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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幸的是，这些正气之声，不但未能唤醒毛泽东，反而让他认为由他亲自发动的这一
场革命运动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干扰和阻力。他严厉地批评了这次被冠以“二月逆流”的抗
争，同时下定决心排除一切阻力，继续深入开展这场“史无前例”的、却又总是不为人们所
理解的“革命”运动。
在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批判了刘、邓。并在此时成立了专门用以调
查“罪行”的“刘少奇专案组”。
在批判加剧的情况下，对于刘、邓，特别是对刘少奇的公开点名，也成为必然。
4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批判刘少奇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
国主义》。其中除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代替刘少奇的名字以外，给邓
小平也冠以“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名号进行公开批判。
公开批判，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点名，但人所共知，这就是打倒。
在那个非常时期，批斗，是不需要请示的，揪出来就可以斗，谁揪出来谁就可以斗，什
么时候揪出来什么时候就可以斗。打倒，也不需要批准，只要上面———当然是指林、江等
文革大员———有人暗示，或者造反派认为应该，就可以把人揪出来。批斗会一开，口号一
喊，就算是罢了官，也就算是打倒了。不过，如要打倒党和国家的高级或最高领导，还得有
一个“正式”的“程序”，那就是报刊公开点名批判。点名也分不同形式，一种是公开指名
道姓的点名，另一种是不点姓名而冠以一个特定的名号以进行点名。在那时候，点名，的确
是件大事，点不点名，点谁的名，什么时候点名，怎样点名，还是一种“待遇”呢。
党的最高报刊点名，意味着对刘、邓这两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
批判将大大升级。
4月3日，父亲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从1月12日起我一直想见见你，
向你求教，只是觉得在群众激烈批判我们的反动路线及其恶果的时候求见主席是否适当，所
以一直在犹豫着。近日看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觉得我所犯错误的性质似已确定。在这种情
况下，我求见主席当面聆听教益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如果主席认为适当，请随时通知我
去。”
给毛泽东的信送走了，却一直没有回音。没有回音，只有等待，在不测的险境中无助地
等待。
4月6日，造反派冲进刘少奇家，批斗了这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次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贴出答辩的大字报，几小时便被撕毁。同月10日，清
华大学造反派召开号称三十万人的大会批斗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对刘少奇的批判已变得疯狂，父亲和我们一家人做好了思想准备，以应付更加严酷的局
面。
到了5月，一天，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来到我们家，找父亲谈话。汪东兴对邓小平
说，主席最近刚回到北京，让汪东兴来看看邓小平。毛泽东让汪东兴向邓小平转达他的三个
意思：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毛泽
东）写信。听完汪东兴转达毛泽东的意思后，邓小平表示，大字报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与事实
不符，他要求见主席当面谈谈。汪东兴把邓小平的要求转报了毛泽东。
不久之后，一天深夜，院子里黑漆漆的，我们全家人早已熟睡。也不知是几点钟，突然
我们孩子们住的西屋里电话铃不断地响了起来。我朦朦胧胧地跑去接电话，只听总机说，一
组（毛泽东处）秘书要找秘书王瑞林讲话，可王不在办公室值班，让找一下王来接电话。其
实，王秘书就住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只是家中没有电话。把王秘书叫来不久以后，毛泽
东的秘书徐业夫来到我们那个在中南海怀仁堂边上的家中。
王秘书带着徐业夫到父亲的卧室把他叫起来，告诉说主席要找他谈话，父亲赶紧起身。
徐业夫没有让带警卫员，接着父亲一个人走了。父亲走后，母亲很紧张。要知道，自“文
革”后开始批刘、邓以来，毛泽东一直未找邓谈过话呀。
天快亮了，父亲才从主席处回来。父亲告诉母亲，主席主要问他30年代离开红七军到上
海向中央汇报工作这一段的历史情况，他向主席详细讲了。主席批评了他派工作组的错误。
父亲说他向主席表示接受批评。父亲问主席，以后如有事情向主席汇报找谁？主席说，可以
找汪东兴，也可以给他本人直接写信。看到主席态度缓和，批评得并不严厉，使人感到相当
大的安慰。
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挑动和支持下，对刘少奇的狂暴批判不断加剧升级，至9月，大报
小报批刘文章达一百五十余篇。7月初，中南海外“揪刘”造反派迫刘写出检查。同月13
日，建工学院造反派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成立了正式的“揪刘火线”。在中央文革的
策动支持下，“揪刘火线”迅速扩大。一时间，旗帜标语如潮如海，营寨席棚连绵不断，高
音喇叭震天刺耳，数万人围困了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造反派就地轮番揪斗
各部各省的“黑帮”和“走资派”，并在中央文革大员的支持下轮番冲击中南海各个大门。
批判刘少奇可谓声势浩大、如火如荼，但对于邓小平的批判，则显得相对温和。其中的
原因，一是因为刘少奇是第一号“最大的走资派”，首先要打倒的就是他，当然声势不同。
二是因为，到了此时，在毛泽东的心中，仍然将刘、邓的处理加以区别。
对于毛泽东来说，他的“无产阶级震怒”，最主要的是对着他原本选定的接班人刘少奇
而发的。对于邓小平，虽然他的不满从60年代以后逐渐增加，但“气”远不如对刘的那样
大。同时，纵观毛泽东前后讲话和做法，可以证明，对于邓，他始终心存一份赏识。刘、邓
在“文革”中犯“错误”以后，毛泽东批刘也批邓，但批判的矛头，始终主要对着刘。邓小
平后来对此曾说过：“谁不听他（指毛）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
有考虑的。”
当时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回忆，在邓被打倒以后的1967年7月16日，毛泽东曾单独与他
谈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毛泽东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出来。邓至少是常
委。”从这个谈话看，毛泽东在批判和处理上区别刘、邓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留着
邓，到了需要的时候，也许还可一用。
对于毛泽东的想法和这一番用心，父亲不可能知道。受到批判后，特别是在被取消出席
中央政治局会议资格后，他整日在家，既没有工作，也没有人找他谈话。那时我们这些孩子
还和他住在一起，并且还可以随便出入中南海。因此，通过我们，他对外面大批判及大混乱
的情况还可以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像中南海中其他受到批判的高级领导人一样，他也被要求
看中南海内造反派贴出的大字报。但他没有像刘少奇一样被要求向造反群众写检查，也没有
像刘少奇一样被造反派批斗和冲击，只有一次在外出看大字报的时候，被中南海的“革命群
众”围攻过一次。当时一定是有人进行了疏解，因而没有受到进一步的批斗。
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批判，面对报刊的点名，面对对他的种种攻击、诬蔑，甚至造谣中
伤，父亲看着，听着，承受着，忍耐着，心中怎能平静？但是，也许因为作为一个彻底的革
命者，他已炼就无畏无惧；也许因为在他六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中，早已有过不寻常的坎坷磨
砺，所以面对非常局面，面对不公正的待遇，面对不可预想的未来，他虽不可能心中无思无
虑，却仍可以沉默待之。从每日的起居和活动，我们看不到父亲有什么变化，表面上看情绪
也没有明显的起伏，依然是那样的沉默，依然是那样的无言。
当时，我们还都是十多岁的孩子，我们惶惑，我们不理解，我们愤怒，我们觉得委屈。
但从父亲身上，我们能够或多或少、似懂非懂地获得一点保持镇定的力量。我们家的孩子，
无论儿子还是女儿，都爱我们的爸爸，深信我们的爸爸绝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
子。中南海里的造反派让我们揭发批判我们的父亲，不写不行，写又不能无中生有，于是我
们姐妹三人聚在一起，好歹拼凑了一些，写成贴出，任凭造反派说我们不肯揭发或是避重就
轻。
在我们家的外面，整个中南海内大字报和标语铺天盖地。在中南海的外面，“揪刘火
线”已扩大到刘、邓一起揪，更是形势危急。我们这一家人，父亲、母亲、祖母和子女们，
像大海狂涛中的一叶孤舟，在狂风巨浪的冲击下，只能更加紧紧地聚在一起，用信任和亲情
来相互安慰和支持，以获得心灵上的镇定。
批判的前景如何，父亲和我们全家都不可能预测。但是，批刘升级的前车之鉴，使我们
对事态可能向进一步恶化的方向发展做好了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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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6）
作者：毛毛
第六章
打倒刘、邓、陶
运动已经进行了一年多的时间，毛泽东在发起运动，推动运动发展，支持“左”派造
反，批判和消除一切阻碍运动发展的“反动”势力，建立新生的“革命”政权等诸多方面，
都已取得了超出他预计的成绩和结果。如果这些，就是发动这场“革命”运动的目的的话，
他应该感到满意了。他的目标，不就是要保证中国不变成修正主义，要保持永远革命的精
神，要用革命的手段来确保革命路线的进行，并用革命的手段进行组织、人事乃至政权上的
更替和换代吗？
但是，正像毛泽东自己常说的那样，事物往往总是走向自己的反面。运动发动了起来，
而且不断地加速，行进得越来越快，就像一列全力向前的重载列车，其来势之猛，惯性之
大，任何力量均已不能阻挡。就连毛泽东，这个运动的发起者，也已不可能控制其节奏和走
向。更何况，这是一场由错误的思想、错误的估计所引发的错误的运动。由其错误的性质所
注定，它将只能在一条畸形扭曲的道路上艰难行进。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对于刘、邓的批判，毛泽东曾想不同于彭、罗、陆、杨。但林彪和中央文革一班人马对
此却不满足。他们认为，必须进行声势浩大的批斗，以群众运动的巨大声势，造成彻底打倒
的不可挽回之势，以敦促毛泽东快下决心。他们加紧部署正式批斗刘、邓的步骤。
7月15日，中央办公厅向中央文革报送一份关于批斗刘少奇的请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陈伯达用笔将“少奇”二字勾掉，在后面加上“邓、陶夫妇”。
7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等策划组织召开了“批斗刘少奇”大会，对刘进行批
斗、抄家并从此剥夺了刘少奇的人身自由。
刘少奇被抄家后，我们家的老公务员吴洪俊偷偷把母亲叫到屋后走道说，今天抄了刘家
了，拉了一车东西走，听说明天要抄你们了，赶快收收东西吧！
7月19日，中南海的造反派把父母亲两人叫到旁边的怀仁堂，说有事情要问。父母亲被
带走后，造反派来到家中，开始抄家。
他们首先到父亲的办公室、会客室，然后到父母亲住的房间，翻来翻去，却什么也没有
搜查出来。父亲办公的习惯是，开会不做记录，平时不写笔记，发言讲话不写讲稿，最多一
个纸条记几个数字，但凡落笔都在文件上。处理文件都是当日事当日毕，看完批完就让秘书
拿走，办公室内不留文件。他的办公室内确实干净简单，除了书籍以外，几乎什么也没有。
造反派搜了半天，一点“稻草”都没捞着，便气鼓鼓地说：“一点笔记都没有，这个总书
记，也不知道是怎么当的！”造反派们不甘心无功而返，就转到我们孩子们住的房间，一间
一间仔细搜过，结果也是一无所获。那天飞飞在家，造反派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在看《西游
记》，其实在他的口袋里装着父亲平时打桥牌用的扑克牌。幸好造反派没有搜身，不然就会
找到这唯一的罪证：邓小平的扑克牌———记得我们在看大字报时，造反派给父亲列的一大
“罪名”就是“爱打桥牌、爱玩”。抄了半天的家，什么也没搜出来，造反派就责令我们交
出家里的存款存折。他们原以为我们家多么富有，万万没有想到，因为我们家人口多、负担
重，所以非但没有一分钱的存款，反倒还欠着公家200元钱。他们本想借抄家大肆宣传邓小
平的腐化生活，结果却大失所望而去。
现在的人可能不理解，当时那种抄家能给人带来多么大的心理恐慌。一个人本来没事，
或因一次抄家，给造反派找到“罪证”，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对于已经在“文革”中司空见
惯的抄家行动，我们虽未参加过，也未亲眼看见过，但却早就耳熟能详。在刘家被抄以后，
我们也不得不做好准备，把家里彻底检查一遍。在那个非常时刻，人们内心的恐慌是无边无
际的，有事的、没事的都要一查再查，防备不测。
我们家本来十分简朴，没有什么奢侈用品，只有母亲去苏联时苏联人送的几瓶香水。记
得两个姐姐和我，在厕所里，把那几瓶从未拆封的香水打开，一股脑儿地倒进洗脸盆中，边
倒边开开龙头用水冲。也不知道起了什么化学反应，香水和水一搀和，便咕嘟嘟地冒起阵阵
白泡。现在想来实在可笑，而且十分愚蠢———我们倒掉了香水，却没有丢掉香水瓶子。如
果造反派真搜到了并做起文章，有香水没用还好，有香水还全用光了，那岂不真正是“资产
阶级生活方式”啦？幸亏抄家时造反派忽略了那几个无辜的香水瓶子。这是事后想起来的一
桩可笑而又可叹之事。真正可惜的，是我们把一些可能被造反派当做罪证的照片都给烧了，
其中有我们家和彭真、罗瑞卿、杨尚昆等家的合影，还有妈妈年轻时在北京大学上学期间的
生活照片。这些照片，都被我们付之一炬，再也无法找回了。
这次抄家后，父亲算是“正式”被打倒了。7月29日，中南海一些“革命群众”以开支
部会的名义，批斗了父亲，限他三天内交出“请罪书”，宣布从即日起限制邓夫妇的行动自
由。面对诽谤和批斗，父亲忍无可忍，提笔给汪东兴写信：“今日上午支部会议的情况料已
知道。另，外语学院也要我在30日以前写出交待，支部限期是三天。对此类事情应如何处
理，理应请示主席和中央。电话不便打，我写一封信求见主席，请代为转呈。”在给毛泽东
的信中，父亲写道：“5月见主席时，主席曾面示有事可找你，并嘱如要见主席可直接写
信。我再次写信求见主席，实在感到非常抱歉。今（29）日上午，我们几个单位的支部开
会，当面对我的错误和罪行进行了揭露和斗争，在会上勒令我在三天内交出我的请罪书，彻
底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主席的罪行，同时对我的生活行动方面也做了
一些处理。我目前确实心中惶惶无主，不知如何是好，所以我十分恳切地希望能够面向主席
请教。我自觉这个请求是不一定恰当的，但我别无办法，只能向主席倾吐我的心情。如果主
席太忙，是否要别的同志找我一谈。”
毛泽东没有再见邓小平。打倒邓小平已成不可逆转之势。
8月1日，父亲的秘书王瑞林和警卫员张宝忠被调走了。中办派来了一个新“秘书”，而
这个新“秘书”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把母亲叫到他的办公室。屋里的墙上贴着“坦白从
宽，抗拒从严”的标语，新“秘书”声色俱厉地让母亲揭发父亲。母亲从容地说：“小平同
志从来不把工作上和组织上的事对家里人讲，我什么也不知道。至于文件，每天看完后，该
处理的当天都处理了，其他的都送中办机要处了，要什么，你们自己去翻吧！”眼看着捞不
到什么东西，对母亲的“审讯”便如此了了。
家抄完了，下一步，该是批斗会了。
8月5日，为庆祝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一周年，谢富治和戚本禹到“揪刘
火线”进行煽动，建议造反派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的声讨批判大会。同一时间，在党中
央和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分别在住地组织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进行批斗。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仍十分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造反派事先通知要进行批斗，我
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