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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地利用它。
为了救国救民，傅斯年可以不顾生死，他常常准备以身殉国。
对外侮他奋起抵抗，对内忧他也勇敢迎战。他认为贪官污吏最该打倒。他强调：“现在革命过程中的一切牺牲，是为民众利益的，不是为贪污官吏中饱的，不是为买办阶级发财的。”他又说：“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些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他主张“除恶务尽”，他主张“攻敌攻坚”，而且他一动手攻坚，决不肯中途罢手。
有一次，在重庆为了某一种公债的案子，他在国民参政会发言到结束的时候，郑重声明他这番话不但在会场以内负责，而且在会场以外也负责，他愿意到法庭对簿。这话使全场兴奋，可是爱护他的朋友们为他捏了一把冷汗。会后朋友去看他，问他为什么敢说那样肯定的话，他说：“我没有根据，哪能说这话。”于是他取出两张照片给大家看。可见他说话是负责的，绝对不是所谓“大炮”者可比，也决不是风闻言事者之流。这种有风骨的人，无疑是值得敬佩的。
孟真先生不常做诗，尤其是旧诗。他在北京大学做学生时，虽曾发表过几篇新诗，旧诗则在抗战前似乎没有人见过。但在抗战期间，为了景慕忠烈，他曾破例做了几首旧诗。1938年末，山东省专员范筑先先生战死聊城，孟真先生曾写了四首诗哀悼他。
1940年张自忠将军战死于襄阳，1944年张将军殉国四周年，孟真先生有诗追悼，题曰《悲歌》，诗句如下：
泰山重一死，堂堂去不回。
身名牧马革，风日惨云雷。
忠义犹生气，艰难想将才。
中原谁匡济，流涕楚郢哀。
这只蟋蟀不但会斗争，而且能说教，他对教育的重视可以说是无人能出其右。他曾强调指明：“今天的教育方案必须是针对着今天我们的‘穷’、‘愚’、‘不合作’。”
为此他写了许多文章解析中国知识分子的毛病。他认为：“现代社会的要求有两大项：（1）工业化，（2）大众化。”中国非工业文明的教育意义是必须改正的，中国传统文明之忽视大众是必须修正的。但他强调：“我所谓修正，并不是抹杀之谓，乃是扩充之谓。”“因为传统是不死的，所以也并抹杀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尽管它的缺欠已成为第二天性，抹杀是不可能的，然而必须拿现代的事实衡量一番，其中应该抹杀的东西，不惜彻底地改；应扩充的东西，不惜彻底的扩充。
战前‘本位文化’之说，是极其不通的。”“与之相反便有‘全盘西化’之说，这又不通之至。一个民族在语言未经改变之前，全盘化成别人是不可能的。前者一说是拒绝认识新时代，后者一说原不能自圆其说。”“教育要认清中国文化传统的力量，因而要认定它是完全抹杀不了的。同时也要认定它与时代的脱节，因而要做彻底的修正。”
傅斯年更进一步指陈中国文化传统中“不应抹杀”与“必须矫正”之所在：“我所谓抹杀不了，并不是应抹杀的，就是人与人中间的关系。中国人的脾气，在合易近人情，争中有让，富于人道性等地方，属于这一类。至于读书人之阶级观、对于外务之不注意、思想上之不求逻辑，是必须矫正的。为前者需要把文化推广到一切人，再不可以‘礼不下庶人’。为后者需要纠正中国人用脑不用手的习惯和对物马马虎虎的观念。假如走这条路，是用力少而成功多的。”
1944年3月，傅斯年因公务忙碌，生活不安定，高血压症增剧，不能支持，入中央医院治疗。7月，出院休养。10月，傅母李太夫人弃养，傅悼念不已。自顾高血压症无法痊愈，唯有拖延时日而已。
他尝寄函胡适述病情及致病由来云：“病中想来，我之性格，虽有长有短，而实在是一个爱国之人。虽也不免好名，然比别人好名少多矣。心地十分淡泊，欢喜田园舒服。在太平之世，必可以学问见长。只是凡遇到公家之事，每每过量热心，此种热心却出于至诚，而绝非有所为。遇急事胆子也大，非如我平常办事之小心，有时急的强括不舍，简直是可笑。”
傅斯年也知道自己的毛病，也寻找过药方，但都无法阻止他“择善固执”的性格。他也写信给恩师说：“平日好读《老》、《庄》，而行为如此。有此性情，故遇有感动冲动之事，心中过分紧张。这种感情冲动，私事甚少，而为公者极多。性情如此，故得此病，更不易治。”他自我解嘲又说：“此等性情，自天外人看，未知还有趣否？但在中国却算比较少的了。”
傅斯年也曾经一度想退隐：“近日又读《庄子》，竭力自己为自己想开，何必一人怀千古之忧，一身忧国家之难。读来读去，似乎有些进步，此窍还是半通不通的。古人有以天下事为己任之说，一个人如此想，多半是夸大狂，我向不以此言为然。但自己不自觉之间，常在多管闲事，真把别人事弄成自己的事。此比有此意识者更坏事，以期更真也。我本以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来之故，而思遁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来跑去，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
但他又挂念做学：“今遭此病，事实上不能容我再这样，只好从此以著书为业。所可惜者，病中能著书几何，大是问题耳。”可谓一代学人最珍贵之自画像。
正如程沧波所指陈：“他（傅斯年）对政治，喜欢谈论，而容易厌倦；偶然奋不顾身地一击，并不是对政治有兴趣，而是激发于士大夫的责任感，他的胸中实在是一张白纸，洁白的没有一点瑕疵。他终于不做李膺、范滂，而做了郭林宗，这是他的命运，也是今天的时代，究竟与东汉末年有别。”
4 国家民族之大是大非
谈到中华民族大是大非的问题，孟真先生始终坚持着“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原则。他认为中华民族自古至今经常与外族同化，合成一体，中国境内现虽仍有若干种族，但也正在同化混合的过程中，不足影响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他对某些学者的巧立名目、强分中国为若干民族表示不满。他认为政治固不应支配学术，但如果某种学术对国家民族有危害的可能，政府应加以取缔。
1939年，孟真先生住在昆明，他的老友顾颉刚先生也在昆明，为《益世报》主编《边疆》副刊。孟真先生便写信给顾，本着这个原则，劝顾对于民族问题的讨论，必须谨慎。信中说：
有两个名词，在此地用之，宜必谨慎。其一为“边疆”。夫“边人”自昔为贱称，“边地”自古为“不开化”之异名。此等感觉云南读书人非未有也，特云南人不若川粤人之易于发作耳。其次即所谓“民族”。犹忆五六年前敝所刊行凌纯声先生之《赫哲族研究》时，弟力主不用“赫哲民族”一词之界说，原具于《民族主义》一书中，此书在今日有法律上之效力，而政府机关之刊物，尤不应与之相违也。今来西南，尤感觉此事政治上之重要性。夫云南人既自曰“只有一个中国民族”，深不愿为之探本追源；吾辈羁旅在此，又何必巧立各种民族之名目乎？
他建议《边疆》副刊之名，似可改写为《云南》、《地理》、《西南》等，废止“边疆”一词。“此中及他处，凡非关门刊物无普及性者，务以讨论地理、经济、土产、政情等为限，莫谈一切巧立名目之民族。”更当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证明夷汉之为一家，并可以历史为证。“即如我辈，在北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血统，在南人谁敢保证其无百粤苗黎血统，今日之云南，实即千百年前之江南巴蜀耳。此非区学也。”
顾先生接受孟真先生的劝告，因而注意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加以阐发，但引起个别民族学家的不满。有人加以反驳，说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孟真先生认为，这种言论将在云南发生不良的影响，因某人是中英庚款董事会派到云大去的，乃致函此会的董事长朱家骅、总干事杭立武两先生，希望将其他调，以免发生事端。
傅斯年认为，若以一种无聊之学问，其恶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列。其人所办之民族学会，即是专门提倡这些把戏的。他自己虽尚未作文，而其高弟子则大放厥词。若说此辈有心作祸，固不然，然以其拾取“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发达之科学”之牙慧，以不了解政治即受西洋人恶习太深之故，妄其所以，加之要在此地出头，其结果必有恶果无疑也。
他的得意弟子李济称道：“孟真先生对民族问题所持的观点，自然不为某些‘为学问而学问’的民族学者所同意，但如果我们对中华民族的演进历史稍有认识的话，便知道孟真先生的见解，实在是不易之论。而他在信中所流露的爱国家、爱民族的苦心，更当为我们所体会。”
5 促蒋摒除伪教职员、检举汉奸
傅斯年一生最痛恨汉奸，他教育下一代也是最重视忠与义，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爱国教育”。
他在北京教书时，偶而回李庄小住，在那段难得的清闲的日子里，他不是给儿子讲几段《三国》、《水浒》，便是看书写作；有时背着双手，环绕室中，摇头晃脑，不断地用满口山东腔调，哼唱诗词，怡然自得。年少又好奇的儿子只在一旁瞠目相视。在一个寂静的深夜，他在烛光下，
为儿子傅仁轨写了一横幅，写的是《正气歌》、《衣带赞》和几首其他的诗。当时傅仁轨不过八岁，是看不懂这些诗的，但傅在跋中说出了写此横幅的用意：
为仁轨儿书文文山先生《正气歌》、《衣带赞》，并以先生他诗补余幅。其日习数行，期以成诵，今所不解，稍长必求其解。念兹在兹，做人之道，发轨于是，立基于是。若不能看破生死，则必为生死所困，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矣。
明末诸臣，孟真先生似乎最尊重黄道周，他本人也有若干地方与黄道周相似。他有一个卷宗，里面藏着黄道周的书画照片。孟真先生送给挚友黄季陆一部《黄石斋集》，以示勉励，可惜黄未能好好地读。
黄说傅斯年最瞧不起的，要算是钱谦益。1931年5月，他在钱的《牧斋有学集》的封面上题了如下几句话：
此老行事奇丑，斯文之耻辱，人伦之败类也。然卅载风流，数朝掌故，其书固不可删，存之益彰其丑焉。
这几句话对钱来说，黄季陆觉得是公允的。
明末遗老中，孟真先生对顾炎武是景仰的，但对与顾齐名的黄宗羲颇多讥责。他在黄的《明夷待访录》中批了许多话，认为黄有逢迎满人的意思。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孟真先生出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抗战期间，政府把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合组为西南联合大学，迁设昆明，继续上课。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解散，三个大学迁回平津。数千学生和庞大校产的长途迁移，其困难自可想见。但北大比起清华、南开，更多了一个难题，那就是当平津沦陷期间，敌伪在北平的北大旧址，另设了一个伪北大。抗战胜利后，伪北大尚有员生数千人，无法安置。
教育部乃在当时的北平设立补习班，由陈雪屏先生主持，收容伪北大学生，并征调一批伪教职员暂时维持课业，徐求解决的办法。但这批伪教职员，组成团体，到处请愿，要求北大迁回后继续留用。加以若干当时北平的中央大员往往对伪教职员滥示同情以市惠，因此更增长了他们的气焰。
原来这些人以老北大自居，傅斯年坚持民族大义，并维护北大光荣传统，于1945年10月在重庆发表声明，说北京大学决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12月，他在重庆再度发表声明，重申不用伪员的决心。声明的要点是：
一、专科以上学校，必须要在礼、义、廉、耻四字上，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的青年们看看。北大原先是请全体教员内迁的，事实上，除开周作人等一二人之外，没有内迁的少数教员也转入辅仁、燕京任教。伪北大创办人钱稻荪，则原来就不是北大的教授。所以现在伪北大的教授，与北大根本毫无关系。
二、朱部长（骝先）向我说过，伪北大教员绝无全体由补习班聘请任教之事，而系按照陆军总部征调敌伪人员服务办法，征调其中一部服务，不发聘书，与北大亦无关系。
三、北大有绝对自由，不聘请伪校伪组织之人任教。
四、在大的观点上说，如本校前任校长蒋梦麟先生，明春返国的胡适校长，北大的教授团体及渝、昆两地同学会，和我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无论现在将来，北大都不容伪校伪组织的人插足其间。
他并且说：“人才缺乏是事实，从别的方面考虑征用未尝不可，但学校是陶冶培植后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须要能首先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的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责教育责任的人，岂不都成了国家的罪人？听说燕京大学对于原校教授参加伪北大者一律解聘，个人非常佩服。假如我们北大尚不能做到这一步，那真没有脸见燕京的朋友了。”
他又说：“青年无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持之，予以就学便利。其实在校学生当以求学问为第一，教授的好坏与学生有直接关系。据我所知，伪北大文、理、法三院教授的标准，就学问说，也不及现在北大教授的十分之一。很快的北大明夏就要迁返北平了，以北大资格之老，加上胡适校长的名望，一定能够聘到许多第一流的教授。所以伪校教员不用，对学生是绝对有利的。这一点朱部长也再三表示支持，相信北平的青年学生，也不会轻易受人欺骗。”
最后他说：“这些话就是打死我也要说的！”
孟真先生的两次声明，在当时的北平引起甚大的震动。伪教职员以罢课为要挟，不承认“征调”，并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愿，闹得乌烟瘴气。伪北大教授容庚在报端发表致傅斯年先生的公开信，为伪员辩护。容庚的话虽然荒唐可笑，但在伪教职员看来，则是至理名言，同时也颇能博得一般不明大义的人的同情。
在这种情形下，孟真先生想贯彻他的主张，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他凭借勇气和毅力，加以国民党政府的坚决支持，终能使北大在北平顺利复课。
原来伪北大的学生，经过甄试，有一部分进入北大，继续求学。至于伪教职员，则始终未能达到他们的目的。1946年春，蒋介石到北平，傅斯年先生陪他游文丞相（天祥）祠，并在祠中正殿的“万古纲常”匾额下，共摄一影。
这等于告诉北方的伪员汉奸们，蒋重视民族气节，对背叛国家的人是不会轻恕的。而这件事也给予孟真先生一种精神上很大的支持。
至于惩治汉奸，傅斯年也主张从严从重。
当时的北平是北方汉奸的渊薮。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虽曾在北平逮捕大批汉奸，但其狡黠者，往往假造证据，自称曾参与地下工作，于国有功。甚至少数不肖的政府官吏，也为他们说情。因此国民党政府对汉奸的处置，有些地方不能令人满意。例如伪北京大学校长鲍鉴清附敌有据，而河北高等法院判决其无罪，以致與论哗然。孟真先生乃于1946年7月，找出鲍的四项罪行的证据，向河北高等法院提出抗告。并于同月17日致函当时的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先生，说明他对审判鲍鉴清及巨奸王荫泰等的意见，原信如下：
冠生先生部长左右：
关于北平汉奸惩治事件，有三事不获已上陈，敬乞台察。
一、报载伪北京大学校长鲍鉴清在河北高院判决无罪，至堪骇异。查鲍逆神通广大，早经保释，今复判决无罪，实留学术界莫大之隐患。该逆在伪职任内，勾结日寇，在伪校遍布日本顾问及特务，以实行奴化政策，何得无罪？北平情形特殊，汉奸势力不小。此案仍待最高法院覆判，拟请大部依据成例，提来首都覆审，以正是非，而申国纪。否则“无罪”之例一开，后患不堪设想矣。除呈最高法院外，谨此奉陈。
二、巨奸王荫泰正在苏高审判，该逆逢迎日寇意指，挤走其前任而代之，变本加厉，即以献粮献物资为约。在其任内，剥削华北民食，使人吃“混合面”。更大搜五金，故宫铜缸、历史博物馆古炮皆彼搜罗，献出凡数百万斤。故王逆揖唐、王逆克敏之罪恶，尚不足以比之。拟请大部特予注意，尽法惩治，以申华北人民之愤。
三、文化汉奸钱稻荪在北平有特殊势力，似可一并调京审讯。
以上各事，关系国法人纪，故敢负责上陈，敬乞采纳，至荷。
其后鲍鉴清由河北高等法院检察官审请再审，结果如何，现无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