以实例说明，一一七〇年至一二二五年间，“从太湖到海以及从长江口到浙江北部沿海的可耕土地，几乎全部都是”新筑堤堰或圩田促成的新生地。从浙江至广州的整条东南沿海地带上，新的农地都是以海岸低地筑堤的方式形成的。同时，丘陵地区开垦的梯田也在华南各地增加了稻米栽种面积。
以人力完成的稻米耕作必须有许多恰到好处的因素配合，如：选种、种植间隔、耕土、灌溉、施肥、插秧、锄草、收割、簸谷、晒谷、储谷、运谷，以及售卖。要考虑到的细节很多。技术提高与不懈的努力促成稻米收获量的增加，不亚于其它作物与家庭手工艺。然而，在有充足劳动力可用的情况下，稻米收获的无定量成长并不能永久抵挡报酬递减的定律。
今天来看那些塑造中国许多地方景致的梯田，人在大自然里刻下的层层轮廓线条之美会令观者赞叹，其中呈现昔时投入的人力也会令人敬畏。有经济学眼光的人会估算，这环境中每名农人可能有多高生产力。从等大的农地生产的稻米能提供的热量高于其它作物，这使得稻米自宋代起就是中国人的主食。但种稻的确是需要密集劳力的。
例如，要在耕作中的多层梯田之上再开一层田出来，但凡攀登梯顶去整地、运秧苗上顶层去插、调整灌溉水流、运肥料上顶层去施洒、随时照顾除杂草，以至最后的用手收割，无一不需要额外的劳动力。据赵冈（1986）估计，同样面积的耕地上，中国的劳力密集农耕系统投入的劳动力，是别国的广耕农业所用劳动力的十至二十倍。事实上，种稻的农夫注定了一生劳苦。柏金斯指出，耕地面积随着人口成长而增加，但是新增的田地当然都是得来较不易，而且效用较差的。投注在种稻上的心力转向其它作物或转向非农业的手工艺品生产方面，同样的缺限迟早也会发生。农人付出的劳力渐增之际，获得的产品却愈来愈少。
所谓“人口压力”，指的是有过剩的人口使劳力多于土地，从而使劳力变得廉价。这个术语是概论中国时的一个常用语，不过“人口过剩”乃是经济史学家才能判断的问题，至于这种情况在中国于何时何地严重到什么程度，至今还未有一致定论，相关的主要土地人口统计数字仍在争议中。但有许多事实可以归纳出一个笼统的结论：人口压力确曾延缓了中国的经济与工业成长。
例如，农民因为急欲取得土地，就不断侵占湖泊的面积。据彼得·普杜（Peter Perdue；1987）研究，本世纪内在湖南省洞庭湖周围筑起的堤堰有三处上下，全长约有六千四百五十公里。湖泊面积减少，导致泛滥的水可流出的汇水盆缩小了，因而使洪涝的问题加剧。基士·修帕《R．Keith Schoppa，1989）指出，杭州附近的湘湖历经九百年的填占，终于消失了。
与水争土的背后隐藏的问题是，人与土的比率持续不断恶化。公元四八五年至第八世纪中期的“均田”期间，每户耕地约为八十亩。到了十二世纪，约为二十至三十亩。一九三六年中国每户耕地大约只有三．六亩。有关中国的大量的各种类的统计数字究竟有什么意义，常把研究者搅得头昏脑
涨。不过，人与土地比率的长期每下愈况的含意却是一目了然的。
另一个显示中国农民困境的重要资料是，中国的重大工技成就如丝绸、瓷器、运河水闸、钟表擒纵轮、艉柱舵、印刷术、火药、有犁壁的铁犁，以及曾被李约瑟等人士详实陈述过的其它种种发明，大致都在宋朝截止。以后，既然有充裕的劳动膂力可用，节省劳动力的发明也就不大需要了。赵冈指出，一三一三年间的一本便览中登载的七十七种农业技术发明（如灌溉用的戽水车》，后来的同类文籍并予以重视而收录。
制丝、制茶、织布等农村家庭工业，又有另一条证据可循。宋朝的开封、杭州建为大市以后，直到十九世纪以前，中国再没有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兴起，这似乎颇奇怪。按赵冈所说，部分原因似乎在于工业被“农村化”了。或是如黄宗智所说，是“家庭化”了。也就是说，农村妇女能以低于都市工坊或缫丝厂的成本制成产品。农村妇女在自己家中经营设备简陋而工时长的工厂，以低于可维生的酬劳制造家庭用品和可出售物品。这与其说是资本主义萌发的征候，不如说是农夫因为太小的土地收获不敷用而想出来的补贴之计。手工制品可以拿到宋代渐渐兴起的那种地方市场上去卖，换取额外的收入。这些产品证明农家的赤贫景况，农民的妻子儿女都不得不努力纺织，只为了取得能使他们不致饿死的微薄津贴。
中国人口与生产方面的成长记录，和“贫穷化”（immiseration）——至少某些地区的生活水平下降——的证据能够不相冲突吗？，经济学家目前仍为这个反常现象在争论。若指称在明朝和清朝先后两度达到人口加倍的中国有“人口过多”的现象，似乎是故意忽视证据，因为一九四九年以后又再度成长加倍。其实，问题不在这些人口能不能吃饱肚子并且继续增加下去，而是在能不能维持整体的生活水平不下降。
十九世纪末叶时，这种人口压力引来好几个问题：机器在运输与工业上与廉价的人力竞争，似乎威胁到民众的生计。贫穷即意谓缺乏购买力，缺乏制造成品的市场。机械化与标准化的步伐迟缓，使中国连手工制品的竞争力都受到阻碍——如产茶被印度取而代之，产丝被日本夺去优势。
若按农村劳动力的每人平均生产力来计算，以缠足的人为方式削弱妇女能力的习俗，更加剧了土地的损失。
妇女的从属地位
古代中国妇女的卑下地位，在一切有关家庭制度的著述中都列举过。但是，只提妇女要被嫁出自己的娘家、没有财产、极少受教育，不容易给匆匆看过去的读者鲜明的印象。这点缺憾可以藉专注于极特殊的缠足风俗，达到某种程度的弥补。
我和内人于一九三〇年代初住在北京的四年中，有三件事令我们觉得很不寻常。第一，我们不是中国人，却因为以前外国帝国主义者入侵，使我们享有中国统治阶级上等人的特权。警察不会找我们的麻烦。第二，人力太充裕、太廉价，所以我们最方便的交通工具就是黄包车，在车杠间拉车的是充当马的有高等智慧的人。你叫他快跑，他就会快跑。如果他因为在寒风中跑步流汗而染上咳血，一定会给我们找来替他的人。第三，所有中年和中年以上的妇女都有一双缠过的脚。她们用脚跟笨拙地跺着步子走，就好像脚的前半部被切掉了似的。旅行经过华北各省乡间的时候，我们没见过三十岁以上却未缠过脚的农妇。这三件事都是令人不快的现象——外国人的特权、人力过剩、妇女缠足，却都是中国文化固有的部分。
古时候的中国妇女基本上都是其家庭的产物和财产。迟至近代，社会仍明白表示妇女的从属地位，并且用缠足的风俗予以加强。中国人普遍都避开缠足的话题，以致相关的现代著述极少。研究中国的西方人自然都吸收了中国人对此事的敏感，本性好耙粪的人毕竟不多。然而，缠足曾使几个世纪中的大多数妇女生活蒙上阴影。其所造成的社会的、心灵上的影响，尚需作历史性的评估。但最明白的一点是，农家妇女体力与劳动力的损伤，导致经济上的损失。
有关缠足行为的一项重要事实是，脚并不是停止生长，而是要使脚长成畸形。想象你自己是个小女孩，从五至八岁的年龄起，到十三或十五岁止，在六至十年的长久时期中，也是你的童年与青春生长期里，你的两脚不分日夜地被长条的裹脚布缠着。布条不能放松，这样你的脚才会变成畸形的三寸“金莲”。为了使你的脚在不断挤压下变得再瘦一些，你两脚上的第二至第五趾被向内压到脚板下缠住。如果你试图以正常的方式步行，你全身的重量就压在脚板下面的八个小脚趾的骨头上。好在你不可能这么做，因为，为了使你的脚更短，裹脚布已经把脚趾从前方压到了后方。在不断施压之下，你的脚背已经断了，变得向上弓起。因此只有脚跟后缘可支撑你的体重。就在你的脚背渐渐折断的时候，你的脚跟和脚板前半（跖）也从原来的水平状变成了直立状，脚底对折起来，其间的空隙只够塞一枚银元进去。其后果是，你永远不能跑了，只能用脚后跟很辛苦地走动。就连站立都会感到不适。等你的脚停止生长了，痛感也随之消失。不过，裹脚布仍得缠着，一则是为了支撑你的脚站立，再则是因为缠过的脚是不可爱的东西，畸形得可怖而丑怪，你不可以让任何人看见你拆下裹脚布的脚。
你在生长期让自己受这毫无宽容余地的折磨，理论上应该是欣然乐意的。因为小脚可以帮你觅得好婆家，给娘家赚到好彩礼。小脚是媒人强调的一个重要条件。你母亲自己就是这么过来的，所以要教你照样做。她教导你如何可以不阻碍血液循环，以防止坏疽生脓。教你修剪弯到脚底下的脚趾甲，以免脚部皮肤刺伤。如何天天拆开再缠以保持压力连贯，如何洗脚以除臭味，如何按摩腿部以减轻酸疼，如何穿可爱的小鞋来炫耀你的辛苦成果并吸引男性注意。你嫁人以后，但求生个儿子，整个生活都限制在家务事中。如果你不巧是个侍立在缠了脚的女主人身旁的丫环，她也许会准你倚着墙壁站，以减轻久站的不适。你是的的确确不能跑掉的。此外，你的腿部肌肉长久不用，使你的两腿萎缩成难看的纺锤状。
一八八〇年代的传教士依据耳闻的情事估计，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