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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说在前头
我是个嗜书如命的人。毛病是文革给闹的，刚刚学会读书，就赶上禁书，所有的书，都给打上封资修印记，一股脑烧光，害得我日日饥渴，有时比真的饿肚皮，还要难受。读书成瘾，跟吸毒近似，清代大儒颜元，说读书人是吞砒人，即吸毒成瘾者，不假。我的邻居兼好友卢跃刚兄有名言，为书买房，为儿子挣钱。我同意而且拥护头半句，两次换房，都因为书装不下了，一个人倒是有个搁下身子的地方睡觉就行。
好读书，但是乱读书。我虽然学历上是个博士，但除了在研究生期间跟老师聊天，没有正经接受过科班历史教育，如果说还有点知识，不过自己乱看看来的。小时候看书，能逮到什么看什么，拿到手里的书，如果时间限制比较紧，就飞快地看，如果相对比较充裕，就整本地抄，记得我抄的第一本书，好像是本叫做《美国政府机构》的书，大概是本文革后期提供给新闻报道人员做参考用的，从那里头，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国会，什么叫行政权，也知道了原来人家的国务院只是外交部，跟我们不一样，还知道了原来负责美国总统保护的，是财政部。上大学之后，虽然学的是工科，课程压力大得要命，但毕竟社会上的书多了，我也忙里偷闲，狠狠地啃了几本大部头，但依然是自己看，有惑没人解，有疑没有问，更没有人点拨你该看什么书。
大学毕业弃工从文，老师骂我弃明投暗，暗虽暗，毕竟比较充裕地满足了我乱看书的那口嗜好。从此信马由缰，兴之所至，读之所至，读研究生之后，挨老师骂，说我用心不专，也依然如故，而且信奉陶渊明主义，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时常津津乐道，用我政治学的同事的话来说，就是非学术性阅读。每每一本书读下来，问我书的学术理路，中心意思，核心问题，甚至于书的作者为谁，往往都不知道，但是书中我的“会意”点，却印象深刻，很久很久都忘不了，如果一本书这样的会意点多，那么三月不知肉味倒是未必，但一天忘了吃饭肯定有可能。
我是个野路子出来的所谓学者，使用的全是野狐禅的功夫，虽然没有本事，也没有兴趣关心大理论，大问题，但读的时候，总是爱想想，读到会意处，总喜欢掩卷而笑，笑毕遐思，每有所得，则欣然命笔，胡乱涂上一些文字，这就是我所有历史文化随笔的来由。所以说，虽说是什么随笔、散文，但实质上，不过是些读书笔记。读书笔记按理应该是给自己看的，印出来卖钱，好像有点对不起读者，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既然有人乐意看，出版商有乐意出，我想也没有关系，总之是周瑜黄盖，愿打愿挨，不喜欢的，离我的书远点就是，恨到买回去放在卫生间里当手纸，也无妨，只是纸质太差，又不卫生，还费钱，所以，建议这样的先生女士们，想出气，最好弄张我的照片，贴在镖靶上用镖扎，省钱，高效，还解气，符合多块好省的原则。
读书最喜读史，相比起来，在历史学的论著和所谓的历史素材之间，更喜欢后者，哪怕再乱，再没有头绪，也还是喜欢。读的时候，总免不了要推想一下，写此文的前人，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什么样一种情景，如果是我自己，生在那个时代，又会怎样。如此这般之后，有时真的不知我之为鱼，鱼之为我，傻乐一通，起身到冰箱里，找一个个大的苹果，大嚼，然后爬上电脑，写几个字。
当牛记者碰到强人的时候（1）
民国时期的记者牛。租界里的口没遮栏，想说就说，租界外的口上的遮栏也有限，批评揭黑自不必说，损人骂街也是家常便饭。惹着谁了，告上法庭的不多，上门来砸场子的不少，但是砸完了，记者该骂还骂，反正那个时候，一个报社值钱的东西也不多。
在来自西方的各种市井观念中，记者是无冕之王的说法，在中国特别流行，大家认账，记者也很自负。很多历史上的牛人，都有过办报（刊）的经历，比如梁启超、章士钊、章太炎、陈独秀、吴稚晖、陈布雷，他们手里的一支笔，原本都是预备扫清天下的。到了蒋介石的时代，当年的名记者差不多都已经改行，做官的做官，革命的革命，做学问的做学问，但记者们依然牛气不减，官办的《民国日报》，发起评选中国伟人活动（类似于我们的超女评选），揭晓时，居然第一名是《民国日报》的总编陈德徵，第二才轮到蒋介石（据说把蒋介石气昏了）。
记者牛，损起人来嘴特别黑，旁观者见了，哈哈一笑，当事人听了，会恨无地缝可钻。不过，凡是大记者，往往不会找小人物的晦气，他们下手，就冲大个的去，所以老百姓听了，解气。解气归解气，危险也不小，前面提到的砸场子，就是一种，不过但凡叫过记者，信息都灵，躲得快，身体不会受伤害，但是也有躲不过去的时候，黄远生躲到了美国，还是被暗杀了，邵飘萍在六国饭店躲了很长时间，一露头，就被捉了进去丢了性命。好在那个时代是军阀当家，军阀是武夫、粗人，做事不管不顾，舆论能拿来说事的那些事情，涉及女人和金钱，吃喝嫖赌，巧取豪夺，他们都公开地做，大摇大摆地做，根本不在乎舆论怎么说，所以记者怎么骂，他们并不大管。曹锟贿选，上海的报纸吵翻了天，人家照做总统不误，连理都不理。当时还是个报人的吴稚晖，出来放话说，曹锟和老婆做爱一次，即可有四万万精虫，这些精虫代表中国四万万人，一起来投曹锟的票，不就结了，何必劳神费钱收买猪仔议员。恶毒到了这个地步，也没听说曹大总统因此败了兴致，就职典礼少了些风光，曹大总统既没有全国通缉，也没有派刺客下手，让对脐下三寸地带的物件特别感兴趣的吴稚晖依然可以放开喉咙，继续说他的精虫和生殖器。
可是，另外一个也拿那个部位说事的记者，命运却不一样，这个人叫林白水。林白水是个老报人，从清末就开始办报，民国后做过短时间的官，官场上混不下去，又转过来再作冯妇，依旧做他的记者。此人是跟黄远生（号称是中国第一个专职记者，曾担任过《申报》、《时报》、《东方杂志》、《庸言》等多家报刊的特派记者，1915年冬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避祸去了美国，但却被误会为帝制人物而遭到刺杀）、邵飘萍、张季鸾、成舍我齐名的名记，一生恃才傲物，一支笔，如同不吃辣的国度里的朝天椒，看得倒是赏心悦目，但吃上的人，未免要难受得跳脚。林白水骂街不看对象，越是官大，越是要骂。1924年，段祺瑞再度出山，标榜“公道砥平”，他写文章，标题叫做“段执政私处坟起”。一下子捣到段老爷子的那个地方，闻者鼓掌，见者哄堂，但骂的是武夫，没事。后来，那个“三不知”的狗肉将军张宗昌来了，稍微像样一点的政客，都避开了，可是也有人往上贴。此人姓潘名复，字馨航，在钱和女人上都很有功夫。贴上狗肉将军之后，变成了一个什么“督办”。狗肉将军来了意味着什么，按道理记者们应该知道，因为刚刚一个名记邵飘萍做了枪下鬼，可林白水还是骂，借潘的字“馨航”的谐音（林是福建人，说一口带南方口音的国语），说潘复是张宗昌的肾囊，也就是膀胱或者俗称尿脬的雅称，本来应该是“帮办”，帮生殖器办撒尿的事，但现在居然成了“督办”。赶巧，这种骂，还是在那个地方附近转悠。
不幸的是，政客往往是文人，文人不像武夫那样粗陋，心细，对文字有着天然的敏感，越是跟叭儿狗一样的文人，这方面的本领反而越高。本领高，心眼小，于是，我们的名记晦气了。某天晚上，在八大胡同，肾囊跟生殖器之间有了一点隐秘的沟通，张宗昌一声令下，林白水就被拖到了宪兵司令部，没有给林记者任何申辩的机会，一声枪响，撒手西去。枪毙的理由，是赤化。其实，无论跟当时被称为赤化的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林白水都一点瓜葛没有。
当牛记者碰到强人的时候（2）
显然，在存在不讲理权力的情况下，记者，尤其是敢说话的记者，其实很弱势。
戴大头巾状如印度兵的中国士兵（1）
晚清的中国，是个出新鲜事的地方，给喜欢看热闹的国人，提供了非常多的机会做看客。鸦片战争英国人打破大门进来，战争间歇，大着胆子溜出来看热闹的中国人发现，在黄头发蓝眼睛的英国军队里，夹杂着大量肤色很杂的人。这些身上穿的跟白人差不多，但头上却裹着一个大头巾，显得头特大。中国人管他们叫大头兵，或者大头鬼。当时的国人不知道，这些人其实是英军中的印度锡克士兵。由于印度做殖民地的资格比较早，因此印度人，尤其是剽悍的印度锡克人，就有了跟主子一起出来教训别个不听话民族的资格。
由于印度士兵的加入，这场战事给了做看客的中国人更多的眼福。在他们眼里，洋鬼子肤色很杂，也很斑斓，有白夷、黑夷、红夷，以及不黑不白之夷等等，好看煞人，边看，边增加自己的种族优越感——觉得鬼子不像人，像动物。印度士兵的头巾，也给人印象深刻，因为它多半是大红的，高而臃肿，凡是看到而且喜欢记录的中国人，总是忘不了记上一笔。后来，在上海租界里，英国人用印度人当巡捕，上海人称之为“红头阿三”。（图2）这个戏谑的称谓，显然跟头巾有关。不过，在鸦片战争当口，缠头巾的印度兵，命运并不好，中国人抓到了白人，很可能会优待，但是抓到了地位低下的印度人，不由分说就是虐待，连打带骂，还不给饭吃（我们中国人，对等级无师自通地敏感）。而英国人方面，一旦出现了军纪问题，一般都是拿印度兵开刀，当众绞死，用以安抚占领地的中国人。远不及后来在上海的印度巡捕，虽然在白人面前是孙子，但见了中国人，却是霸道的爷。
缠头巾是印度锡克人的风俗，也是他们的教规，聪明的英国人为了让殖民地的人做炮灰，在变革他们上下身服饰的同时，容忍了他们的头顶。殊不知，这个特别的头顶，到了中国，却变成了二等洋人的标志，让中国人很是厌恨。
然而，时代总是在前进，谁也没有想到，到了19世纪末，在中国“租借”了山东威海的英国人，居然把他们在印度的经验搬到了中国，在威海建立了一支“中国军团”，这支军队的服装跟印度的锡克兵一模一样，头上也顶着一个大头巾，或者说是头巾形的帽子。据资料记载，“中国军团”训练有素，装备精良，长枪队、炮队、机枪队、骑兵队一应俱全，这支军队的士兵，大概是中国第一批接触并使用马克沁机枪的人。从这支军队留下来的老照片来看，这些来自山东各地的小伙子们，虽然头上裹着头巾显得有点怪异，但军容严整，浑身上下透着精神，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趾高气扬。只是虽然号称“中国军团”，但军官却都是英国人，列起队来，每个排的旁边，都站着一个戴着大檐帽的英国军官。
作为殖民者的白人，很少做亏本的买卖。他们招募中国兵跟招募印度兵一样，都是要用他们打仗的。“中国军团”刚刚练好，打仗的机会就来了——中国闹义和团了。山东是义和团的发源地，但威海附近却没有闹出多大动静，因为被“中国军团”剿了。不久，威海的“中国军团”北上，加入西摩尔联军，不仅跟义和团，而且跟中国的正规军交上了手，参加了进攻天津和北京的战斗。据说，这支中国人的军队打得很不错，在进攻天津的战斗中尤其突出，接连攻下几个军火库。战后，为了表彰这支军队，英国人特地设计了一种带有天津城门图样的徽章，作为“中国军团”的徽记。一位当年“中国军团”的英国军官写道：“中国军团远征作战的次数比任何部队都多。即使不算解决威海卫出现的麻烦，天津之战有我们的份，解救北京有我们的份，以及1900年8月到独流和没有行成的北仓，这些远征都是我们干的，没有其他军团参加。”（巴恩斯：《与中国军团在一起的活跃日子》，转引自邓向阳主编：《米字旗下的威海卫》）参加八国联军的“中国军团”计400余人，进攻北京的联军中的英国军队一共才3000人，中国人占13％强。而联军中法国军队才800人（以越南士兵为主），奥军58人，意军53人。如此说来，所谓的八国联军，其实应该是九国联军才是。只是这第九国的士兵比较隐蔽，服饰跟印度兵一样，以至于当时被打的所有中国人，都没有觉察，一直当他们都是印度兵。
戴大头巾状如印度兵的中国士兵（2）
使用中国人来打中国人，不是打普通人，是进攻自己国家的首都，打自己的皇帝和太后，居然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这支中国军队打得相当卖力（中国军团为此阵亡23人），特别能战斗，同样的中国人，在中国阵营里几十万义和团，几万武卫军，都不济事，而在对方阵营里，几百中国人却所向披靡。令我们在佩服殖民者的“以华制华”策略高明的同时，不能不反观一下我们自己的百姓。传统的忠君爱国的观念，在晚清的乱世，很明显靠不住了。在同一个地方，一伙人跟洋人誓不两立，嚷着杀洋灭教，虽然刀大多都落到了信教的中国人头上，但对洋人的敌意无疑是明显的。另一伙人（他们其实也不是信教的教民）则跟着洋人杀中国人，杀到了皇帝和太后的头上。上个世纪末，世界还真是有点乱。
最后提一句，后来，英国人为参加八国联军的中国士兵阵亡者立了一块碑，碑文中英文双语，但碑的样式，却是地道的中国式，云头龙纹，跟中国政府为在义和团时死了的德国公使克林德建的牌坊一样，绝对中国，但却是对中国的……什么呢？——羞辱。
不幸的是，这羞辱多半是我们自己给自己找的。
懂兵法的和会打仗的（1）
自战国时赵国的名将赵奢生了个儿子赵括，而且将他养大以后，中国多了一条成语：纸上谈兵。其实，自从人们将原来作为军事制度和规章的军法，演绎成将战略和战术的兵法，学习兵法和操练战事两者分离的事儿，迟早会出来。孙武做过战将，写过兵书，但是看孙子兵法的人，不一定都有机会打仗，大不了关起门来背熟了，教学生骗点束修也未可知。战国时孙膑庞涓，据说都是鬼谷子的学生，孙庞二人都是操练过打仗的事，一个为将，一个做军师，但他们的老师，却只是算一个纸上谈兵的。
纸上谈兵的人，不见得都是废物，即使赵括，也有过人之处，谈兵论战，能把个久经战阵的老爹说得没话说，可见书是没少读，而且能言善辩，如果赵王不是中了秦国的反间之计，一下子就委以如此大的重任，做四十万人的主帅，假以时日，慢慢磨砺，日后说不定也能有点出息。
历史不能假设，也没有机会假设。自赵括以后，凡是提到纸上谈兵四个字，后面的话跟着就是“言过其实”，三国时刘备对马谡就这么评价的。但我们看历史的记载，马谡所言，未必都不中用，诸葛亮南征，就采用过他的“心战”策略，而且效果良好，从此以后，南人不复反矣。《三国志》上讲，诸葛亮“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如果谈论得不靠谱，现实如诸葛亮者，估计不会跟他浪费这么多功夫。
可是，能说出很多高论的马谡，还是在用兵上栽了。街亭之战，作为主帅的他，不听王平的劝告，一意孤行地非要把重兵摆在没有水的山上，结果被魏军围困，不战自乱，丢了街亭，让诸葛亮大军进退失据，差点吃了大亏。（图3）
王平说不过马谡，因为马谡有理论。理论来自《孙子兵法》：兵法上讲了“置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然后存。”把兵摆在没有水的高山上，是置之死地，不仅置之死地，还可以居高临下，有势能，按道理没错。而且人家韩信，井径之战，背水列阵，置之死地，仗打赢了，有成功的先例在。但是他忘了很关键的一点——战争的情景，也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事件发生的条件。韩信那个时代，战争很有战国的余风，以消耗对方有生力量为宗旨，杀的越多越好，战争中，各方经常发生把俘虏杀掉的事情，最著名的就是项羽在锯鹿战后，一举坑掉20万秦降卒，在这种情况下，士兵很害怕做俘虏，缴枪投降的可能性很低。加上当时韩信手中有只有一些乌合之众（老兵都被刘邦调走了），面对强敌，稍有机会，都会逃走的，只有置之死地，才可能有赢的可能——反正后退也是死，前冲也是死，冲过去还有一线生机，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置之死地的战术应用，胜机才会比较大。
反过来，马谡的时代，由于经过东汉末年的大乱，人口锐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