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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引起清华师生的愤慨,更加坚定了他们要求撤换吴南轩的决心。在学生会和教授会的共同努力下,吴南轩于6月25日离开北平南下。7月7日,南京教育部以吴南轩“暑病时侵,亟宜调养”为托词,批准其离校“调摄病体”。
吴南轩被赶后,造成了清华两年内“两驱校长,一拒校长”的局面,在国内外影响极大,国民政府再也不敢随便派人任清华校长,只得临时派翁文灏“暂代校务”。翁多次提出辞职后,教育部又派理学院院长叶企孙为“校务代行”。叶也因问题棘手,屡次请辞。
1928年北伐成功,国民党中央派罗家伦(志希)先生为第一任国立清华大学(自1925年招考大学部学生,至是正名。又,清华原隶属外交部,自此改由教育部管辖)校长,梅先生改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11月携眷赴美视事。
1931年冬,清华校务方由翁文灏先生代理。11月,教育部长李书华(润章)先生公布梅先生继任校长。
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反反复复,多方权衡,一再物色。早在1926年春,教务长张彭春先生辞职,梅先生被推举继任——以后便成为不成文的习惯,清华教务长总是由教授会推举,校长聘任。五年后,国民党政府正式任命梅贻琦为清华大学校长。
梅贻琦接任校长后,清华也就从此结束了因屡发校长风波而造成的长期不稳定局面,并且开创了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而这也正是后人一提清华就会想到梅贻琦校长的缘由。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一时期的校长更迭风波,除了受当时国内政局变化、北洋军阀政府不断改组的影响外,校内师生的坚决反对是至关重要的。而这恰好反映了当时的知识分子为了实现学术自治、教授治校而奋斗的历程。
要办好一所大学,必须专注于学校的建设和学术成果的积累,而不是将其作为自己牟取名与利的升降机,没有沉稳的耐心是不行的,没有长久的坚持是不行的。梅贻琦很好地秉承了以上的原则。
1955年以后,他去台湾创办新竹“清华大学”,担任校长直到逝世。所以,有人说他是一位“终身大学校长”,无论在祖国大陆或在台湾地区任职期间,地位一直十分稳固,受到师生的信赖和尊崇。即便是在学潮澎湃的时候,学生向校当局提意见,也要声明一句“拥护梅校长,反对×××”。这其中的奥妙何在?后面的文字都可以不同程度地回答这一问题。且从他这个校长的“来历”说起。
纵观旧中国的大学校长,大体上有两种来历,一种是“请”来的,即某人先在某一方面有了成就,成了名家名流,众望所归,就请他来做校长,于是“长随校传,校随长传”,两者声价互增。一旦时机成熟,校长“另有高就”,有的还扶摇而上,成为中枢显赫。这方面的例子是无需多举的。
另一种是“派”来的,即某人靠近上层,受到特殊信任,为了便于控制,就被派来做校长。不过这样的校长往往是短命的,一般很快就会声名狼藉,最后一走了事。旧清华的好几任校长,都可作为这方面的例子。只有梅贻琦,他做校长是一种特殊类型,如果也要用一个字来说明问题,那他是被“选”来的,而且是顺乎民意的公选。
过去有一种误传,说梅贻琦做清华校长是蒋介石亲自指派的,由此还“派生”出许多“演义”性的情节。其实这都是不确的。蒋介石确曾多次过问或干预过清华校长的事,那是他20世纪30年代初期兼任教育部长的时候,罗家伦、吴南轩都是作为“党国亲信”由他亲自指派的。
罗家伦被迫“辞职”以后,蒋还津津乐道地夸他“一切均秉承本党主义中央政策,于整理学风、统一思想甚为努力”。罗走以后,清华校长久不得人,有人曾向蒋推荐周治春、赵元任、胡适,蒋摇头说:“周治春坚辞不就;赵元任非办事人才;胡适言论乖谬,违反本党主义,碍难任命。”蒋介石表面上这样说,骨子里却是“兹经慎重考虑,决派吴南轩继任”,因为“吴任中央政治学校副教务任已三年,成绩卓著”。
但是梅贻琦做清华校长,却与蒋介石无干。当时梅贻琦还是个小人物,在蒋介石那里是根本挂不上号的。引荐梅贻琦做清华校长的,倒确有一个人,此人就是1931年下半年接任教育部长的前中法大学校长李书华。关于这件事,梅贻琦夫人和李书华自己都曾有过回忆。李书华回忆说:“1931年下半年,我任教育部长的时候,正值清华久无正式校长,我急于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我再三考虑,认为月涵(即梅贻琦)最为适当。时月涵正在美国任留美学生监督,我电征其同意后,于1931年9月23日提出,行政院国务会议通过,以月涵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我旋即电促月涵从速回国。……回想我在教育部所做的事,令我满意的并不多,我为清华选择了这位校长,却是我最满意的一件事。”
不过,李书华先生这里说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是非主要方面,因为在当时,由上面引荐谁做清华校长是一回事,而清华师生接不接受则是另外一回事。稍知清华历史的人都知道,旧清华的校长可不是那样容易当的。问题小的,可以勉强维持几年,待到问题成堆,终得一走了事;而问题大的,就一天也混不下去,甚至连大门也进不去。在梅贻琦以前,“校长风潮”时有发生。1920年前后,因校长压制民主而惹起公愤,不到一年,就有三位校长接连被赶走。1930年前后,又是三位校长在短时间内连续被赶。罗家伦、吴南轩是其中之二,中间一位乔万达(阎锡山派来的),连校门也没让进,在他来“上任”时被学生拒之于校门之外。阎锡山一看形势不妙,只得将乔召回山西。
吴南轩的表演更为拙劣,他被逼得无路可走,带着学校的大印逃到城内使馆区去“避难”,并挂起“国立清华大学临时办公处”的招牌。师生对这种“托庇于帝国主义之卵翼下,有辱教育界清白及国家尊严”的行径,愈加愤慨,召开紧急大会,组成“护校委员会”,表示“倘若吴借武力到校,决武力护校,准备流血”。这回是蒋介石知趣,将吴召回南京了事。吴走后,教育部委托地学系教授翁文灏暂代校务,翁因问题棘手,又以“经常因事进京”为由转请理学院长叶企孙代,叶也不想卷入漩涡,就屡电教育部请辞,他在一份辞电里说:“校务万端,非企孙所能胜任……企孙从10月起,绝不再负兼代校长职务。”
在连续11月无校长期间,学生会一再发表“清华校长人选标准”,其中一次的五条是:(1)无党派色彩;(2)学识渊博;(3)人格高尚;(4)确能发展清华;(5)声望素著。这期间,各方面推荐的人选达十几位之多(鲁迅也曾是其中之一),结果不是上面不批准,就是下面不接受,就这样反反复复,一再物选,终于找到了一位合格的人选,这就是梅贻琦。所以学生们颇为自豪地说,“最后我们全体同学迎来了梅贻琦校长”;教授们则说,“最后我们选择了梅贻琦”。
曾和梅贻琦共事多年的陈岱孙教授分析说:“梅一直是清华的教授,从感情上和对教育的基本观点上说,他和广大教师们是一致的。他平易近人,作风民主,学校大事率多征求教师意见,这也和他的谦逊的性格有关。他似和政治无缘,在他就任校长后头几年,连个挂名的国民党员也不是。在南京他没有政治资本,没有人事渊源,他只有和全校教师一起才能发挥作用……同时他也知道,力图控制高校阵地是C。C集团既定的派系策略,吴南轩的拙劣表演虽告失败,但他们是不会就此罢手的,一有机会还会卷土重来。保留清华这块净土,这是他和全体教师的共同愿望。”
“一二·九”运动后,清华曾经发生过数千军警闯入学校逮捕学生的事件。事前得知了这个消息,学校的几位领导人在梅贻琦家里商量如何应对。大家说了很多意见,唯有梅校长默然不发一言,最后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他还是抽着烟一句话不说。冯友兰教授问:“校长,你看怎么样?”梅贻琦还是不说话。叶公超教授忍不住了,问道:“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他隔了几秒钟回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
后来,学生们怀疑军警特工手里的名单是校方提供的,所以把教务长架到大礼堂前接受质问,并有学生扬言要打。此时,他们的校长身着一件深灰色长袍,从科学馆方向慢步走来,登上台阶,对着两三百学生,有半分钟未发一言,然后用平时讲话的声调,慢吞吞地说出了五个字:“要打,就打我!”
这足以说明梅贻琦的耐心笃行。除此之外,他的耐心笃行还表现在其他若干方面。学生着急于救国救亡,梅贻琦解释说:“即使救国吧,也第一要有健康的体魄,第二要有良好的专业知识,因为救国并不只在战场上面,也不完全需要一群莽夫。”他的儿子要去参加军事翻译,梅贻琦并不支持,说道:“你现在才是大一的学生,也许到了大二才可以去。”当然他的儿子并没有完全遵守父训。
但是受梅贻琦的影响、熏陶,儿子梅祖彦在部队服务三年后,赴美留学。1949年毕业于梅贻琦的母校吴士脱工业大学,并在美工作。1954年梅祖彦毅然回到祖国大陆,为新中国服务。此举是得到梅贻琦的默许而成行的。梅贻琦听说儿子“回到清华母校任教而感到快慰”。
梅贻琦故去后,夫人韩咏华于1977年也落叶归根,回到祖国大陆安度晚年。政府给予优厚待遇,安排她为全国政协第四届特邀委员。
梅校长淡泊谦冲,不求名利。几十年来,把心血几乎全部贡献给了国家,而很少为自己打算。在抗战期间,校长的薪水不足以维持生活,一度有赖于梅夫人韩咏华女士做了一种“定胜糕”到昆明城里去叫卖,来贴补家用。北平陷落的时候,梅校长一个人飞到南京,可说是身无长物,借住一个朋友的亭子间里,以后去美国,梅夫人只有留在香港,靠女婿接济。
梅校长在美国,始终不肯动用清华存美基金利息,而在华美协进会任职,月支300美元。梅校长的原则是“不为清华,决不动用清华基金一文”。1955年回到台湾,梅校长全力筹划建立台湾“清华大学”。1958年,他接任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但在处理教育事务之余,仍尽力贯注于“清华”。直到住进台大医院,即使在昏迷中,还是惦记着教育事业。交卸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职务以后,他仍然牵挂着“清华大学”的事。老人能够眼看到自己苦心策划的原子炉落成启用,实在有说不出的喜悦与安慰。
这也是梅校长对中国科学发展的最后一项巨大贡献。
梅校长对清华大学五十年的扶持,在科学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年西南联大时代的简陋设备,尚能培养出杨振宁和李政道,媒体预言以今日新竹原子炉的设备,第一流的原子科学家,自必能不断地产生于台湾。
物理专家吴大猷先生曾任北大及西南联大教授,他回忆:曾于1963年3月撰《我想念的梅月涵先生》一文,叙及1943年春搭乘马拉的两辆板车去联大上课,马惊车覆,他的后脑受震,晕倒卧床匝月,其夫人阮冠世女士连年久病,于忧急侍疾之余,病倒危殆,恰巧梅先生至乡下探视,见此情形,即告如需入城请医可用校长汽车。
翌日即由学校派员来看,是否需准备后事。幸而吴夫人挣扎过来了。当时虽未借用梅校长汽车,“但他的好意和关心,冠世和我廿年来始终未忘记。现在大家不容易想象到我们孤孤单单的住在乡下,一个病危,一个忧急无策的情形,所以或者不会懂得为什么我们永远记得梅先生”。
他又回忆道:“1954年夏,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听到梅先生在纽约住,为管理清华基金在华美协进社办公,月薪极少。我去办公室看梅先生,想请他吃餐便饭,但他反邀我一同回家。中途又坐地底车,又换公共车,很远的到他住的公寓,看到梅夫人和他们的一位小姐和外孙女,吃北方凉拌面。”
梅贻琦一生两袖清风,没有积蓄,病后住院费和死后的殡葬费都是校友们捐助的。据韩咏华回忆:在病床旁边有一只他从不离手的手提包,他去世后打开一看,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他虽几次出任当时教育主管部门高层领导职务,又长期独司上千万美元的清华基金,却能一生坚守原则,出淤泥而不染,逝世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正像林公侠所说:“他在母校十几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污染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的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是可以为万世师表。”
1960年5月,他入台北大学医院治病,仍在病榻上孜孜批阅公事。1962年1月1日,他在病榻上按动原子炉启运转的电钮。2月,他当选为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4月29日,在病榻上发表了最后一次对校友的讲话,诚朴谦逊之风如常,只是言语稍有错乱。二十天以后,也即1962年5月19日逝世。
梅贻琦先生辞世后,在亲友们送的众多挽联中有一联是“桃李满天下,何须儿孙常绕膝;清华空有约,那堪鲲岛哭师门”(刘淦芝)。他去世后,新竹“清华”原子炉即被命名为“梅贻琦纪念馆”;新竹十八尖山之麓,“清华大学”之苑,建有梅氏墓园,曰“梅园”。园内建有墓碑两座,一座正面是蒋介石写的挽额“勋昭作育”四字,背面是“褒扬令”;另一座正面是罗家伦题写的“梅校长贻琦博士之墓”,背面是蒋梦麟撰的碑文。墓的左侧建有“梅亭”。园内有由校友集资所植各种名贵树木,初植时包括杏梅287株,梅花241株,现在早已成林,曰“默林”。
考古大师李济先生是清华1918年毕业生,曾任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师,他回忆说:
我是清华梅先生所授的“三角”这门课的学生,那时所留下的印象,保存到现在的是:他是很严的老师……大家均知梅先生酒量很高,但他的酒德更高。他在宴会中饮酒总保持静穆的态度。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没看见他闹过酒。在这一点我所见当代人中,只有梅先生与蔡孑民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纪录。
梅先生留在一般朋友中另外一个很深的印象,是他沉默寡言的习惯。并不是他不会或不能说话,他做校长时凡是报告一件事或讨论一个问题,总是条理分明,把握重点;在许多人辩论不休时,他常能一言解纷。
我实际和梅先生共事,是在他与胡适之先生办长期发展科会的时候。这事办了好几年了,其中经过不少的困难,回想起来,若不是他们两位共同领导,合作无间,这“会”的最早一段历史,也许完全两样了,或者根本不会产生出来。我在这时期所认识的梅先生,有下列四点值得提及:他自律很严,对钱财尤其是一丝不茍;他有很高的理想,同时很谨慎;他不唱高调,但一个目标已定的事,无论多么困难,他总设法使它达到;他很现实,虽不从事实际政治,但对政治上的潮流却认识得很清楚。
他是一个负责到底的人,对清华的事,一直到临终还在不断地关怀。这类的单子大家都可以开,并且可以开得比我长,不过我说的几点都有确实的事实,做我对这位早期老师这些印象的基础。
梅贻琦一辈子与蒋介石争持,争的就是学术独立。
梅贻琦校长从1931年到1949年领导清华,历经战乱艰辛而维持学校的水平和声誉于不坠。梅校长居功厥伟的原因之一,是坚持了独立性和“教授治校”的理念。他主张学生独立思考,确定自己的政治取向,校方不向学生灌输。他认同当时的政府,但拒绝帮助政府抓捕独立思考、持不同政见的学生。在他参加领导的西南联大校园中,容纳了国民党、共产党、民社党、民盟、三青团和国家主义派等党派。
西南联大师生中倾向或同情共产党的势力强大,以致祖国大陆的主流史家盛赞西南联大为“民主堡垒”。20世纪40年代末的清华校园中,中共外围组织和同情共产党的学生会公开活动,转播中共电台,以“小解放区”自诩。
每个执政党几乎都在政治上表彰梅校长的独立理念,但回避了“民主堡垒”和“小解放区”能存在的另一个原因:当时当地的军政首脑龙云(云南)和李宗仁(北平)的容忍,而龙、李都是国民政府的一部分。没有这种大形势的相对宽松,校长们向来校捕人的“军、警、宪、特”讲独立性,就必然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二十年前,冯友兰在回忆清华大学往事时,曾对“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