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幕肪持校芄煌黄埔馐缎翁拿晕恚⒆约旱闹魈迦现⒏吨钚卸庖彩呛笕俗钣Ω镁把黾把暗牡胤健�
《自由中国》批判极权思想、阐扬自由民主的理念，则正似医师诊断书指出病源且又开出药方。雷震及其同仁当年宣扬的理念与思想，今天都已是常识，但在当年不啻空谷足音，至少也让活在恶浊环境的人能吸到几口清新空气。
雷先生长期承受有形无形的险恶压力，坚持《自由中国》言论立场，最后更付出惨重代价，确是令人感念的先行者。重新刊印《自由中国》，更具有严肃的时代意义。能有机会读一读《自由中国》，重温痛苦往史，才能多少认识到活在重重束缚体制下何等屈辱，才能知道“人不仅是为面包而活”是真理。
当年威权政府若能接受雷先生和《自由中国》撰述团队的建言，则无论对蒋介石本人还是国民党或台湾这块土地都更有益。蒋介石若能不违规寻求连任，无疑会给台湾人留下更佳的形象。
可惜雷先生和《自由中国》的谋台建言，当局是一概听不进去，他本人反而以此贾祸。先知往往很孤寂，先行者也常成为殉道者，雷先生也未能例外，这是他的悲剧，也是台湾的不幸。
《自由中国》却在这样的威权、霸权体制下，通过言论侵犯、挑衅、质疑国民党最高权力者行使权力，不过是《自由中国》论述新闻自由的部分，如他对于国民党党化教育的质疑、对于“救国团”侵入校园的反对等，都可看到雷震和《自由中国》的同仁勇于捍卫民主与自由价值的辛酸实践。
在1988年报禁解除之前，多数媒体噤声不语，《自由中国》却敢于横眉冷对独夫，言其当言，批其应批，捍卫新闻自由，坚持舆论民主信念，从原来被蒋介石视为“反共”传声筒的媒体走向为战后台湾民主呐喊的急先锋，彰显了作为民主、自由与人权的公共媒体的可贵，展现了“自由报业”理念，对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社会具有启蒙功能，也对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知识分子具有启发作用。
此外，我们也可发现，戒严年代的国民党机器对台湾报业采取的新闻箝制，其实不只威权，还近于西方16—17世纪的“极权报业”模式。国民党将报业视为替君主领导者及台湾服务的侍从，要求媒体以支持及推动当权者的政策和意识形态为目的，透过“特许制度”（报禁）、“新闻检查”及各种管制手段监控报业，报业根本不被允许批评台湾当局，正因为如此，乃对照出了《自由中国》追求“自由报业”的理念和实践的可贵。
《自由中国》由政治论述起，以政治实践终，为台湾民主政治的开展创造了契机，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美丽岛》杂志及政团并体雏形，就是如此找到立基点的。20世纪80年代，蒋经国解除党禁、报禁，放弃独裁，台湾的民主政治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不断在实践中探索、修正，逐渐走向成熟。
《自由中国》终结五十年后的今天，胡适、雷震等人当年大胆畅想、奋力争取的那个自由、民主的台湾，或许已经部分地成为现实。雷震案的过程显示，在一个“造神”的年代，“神”如果不知道他只是一个凡人，他所管理的官僚体系，会万般逢迎上意，不惜扭曲司法，伤害人权。雷震先生主动决定选择“不平则鸣”，并进一步承担一切可能的后果！这是雷震先生高风亮节的地方。他蒙冤四十二年，台湾应还给他公道。
于右任：弹劾宰相、警示皇帝的“御史”
引言
孙中山先生创建国民党，并设立国民政府五院制，乃是民主制度之架构。五院平行，独立执权，相互制约。五院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
蒋介石执行独裁政治，抗战期间，以军事第一为需要，设国防最高委员会，自任主席，五院院长为当然委员，因此一切要服从于他，由此监察院徒有虚名，形同虚设，不过是高级养老院而已。
这个“养老院”的院长是党国大佬于右任。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台时，“监察院”还是个养老院，但是于右任却不甘于做蒋介石的橡皮图章，曾多次向蒋主动进攻，蒋介石父子对他是既恨又怕。
依照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监察院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最高监察机关，行使弹劾权、纠举权及审计权。
监察院由委员29人组织而成，监察委员之中一人任院长，一人任副院长，任期六年。“宪法”第七次修正后改为“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后任命。
审计部是监察院所属的下级机关，负责审核全国各机关之财务与总决算，审计长任期六年，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
根据台湾的规定，该机构是台湾当局的“最高监察机关”。1948年5月在祖国大陆选出“监察委员”180人，任期六年，于1954年5月期满。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蒋介石利用“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名义，决定“在第二届委员未能依法选聘与召集之前”，“第一届委员继续行使其职权”，因而，于右任在台湾总共当了长达十六年的院长。
1 弹劾俞鸿钧
于右任修理蒋介石最厉害的一次，要算是在1957年12月10日他亲自主持会议审理最著名的行政当局一把手俞鸿钧违法失职案件。在他主持下，“监察院”弹劾移送公惩会，蒋介石曾经召集全体“监察委员”至阳明山行馆举行茶会，全体委员犹能刚毅不屈，独立审议，议决予以申诫处分，迫使俞鸿钧下台，举台震惊之余，更对公惩会集体意志所呈现之气节风骨，赞誉有加，名留千古，传为佳话。
事情要追溯到三年前的1954年6月，俞鸿钧继陈诚之后担任台湾行政当局一把手。1957年，“监察院”因军公教待遇问题，约询行政当局一把手俞鸿钧，俞鸿钧认为，有关规定并未要求行政当局一把手必须至“监察院”报告或者备询；“监察院”则主张，台湾行政当局一把手面对“最高监察机关”，不能豁免。俞鸿钧因坚持有关主张，成为首位被弹劾的“阁揆”，为了展现责任政治风范，他主动宣布辞去台湾行政当局一把手一职。
事情真的那么简单吗？
俞鸿钧，这位红得发紫的“天子门生”，是蒋介石搬运黄金去台的黄金四人小组之一，协助蒋介石密运黄金的核心人物。严格地说来，虽共有四个人，但俞鸿钧最重要。
四人中，当时俞鸿钧是“中央”银行总裁——其他三人，一位是蒋介石的大儿子蒋经国，一位是蒋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一位是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这四个人当中，有三位是蒋介石最信任的亲人，也因此看出，俞鸿钧在蒋家的地位和重要性。
俞鸿钧当时的身份是“中央”银行总裁，任务是黄金搬运总规划，是黄金搬运的关键人物。如果没有他，黄金根本无法离开上海中国银行的金库，所以他堪称是蒋介石秘运黄金的总企划。
从蒋介石的日记中发现，1948年10月，蒋介石就多次和俞鸿钧在上海的爱庐见面，蒋介石和俞鸿钧见面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在三大战役中一路溃败。1948年11月22日，徐蚌会战后两星期，蒋介石计划运走黄金。他在日记上说，“若要复兴民族基业，另选单纯环境”。就在日记写完八天后，第一次黄金密运台湾的行动就此展开。
俞鸿钧在蒋介石下野后卸下“中央”银行总裁一职。1949年1月以后，刘功芸（1949年1月—6月）和徐堪（1949年6月—10月）分别接下“央行”总裁的位子，可是俞鸿钧还是从中指导整个“央行”运送黄金的计划。期间，他仍持续向蒋介石报告。同样，两任“央行”总裁也会听从俞鸿钧的意见。我们从档案中发现，两任“财长”刘功芸和徐堪无法决定多少黄金该留在“国库”，从这点也充分看出，蒋介石虽然下野，但整个政治权力的运作其实从未离开他的掌控，而俞鸿钧则是他最佳的左右手。
国民党政府败退到台湾后，俞鸿钧曾经在1953年担任过台湾第四任省主席，1954年担任台湾行政当局一把手，期间多次遭到地方法院和监察部门等机关调查，在蒋介石的包庇下，都事出有因而查无实据，以不了了之。据悉，俞之出任此职，乃因其在1949年将价值数亿美元的黄金、白银从上海运往台湾，从而受到蒋的器重，之后平步青云。
从现在已公布的史料和档案来看，俞鸿钧的操守始终被外界质疑。秘运黄金时手脚干不干净，也是疑云重重。但当时运金的公文，都是他直接向蒋介石单线报告，如果没有俞鸿钧，黄金应该很难搬来到台湾。监察主管部门针对黄金运台数目展开调查，发现严重短少，因档案资料不齐以及相关“央行”人员尚未来到台湾，最后都不了了之。
监察院《监察法》根据有关规定，“调查人员调查案件，于必要时得通知书状具名人及被调查人员就指定地点询问”。由于俞鸿钧出任行政当局一把手要职据说主要是因为1949年搬运黄金白银有功，于右任等多位风骨嶙峋的现代“御史”早想弹劾他了。
但是，为德不卒。出任行政当局一把手的俞鸿钧在来台不久就被监察主管部门弹劾，弹劾的理由都没有公布，一般认为是因黄金运送出上海时被侵吞，保护黄金不力。当时不敢公布大概是怕影响币值稳定，加剧通胀，加重金融危机。
“监委”们一直在找俞的短处，他们发现当时俞鸿钧虽已经是行政当局一把手，却仍占用“中央”银行“总裁”官邸，而且水、电、瓦斯等费用均由“中央”银行支付，雇用司机、工友100多人，仅房屋的租费每年就多达36万元以上。
“监察委员”又发现俞鸿钧施政举措严重不当，于是又在监察主管部门通过纠正案，就军公教待遇问题纠正行政当局，行政当局逾期答复后，监察主管部门又决议约询行政当局一把手，遭到俞鸿钧拒绝。监察主管部门于是通过弹劾，将俞鸿钧送当局司法部门公务员惩戒委员会议处。
据台湾监察主管部门档案资料，俞鸿钧于1956年12月因行政当局的“美援运用委员会”人员待遇高出一般公务员5倍，监察主管部门提出纠正后，行政当局竟以“减少待遇将影响工作情绪”为由拒绝答复，加上俞鸿钧拒绝就当时军公教待遇调整问题赴监察部门接受质问，监察主管部门提出弹劾。
个中原委非常复杂，这就是轰动当时整个台北官场的一个值得特写的大案——1957年于右任弹劾行政当局一把手俞鸿钧。当时身为“监察委员”兼一把手的于右任，以及他的同僚们非常想了解俞鸿钧贪渎的这些事实，于是向俞提出质问，并多次约请俞鸿钧到监察部门来回答质询，俞均置之不理。
于右任对俞鸿钧目无监察主管部门的行径极其愤慨，乃于1957年12月10日亲自来监察主管机构主持会议，弹劾俞鸿钧，在此之前他是很少踏进办公室的。其他“监察委员”们也认为俞欺人太甚，群情激昂，通过了对俞鸿钧的弹劾案，并将弹劾内容向新闻界公布，俞的处境颇为狼狈。
这件事终于惊动了蒋介石。1958年1月16日，蒋介石在台北中山堂召集国民党中央委员、评议委员和国民党籍的“监察委员”近两百人开会，公开袒护俞鸿钧，称弹劾中所列各点，许多事不能责备俞鸿钧个人。蒋还在会上当面斥责于右任：“院与院之间发生争执时，可由‘总统’召集有关‘院长’会商解决之。我一直在等你们来报告我，让我召集两院院长会商解决，你们大可向我作此请求。”他厉声问道：“为何不走这条途径？”
但是事情已经晚了，监察主管部门转请司法主管部门召开公惩会，最后也议决记俞鸿钧申诫一次。此一惩处虽属轻微，但对行政当局的声望打击甚大，俞鸿钧随后辞职，由台湾二号领导人陈诚兼任行政当局一把手。
当年，蒋介石对于监察主管部门此举颇为不满，曾威胁开除弹劾提案的10名国民党籍“监委”，若是成了事实，这十几名“监察委员”就丢官了，蒋介石的蛮横也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美国人的不满，学界也分成保皇派与改革派，两派进行了大论战，但当时公意倾向认为，蒋袒护俞失当，行政当局一把手无权拒绝监察主管部门约询。
蒋单拳敌不过众口，弹劾案终于通过了。不过另有看法认为，当时国民党内的CC派才是弹劾案主角。
但国民党闹家变，当时的民主监督力量总嫌不够，国民党籍的“监察委员”弹劾了同党的行政当局一把手俞鸿钧，总是非比寻常，一般都认为有派系因素，但非主因，主要还是出于于右任的大公无私。
2 于右任的革命生涯
于右任先生原名伯循，生前以字行于世。号骚心，又号髯翁，晚年号太平老人。生于1879年，卒于1964年。他一生扮演了多个角色，从反清的流亡诗人，到鼓吹革命的办报人，又曾担任靖国军的总司令，更担任了长达三十四年的监察主管部门一把手，同时也是一位制定标准草书的大书法家，一生功绩彪炳，对民国之创立与建设，厥功甚伟。
于右任先生是办报的新闻先驱，办学的教育家，后来成为国民党内一个有名的领导人。于右任为新闻记者讲课时曾强调职业道德，他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昔人以此为执政者之天职，吾则以此为新闻记者之不二法门。”“为维护新闻自由，必须要恪守新闻道德。新闻道德与新闻自由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新闻道德的记者，比贪官污吏还可恶。”
他曾为响应“护法运动”而统率陕西靖国军，之后又出任监察主管部门一把手多年，可谓文武兼备，然而最深植人心的，应该是他那深厚的汉魏碑学。作为中国近代书法史上一位伟大的书法家，他兼擅真、行、草各体，尤其以草书名世，曾被誉为“当代草圣”。他著名的于体草书，成就非凡，在近代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于先生是陕西省三原县人，清末举人。原本仕途看好，但他向往革命后因讥议时政，遭到清政府的通缉。后逃到上海，参与创建复旦大学。在1906年，于右任为筹集办报经费而去日本，在日本拜会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
不久，回到上海，先后创办了《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鼓动人民起来推翻腐败的清王朝。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于右任出任交通部次长。1918年，于右任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1922年，他在上海创办上海大学，并任该校校长。1924年，国民党改组，于右任当选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于右任随孙中山北上，任北京政治委员会委员，极力赞成国共合作。1927年，于右任任国民军联军援陕总司令。此后，他历任南京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监察院院长等职。
于右任虽身在国民党阵营，却是一个强烈的爱国者，主张国家统一。
于右任民国初年在陕西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926年12月22日，他担任靖国军总司令，和联军驻陕副总司令邓宝珊发表就职宣言，提出废除旧的政治体制、统一全省财政等12项整理陕西军政的计划，号召民众“共同起来呀！建设美满幸福的新生活”。
1927年2月，根据联军总司令部决定，将西北大学改建为西安中山学院，还创办了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为革命培养人才。此后，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发布许多法令，取消苛捐杂税，减少农民地租；政治部和教育厅还翻印了大量革命书籍，并允许各种进步书刊公开发行。
在于右任、邓宝珊的支持和大批回陕的旅外学生推动下，全省工、农、学生、妇女运动蓬勃发展，出现了陕西近现代史上少有的革命高潮。于右任早期对蒋介石不假辞色。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叛变革命，于右任主持的国民党省市党部接连召开讨蒋大会。于右任在4月27日陕西省党部召集的大会上，痛斥蒋介石“叛党叛国之罪恶”。
于右任和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也反对蒋介石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他和他的同乡同行兼好友张季鸾在《大公报》上骂军阀吴佩孚，骂汪精卫，骂炙手可热的蒋介石，抨击蒋介石杀戮进步青年，残害民族精英。
宁汉合流以后，国民政府任命于右任为陕西省政府主席，他不屑做官，未到任。1928年2月他出席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被推选为国民党中执委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还被指定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在同月下旬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又被推为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
1930年11月，于右任在南京出席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被推为主席团五成员之一。这次会上，他被推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这一做就做了三十多年。自国民革命统一中国，国有大事几无役不从。前后长监察院凡三十四载，对于现代监察制度的建立和监察权的行使有极大的贡献，因被尊为“监察之父”。
3 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