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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方面也可以达致类似的结论。把「太学」（公元前一二四年成立，延续至南宋时代）翻译成「国立大学」，或是称「国子监」（宋代至清代设置）为「教育理事会」，也许都嫌过分了。这类专注于四书五经研究的机构，倒不如称之为「教导灌输中心」。实际情形是，皇权、经书、学者都被认为是构成统治机制的相关层面。
第3章
佛教时代的再统一
分裂
汉朝统一局面解体之际，公元第一世纪中期已经自印度传人中国的佛教信仰得到了信徒，而御用的儒家学问也于此时渐渐衰微。和罗马帝国情形一样，汉帝国崩溃时有野蛮行为和宗教伴随。但是结果却不同。
汉朝衰亡的历程与一般无甚两样：是地方坐大而消蚀了中央势力。朝廷的积弱原因很多，如连续多位皇帝昏庸、外戚干政、宦官夺权，以及朝中党派之争。偏袒私人与腐败政风导致的后果是：无能的人居要职、百姓受压榨剥削、商贾豪门的利益受忽视、中央军力变弱。中央既弱，地方上豪门世族的势力却变强了，这些大族有地产、有城邑，在城邑中还有自己的工商业。强弱相互作用下，华北一个胡人出身的大族与其家将扈从发动的叛乱，终于导致汉朝于公元二二○年被篡的下场。
地方作乱发生期间，有两种进展后来将导致中国南北长达三世纪以上的分裂。其一是游牧民族不断流入华北。另一者（也可说是前者的后果）即是，汉族百姓往比较温暖而肥沃的长江流域南移。这为后来两个较小的王朝一南一北并存的局面奠下了基础。自属于三国时代的公元二二○～二六五年开始，中间曾经过公元二八○～三○四年的短暂统一，继于公元三一七～五八九年间相继出现于长江以南的那些王朝合称六朝，北方则在战乱频仍中先后出现十六个国家。
北方的主要外患不再是突厥语系的匈奴人，匈奴的结盟此时已经解散。继之而起的是蒙古族前身的鲜卑人，在西边的甘肃和东边的河北与山东建立了国家。这些文明度较低的入侵者并没有将当地的中国文化「胡化」，反而迅速模仿中国贵族的服饰，和当地汉人通婚，建立中国式的朝廷。其中最为杰出的一位英主乃是建立北魏（公元三八六～五三五）的拓跋珪。北魏原本建都山西北部的大同，后来（征服并统一华北之后）迁都黄河以南的洛阳，这儿也是以前东汉的都城。崇信佛教与在大同、洛阳两都附近制作石雕刻，都是北魏相当重要的文化贡献。
佛教不仅在北朝迅速广布，在南方的六朝也很普及。五、六世纪佛教在中国昌盛的时代，儒家思想陷于晦暗，佛教思想以及佛教艺术由是对于南北的中国文化都产生了极深的影响。
佛教的教理
佛陀可能于公元前六世纪时生于尼泊尔，本来是贵族，却舍弃了王宫的锦衣玉食，从冥想之中悟出法轮的大道理，亦即是轮回之说。这也可以称为「起源赖他」（dependent origination）的一种生命哲学：万物皆受连续关系之中其它事物的制约，所以人生的烦恼其实是受某些条件左右的，排除了这些条件，才可能解除烦恼。因此，欲望——最后终将导致痛苦——是受感官制激之乐牵引而生，而感官之乐又因六根而生。佛教的目的因而成为：要切断将人缚于激情、欲望、爱慕的制约连锁。依据此一前提——烦恼是制约而生的，而制约条件可以消灭，早期佛教徒发展出许多理论学说。
现今特别令人产生兴趣的一种佛学观念是「根本现象」（dharma）之说。这其实也就是元素论或原子论，认为物体不是本身实有，而是由其组成部分集合而成。佛家高僧相信，人只是许许多多部分——或现象——组合成的；并没有人格、灵魂、自我。「现象」有多种类型，有的属于形与质，有的属于感受，有的属于心智活动方面。总归起来，可以解释经验，构成无我观念的基础。这正是佛教徒追求的解脱烦恼之途。既然经验的组成元素都可以剖析为在时空上不相干、不连贯、分离独立的，确实认清这个真理以后，便可以消除自我的幻象而从法轮中解脱。不论称之为「逃避」或「觉悟」，这种境界一直是世界各地的神秘主义者所追求的，也是中古时期中国人渴盼的。
大乘佛教从印度北部传入远东的时候，其古老教义已经大有改变，因而更容易吸引一般大众入门。新发展的理念之一是，可以祷念已经得道却留在人世中救助他人的菩萨，求其慈悲救度。最具代表性的即是象征慈悲之心的观世音菩萨，其次便是阿弥陀佛。靠得道者之力使他人得救的想法，凭借的是功德可以转移之说。另一个与此并行的观念是行善，这个观念既补充了原始佛教的不足，也使得佛教在中国和日本成为比较积极的社会力量。
大乘教派也发展出一种自身验证的教义，称之为涅盘，以为佛教徒终身修持全力以赴的境界。但佛陀认为这种境界只能意会，所以未作解说。
佛教的教理载于大部的佛经之中。中国最初的佛僧们的主要任务便是翻译《吠陀》经，面对了极大的语文与知识上的难题——如何将多音节的、有繁复字形变化的、和英文等印欧语系文字一样用字母排列的梵文，译成单音节的、无字形变化的、表意文字的汉文？又该如何用简短具体的汉字传达印度神秘主义的丰富想象与抽象意念？
早期佛僧为了将一种新的异国思想转换成中国人能懂的词语，遭遇了以后历代传播外国思想者遭遇的同样困难：中国字都已有了固定意义，该如何选字来用，才能够在赋予新的含意时不让本来的字义不知不觉改了新的用义，把它中国化了？以「道」字为例，在道家儒家学说中都是常用到的，转入佛家可以用于「道法」、「道行」、「修道」、「悟道」等语。而道家的「无为」，又可以用于表达涅盘极乐的境界。假如这类用法未曾把本义冲淡的话，至少已将意义搅混了。
外国来的抽象观念改用中文字表达时，几乎都免不了被中国化。除此之外，异于常俗和扰乱社会的价值观也不会被采纳。赖特（1959）指出：「佛教给予妇女与母亲的比较高的地位，在早期的译经中都改了。例如，『丈夫支持妻子』改成『丈夫支配妻子』，『妻子慰藉丈夫』改为『妻子敬畏丈夫。』」
在第四世纪以至后来，华北的异族入侵者接受了佛教。部分原因在于佛教和他们自己一样，在他们正着手接管的旧秩序中都是外来者，佛教僧尼可以和他们合力教导人民顺服。对于逃到南方去的上层阶级汉人而言，佛教又可以为旧社会的崩溃提出有达练知性与符合美学的解释与安慰。在这样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里，帝王和百姓都想从宗教中获得救赎。这个时代也留给后世伟大的艺术品、雕刻、石窟佛龛。若以当时佛僧与佛寺的社会角色、宗派的繁衍、政教关系与后来中古欧洲基督教做比较研究，更可以有丰硕收获。例如，佛寺和基督教修道院一样曾是旅人的收容所、逃难者的庇护处、慈善救济的源头。佛寺佛僧也变成大地主，在政府中担任类似大臣的职务。
经过早期的借用、适应过程以后，佛教在中国步入了普及与独立发展的阶段。中国本土的佛教受了道教的影响，而且也影响了道教。其相互影响的程度有多深，至今仍无定论。投合中国人需要的新宗派在中国一一兴起，透过东方艺术而最令西方人耳熟能详的是即是主张藉默坐静思达到顿悟的禅宗。至于印度佛教、胡人侵入、本土道教，以及中国佛教萌芽、兴盛、衰微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相关的论着已十分多了，不再赘述。
隋唐的再统一
在分裂时期中，由于缺乏中央正统，泰半以南京为都城的南方六朝以及北方的十六国，都因而发生变迁与改革。佛教和道教都启发了画家、哲学家、著述家。史学著述方面的成绩尤其可观。
隋唐的三百余年（公元五八九～九○七）终于建立了汉代开发的统一理想。华北遭到游牧民族入侵的蹂躏之际，华南长江沿岸却在比较和平的条件下繁荣起来。公元二年，汉朝估计的六千万人口（多居于华北；见地图10）数目减少了，但是汉人的南迁也开始转移中国的重心所在（见地图10与11）。到了近代，华南的人口增至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不过在第六至第十世纪期间，中国人主要还是居于容易成为一体的华北平原上，境内共有二十个左右的州，每州约十万户（人口大约五十万上下）。马克·艾尔文（Mark Elvin）曾指出，罗马帝国就是「明显欠缺类似的团结一体的主要大区」（见Bluden & Elvin，1983）。华北的中央架势与大量人口便是统一的要素，谁能控制这个区域，就能相当轻易使其它地区——包括华南——就范。
隋唐两代的创建主，都曾与汉化的胡人家族通婚。这些胡人都已成为华北的贵族，主要居于现今山西省境内，以及从渭水河谷到华北平原的古代京畿地区。与周、秦时代的情况相同的是，这片西北地区学会了游牧民族的矫健战斗力。汉人从草原上的牧骑者那儿得来骑兵用的马、跨骑需要穿的长裤、马鞍、马蹬、挽具，以及后来的马轭，这些继而又被西方人模仿学去。早在隋唐未统一中国以前，这些家族已经与中亚地区有密切而影响深远的贸易外交关系了。
隋朝王室是有胡人血统的杨氏家族，家业在古时周都长安与汉都洛阳之间。唐代开国皇帝也是突厥武将出身的贵族李氏的后裔。这般贵族武官与汉人通婚，也彼此结亲，形成能够担当征服统治大任的庞大同源的领袖集团。华北的游牧民族君主都刻意实行汉人习俗，包括语文、衣着、政府制度，致使其胡汉混合的国家在历史记录中看来像是中国正统。
隋室于公元五八一年称帝的时候，十六国的末期已经统一了华北。隋文帝迅速颁布了有五百条目的新法，整顿了地方政府，并且沿用了多种旧制。其中之一是「均田制」，按此制每年要授给成年男丁一定亩数的可耕地。其它续行的旧制有多户共责、府兵制、边疆兵农合一屯垦。整合了的官僚体系带来了税赋所得；调节谷价的谷仓于收成过量时储谷，再于粮食不足时贱价卖出。在此同时，佛寺渐渐成为势力愈来愈强的大地主。皇帝笃信佛教的结果是造成一个「帝制的佛教」（imperial Buddhism）（此乃赖特语）。
隋室平南朝之战并未造成很大破坏。第二位皇帝——隋炀帝因而得以大肆动员人力物力从事许多工程。其中之一是将大运河延长，从杭州往北过了长江而抵扬州，再往西北开至洛阳（见地图16）。到公元六○九年，已经开凿到深入内陆，并且朝东北方向的天津和北京推进。经由各地的河流湖泊，平底驳船可以将长江下游的粮食货品运到华北，既可补给边疆，又可供应京城。极大的贮粮谷仓于是兴建（每仓可贮粮三千三百万蒲式耳，将近十二亿升）。
好大喜功的皇帝当朝，造成过度的精力爆发。这种情形使人将隋炀帝和秦始皇这两位在位期甚短的皇帝相提并论，两人都是做得过了头。炀帝为了伐高丽而耗尽自己的资源，虽然获胜，却促成骚乱四起，终至丧失「天命」。
唐代的开国君主谨慎多了。继承的隋室基业包括占地七十余平方公里的京城长安，以及第二京城洛阳。唐朝不像汉朝那样朝中大小事和全国性的事务由同样的行政部门负责，而是依隋制设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这个部制以后一直沿用到了二十世纪。另外还设置谏官负责监察官员，甚至可以规诫皇帝的言行，同时也有了初期的考试制度。
唐太宗时，大军向各方出击，击败了高丽，往南扩张到越南。更重要的是将唐的势力推入中亚地区，终于在帕米尔以西设州而治（见地图9）。唐朝势力越过绿洲，往丝路上的商贸重镇伸展，打开了与西亚地区增加接触之途。唐都长安因此变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欧亚大陆上的一个活动中心。公元六○○至九○○年间的任何一个西方都城，在规模气势上都不能与之相比。
唐代的艺术文学成就并不亚于其武功。唐诗变成了以后世代的典范。唐代的蓬勃创造力，也使得社会风气较开放，都市生活纳入了来自日本、高丽、越南、波斯，以及西亚各地来的外国人。佛教令唐代承袭自汉的文化多了一分特色。东南的新兴国家无一不模仿唐制。
佛教与政府
佛教在中国的角色与基督教在欧洲的角色相比之下，在政治处境方面出现明显的不同。唐室重振了中央权威之后，儒家思想在佛教影响之下渐渐恢复元气，给予强势政府支持。佛教势力后来则被朝廷官员压制住。
佛教顺应中国习俗的作风十分明显，教育方面便是一个例子。艾瑞克·祖尔克（Eric Zürcher，1959）指出，佛家和儒家一样注重行为端正。初入门的佛弟子必须牢记无数条行为规律，时时刻刻慎防邪行、欲望、贪念。又必须守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佛家弟子——包括出家人和在家信徒——都要遵守许许多多誓戒。此外，还应做善事发慈悲（此乃宋代以及后来儒士所说的「乡约」——同乡之人共守的规约——背景中的一个条件，后章将详论）。
大约公元五○○至八五○年佛教盛行中国的期间，佛教并未削弱政府独控政治社会秩序的权威。高雅文化仍然由俗家士人阶级主导，也就是说，佛门信徒被严格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直到第六世纪，佛教徒才形成祖尔克所说的「次要的菁英集团」（secondary elite）。仕宦家族有人出家为僧的情形较属例外，因为佛教徒整个是与外在社会分离的。佛教社群自称是独立自主的，不受政府管制，不纳税赋。其中不乏女性成员。这种自主形态迟早会使佛教成为威胁政府的力量。
唐代的做法趋向于藉行政部门的管理、颁授位衔、买卖度牒、编纂佛经、实施僧人考试选才制度等方法，将佛教僚属化。僧侣要经过严格的修持读经训练才能获得度牒。僧人资格的考试和儒家五经考试一样由礼部主持。在佛寺中受教育也得研读四书五经。教导僧侣课业的佛寺院，其实颇似宋代国子监和太学的先驱。因此，直至公元八四五年受镇压之前，佛教始终在教育措施上受到先占上风的儒家思想的约制。不过，佛教后来又对一般称为「新儒学」的理学产生间接的影响。
佛教对于政治传统的打搅微乎其微，所以唐代政府要削减佛寺的经济势力比较不困难。几次迫害佛教徒——特别是第九世纪的，目的不外是要防止佛寺拥有太多地产，以便课征土地的税赋。中古时期的中国却从未发生过西方那样的政教争权，不论佛教或道教，都未能脱离政府管辖而独立。僧道寺庙都是权力组织分散，仰赖地方的赡养，却欠缺有系统组织的俗家信众，也没有任何全国性的行政管理，在政治性事务上处于被动。
道教观院——不包括道学思想家和炼丹术士——也和佛教的情形一样，广建宏伟的道观，派别众多，却未能建立起俗世化的组织。道教观庙始终只是各不相关的单独体，配合民间信仰而生存。从本质上看，道教便无力成为中国政治中一股强大而有组织的力量：它呈现的是个人信仰范畴中，儒家思想以外的另一条路，却把实践信仰的空间全都让给了儒家。
从另一方面看，道教藉其发展历史悠久的炼丹术，从追求生理上的不朽与较实际的炼金两方面，对中国科技大有贡献。道士们做生理实验化学实验调制不死药，并且寻找药草，汇集成功现今世人仍在参考的药典。炼丹术则促成了制瓷、染色、合金等工技，并且导致罗盘、火药等在中国发明。道士的许多成就，按李约瑟说，是「原始科学（protoscience），而不是伪科学（pseudoscience）」。
唐朝之衰亡
唐代的第三位皇帝是个软弱无能之人。他的皇后武氏却能以长补短，先后藉皇帝之名、她继立幼主之名、以及她改朝亲自称帝之力，操控贵族势力达半世纪之久（约公元六五四～七○五）。武则天是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是极有才干而懂权术的政治家，但是她为巩固权力而使出的谋杀等不正当手段，却在男性臣僚中换来骂名。她的手段也造成冗员过多和种种腐败行径。公元六五七年间，唐朝政府治理大约五千万的人口只用了一万三千五百名官员。选自足农为兵的府兵制，令农兵在各府服劳役，减少了政府养兵的费用。政府为了使农民有田而独立，按均田制定期按户口重新授田。唐太宗是天天与佐臣们亲自理事的，在武后操纵下，皇权变得遥远、阴谋、专断。她打破了西北地区大族的势力，让华北平原有较多机会发言。进士科考出身的人渐渐成为官吏之中一个小的新贵集团。她的功与过至今仍是争议的题目。
玄宗一朝（公元七一三～七五五）是唐代的盛世，但是衰象也在不断累积。首先，便是军事的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