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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李隆基的探问，李守礼说出了真相：“这都是拜祖母所赐，我从小被她关进监狱，经常被杖打，背部伤痕经年累月。每逢天要下雨时，后背就会感觉沉重，每逢天要放晴时，后背就会格外轻松。”
幸福的人相似，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被高晖、马重英推上皇位的李承宏，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悲惨的结局，丰王李珙只是疑似谋逆就被赐死，何况他被人堂而皇之地推上皇位。李承宏的“皇帝”生涯很短暂，前后不到半个月，从登基开始便进入了倒计时。为李承宏按下倒计时秒表的是郭子仪，正是他设计收复了长安。值得一提的是，当郭子仪决心收复长安时，他的手下依旧寒酸得可怜，居然只有三十名骑兵。郭子仪不以为意，他把目光投向商州（陕西商州），商州将是郭子仪反攻长安的重要桥头堡。郭子仪看重商州不为别的，只为这里有很多溃散的禁军士兵，只要前往商州将这些士兵收拢，反攻长安的兵马就有着落了。
果不出郭子仪所料，当郭子仪抵达商州时，溃兵正在商州城里闲逛，郭子仪一声令下，溃兵纷纷响应，一天的工夫已经云集了数千人，再加上其他地方收拢过来的兵马，总数达到了四千人，已经初具规模。
这时，李豫的诏书传到商州，征召郭子仪前往陕州晋见。
郭子仪没有应召，他给李豫回了一道奏疏：
臣不收复长安无以见陛下，臣准备从蓝田出兵，届时吐蕃兵必然不敢东下。
说干就干，郭子仪派左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出自长孙无忌哥哥一脉）率领二百骑兵从蓝田出发，观察敌情。长孙全绪虽然名不见经传，但也是一个军事奇才，他率军挺进蓝田北部的韩公堆时，就率领二百骑兵拉起大旗，作起虎皮：白天，二百骑兵在韩公堆附近广张旗帜，擂动战鼓；夜晚，二百骑兵在那里点起无数堆篝火，远远望去，似乎有大军驻扎。与此同时，前光禄卿殷仲卿也行动了起来，他自己招募了一千人的民兵部队，然后率领二百骑兵渡过浐水，作出一副进逼长安的态势。长孙全绪和殷仲卿的兵都不多，但他们自己知道，吐蕃人并不知道。长驱直入的吐蕃人心里一直在打鼓，他们知道，自己孤军深入，一旦唐军组织反扑，他们就有可能陷入唐军的重重包围。
长安百姓在此时也体现出相当高的军事素质，他们故意在吐蕃士兵面前聊天：“知道吗？郭子仪已经在商州集结大军，听说部队不计其数，不日就将反攻长安！”
小道消息迅速在长安蔓延，吐蕃士兵都知道了这个可怕的消息，心中惴惴不安，归心似箭。夜里，精神紧张的吐蕃士兵好不容易进入梦乡，长安城中传来了阵阵鼓声，连绵不绝。鼓声夹杂着呐喊声，吐蕃士兵个个都绷紧了神经。这一切都是长孙全绪的疑兵之计，他派神箭侍卫官王甫潜入长安城结交了数百个长安恶少，夜间的鼓声就是他们的杰作。所有不利的消息汇总到一起，二十万吐蕃大军坐不住了，他们感觉唐军已经从四面八方向他们逼来，再不离开长安，他们就会被关门打狗、瓮中捉鳖。
到此时为止，真正准备反攻长安的唐军并没有多少，远在汾州的仆固怀恩与远在淮西的李光弼都没有任何动静，他们都手握大军，而且接到了率军勤王的诏书，然而他们都按兵不动。
整个崤山以东的节度使，没有发一兵一卒勤王。吐蕃人并不知道这些，他们只知道唐军正向他们袭来。在错觉的指引下，十月二十一日，吐蕃大军打开城门，向西撤去，历时十二天的占领就此结束。吐蕃人走了，“唐奸”高晖慌了手脚。他不仅慌了手脚，而且错乱了方向。按道理说，吐蕃人撤走，高晖理应跟随着吐蕃人往西逃亡，他却不然，率领三百骑兵向东逃窜！咋想的呢！是不是因为没有指南针呢！逃错方向的高晖注定了悲惨的结局，他一路狂奔到潼关，双脚踏入了地狱之门。潼关守将李日越将他拿下，当场诛杀，唐朝“吴三桂”就这样结束了自己卖国求荣的一生。如果与吴三桂相比，高晖太惨了，人家吴三桂卖国后怎么说也风光了一些年头，高晖呢？前后不到一个月！同样是卖国贼，差距还是蛮大的。长安就这样戏剧性地回到郭子仪手中，连郭子仪本人都没有想到会如此顺利。郭子仪率军从商州返回长安，这次返回，他又遇到了幺蛾子。闹出幺蛾子的是神箭侍卫官王甫，不久前他奉长孙全绪之命潜入长安结交恶少半夜击鼓。
原本吐蕃惊走后，王甫便完成了任务，然而，王甫却不这样认为，他居然纠集了两千多名部众，然后自己给自己任命为“京兆尹”（长安特别市市长）。
想官想疯了。王甫不仅自己当“京兆尹”，手下还配置了一些官员，在吐蕃兵撤走、郭子仪还没入城这段时间里，王甫的山寨版政府在长安城里横行直撞。但凡有智商的人过把瘾后就会迅速离开，王甫却不，他一直坚持，直到郭子仪重返长安。郭子仪抵达长安城下，王甫依旧在死扛，他不想就此放弃自己的“京兆尹”梦想。郭子仪率领三十名骑兵缓缓前行，再一次向王甫发出了征召令。可能是被郭子仪的气场镇住了，这一次王甫乖乖地应召，跪倒在郭子仪马前行见面礼。郭子仪疑惑地看了看王甫：“就你，京兆尹？”郭子仪一声令下，王甫身首异处，从此只能在地下做自己的京兆尹梦了。王甫身死，两千部众胆战心惊，一哄而散，“官”不要了，命要紧！一个月后，东巡陕州的李豫重返长安，郭子仪率领文武百官及各路人马出城迎接。郭子仪双膝跪地，等候李豫“定罪”。所谓“定罪”，是自谦之词，说白了，不但没罪，而且有功。李豫走到郭子仪的面前，双手扶起郭子仪，感慨地说道：“没有早点用你，以至于到了这个地步！”皇帝说话，虽然是金口玉言，但不能全信，如果全信你就是傻子！对于皇帝的话，听一半，扔一半，别太当真。
吐蕃入侵在乱哄哄中开始，又在乱哄哄中结束，长安城失而复得，一切看上去与以前并没有太多不同，只是长安城先失后得，就注定有人要付出代价，而且是沉重的代价。
乌鸦换岗
要付出代价的不是别人，正是此前当红的宦官程元振。自从一年前接替李辅国的职位后，程元振在李豫面前便风生水起，不仅被任命为元帅府代理司马，而且还被封为骠骑大将军，走红态势不言而喻。与李辅国相比，程元振的手更长，心更黑，害死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就是他的得意之作。不过，跟李辅国相比，程元振的智商似乎不太够，他居然敢把十万火急的军情当成儿戏，仅此一点，足以证明他是一个低能儿。程元振总以为自己可以一手遮天，却没有想到，纸总有一天会包不住火，当长安沦陷已经近在眼前，你还瞒得下去吗？
从李豫逃出长安那一刻起，程元振下台的伏笔便埋下了，没有一个皇帝会容忍程元振这样的宦官，欺上瞒下不是不可以，但欺上瞒下到了国都都要失守的地步，再大度的皇帝也包容不了。
李豫忍而不发，他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李豫一行抵达陕州后，弹劾程元振的奏疏到了，上奏人是太常博士（祭祀部祭祀官）柳伉。奏疏中，柳伉详细罗列了程元振的罪行，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程元振导致的恶果：崤山以东没有一个节度使率兵勤王。奏疏写得洋洋洒洒，李豫读得战战兢兢，柳伉的笔锋已经触及到他的内心深处，这些问题他自己也曾想过，只是没有想得那么深刻。
现在来看，这一年多来重用程元振完全是一个败笔，他不仅一手遮天，而且残害忠良，以致关键时刻崤山以东居然没有节度使勤王，这不是要把皇帝推进孤家寡人的境地吗？
李豫摇了摇头，程元振，到你下课的时候了。换作别人，李豫可能会追加一纸诏书：赐死，就像当初他对待李辅国一样。（李辅国还没捞着“赐死”，而是被砍死）然而，对程元振，他下不去手，毕竟程元振当年拥立有功，而且没有李辅国那么跋扈。还是网开一面吧！公元七六三年十一月二日，李豫下诏，解除程元振所有官职，遣送回老家（陕西三原）安置。到这一步，程元振就该安静走开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程元振并不甘心，遣送回老家后，他又闹出了一段插曲。在听说李豫重返长安后，程元振乔装打扮，男扮女装，悄悄地从三原溜进了长安城。按照他的设想，他准备在皇宫上下活动一番，争取复出，为皇室继续发挥余热。
程元振以为自己做得很隐秘，不料还是被京兆府察觉了，一心准备复出的程元振又被抓了起来，等待李豫的进一步处理。李豫得知消息，有些恼火，便下令将程元振永远流放溱州（重庆綦江）。然而，李豫终究念及程元振有拥立之功，不久，再次下诏，将程元振贬到江陵安置。
到此时，程元振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同行继续在那个舞台上表演，而他，彻底沦为一个有心无力的看客。如果能跑到时间的前面，他的继任者应该羡慕程元振，因为继任者的人生结局还远不如程元振呢！只是当局者迷，他们看不到未来，只看得到现在。接替程元振的是个熟人，宦官鱼朝恩。在程元振接替李辅国时，我的评价是“乌鸦换岗”，现在鱼朝恩接替程元振，评价延续，依旧是乌鸦换岗。鱼朝恩之所以能顺利接替程元振，还得感谢李豫的仓皇东巡。李豫从长安仓皇逃出后，先到了华州（陕西华县）。在华州，李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随行官员一哄而散，没有一个官员来照顾李豫饮食起居，随行的士兵即便勉强在岗，也是一个个强忍饥饿，面露不满。经历过七年前的逃难，李豫知道自己正处在危险的边缘，一旦禁军中有人趁机作乱，他这个皇帝随时有可能发生危险。李豫不敢多想，只能乞求一路平平安安，顺利抵达陕州。就在李豫饥寒交迫、心惊胆战时，鱼朝恩出现了，他率领神策军前来接驾。鱼朝恩的出现，一下帮李豫解了围，李豫当晚便入住鱼朝恩的神策军大营，心中不由得对鱼朝恩产生了好感。关键时刻，一句顶一万句；关键时刻，一件好事顶一万件。鱼朝恩凭借迎驾这一件“大功”，赢得了李豫的绝对信任。在程元振落马后，李豫将鱼朝恩扶上了马，出任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掌管皇家禁军。鱼朝恩一跃成为皇宫之中最红的宦官，超过了李辅国，也超过了程元振。自古以来，皇帝就是如此悲哀，他们最信得过的只有宦官，当一个宦官失去信任，他们只能去寻找下一个，如同黑瞎子掰玉米一样，一个接着一个。重返长安的李豫以为自此会与好运相伴，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不久，战事又起。
第十八章 天壤之别
李光弼离别
公元七六四年，对李豫而言又是一个多事之秋。这一年同时也是三位名将的人生分水岭，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在这一年各有各的故事。相比而言，李光弼的故事最少，不如先交代一下。前面说过，由于反攻洛阳失败，李光弼从人生巅峰摔下，从此与中心舞台渐行渐远。虽然在新镇守的区域也有战绩，但已经于大局无补，成为一个相对边缘化的人物。
李豫仓皇东巡陕州时，向天下节度使发出带兵勤王的诏令。这本是李光弼改善关系重登中心舞台的大好机会，然而，他犹豫了，他看到程元振依然在皇帝身边活跃，他更怕自己勤王后遭遇与来瑱一样的结局。
犹豫再三，李光弼错过了救驾的大好时机，也错过了重返中心舞台的绝佳时刻。说到底，由于程元振的搅和，李光弼对李豫充满了戒心。长安收复之后，李豫回想起众多节度使不肯勤王的尴尬往事，他不想日后再发生同样的事情，便想做一点工作，缓和一下跟节度使们的关系。李豫重点做的是李光弼的工作。他知道，这位名将以前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上次却召而不来，说明他心中有芥蒂。为了消除李光弼心中的芥蒂，李豫作出了一个试探：委任李光弼为东都留守。东都留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位，等于将东都洛阳托付给你，这表明皇帝对你比较信任。然而，李光弼没有接李豫抛出的橄榄枝，他断然拒绝了。李光弼说：“我的部队必须迁就江淮地区的粮食运输，不然会供应不上！”这个理由很牵强，牵强的理由背后，隐藏的是李光弼对皇帝不信任的心。李豫无奈地摇了摇头，看来，程元振给李光弼留下的后遗症太深了，一时难以根除。
李豫没有放弃，不久又抛出了橄榄枝。李豫将李光弼的母亲接到长安，用非常高的生活标准奉养起来，同时，李豫又把李光弼同父异母的弟弟李光进调到长安，出任禁军将领。
这一切都是为了向李光弼示好。面对李豫的示好，李光弼惴惴不安，他甚至有了去长安朝见的冲动，但他又忍住了，他看到李豫身边还有一个人——鱼朝恩！
鱼朝恩也是李光弼的老相识。当年围攻安庆绪时，他曾经阻止李光弼分兵阻挡史思明；反攻洛阳时，又是鱼朝恩说服李亨，愣是逼李光弼在时机不成熟时反攻洛阳。
两件事累加到一起，两人的矛盾已经化解不开。现在鱼朝恩正当红，李光弼自然要对他敬而远之，进而与李豫若即若离。多种因素累加到一起，李光弼对长安充满了复杂情感，在他自己的心里，给自己一个新的定义：不忠不孝。对皇帝，不能于危难时刻率兵勤王，不能算作忠；对母亲，不能在其年老时膝前尽孝，不能算作孝。虽然两件事李光弼都有苦衷，但他还是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人生一世，怎么到了“不忠不孝”的田地？
令李光弼更加郁闷的是，由于他没有及时奉诏勤王，他在部将面前的威信也大打折扣，以田神功为代表的部将开始对他阳奉阴违，有些事情甚至不通过他便自行决定。
放在以往，李光弼会火冒三丈，予以军法处置；而放在现在，他只能苦笑着摇摇头，上行下效，他还有什么资格说他们呢？郁闷的心情一直难以排解，李光弼渐渐疾病缠身，即将走到生命尽头。弥留之际，部将问他，有什么事情需要交代？李光弼凄凉地说道：“我久在军中，不能奉养老母，已经是不孝子，还有什么话可说！”说完，李光弼交代左右，取出三千匹绢、三千贯钱分给士兵。既然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如就让生者去消受它吧！公元七六四年七月十四日，李光弼病逝，享年五十六岁。李光弼去世后，部下将他的灵柩护送回长安，有生之年他没能重返长安，现在他回来了。李豫闻听，痛心不已，为此辍朝三日，追赠李光弼为太保，谥号武穆。《新唐书》对李光弼如是评价：光弼用兵，谋定而后战，能以少覆众。治师训整，天下服其威名，军中指顾，诸将不敢仰视。初，与郭子仪齐名，世称“李郭”，而战功推为中兴第一。
按照《新唐书》的说法，平定安史之乱，李光弼功居第一，然而，时至今日，世人只知郭子仪，很少有人知道李光弼，这是李光弼的悲哀，也是中国历史的悲哀。
回溯根本原因，或许还是因为李光弼的性格。李光弼性格刚烈，为人直率，因此决定他适合带兵打仗，却不适合官场；郭子仪性格柔和，为人圆滑，因此决定他既能带兵打仗，同样适合官场。
或许，郭子仪用兵与李光弼相去甚远，然而郭子仪的处世哲学却高出李光弼一截，正是后一因素，让郭子仪屹立四朝不倒，而李光弼，却在小人指指点点下与中心舞台渐行渐远，令人不胜惋惜。
性格决定命运，性格决定成就，性格甚至决定你为后世所传诵的程度。在李光弼之后，中心舞台上的名将只剩下两位，一位是郭子仪，一位是仆固怀恩，以往他们并肩作战，接下来，他们针尖对麦芒。
逼上绝路
同争取李光弼一样，李豫对仆固怀恩也曾作出努力。公元七六四年正月，李豫准备派遣摄理刑部尚书颜真卿前往前线慰问仆固怀恩，以此改进双方关系。颜真卿摇了摇头，对李豫说：“晚了，时间不对！”李豫不解，为什么？颜真卿分析道：“陛下巡幸陕州时，臣曾建议征召仆固怀恩勤王，陛下没有同意。如果那时臣去征召，用忠义召唤他，让他带兵勤王，他还有可能来；如今陛下已经还宫，仆固怀恩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