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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赖苏联援助，却要支付很高的代价。中共第一次五年计划投资约二百五十亿元，苏联以每年六千万元的额度支持，但这些钱是借贷，不是赠予，必须全数偿还。苏联派来的专家有一万名左右，中国派到苏联受训练的有二万八千人。但是苏联的全部贡献只占中国工业投资的百分之四左右。当然，苏联科技比中国的先进，整体看来苏联的友好关系也具有极重要的价值。
这诸多因素让一九五六年的“第二次五年计划”的策划人得到十分明智的结论，大家都认为，重工业的确该受重视，但是必须农村进步，才能长保城市进步。策划人士又觉得，大规模工厂在内地不如较小规模的工厂效率高。小型的地方工厂尽管科技较不进步，原料和人力却可就地取材，可以降低运输成本，又可以带动乡村的工业化。此外，策划人士也想减少对苏联支持的依赖。最后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农业集体化并没有造成谷类与其它农产品的产量显着增加。政府官僚系统愈扩愈大，似乎已经到了妨碍经济成长的地步，主张减少中央控制的呼声相当强。然而，一九五六年讨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尚未进行到公开宣示的程度，就被一九五八年夏的“大跃进”压倒了。
教育与知识分子
如果知识分子还在扮演指责告诫当政者的儒生，学生还在学校里念古典的、自由开放教材，革命怎能搞得成功呢？．毛泽东没受过很多开明自由派的教育，不过他很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即是：支持政府的知识分子，以及能够触及而且重塑农民大众的教育形式。由于这是他后来吃了败仗的一个领域，我们讨论之前先回顾一下中国的教育经验。
帝制时代，有学问的人几乎全都是要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所以有学问的人一般都是崇尚古典而保守的人。中国文学的大部分成就，是在这个认可社会秩序与中央控制权威的架构之内产生的。在欧洲因为许可宗教寺院庇护权、不同信仰宗派对立、政教分治等情形存在而酿成的多样化，在中国是没有的。学术活动大都留在官方管道之内，像朱熹、王阳明这样的哲学门派创始人，都做过官。
近代中国有两项事实源自这种传统。第一，十九世纪的中国读书人并不轻易就接纳外国观念，改革的进行相当缓慢。其次，旧秩序真正瓦解以后，民族主义弥漫，知识分子不分改革派或反动派，大多一心想要“救中国”，心理上仍以国家政府为取向。
这种取向有其矛盾性。因为从政书生的角色本来就是双重的，一则要执行朝廷的行政，一则要向主政者建言，必要时还得站出来批评朝政。读书人知道是非而且有义务进谏告诫，这种观念已经牢牢嵌入“知行合一”的学说之内了。也就是说，学问应该在行为中体现，而行为应该影响知识。一九一二年“新文化运动”的读书人曾经力主划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实在是革命性的作为。但是一九三一年日本侵华以后，这些读书人都成为官方的顾问或行政主管了。专门批评中国腐化现象的鲁迅，曾经有组成“左翼作家联盟”的实际行动。他鼓励批评与出版，也是以改善社会秩序与国家行政为取向，毫无退出政治的意思。
共党一旦于一九四九年掌权，思想谨慎的必要性就大大增加了。理论上，从革命战争过渡到运作新政府之际，必须把尚武的行为转变成以说服的方式达到革命目标，不再诉诸暴力。进入二十世纪的后半期以后，建立一个现代化政府除了必需工程的经济的知识资源，就连社会科学、历史、文学各方面的人才也是缺一不可。后工业文明的成熟社会里，这些新知识已受到高度重视了。但是毛泽东和共产党却认为，中国最当务之急是重建统一国家的强固中央权势，并且按照马列主义的毛泽东思想改造价值观与社会结构。为了这个目的，共党必须先控制好中国人民的思想与行为。共产党的悲剧在于几乎走不出抓牢控制力这第一步基本要务。
五〇年代初，教育界的教授们有上百人遭受了思想改造。每个人都必须招供过去对资本帝国主义的顺从，表白自己因背叛中国人民的深重罪恶，以及感谢毛主席指导他洗心革面。知名人士的儿女都得公开指谪父亲为反动分子。每一篇招供到了可以过关而告示大众的时候，多是利用出入意表的推理方式说明被旧秩序恶行腐蚀了的被告为什么已经不堪为青年表率。教授们经过这一番羞辱折磨，其公众形象也就毁得一干二净。
五〇年代的知识分子只是思想改造的目标物之一。等思想改造扩大成全国性的运动以后，改以某些理论上的恶行劣迹为攻击目标，再找出一些有此类恶行的人按照固定步骤加以改造。每次运动都是全国一致展开，由地方上的激进分子带头做起来。这些人通常都受上级指示，要揪出一定数额的改造目标。思想改造的斗争大会都是群众规模的，动辄上千人，以便有效发挥杀鸡儆猴的作用。
教育改革的下一步是，制造忠于党路线的学生。由于知识分于从事教职者非常多，整个教育体系变成了一个要彻底翻新重建的领域。中国近代教育政策的三个明显有别的时期中，第一个时期是旧式经典教育期。这个延续到一九〇五年为止的时期，教育了类似英国牛津、剑桥毕业生的通才，造就了见识开阔的行政人才，而非技术专才。第二时期至一九四〇年代为止，造就成功受西方文艺与科学熏陶的新式士人阶级，一般民众只在初步教育的阶段。第三时期从一九四九年开始，也是毛泽东希望能以一般民众为教育政策重心的时期。推广初级学校教育与简易公卫措施，是中共的两项重要成就．按毛泽东的希望，可以利用苏联体系，从小学就开始培养意识型态正确的技术专家。但是，实际的教育制度面前有两条路要走，一是让一般大众受新式教育学专门技术；另一个是培养一个见解开阔的菁英阶级，以取代旧式的从政儒生。然而，以中共的有限资源，哪能同时把两个目标都达成呢？
一九四九年起，中共便开始积极模仿苏联的教育模式。这个模式强调的是，以专才教育培养实用科门的科学人才，其中又以自然科学为首要。因此，中共取消了教会学校和国立大学必备的文艺院系，另外办了二十所工艺学院和二十六所新的工科大学。大约二百所高级教育机构中，只有十三所
是文理学院兼备的综合大学。中共当政初期的这种教育调整，结果是使大多数的毕生转入技术科门，也使以往调教有政治理念而无甚实用技能的科系——尤其是政治系和经济系——人数锐减。换句话说，教育方针的转向主要是把制造适任政府高官的通才教育，改成了制造技术专才的实用教育；共党自有选任高级官员的管道。这样的转向，意在切断文科教育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联。
仿效苏联也包括管制教学计划、教材、教科书。因此，一切专才教育制度都是按中央指示办理。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一个苏联式的“高等教育部”成立了。在庞大的翻译计划下，苏俄的各种专业教科书都有了中文版，俄文中译的书占了出版书籍的三分之一以上。原来以英语为第一外语的教学，也改采俄语。评分数与口试的方式全按苏联通行的模式。遗传学这一门，更是对苏联冒牌学者李森科（P。Lysenko）的非科学性观念唯唯诺诺，徒然白忙了一场。
国民政府时期和共党“边区”留下的旧系统，与苏联模式合组的教育制度，尚有许多仍未解决的问题。例如，在西方国家受过高深教育归国的人，现在虽然都是教授，却得为了适应共党统治而重新受训调整。虽然教授们都是五〇年代思想改造的头号目标，事实上，任教职的人大体上都没有采纳共党的方式和观点。教员们的民主社会主义成分多些，极权共产主义的成分较少。
教员即便受过思想改造，而且有心接受新的革命思想，却遭到了教育标准的难题。共党希望加紧制造工农阶级的知识分子，教授们却发现，最优秀的学生还是有教育背景家庭的于弟，只受过两、三年教育的工农阶级根本达不到上大学的水平。政府虽然鼓励乡村民办学校，但是要让这种学校衔接上新式高等教育的水平却不可能。由于民众教育是由未受过多少教育的党员指导办理，想要达到大学水平的希望渺茫。
重要的是，中国的高等教育数量一直有限。一九四九年以前，人口有四亿的中国每年只有十八万五千名大学毕业生。以后，人口迅速增加，受过高等教育者占的比例并没有扩大，大学毕业的人仍然只占全国的百分之一。人才这么少，如何能建立现代化的国家？五〇年代渐渐过去，每村皆设民办学校的目标不得不放弃了。中学毕业而等着进大专院校的人不宜太多，万一造成一批职业不符其志向的知识分子阶层，反而无益。
简而言之，中国人还没摆脱劳力的大众与劳心的有权阶级二分法的观念，中学毕业生认为不挤入白领阶级乃是丢脸的事。一九五六年间，大学生之中工农出身者只占三分之一。教育的革命虽然已经展开，距离完成或成功却还远得很。除了教育之外，还有苏联的不当经济开发模式，一同为下一个争取知识分子支持的革命阶段作好准备。
毛泽东先说了知识分子的作用是革命不可或缺的前提，“我们没有他们不成。”他在一九五六年初的立场是，农民和工人渐渐合并为一个阶级，工农都成了党员，同样的过程也适用于知识分子。工人、农人、读书人都付出劳力，所以都是同一个无产阶级的分子。阶级斗争要停息了。这是邓小平的看法，此时的邓是毛的忠心追随者，也是共党的总书记。有证据显示，一九五六年初的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当然是专精人士，但想法是够“红”的。
此时的共党领导人在于知识分子对党的价值方面，有两派分歧的看法。一部分人觉得共党藉统一战线的策略已经加大了影响力，建立了与非党员的知识分子的共同立足点，这些知识分子曾与党合作，有的后来人了党。知识分子人数虽少，对于共党以文艺影响民众以及各种行政技术建设方面，都有很大功劳。共党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都认为，应该继续努力把非党员的知识分子人才拉过来与党合作，党也该配合他们的需求。可是，像刘少奇、北京市长彭真之类的强硬路线组织者，却执意要不计任何代价促成党的统一与唯一正统地位。
这个议题在一九五六至五七年的“百花运动”被提了出来。所谓“百花”，是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一九五六年五月起，党敦促知识分子就改善其工作环境条件（如有更多外国书刊可读、多一点余暇、扩大活动范围）发表意见，并且放胆批评态度盛气凌人的党干部。毛泽东估量，总共不超过五百万的知识分子——中学毕业以上程度者，有低于百分之三的人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有敌意。因此，“百花”对党的官僚作风的批评，应该是有建设性的，是代表人民中“无敌对意识的矛盾”，在完全效忠党体系的前提下是有商榷余地的。
中国知识分子很清楚，伸出脖子是会挨一刀的。所以第一年中什么话都没说。到了一九五七年五月，他们开始批评共党政府了，而且态度愈来愈凶，其基本前提、办事作风、教条全都成了箭靶。五星期之内，“百花齐放”就被勒令停止了。
反右派斗争，一九五七——一九五八
“百花齐放”一旦显露了知识分子对共党政府不再抱有幻想的态度，毛泽东便以一九五七年六月开始的反右派运动来惩治顽强的知识分子。这时候也在进行党员整肃行动，因为有太多共党官僚已经变得疏懒而追逐私利。有的党员甚至和不可靠的知识分子往来，知识分子心理却没有变“红”的意思。因此，这两种不听话的人可以摆在一起斗争。
中国历代的皇帝偶尔也会开放言路，但是听到的话往往比他们预期的多。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听到批评言论之后，既惊且怒。不过他们随即反攻，把知识分子和一些党员当作反右斗争的目标。这一回，有大约三十万至七十万的技术专业人员被革了职，并且被扣上难以翻身的“右派”大帽子，变成了人民的敌人。其后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如被砍了脑袋，原已不足的可用人才动不起来了。身为共党总书记的邓小平是右派斗争运动的积极角色。
一直到一九五七年，有两类人在中共政府里稳居领导人地位。第一类是非共产党员的民主自由派爱国者，其中有些人是留在大陆未撤走的，有的还是从外国回来服务祖国者。第二类是一九四九年以前被共党派到大后方工作的“外派干部”。成立新政府所需的经验、世界观、才智，这两类人具备的较多。以自由派人士身分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外派干部会怀有自由派情操，乃是意料中事。他们理想中的革命运动是要解放人民，不是要控制人民。抱这种理想的人，一定会在革命成功之后吃苦头。我们看一看这两类人竟然有数以万计者成为右派斗争的目标，就可明白革命运动已经在吞噬革命斗士了。
一九五七年间，城市和乡村都出现新的掌权群众。这些由工人农人组成的团体，教育程度低，对外在世界一无所知，而且患有恐外症和仇恨知识分子症。试图了解斗争运动详情的人，不妨把它看成新的夺权势力——爱德华·弗里德曼称他们是“基本教义派”（fundamentalists）——与思想新派的统治菁英残余分子之争，而前者决心要把后者消灭根除，即便后者的专精技术对新政权有一定的贡献。共党内的这一股新的掌权群众藐视学识，对于中国求现代化的问题近乎茫然，遇上可以大干一场的机会，却能够施出残酷狂热的破坏手段。
共党容许这种人占上风，可见其领导人对于现代世界无知到了什么程度。建设国家发展经济都是必需高等教育人才的，共党却把中国知识阶层的这么一大部分牺牲掉，跑去站在“基本教义派”那边，这不但愚蠢，而且贻害无穷。从结构上看，一向存在的权势与学识问的均势被破坏了。如十七世纪的清圣祖康熙皇帝的文武并重，就是明白文武均势个中道理的实例。我们可以说，毛泽东一行如果善加利用有学问、有技术的知识分子为辅，那些接二连三犯下的大错也就不致发生了。一九五七年乃是中国“迷失的二十年”的第一年，因为从这一年起，爱国的人才都变得无用，白白搁着不能为国家发展效力。后来的人用“迷失的十年”指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其实这十年只是一九五七年开始的历史之延续。
“百花齐放”既已表明知识分子的忠诚有问题，毛泽东想到了下一步，要调教无产阶级好出身的人成为忠心为党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如果才能和阶级出身有了矛盾，还是阶级出身更重要。毛还警告知识分子，他们只是被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用来教行下一代的，不要妄想抱持与党不一致的思想。
中国的统治者自古以来就期望其追随者表现绝对的忠诚，优先程度要和子女对父母的孝心一样。如果说毛泽东因为对知识分子信任落空而感到失了颜面，根本还未搔到他的动机的表皮。从一九五七年起，毛就一直与知识分于势不两立，鄙夷地指他们只是玩弄文字的人，又有些恐惧地视他们为不听管柬的人。这种态度使他说出许多言过其实的荒诞之语，例如，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人，所有伟大的知识性成就都是教育程度较低的青年做出来的，崇拜科技是一种迷信。如此一来，他退回了当初发迹的根源，也就是，中国黎民百姓是智慧的泉源，也是未来的希望。
第十九章
大跃进（一九五八——一九六〇）
背景因素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问，有大约两、三千万人因为中国共产党施行的政策而死于营养不良与饥馑。这是人世最大的浩劫之一。“大跃进”虽然直接归因于毛主席，却也表达了几百万人的热情。大错是怎么铸成的？
我们寻找因素时，先从中国遗产的某些残余开始看。第一，政府当局对于乡村百姓有毫无争议的控制权威。中国社会的阶级二分法——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经理人与生产者，此刻可以在共党领导人手上作空前密集的发挥。他们在延安已经发展成功打动人心的方法，一旦制定了斯大林主义的控制经济体系，就可以真正把农民差遣得团团转了。
中央的所有指令都得靠地方来实行。按中国固有惯例，地方的士气和效忠度都是施政成果的重要决定因素。共党的激进分子现在大致已经承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