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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派国家:美国为什么独一无二-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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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aniel Yergin and Joseph Stanislaw,The manding Heights:The Battl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place That Is Remaking the Moden World(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8),p.300。

'2'捷克电视台的采访,采访记录于2002年11月19日发表,参见。whitehouse。gov。

'3'“Views of a Changing World 2003:War with Iraq Further Divides Global Publics,”Th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June 3,2003.

'4'Ibid.,p.29.

'5'Transatlantic Trends 2003:A Project of 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agnia di San Paulo,pp.4~5.

'6'Andrew Gimson,“A Sad Case of Schadenfreude,”The Spectator,September 13,2003.

'7'采访泰德·克普尔(Ted Koppel),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夜线节目,1998年2月18日。

'8'Clyde Prestowitz,Rogue Nation(New York:Basic Books,2003),p.212.

'9'小布什2002年4月18日的演讲。

'10'Philip Gordon,“Bridging the Atlantic Divide,”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 2003,p.77.

'11'巴黎国际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Research)的皮埃尔·哈斯纳尔(Pierre Hassner),引自J.F.O.McAllister,“Made at America,”Time,January 20,2003,p.23。

'12'Dean Rally in Falls Church,Virginia,August 23,2003.

'13'“Will a Quartet of EuroEnthusiasts Undermine NATO?”Economist,May 3,2003.

'14'Robert Kagan,“Power and Weakness,”Policy Review,June/July 2002.

'15'Transatlantic Trends 2003,p.14.

'16'“A Tale of Two Bellies,”Economist,August 24,2002.

'17'Allensbach Opinion Research Institute,2002,引自John Parker,“Survey of America,”Economist,November 8,2003。

'18'“Views of a Changing World 2003.”

'19'BernardHenri Lévy,“A Passage to Europe,”Time,August 10,2003.

'20'参见//。ojp。usdoj。gov/bjs/abstract/piuspo1。htm。

'21'James A.Morone,Hellfire Nation:The Politics of Sin in American Histo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460.

'22'Ibid.,p.461.

'23'“A Stigma that Never Fades,”Economist,August 10,2002.

'24'“Jesse Jackson's Wrong Target,”Economist,November 25,1999.

'25'“The Military Balance 2003—2004,”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2003.

'26'两个数字都是引自“Tale of Two Legacies,”Economist,Christmas Special,December 21,2002。

'27'David Frum,The Right Man:The Surprise Presidency of Gee W.Bush(New York:Random House,2003),p.33.

'28'Milton Friedman,“Tax Cuts  Smaller Government,”Wall Street Journal Europe, January 20,2003,p.A12.

'29'“Views of a Changing World 2003.”

'30'Jason De Parle,“As Rules on Welfare Tighten,Its Recipients Gain in Stature,”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1,1999.

'31'这位有争议的艺人是(黑人说唱歌手)“50美分”(50 Cent)。

'32'Paul Krugman,“For Richer,”New York Times,October 20,2002.

'33'“Do You Like Your Class War Shaken or Stirred,Sir?”Economist,September 4,2003.

'34'Ibid.

'35'Ibid.

'36'Hendrik Hertzberg,“Dividends,”Talk of the Town,New Yorker,January 20,2003,pp.29~30.

'37'Cynthia Tucker,“Making Abortion Safe,Legal and Rare,”San Francisco Chronicle,January 22,1993.

'38'Bill Kristol,“On the Future of Conservatism,”mentary,February 1997.

'39'Morone,Hellfire Nation,pp.22~23.

'40'John Parker,“Survey of America,”Economist,November 8,2003,p.11.

'41'I Thessalonians 4:16~17.

'42'Parker,“Survey of America,”p.11.

'43'Christopher Caldwell,“No,Europe Needs to Get Real,”Time,January 20,2003.

(1)克林顿总统于1994年签署的加利福尼亚州《暴力犯罪控制与执法法案》(The Violent Crime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Act of 1994)规定,一位触犯联邦暴力犯罪的被告,如果先前曾触犯两项10年以上的暴力犯罪,或者同时触犯暴力与毒品犯罪,则必受到终身监禁的惩罚。此即俗称的“三振出局法案”。——译者注

(2)Laura Norder这个名字易被美国南方人读成“law and order”,即“法律与秩序”。——译者注

(3)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得1942年提出“创造性破坏”的理念,即将原始生产要素重新排列组合为新的生产方式,以求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经济过程。——译者注

(4)说唱歌手50 Cent的歌。——译者注





第十三章

建国伊始:美国例外论的根源



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时间相对较短,而美国例外的保守主义则要回溯到美国诞生之初。一直以来,美国就具有保守主义的天性——对国家权力的怀疑、对商业的热情以及笃信宗教。美国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对自己那种与生俱来的保守主义感觉良好,以至于不需要发起一场保守主义运动来表明它的原则或使敌人烦躁不安。

美国的血液中浸透着保守主义思想,这或许会使某些人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美国难道不是由启蒙运动催生的国家吗?它难道不是世界上第一个“新的国家”吗?它不正好是一个年轻国家的样板吗?难道它不是“激进派的乌托邦和保守派的巴别塔”吗?'1'美国深思熟虑地扫除了旧世界的君主政治、贵族统治和国家教会,并保障人民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个新共和国在诞生之初的几十年里站在革命的法国一边,反抗旧世界那些沆瀣一气的大国。事实上,当法国的革命者猛攻象征古代专制主义和压迫的巴士底狱的时候,法国将军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将巴士底狱的钥匙送给了乔治·华盛顿。

毫无疑问,美国的保守主义是一种例外的保守主义——一种具有前瞻性的商业共和国保守主义,而非老欧洲反动的托利主义。即便如此,它还是属于保守主义。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家,但它也是一个正在走下坡路的年轻国家;美国是革命的产物,而这场革命也不同于法国的革命。建国伊始,美国社会中就存在一些因素——包括宗教狂热和资本主义因素,甚至还包括地理因素——能阻止任何滑向左倾的可能性。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从未有过左派政府的发达国家。


岁月虽经年,心依旧年轻


我们先从美国不再被认为是一个真正“年轻”的国家这一看法开始讨论。当然,在美国特别缺乏古城堡(chateaux)和古宫殿(schlossen)[尽管它并不缺乏更近代的类似的城堡和宫殿(McChateaux and McSchlossen)],但是,这几乎不能成为其年轻的实质性证明。最早的定居者来到这片土地的时候,詹姆斯一世还在王位上,而英格兰也还未变成不列颠。在查理一世被处死之前,创立于1636年的哈佛大学向伽利略提供了一个教席。在德国和意大利(被认为是老欧洲的一部分)统一前100年,《独立宣言》就已经签署了。波士顿和华盛顿的历史中心给人感觉同许多欧洲的都城一样悠久(在某种程度上说,甚至还要更悠久,因为它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未遭受轰炸)。在满怀羡慕的美国人心目中,许多把不列颠界定为一个古老国家的传统——如帝国的盛况和命运、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圣诞礼仪、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的猎鹿帽——都是在美国的宪法成文一个世纪之后出现的。奥斯卡·王尔德(Osacr Wilde)一个世纪之前就曾一语双关地说道:“美国的青春是其最古老的传统,它到今天已经历时300年了。”

美国拥有最古老的宪政制度,就这一点而言,美国有足够的理由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2'美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共和国,拥有最古老的民主和联邦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成文宪法(1787年),民主党有足够的理由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政党。1789年以来,法国历经了5个共和国,更不用说其间还有君主制、帝国、五人执政团、执政官和通敌卖国的法西斯独裁统治。英国新工党彻底修改了英国立宪政体中最古老的组成部分之一的上议院。但是美国只对它的宪政安排稍稍做了一点修补,如让选民而不再是州立法机构来选举联邦参议员。即便是废除奴隶制的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目的也是迫使美国实践其宪法中最初的理想,而不是要背离那些理想。

在今天的生活中,人们永远可以感觉到过去的存在。美国人总是根据那一群身穿及膝短裤、头戴扑粉假发的绅士的设计来做重大决定,如妇女能否堕胎或孩子是否要在学校祈祷。政治家很乐意把自己说成是杰斐逊派和汉密尔顿派,即便是网络自由意志论者——很难说他们是最关心历史的人——也把自己描述为“带笔记本电脑的杰斐逊派”。除内战后为解决所有美国人平等问题的修正案外,美国宪法与当时开国者的想法非常一致——建立一种复杂的制衡制度,以防止未来出现一个乔治三世。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J.布尔斯廷(Daniel J.Boorstin)在1953年回望历史时评述道:“即便违背我们的意志,历史也使我们适合去理解保守主义的含义,我们已经成为历史连续性的榜样,成为使成就与过去连接在一起的榜样,这些成就源于使制度能够适合某一特定的时代和某个特定的地方。”'3'

确实,美国过去的历史曾被19世纪最血腥的冲突内战中断。但美国内战在许多方面却非常保守。双方都大声宣称自己是在保卫宪法。北方捍卫的是联邦制,后来捍卫作为宪法灵魂的个人平等的观点;南方捍卫的则是同一部宪法所保证的州权。美国异乎寻常地避免了欧洲常见的那一类扫除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革命战争。

美国人紧紧抓住历史和传统不放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不像德国人或日本人,不必埋葬自己的过去。他们精力充沛地庆祝阵亡将士纪念日和美国独立日,定期使有关建国之父的书籍攀上畅销书榜的榜首,建立历史协会来重现美国内战,成群结队忠贞不渝地来到那些伟大的纪念碑前。国会山上总是有很多学童,到这里来接受对美国宪法表示敬意的教育。(要是一位意大利教师如此崇敬地说到意大利的宪法,那是无法想象的。)美国最受欢迎的一档儿童电视节目是《自由之子》(Liberty's Kids),它反复向孩子们亲切讲述美国革命的英雄事迹。

但是由于美国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新的国家,因此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像英国和法国那样狂热地推陈出新。他们没有用气势逼人的新建筑来损毁华盛顿的旧貌,就像现代主义者感觉需要使伦敦翻新一样。欧洲的许多地方给人的印象分成两派:“旧派”怀疑一切新的东西,目前在英国正快速上升的“新派”则痛恨旧世界,并且认为新奇事物本身就是优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老欧洲现正投身于创造一个新欧洲的激进实验中。《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尚未长大成为少年,共同货币才刚走出襁褓,一部新宪法正处于辩论之中,2004年有10个新成员入盟,人们的话题是创建共同外交政策。在美国,除了一部分激进的边缘人群以外,所有人都对美国的宪政安排感到满意。


一场保守主义革命


美国这场革命有多保守?一开始,我们必须承认,那显然是一场革命。就像戈登·伍德(Gordon Wood)在他1993年的《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一书中表明的那样,反叛者不仅赶走了英国人,也根除了那些封建社会秩序的法律标志——长子继承权、限定继承权、贵族称号、国教,等等。他们把自己的共和国建立在两个原则基础之上:第一,人人生来平等;第二,权力最终来自“人民”的意志。

然而,革命者所做的一切都含有保守主义的潜台词。革命首先是作为殖民地的反叛开始的,而不是像他们的法国同侪那样,企图改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4'革命工作是由拥有土地的乡绅而非由离群索居的知识分子或怒火中烧的农民来进行的。这些人机智稳重、事业成功,他们起初认为自己是在为英国宪法的原则而战,而不是在反对这些原则。他们沿用历史上英国政党的名字,自称为“辉格党人”,而将对手称为“托利党人”,并宣称自己是在保护旧有的英国的权利(例如陪审审理、法律上的正当程序、自由集会以及没有提议不得征税),而非为确立新的权利而战。

革命的结果是相当克制的。美国托利党人最糟糕的结局只是遭流放和被驱逐而已。在费城,并没有发生像巴黎那样的公审和死刑判决。相反,革命引发的是一股制宪的高潮。紧随1776年的《独立宣言》,每个州都草拟了自己的宪法,而且1783年的《邦联条款》将各州有限地结合到了一起。各州随后于1787年齐聚费城,起草一部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中央控制与各州旧有权利之间关系的全国性宪法。美国的开国元勋在平静的旧时代里开始凝思自己要做的事情。

毫无疑问,美国革命捍卫的不仅仅是古代英国的自由。开国元勋们逐渐认识到,他们需要更具创造性,而不仅仅是捍卫现状。就像约翰·杰伊(John Jay)宣称的那样,他们是“第一批受到上天恩宠的人,有机会审议并选择自己在其中生活的政府形式”。'5'而且,相对于捍卫古代英国宪法中的权利,他们对保证普遍的自由更感兴趣。他们不仅阅读洛克和孟德斯鸠的著作,也阅读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的作品。不过他们追求的是一种相当温和的自由,即个人尽可能地不受政府的干预而追求自己的目标。正是由于这种对公民自由压倒一切的承诺,才使得美国革命具有保守主义的优势。它限制了政府的野心,政府的好坏不是根据其提高道德或促进繁荣的能力来判断,而是由其让人民自由自在地追求个人目标的能力来决定的。美国的开国之父与正直的贵族精英思想没有瓜葛,但是他们对大众先天的善良也不抱幻想。'6'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第51篇中写道:“政府不是必要的……如果是由天使统治人间,那么对政府的内外约束就没有必要。”

本着这种精神,美国的开国之父把民主看作是达到更高目标的手段,而不是把民主本身当作目的,而更高的目标是自由。他们小心翼翼地设计了一种制度,以防止民主陷于“混乱和荒唐”之中。他们使用分权来防止民主最常见的危险——多数人压迫少数人、少数人绑架政府、民选代表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人民之上。他们建立了参议院,议员起初是由各州任命而非直接选举产生,以便“为大众的情绪波动提供一个稳定器”。他们利用联邦主义原则,以确保决策尽可能在最低层级进行。当然,他们关于“人民”由哪些人组成的思想有点局限。例如,妇女、无土地者和奴隶无权投票。开国者们错综复杂的设计令人注目。参议员任期6年,从而具有更长远的眼光;众议员任期2年,从而与人民的意志更接近;总统由选举人团而不是由原始的多数来选举,从而确保了总统关心小州的利益。

英国保守主义的守护神埃德蒙·伯克对美国革命的崇敬之情同他对法国革命的仇恨程度一样深,这不足为奇。他认为,法国革命的结局是个灾难,因为他们是为抽象的自由而战(如伯克所指出的那样,是为“自由的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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