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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版恭亲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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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洋人器用”,甚至两次秘密上书,建议削弱恭亲王的权力。野史中说他“疾其兄之专权,久有眈眈之意”。毫无疑问,这样的互相监督,正是慈禧最希望看到的。

同治死后,光绪即位,醇亲王虽然为避嫌退居二线,但作为影子“太上皇”,还是吸引了各种人物纷纷投靠到他的门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权势之下,即使自己不想结党结派,也会自然成党成派,这是中国政治的无奈之处。恭亲王和醇亲王作为与最高权力最为接近的“老二”,虽然都十分“忧谗畏讥”,但还是不能不成为遮天的大树。法国人侵越南,局势告急,慈禧太后要求闲居的醇亲王多挑担子,并最终用他取代了恭亲王。

之前以高调的“极左”面貌出现的醇亲王,一旦主政,便令人惊愕地实现了大转身。在对法战略上,他几乎完全继承了此前所批判的恭亲王的“投降路线”,甚至走得更远,令海内外观察家们跌破眼镜。当“极左派”们指责李鸿章对法屈膝时,老李气定神闲地说:那都是恭亲王和醇亲王两位王爷确定的方针,我老李无非是个执行者而已。

对于自己当看客时的“极左”言论,挑上担子的醇亲王承认自己“尝持偏论”,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但事实上,从醇亲王变脸之迅速和彻底来看,其之前的“极左”面貌,极有可能只是为了赢取“基本教义派”支持的一种手腕。在野的时候,站着说话不腰疼,可以指点江山、挥斥方遒,而一旦亲自执政,为了儿子的江山社稷,他也就只能成为或者还原为一个现实主义者。

作为他的亲密战友,大清国首席洋干部、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在4月27日写给伦敦的信中,谈及中法战争时说:“或者恭亲王表面上虽然和平,而暗地里却在反对进步,排斥外国人,并且主张战争。而七爷和他的朋友反倒是主张和平和进步的–我有一半倾向于相信这是正确的解释。在中国有时须应用颠倒的法则。我想七爷如果控制这政府,很可能中国真正地能够进步。”

大清国第一轮改革开放,历时三十多年。以甲申易枢为界,醇亲王主政的后十年,与恭亲王主政的前二十年相比,几乎所有改革措施都没有被中止,而且在海军、铁路、电信等基础建设方面,得到了更为长足的进步,尤其在新疆和台湾先后建省,大大加强了对边疆省份的控制。外交方面,醉亲王也展现了与恭亲王一般的灵活身段,以至于后世的主流史学家们批判这位“爱国王爷”一挑起管理国家的重担,怎么就和乃兄一般软弱、一般“卖国”。这类似于恭亲王当年发动政变,处决了肃顺等人,却几乎完整地继承了肃顺的所有政策,尤其是重用曾国藩等汉臣的政策,将权力斗争与政策连贯有效地进行了区隔,不因人废事,更不因人废制。

更为吊诡的是,野史把恭亲王、醇亲王哥俩争权传得有鼻子有眼,实际上这哥俩时常聚会,并且共同感慨挑担累、挑这付看客多多的大清担子更累。或许,那种留在纸面的“争执”,只是“前人撒土、后人迷眼”罢了。

绵里藏针

低调得近乎窝囊的醇亲王奕譞,其家却一连出了两任皇帝(其子光绪、其孙宣统),一任摄政王(其子载沣),两个郡王(其子载涛、载洵)。道光皇帝的儿孙当中,风水几乎都流往老七家中。

和恭亲王一样,醇亲王成为中央二号首长、挑上国家重担后,嘴巴立即闭上,尾巴马上夹紧,而他对慈禧太后的态度,成为后人诟病的主要对象。主流的观点认为,他在慈禧面前,比恭亲王更能逢迎、更为软弱,而最大的罪证就是不惜拿海军军费为慈禧太后建设颐和园,令北洋舰队成为“房奴”。

颐和园的建设资金来源,一直是蒙在慈禧和醇亲王,包括李鸿章头上的阴影,人们普遍认为他们挪用了本该用于北洋舰队的军费,而直接造成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但这一指控,如同针对晚清的诸多政治抹黑一样,是完全虚构和曲解的。

这一指控的来源,缘起于《翁同龢日记》》(光绪十二年十月)。庆亲王与醇亲王见面,“深谈时局”,醇亲王请庆亲王转告翁同龢等,在为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的问题上,要“谅其苦衷”,他的目的就是“以昆明湖易勃海,万寿山换滦阳也”。这么做的动机,与其说是逢迎慈禧太后,不如说是营造一种更为和谐、团结、吉祥的氛围,一则表白自己的忠诚,让领导放心,二则也希望老佛爷及早放手,使光绪皇帝能够尽早单飞。这是一种无需言辞、心照不宣的表白。

严肃的史学论证却认为,此“勃海”并非北洋舰队活跃的“渤海”,而与下句中的“滦阳”一样,指代的是一处塞上行宫“白海”,其意思也就是让慈禧就近在京郊修园林,而不是如同祖宗们那样跑到更为遥远的塞上去建行宫。

更为关键的是,为北洋舰队预留的经费,是根据收支平衡的基础所做的国家预算,众日睽睽之下,根本没有截留的余地。为修颐和园而筹集的260万两白银,虽然名为“海军军费”,却并非来自财政拨款,而是各省督抚们的私人“报效”。醇亲王因为同时监管颐和园工程和海军建设,就将这笔款子以北洋的名义同时存入天津的外资银行生息。取名“海军军费”,为的是减少舆论对中央的可能压力,却没想到效果适得其反。而这些舆论的源头,来自康梁师徒流亡之后的政治抹黑,如同他们以武则天的小说形象为蓝本虚构慈禧私生活一样。梁启超晚年自承当年文字均为政治宣传所用,不可作为信史。

实际上,围绕北洋舰队的军备更新、扩充,争论的焦点并非预算经费的运用,而是对军事改革的不同应对思路。以翁同龢为代表的“清流派”,根本不顾及军事技术革命的浪潮,对李鸿章提出的北洋舰队更新方案横加阻遏,认为吨位数已居世界第八就足以保卫海疆,在国家预算中大量缩减了北洋的军费,导致北洋的相对战斗力大为下降。

同样在颐和园的修建上,恭亲王的“硬抗”,就远不如醇亲王的“软受”。而醇亲王也从这样的政治默契中,获得了更大的自主空间:在他执政期间,所有改革措施都更为直接,时人慨叹醇亲王比恭亲王要更加痛快果断。从李鸿章留下的各种文献看,他把恭亲王更多地当做英明领导,而把醇亲王更多地当做知音和战友。每当李鸿章的改革遭遇阻击或挫折时,恭亲王是暗中保驾,醇亲王则是公开护航,旗帜鲜明,态度清晰,毫不含糊。

从醇亲王在慈禧面前的柔软身段看,我们或许可以说他是绵里藏针;而从醇亲王对待改革和改革者的鲜明态度看,他更有“针尖带绵”的一面。这种性格遗传给了他的儿子、第二代醇亲王載灃(溥仪之父),这位末代摄政王在内政(政改力度空前绝后)、外交(既敢于与美德两国结盟,也敢于派军舰巡视西沙东沙等群岛)上频繁亮剑,却能容纳反对势力,甚至赦免汪精卫那样的欲取他性命的刺客,而在改朝换代后,甘于乃至乐于被人误以为“窝囊”。

1888年,醇亲王一度病危,自以为不久于人世。当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去看望他时,他的政治遗嘱就是“勿忘海军”,并且将当年(1886年)检阅北洋舰队时慈禧所赐的一块如意,交给了光绪(醇亲王两年后方去世)。无独有偶,十年后(1898年,戊戌年),恭亲王在临终前,也是握着光绪皇帝的手,叮嘱他要小心康梁等打着改革旗号实现政治野心的“广东小人”。

作为中央的最核心,这两位亲王和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如何巩固和加强这个政权。改革、开放,与时俱进,乃至后来的以扩大执政基础为手段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服从和服务于这一目的。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显规则”,为修园林而自毁长城的事,从常理上说,应该不可能成为他们的选项之—–除非他们真的如抹黑宣传所说的愚昧得近乎脑残。

醇亲王给子孙们留下了一幅极堪品味的家训:

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

财也小,产也小,后来子孙祸也小,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少胆也小,些微产业知自保,俭使俭用也过了。

锦衣玉食的凤子龙孙,能从荣华富贵中勘出此番深意,这是一种什么胸怀?



第五章 伟大领袖六合彩

【 惇親王奕誴本来是最有机会成为皇帝的,因为按他母亲祥妃的预产期,他将是道光皇帝存世的“长子”。但道光皇帝另一已经怀孕的妃子全嬪更有心计,她收买御医偷偷配了催产药,实行“计划生育”,终于抢在祥妃之前,生下了儿子奕裕簿褪呛罄吹南谭峄实邸!



慈禧太后绝对没想到,在咸丰兄弟中排行第五的惇親王奕誴,平日里看着极为窝囊,而且与老六、恭亲王奕訢并不相容,这次却会跳出来,为恭亲王说话。

而且,太后刚刚任命他及醇郡王、钟郡王、孚郡王四人,取代恭亲王,轮流领班朝会,即主持中央的每日国务例会。这等于是惇親王中了政治六合彩,可他为何如此不识抬举呢?

仗义执言为弟请命

这是1865年4月3日,离太后亲自动笔,以皇帝口吻撰写上谕,将恭亲王“双开”才一天。在那篇别字连篇的上谕中,慈禧太后指责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始(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中胡谈乱道”。

而事件的起因就是翰林院编修蔡寿祺于一周前上疏,弹劾奕訢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并要他“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親议政”。

太后同时任命了新的行政领导班子,一下子让四位王爷同时上台,满以为这样就能团结大多数可以团结的人,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惇親王几乎全盘否定了慈禧太后对恭亲王的指控:“恭亲王自议政以来,办理事务,未闻有昭着劣迹,惟召对时语言词气之间诸多不检,究非臣民所共见共闻。而被参各款,查办又无实据,若遽行罢斥,窃恐传闻中外,议论纷然,于用人行政,似有关系,殊非浅鲜。”要求“飭下王公大臣集议”,进行集体研究,商议对恭亲王的处分。

这份奏折语气谦卑,却带着骨头。慈禧太后批阅后,当天就召见军机大臣文祥等,指示说:“恭亲王于召见时一切过失,恐误正事,因蔡寿祺折,不能不降旨示惩。惇王折亦不能不交议。均无成见,总以国事为重。朝廷用舍,一秉大公,从谏如流,固所不吝。君等固谓国家非王不治,但与外廷共议之,合疏请复任王,我听许焉可也。”下令第二天召开王公大臣翰詹科道等“中央全会”,专题研究蔡寿棋和惇亲王的奏折。

但是,在第二天的中央全会前,慈禧太后却单独召见倭仁等大臣,告诉他们说:“恭王狂肆已甚,必不可复用……汝曹为我平治之。”按照她的这个指示,倭仁等确定了中央全会的批斗会基调。

结果,在会上,文祥和倭仁传达的太后指示精神,完全是相反的。与会的中央干部们或者就是以惇亲王和倭仁为首,分成了两派,相持不一下;或者看看水太深了,不敢表态。大家只能确定六天后(4月9日)再议。

第二次中央全会的前一天(4月8日),排行老七的醇郡王奕譞(即日后光绪皇帝之生父、宣统皇帝之祖父)回京,也上疏为六哥恭亲王抱不平。

醇郡王在报告中认为,要客观看待恭亲王的表现,成绩毕竟是主要的,“感荷深恩,事烦任重,其勉图报效之心,为我臣民所共见”;缺点则是次要的,具体表现在“小节有亏”,而原因也在于恭亲王太忙了,“至其往往有失于检点之处,似非敢有心骄傲”。最为关键的是,蔡寿祺的指控“本无实据”,如果因此将恭亲王调离了领导岗位,“不免骇人听闻,于用人行政,殊有关系”。所以,对待恭亲王还是要批评为主,“令其改过自新,以观后效”。

在第二次中央全会上,大臣们和王公亲贵们依然分成了两派。倭仁起草了一份以“批恭”为主的决议,但遭到王公亲贵们的坚决反对,已经60岁的肃亲王华丰(即善耆之祖父、川岛芳子之曾祖)干脆另写了一份决议。倭仁没办法,只好四次修改自己的稿子,王公亲贵们依然不同意,最后,与会人员分别按照政治路线站队签名:军机大臣多在倭仁的稿子上签名;王公亲贵们多在肃亲王的稿子上签名;纪检部门(“都察院”)、老干部及干部子弟管理局(“宗人府”)等则另行上了报告,五花八门,中央领导班子几乎分裂。

4月I1日,两宫太后终于接受了惇亲王们的意见,表示说,出于“防微杜渐”的目的,必须对恭亲王“略示薄惩”;但为了大局的需要,恭亲王可以边工作边检查。恭亲王的“议政王”头衔,则再也没有恢复。

“计划生育”错过皇位

在这次慈禧太后与恭亲王的首个回合交手中,慈禧太后对率先抗拒的惇亲王十分不满,她在召见倭仁时,质问道:“惇王今为疏争,前年在热河言恭王欲反者非惇王耶?”

原来,1861年咸丰帝去世后,两宫太后与恭亲王、醇亲王等密谋除掉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当时,恭亲王赶到热河吊孝,与肃顺、惇亲王等一起吃饭。饭桌上,被排除在密谋之外的惇亲王,当着恭亲王的面,手提肃顺的大辫子嚷嚷道:“人家要杀你哪!”肃顺是个大度惯了的人,只当是玩笑,连声说:“请杀,请杀。”恭亲王却被吓得半死。后世多将此解释为惇亲王对恭亲王的嫉妒。

其实,惇亲王奕誴本来是最有机会成为皇帝的,因为他才应该是道光皇帝的“长子”。在奕誴出生之前的两个月,道光皇帝刚刚失手踢死了长子,而次子、三子均在23岁时早夭。当时,后宫有两位嬪妃祥贵人(惇亲王奕誴之母)、全嬪(咸丰皇帝奕裕福┒蓟匙派碓校丛げ诘牟馑悖殄钤缟慈蘸蟮膼淄蹀日p将成为道光皇帝的四子,也即存世的长子。根据野史的说法,全嬪很有心计,她收买御医偷偷配了催产药,实行“计划生育”,终于抢在祥妃之前,生下了皇四子奕裕ㄏ谭峄实郏A旌螅日p(惇亲王)来到人间时,却发现已经有人加塞了,他只好成为皇五子。再一年后,道光的另一妃子,早夭的次子、三子之母静妃生下了皇六子,即日后的恭亲王奕訢。

老妈“抢跑”的结果,令奕裕ㄏ谭峄实郏┍甘茉绮募灏荆逯屎苋酰由铣赡旰笞萦峁谀杲30岁时即病逝,只留下了一儿(同治皇帝)一女。

迟到的五阿哥奕誴(惇亲王)在16岁那年(1846年),被父皇道光下令,过继给八年前已经去世且无子嗣的惇亲王绵恺。绵恺是道光的三弟,因性情粗疏,不断犯错,爵位就不断在亲王、郡王间上下。奕誴过继后,被封为惇郡王。这年正好是道光65岁,他在考虑接班人的问题,奕誴就算是出局了。据说,奕誴出局,不仅因为长得丑,没有天子相,而且大大咧咧,不好读书,十分粗俗。

大大咧咧的奕誴,接了大大咧咧的惇亲王绵恺的爵位,倒也是相配。日后,老四奕裕ㄏ谭峄实郏┘次唬狭仍D晋升为恭亲王,并将恭亲王和惇郡王都安排在中央工作,实际上已经突破了亲王们不可兼军机的祖制。当了中央领导人的惇郡王奕誴,依然不改散漫的习气,如同他那位嗣父绵恺一样,不断“失礼”,不断被痛责,因此在1855年丢了郡王爵位,降级为贝勒,撤销一切行政职务,下放到上书房学习班改造。估计是学习班教导有方,一年后奕誴捡回了郡王的爵位,数月后又成功晋级为亲王。

偶尔露峥嵘

这位惇亲王的脾气,与严谨的恭亲王截然不同。据说,他在大夏天时会手持大蒲扇,光着膀子在什刹海边纳凉,和下人们也不讲究规矩,很有平民色彩,北京城因此留下不少关于他的民间传说。

虽然因为妈妈的肚子而错过了皇位,但这位王爷并没有对政治彻底死心,在关键时刻还是很有权力的直觉的。除了当着恭亲王、肃顺的面说肃顺要被杀头之外,他在几次政治风波面前,都有着看似匪夷所思的表现。野史记载,惇亲王经常嘲弄慈禧太后,有一次,慈禧想把自己不喜欢的同治皇后阿鲁特氏废位,惇親王当时负责宗人府,坚决反对:“欲废后,非由大清门入者,不能废大清门入之人,奴才不敢奉命。”大清国的规矩,只有皇后过门才是从国门“大清门”抬入的,慈禧本人是“二奶”出身,嫁入皇宫时没有任何仪式,因此终生耿耿于怀。

正史上记载,1884年甲申易枢,就是这位惇亲王和恭亲王合唱双簧,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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