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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版恭亲王-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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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府厅州县之官”,更为头疼的是,因为没有地方官的头衔。筹粮筹晌十分困难,备受掣肘。后来,干脆借奔丧为名,撂了挑子在老家静观局势。直到局势日益糜烂,中央不得不同意赋予其地方实权,他才出来工作。



激流勇退

在曾国藩最有可能问鼎中原、逐鹿天下的巅峰时刻,他踩下了紧急刹车。

8月1日,曾国藩获加“太子太保”衔,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曾国荃获加“太子少保”衔,封一等伯爵。先后获封的,除了湘军系的人马外,还有恭亲王、文祥等中央大员,李鸿章、官文等其他前线将领,充分体现荣誉属于集体的原则。14天后,曾国藩上奏,请求中央同意裁撤湘军,并且要求停解广东、江西厘金,这等于是自觉交出了兵权和财权。

两个月后(10月4日),年仅40岁的曾国荃“病”了,由其大哥曾国藩代奏,请求提前“病退”。曾国荃的“病”,来得很及时,很讲政治。

曾家兄弟自释兵权之后,中央也给足了他们面子。曾国荃曾经谎报说,洪秀全的儿子洪天贵福在南京城陷时被杀,实际上突围而走,最后左宗棠将其抓获,中央下令就地处决,不必押赴北京献俘,避免了曾家兄弟的难堪。

曾国藩对政治站队向来敏感,信奉“君子不群”的原则,不主动拉帮结派。早在三年前(1861年),即恭亲王和两宫太后发动辛酉政变那一年,曾国藩就很明智地拒绝了王辏г说挠嗡担愎怀〈竽选8萃蹶'运之子王代功编撰的《湘绮府君年谱》记载,当时,恭亲王、两宫太后与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微妙格局,同在热河的肃顺与两宫太后已经多次发生正面冲突。作为肃顺一手提拔和扶持起来的干部,外人都坚信曾国藩与其关系密切。王辏г说笔焙芪嗨乘郎停葱鸥ㄒ樗炀氤纤嗨秤牍淄酰种铺蟮拇沽碧扒祝ㄖ腹淄酰┫停ㄖ杆嗨常┎⒂茫愿ㄓ字鳌薄T幌脎徴饣胨暗檬椴槐ā薄2痪茫淄跤胩竺鞘迳┝郑虻顾嗨常蹶'运失却政治前途,对曾国藩“太息痛恨于其言之不用”。在政变后查抄的肃顺文件中,曾国藩除了公文往来外,别无私信沟通,因此被恭亲王认为立场坚定、是非分明,得免纳人“肃党”之列,躲过了一次政治大清洗。

恭亲王和两宫太后上台后,实行“垂帘听政”与“亲王辅政”并行。这个年轻的领导核心,在行政方面奉行“不折腾”的稳妥原则,对肃顺执政时推行的大多数政策,包括引起很多满族干部不满的重用汉人,基本维持不动。

令曾国藩大感意外的是,政变后18天,新的中央核心就发布上谕,命令曾国藩以两江总督身份,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掌管浙江全省军务,还命令杭州将军瑞昌帮办。以一个汉人总督而节制四省,并且明确驻防将军只能做副手,这一放权力度之大,创下大清国历史纪录。

曾国藩在家书中,对新的领导集体评价道:“京师十月以来,新政大有更张。皇太后垂帘听政……中外悚肃。余自十五至二十二日连接廷寄谕旨十四件,倚畀太重,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

而对“可悚可畏”的局面,曾国藩十分“识趣”:多次奏请中央派出工作组,到前线监军;多次辞谢中央的奖励,表示不打下南京,无颜受赏;甚至主动表示,组织人事任免大权应仍归于中央统掌握,地方大员不应越位;等等。

在曾国藩与中央的大量往来公文中,充斥了互相表自、肝胆相照的信息。中国历代的权臣,多数在起初并无不臣之心,但却疏于或懒于沟通,不注意及时向中央、向领袖汇报思想动态,造成信息不对称,难免令人起疑心。上下一旦有了疑惧乃至防范之心,这种隔阂便不断扩大,恶性循环,最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善终者寥寥。

征战十年,曾国藩的湘军成为全国最大的一个派系:在同治二年(1863年),全国8位总督中,3人是湘军将领;全国15位巡抚中,9人是湘军将领,“至提镇两司,湖南北者,更不可胜数”。这种势力和实力。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曾国藩的功绩成果,也是曾国藩的“大戾”源头,他在家书中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



带刺的玫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把算盘。对于恭亲王和两宫太后来说,既希望能将曾国藩手里的枪杆子缴械,又希望曾国藩能继续发挥“余热”,至少不能立即退休,以免给人造成中央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不良印象。

自觉裁军后的曾国藩,依然受命带兵围剿捻军,直到四年后调任直隶总督。直隶总督为疆臣之首,位极人臣,如此安排曾国藩,恭亲王一方面明显是为了酬功,另一方面也为了他能在中央身边工作,利用他在第一线所积累的多年经验,为自己正在积极推行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出谋划策,保驾护航。

但也该他倒霉,一场“天津教案”,开创了晚清教案的典型,夹杂在愚昧的百姓、蛮横的洋人和颟顸的官员之间,曾国藩处境艰难,“诟【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竞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湖南会馆甚至将他的官爵匾额“悉数击毁”,并开除其“名籍”(不再承认他是湖南人),一代“中兴名将”、“旷代功臣”,“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甚至“谤讥纷纷,举国欲杀”。幸亏此时江南出了个“刺马案”(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电影《投名状》之原型),两江总督马新贻被旧友所杀,遍布两江的湘军旧部出现不稳定的迹象。恭亲王赶紧让曾国藩回任,顺带就把李鸿章推上了直隶总督的宝座。

以恭亲王为核心的大清国年轻领导集体,能将曾国藩这样的权臣驾驭控制住,其政治智慧和手腕不容小觑。但对于恭亲王,曾国藩也在私下场合与其心腹幕僚赵烈文有过有趣的辩论。赵当时在上海看到了恭亲王的照片,他说:“(恭亲王)盖一轻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镇百僚。”

曾说:“然貌非厚重,聪明过人。”

赵说:“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他认为,恭亲王身处“姬旦之地”(即辅佐幼帝的周公),“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只有些小聪明而已,国家的大难还是难以避免。

曾国藩大不以为然,他以恭亲王的“勤政”、“免征”、“免报销”及处理官文几件事为证,认为这些“皆非亡国举动”,不存在“抽心一烂”的问题。

但在重新入朝之后,他告诉赵烈文:“两宫(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恭亲王、文祥、宝洌В┦耍ü酥鳌9й〖厦鞫蔚床荒芰⒆悖晃陌卮ǎㄎ南椋┱啥婺O涟嗖恢笕俗愿ǎ槐ε搴猓ū︿')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倭仁),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几乎一棍子横扫当时中央的所有人,曾国藩的孤傲内心只有在心腹面前才表露无遗。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其实主要只和两个人互相纠葛:一个是洪秀全,另一个就是恭亲王。这三个人都具备了南面称帝的条件,却走出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

洪秀全当了十来年的人间天王,最后去见了他的天父天兄,他的尸体被湘军焚毁,骨灰塞入炮膛,发射到江里,只留下疮痍遍地的大半个中国。

曾国藩挟不赏之功,忧谗畏讥,处处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终于实现了平安降落,美国史学家称他是清代第一个得到善终的汉人将领。

受命于危难之中的大清总理恭亲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却在收复南京的第二年(1865年)就差点被打倒,虽然在满洲亲贵们的支持下,重新站了起来,却永远地失去了“议政王”的头衔。

“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那只名叫曾国藩的蝴蝶,终于没被帝位这一带刺的玫瑰所扎伤,平安降落在历史的荆棘丛中……



第二十九章 春意盎然李鸿章

【 李鸿章心中的“一段春”,绝不是“百官气”能养出来的,而是因为他

明白自己的定位就是吸引“敌人的火力”,让“百官气”向我开炮,所以才

敢放手一搏,不惮成为众矢之的,以掩护恭亲王、掩护慈禧太后、掩护中央,

心里有底如此,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自然春意盎然……



东方风来满眼悲。

1895年的春天,对于恭亲王、李鸿章及大清国来说,东风拂而格外冷。74岁的李鸿章,即将起航前往日本马关,与伊藤博文等进行谈判。日军的凌厉兵锋,直指北京,谈判一旦破灭,北京必将被日军攻占。尽管李鸿章早在十多年前就不断地呼吁军事改革必须与1:1:1。俱进,否则北洋舰队无法应对新形势下的军事挑战,但总是遭到强有力的反对及强有效的掣肘,比如翁同龢掌管下的户部,就在“大国崛起”的幻觉支持下,基本对北洋舰队采取了“财政封锁”政策。如今北洋舰队已灰飞烟灭,李鸿章成为举国皆曰可杀的罪魁,那些从来袖手旁观,乃至暗地里猛使绊子的新老愤青,爱国唾沫空前横飞,密集程度如同前线的枪林弹雨。

64岁的恭亲王,则托了日本人的福。如果不是这个帝國到了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聲的危险时候,他还将如同这十年一样,继续待在政治冰柜中。国难思良臣,家贫念贤妻,恭亲王终于走出了后海边那座华丽的“牛棚”,被“结合”进了中央核心,参与决策。

冰冻了十年,之前那睿智、敏捷的恭亲王似乎不再保鲜,但在这举国群情汹汹的情况下,他率领军机大臣们,在写给皇帝和太后的报告中,鲜明地提出了:“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

据说,李鸿章为此老泪滂沱,心甘情愿地踏上了轮船,前往日本去完成那不得不完成的艰难的“卖国”任务。



泰山顶上一颗“葱”

三十年了,大清国的第一波改革开放(“洋务运动”)最终被日本联合舰队击沉。在这轮改革开放中,无论军事、经济各方面,李鸿章都被后世毫无悬念地当做改革的旗手,而恭亲王则在很长时间内被当做是一枚橡皮图章,随波逐流地卷在浪潮之中。造成这种看法的原因,除了有意识的政治选择外,更在于李鸿章曝光度高,类似于大清改革的新闻发言人和操盘手,而恭亲王总是在幕后,不显山,不露水,甚至还经常表现得有点怯懦、有点摇摆。

似乎美国人看得比中国人还明白,这样的搭档是黄金搭档。或许,中国人即使看明白了,在很多时候也只能假装糊涂,时问久了,或许就真糊涂了。美国史学家西格雷夫就坚信,李鸿章就是恭亲王的“手”,他甚至大胆假设,李鸿章除了作为恭亲王的实践者之外,还帮恭亲王办了些“脏活累活”,比如可能的暗杀同治皇帝。

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作为权力金字塔上的老二,恭亲王的地位不允许他表现出任何“积极要求进步”的迹象,位极人臣,功高不赏,你再要求进步,老大就该犯嘀咕了:你什么意思?什么动机?!而李鸿章就没有这种顾忌,他只要让中央相信,自己虽然拿着枪杆子,但自己更是中央的一杆枪杆子,就基本可以放开手脚,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同样是美国人,格兰特总统在拜访了恭亲王和李鸿章后,一针见血地指出:恭亲王受地位所限,决定了他“不可能如李鸿章那样走得那么远”。

恭亲王执政期间,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但凡要推出什么改革措施,中央一般都先把问题和困难摆出来,征求地方大员们的意见。如同文馆所涉及的教育体制和干部制度改革、建立阿思本舰队时涉及的军事改革等,都是将政策向地方大员和前线大员们事先交底,官员们则可以畅所欲言,不会出现扣帽子、打棍子的情况。这样一种“官场内部民主”,的确令不同的意见得到了表达的机会,并且形成争鸣;脱离了暗箱操作后,那些显然是敷衍、塞责的意见,在阳光下无可遁形。这令恭亲王的改革,总能比较稳妥地推进,既相当技巧地减少和化解了反对派的阻挠,又从反对派的充分表达中汲取了营养,完善了改革方案,更从不同派系的博弈中,来了解和掌控改革的力度、分寸。在这样的一个沟通过程中,作为舵手,恭亲王尽量地保持了中立的角色,从而可以尽可能多地团结“左”与“右”两方面的干部。尽管恭亲王早已获得了“鬼子六”的雅号,被人们贴上了自由派的标签,但是,除了蔡寿祺之类投机钻营的举报者外,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对他的人品及政治品格有过怀疑。这种稳健的政治手法,使恭亲王在关键时刻,既能推动改革不断前进,也能掩护激进的改革者从反对的声浪中逃生。

身处风口浪尖,恭亲王只是将自己定位为“泰山顶上一颗葱”,而不是“一棵松”,这使他减少了被狂风扫荡的机会,令泰山脚下的松树们大为心理平衡,同时也不影响自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在恭亲王三起三落的政治过山车历程中,没有任何一次下台是因为他奉行了过“左”或过“右”的政策,而都是毫无例外地出于慈禧老大对他的训诫—这种训诫不是因为政见,而只是因为老二离老大的位置过于接近,老大必须时时敲打老二,注意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恭亲王的这种政治性格,成为总理衙门的部门性格。这个以改革为主要使命的部门,在不断的利益调整中,不得不触及既得利益者的敏感神经,同时还得顾及大清特色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承受力,时时左右为难,却时时要做到左右逢源。这就注定了这个部门经常会受到“左”、“右”两方面的夹攻,里外不是人,而这正是中国历来改革者的主要下场。在它被来自“保守势力”的炮火猛烈攻击后,我们从欧美的史料中,几乎很少能见到对它的正而评价:西方人几乎一致批评这个部门在“保守势力”面前的软弱和妥协,其改革慢得像小脚老太一样。

作为泰山顶上一棵“葱”,恭亲王和总理衙门以小步快跑的方式,毕竟还是在三十年的时间内,令一穷二白的大清国,成为经济意义乃至军事意义(北洋舰队世界排行第八)上的世界大国。“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这不只是为李鸿章辩护,而是在为自己辩护,为大清所有身处夹缝中的改革者辩护。



“养就心中一段春”

李鸿章上调到中央身边工作,出任直隶总督,发生在1070年的天津教案之后。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上的进退失据,令中央相当失望。而原本,恭亲王是想借重曾国藩的大名和经验,作为自己推行改革的主要助手。出于爱护干部和解决问题的双重目的,恭亲王决心起用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一则能令忧谗畏讥、暮气日重的曾国藩平安着陆,二则也要在实践中考验考验这个公开声称要和洋人“打痞子腔”、不能对洋人太过实诚的李鸿章。

李鸿章此前,就显露过远比其老师更为灵活和果断的手腕。在招降了苏州太平军后,李鸿章摆下鸿门宴,剁下了降将们的脑袋,屠杀了大量降兵,据说这就是日后一部名为《投名状》的电影的创造灵感来源。尽管洋人们十分痛恨李鸿章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但中央相信,这的确十分有效地解决了苏州的后顾之忧。而在英国人阿思本率领舰队前来大清打工,还在和大清政府谈判指挥权时,李鸿章已经成功地从舰队中高薪挖走了一些骨干官兵,充实到自己的部队中,这令英国人大为恼火。

这样一个敢作敢为,同时也善作善为的人,终于成为恭亲王十分默契的政治搭档。自此,但凡中央征求改革意见,李鸿章总是积极响应,而且视野开阔、思路敏捷、态度坚决,将一些恭亲王不方便说、不能说,甚至没想到说的意思,都充分表达出来,既帮助恭亲王吸引了反对者们的炮火,又为恭亲王提供了与反对者们讨价还价的更大砝码。一个悄悄地点火,一个大声地放炮,默契和谐。李鸿章经常提交激进改革措施,并非其不了解中央的实际承受底线,而更是一种“求其上,得其中”的古老策略。

在建立海军的过程中,恭亲王和李鸿章已经确定了要发展远洋攻击型舰队,而非近海防御型舰队,需购买新式巡洋舰、铁甲舰,但却依然由李鸿章出面提出报告,为沿海各省统一采购小型舰艇。这些小型舰艇到位后,并不分配到各省,直接就截留在了李鸿章的北洋舰队之手,这样,不仅扩大了北洋舰队的预算,将各省名下的防务经费变相地纳入北洋,而且悄悄地将各省的海防大权收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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