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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的1946年11月，许光达被任命为晋绥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率部活动于晋中、晋北地区。
1947年8月初，奉中央军委命令，许光达率第3纵队西渡黄河，归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指挥，参加榆林战役，攻克高家堡，全歼敌1个团。不久，率领*中央机关转战陕北的毛泽东，被挤在一个三县交界的狭小地带，背后是沙漠，西侧是榆林河、无定河，东面是黄河，南北均有敌大军压来。而毛泽东率领的中央机关和警卫部队，已陷入四面被围的境地，形势空前严峻。
8月16日夜，周恩来亲自打电报给彭德怀，希望派一名得力的将领，火速带兵前来接应和掩护，保护中央机关向安全地带转移，彭德怀告知已派许光达纵队前往。
许光达在得到彭总命令后迅即率部冒雨赶到指定地域乌龙铺，他向旅长们交代：“哪怕是敌人的炮弹落在身上，也决不许后退一步。”
抗击战斗从8月18日上午一直打到第二天拂晓，硬是顶住了敌整36师前梯队第123旅的轮番进攻，使敌未能前进一步。
装甲兵司令许光达大将（2）
8月19日，许光达又率第3纵队赶到了乌龙铺和沙家店之间的当川寺阻击敌人。这时第3纵队处境困难，前面有敌整29军刘戡主力压过来，后面是葭芦河。背水一战本是兵家大忌，但许光达及第3纵队指战员决心破釜沉舟，誓死保卫党中央。
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敌军长刘戡亲自指挥着两个半旅往上冲，许光达则指挥着第3纵队勇猛反击，曾一度打到刘戡的军部，使其被牢牢地钉在当川寺一线不能前进。与此同时，兄弟部队在沙家店地区和常家高山歼灭或击溃了大量敌人，取得辉煌战果。刘戡见势不妙，只得掉头回逃。至此，毛泽东和党中央才化险为夷。第3纵队在乌龙铺的阻击战打得很漂亮，受到了野战军司令部的表彰。
1949年2月，西北野战军整编为第一野战军，许光达被任命为第3军军长，6月，又被任命为第2兵团司令员。
1955年全军授衔前夕，许光达得知自己将被评为大将。他很是不安，连忙向周恩来总理要求降低军衔，评为上将足矣。
周恩来让贺龙做许光达的工作，许光达却对贺老总说：“要是周逸群、柳直荀、段德昌这些同志不牺牲，他们才应该是大将。”
许光达除了当面向贺龙提出降衔请求外，还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份降衔申请书：
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大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槌似的不停地敲击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此次，按新*主义革命时期的功绩授勋。回顾自身历史，1925年参加革命，绩平平。1932年至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围剿”，三个方面军被迫作战略转移。战友们在敌军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吃牛奶、面包。自苏联返国后，有几年是在后方。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 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进军新疆，战果辉煌……
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许光达
1955年9月10日
这份情真意切的降衔申请书，反映了许光达这位优秀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怀。
主管评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彭德怀，看到许光达的降衔申请书也是感慨再三。但彭德怀又觉得，军委定许光达为大将，肯定有军委的理由。于是，很干脆地对许光达说：“你的报告我看过了，三个字，不同意！”
不久，中央军委召开定衔会议。毛泽东高扬起许光达的降衔申请书，声音洪亮地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革命的明镜。”毛泽东越说越激动，干脆站起身来说道：“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结果，中央军委没有批准许光达的降衔请求，而是依据他的贡献，仍然授予他大将军衔。为此，许光达内心还是很不安，就和妻子商量。妻子建议他要求降低行政级别，以区别于其他大将。于是，他立刻给中央军委打报告，要求行政降一级，报告被批准了。
就这样，在后来授衔的十位大将中，其他九位都是行政四级，只有许光达是行政五级。
不过，还有个小插曲，许光达差点与装甲兵司令员擦肩而过。如果那样，他也许还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擦肩而过。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认为，需要建设更强大的武装力量来保卫国家和维护世界和平，在新中国的国防力量之中，装甲兵是不可缺少的。选择谁来担当新中国装甲兵部队的掌门人呢？这个问题很重要。人选必须素质全面。毛泽东把目光移到了第一野战军第2兵团司令员许光达的名字上：上过黄埔军校，学的专业是炮兵；到苏联啃过黑面包，主要进修的也是炮兵和坦克兵。这样的“出身”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中并不多见。
就在毛泽东考虑装甲兵、炮兵等技术兵种司令员人选的时候，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也在思考选调外交人才。因为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国家的各个部门和行业都需要人去抓、去管。一天，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共商国是的时候，周恩来向朱德、彭德怀提出，想调许光达去外交部工作。因为，外交工作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工作，国民党时期的外交人员肯定不能用，这样，外交人员就很缺乏，并要重组。新中国外交的主要方向是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许光达留学苏联数年，懂俄语，文化程度高，又熟悉苏联各方面的情况，是很适合从事外交工作的。
但是，朱德、彭德怀的想法还是让许光达留在部队，因为我军要实现机械化、正规化、现代化，很需要像许光达这样有专长的军事人才。
此时，许光达正在中南海协助起草中央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又当面问许光达：“你个人是什么意见啊？”
许光达的想法与老总们不谋而合。所以，他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考虑：“报告总理，外交工作我怕不能胜任，还是军队工作熟悉一些。”
当然，作为一名党员，许光达的组织观念是很强的。他又说，如果组织上让他转行，他还是会无条件服从的。
老总们也都谈了他们共同的想法，认为军队建设需要许光达。最后，毛泽东拍板此事，笑着说：“听老总们的吧！”
这样，许光达继续留在了部队。
1950年5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亲自点将，委派许光达筹建我军历史上崭新的现代化技术兵种——摩托装甲兵。
于是，许光达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首任装甲兵司令员，后来又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大将。
实际军衔与编制军衔严重脱节，军衔晋升停滞不前，使我军军衔制实施不尽人意（1）
实际军衔与编制军衔严重脱节，实际军衔普遍低于编制军衔。中央军委认为军衔制度存在许多不利因素，建议取消。全军首次实行军衔制，给我们后人留下了许多可供探讨、分析、研究的话题。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陆海空三军大授衔，是我军正规化建设的一座丰碑，在我军军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55年首次实行军衔制以后，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由于首次授衔时，评衔条件掌握较严，又盲目听取苏联顾问建议，根据苏联的经验，在首次授衔时，军衔应尽量压低。所以，1955年4月1日总干部部在《关于评定军衔工作中若干具体问题的补充规定》中规定评定军衔“授予军官军衔时，一般不得高于编制军衔，但可低于编制军衔一级至两级”，“一般以不低至其编制军衔三级为原则”。
1955年授衔后，就存在实际军衔与编制军衔严重脱节、实际军衔普遍低于编制军衔一到两级的现象，如军长、师长的编制军衔应该分别为中将、少将，而当时66名在职的军长、军政委，被授予中将军衔以上的只有8人，仅占12％；73名在职的师长、师政委，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只有3人，仅占4％。而副师、正团、副团、正营职军官绝大多数分别被授予上校、中校、少校、大尉军衔，可以说，实际军衔与编制军衔基本不相匹配。
1956年11月，也就是军衔制实行一年以后，国防部又发出《关于严格控制提拔干部的通知》。随即干部军衔的晋升基本停止，使实际军衔与编制军衔严重脱节的情况进一步加剧。1957年至1959年，少将以上军衔除了零星补授几个以外，没有一名晋升者；全军师长、师政委中，只有％的少将，大校占37％，上校占57％，还有％的中校，％低于编制军衔；团级以下的情况更是如此。这样，军衔制实行了四年之后，由于军衔晋升制度执行得不严格，多数军官的军衔不能正常晋升，实际军衔低于编制军衔的现象有增无减。
不过，中央军委已经意识到实际军衔与编制军衔严重脱节的情况。为了扭转这种现象，1959年11月，经*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发出《关于调整干部军衔及别的指示》，规定符合下列条件者可晋升军衔：少尉至上尉，军衔明显低于所任职务者；大尉至上校，1955年授衔后未调整者，或虽调整过，但在同级干部中明显偏低者；政治进步、德才优秀，有突出成绩者；因历史错误降低授衔，现已改正，并经考验者；因历史问题降低授衔，现已查明的或属于一般问题者。
1960年，校、尉军官晋升军衔的工作进行完毕。1961年，由大校晋升少将的工作也开始大规模进行，约45％的军官晋升了军衔。但少将以上将帅的晋升工作仍然没有启动。
1961年由大校晋升少将军衔的人员共218名。
1962年和1963年授予与晋升少将军衔的人员共15名。
1964年2月，总政治部提出：今后，除上校以上军官晋级由总政治部统一安排外，少尉至中校，凡军衔晋级期满，其军衔低于所任职务的最高编制军衔，德才较好的，均可按时晋升军衔。符合提前晋升军衔的，可提前晋升军衔。据此，1964年又晋升了一批少将。
4月13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命令：授予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李如洪少将军衔。李如洪是我军“五五式军衔”时期授衔的最后一名将军。
实际军衔与编制军衔严重脱节，军衔晋升停滞不前，使我军军衔制实施不尽人意（2）
10月30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命令：旅大警备区炮兵司令员巫金锋，由大校晋升为少将军衔。巫金锋是我军“五五式军衔”时期晋升的最后一名将军。
1964年授予与晋升少将军衔的人员共320名。
至此，五五式军衔期间的少将授衔、补授、晋升工作全部完毕，共授予、补授、晋升少将1360名。此时，晋升的少将工资级别一般为行政九级。
虽然军官晋升的更加合理的规定出台了，但是这个合理的规定显然有一种“迟到了”的感觉。因为，它提出不久，“五五式军衔”制就已走向了自己的归宿。
从60年代初开始，*大搞“突出政治”，军衔制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建军原则和法规，与大的政治背景相冲突，而遭到非议。
在客观上，由于受苏军“一长制”影响，我军制定编制军衔时，过分强调主官军衔，有过一些不合理的规定。一是副职编制军衔同于或低于下一级正职。如1955年编制军衔规定：副军长与师长编制军衔相同；军副参谋长军衔低于师长；师副参谋长军衔低于团长等等。二是机关干部编制军衔低于同级部队干部。例如，同是正师级的总部下属处长、军兵种二级部长和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编制军衔低于师长。还有一些基层技术军官的编制军衔定得过低过死，如司药、护士长、化验员等，编制军衔少尉，条件再好也不能晋升中尉。这些规定显然不符合解放军实际。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许多将领认为军衔制是教条主义的东西，不符合我军的实际，尤其对编制军衔提出了质疑。余立金中将等6位空军将领在联名小字报上写道：“从颁布编制军衔以来，事实上没有实现。原因是，不完全符合我军的实际情况。因而，根据目前情况，我们建议取消编制军衔。”北京军区副政委张南生中将说：“削足适履的编制军衔应改变。”总后勤部副部长饶正锡中将说：“请考虑可否取消编制军衔的规定。”
另外，军衔的种类和称谓比较繁杂，不好记忆。根据规定，海军海上军官及技术、军需、军医、兽医、军法、行政军官的军衔名称前，均冠以军种或专业勤务名称，构成这些军官的军衔称谓，如“海军少尉”、“技术上尉”、“军需中校”、“军法上将”等。其他军兵种军官，除步兵军官外，规定只是在将官军衔前冠以军兵种名称，如“炮兵少将”、“装甲兵中将”、“公安军上将”、“空军大将”等；校官以下人员，无军兵种衔称，直接称谓其军衔，如“中校”、“大尉”、“中尉”等。步兵军官将、校、尉各级军官均无军种衔称，直接称谓其军衔，如“上校”、“少将”等。防空军军官按其所包括的兵种，分别授予该兵种的军衔。如“探照灯兵上尉”、“雷达兵中校”等。
从实施情况看，以上这些分类，一是过于机械，有些也莫名其妙。例如，同是并列的军种，防空军军官军衔前就不能冠以军种；而同是海军军官，海军岸防兵和航空兵等兵种则不能冠以“海军”。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某海军基地副司令员对军衔称谓提出了看法：“在军衔的称呼上也在客观上对政工干部有不同的看待，如军事行政干部可以称呼‘海军上校’、‘海军少将’。而政工干部，哪怕是主管的政治委员也只能称呼‘上校’、‘少将’，而不能享受‘海军’二字。”二是这些规定过于繁琐，甚至连干部部门都记不住，实际上在实施时也没有完全按规定来称谓军衔。
由于实际军衔普遍偏低，1955年颁发的编制军衔表已无法执行。1960年，根据当时的实际军衔情况，国防部重新修订颁发了《军官职务编制军衔》。由于1955年编制军衔表中部分军官职务一职设一衔不宜实行，新的编制军衔取消一职一衔的规定，改设一职多衔。如正军职到正团职多为一职三衔。
1960年修订的编制军衔，将多数军官职务编制军衔的下限压低了一两级，如军长的编制军衔，1955年为中将，1960年为中将、少将、大校三级；师长的编制军衔，1955年为少将，1960年为少将、大校、上校三级；团长的编制军衔，1955年为上校，1960年为上校、中校、少校三级。由于新的编制军衔一职多衔，虽然解决了实际军衔与编制军衔脱节的问题，但因为是降低了原编制军衔的下限，实际上是使军衔偏低的现象“合法化”。这样，到1965年取消军衔制，解放军实际军衔明显偏低的现象仍很严重。
由于军衔制是50年代中苏关系“蜜月”时期从苏联学来的，中苏关系恶化后，军衔制又被扣上一顶“修正主义”军事制度的帽子。于是，在当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左”的思想影响下，军队开始酝酿取消军衔制。
据《罗瑞卿传》披露：1964年8月间，毛泽东吩咐贺龙、罗瑞卿一道到北戴河，向他汇报军队高级干部减薪问题，作为防止修正主义的一项措施。讨论中，贺龙建议：“是不是连军衔一齐取消算了？”毛泽东立即回答：“取消，搞掉那块牌牌！我早就想搞掉它。”回京后，罗瑞卿打电话给*的秘书，请他报告此事并请*指示。经几次催问，秘书均说：“已报告了，林总未说什么。”罗瑞卿仍硬着头皮请秘书去请示，并对秘书说：“如果林总没有表示，我们不好执行。”两天后，秘书回电话说：“林总同意。”从而，启动了取消军衔制度的程序。
首次军衔制实施十年，因种种原因，不得不取消。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1）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成立了“军衔、薪金改革小组”，并起草了《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该《意见》认为：“我军的军衔制度，是照搬苏联和其他国家的。过去没有这种制度，也一样打胜仗。实践证明，这种制度不符合我军的优良传统，它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等级表面化，助长了个人名位思想和等级观念。不利于我军的革命化建设，不利于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军民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