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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亚夫第一次得罪刘启，是在景帝前元七年，刘启废太子刘荣为临江王，周亚夫身为太尉，自以为是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牛皮烘烘，可以说得上话，拼命劝谏，刘启懒得理他，很讨厌他这种自以为是的做派。这个看似简单的事，实际上就是他最后遭到厄运的最大原因。因为在废刘荣的事件中，得利最大的是王皇后和日后的武帝刘彻。周亚夫此举得罪了皇后母子，就算他能逃过景帝这一劫，也会被日后即位的武帝除掉。
而那个他在平定七国之乱时得罪过的梁孝王这时也落井下石，时时在窦太后面前说周亚夫的坏话。窦太后宠爱梁王，当然也会逐渐对周亚夫有看法。当主子的就是这样，你为他立了大功，这是应该的，奴才孝敬主子，保护主子，这是天经地义的嘛；但是你如果稍微得罪了他，他就马上翻脸。按说周亚夫看见皇帝对他开始冷淡，就应该有所警惕，而偏偏他不识趣，再次做了违拗主子意图的事，而且这次是直接得罪了窦太后。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窦太后对刘启说：“皇后的哥哥王信这人不错，可以封侯嘛。”她提起这事，分明是因为王信不久前为梁孝王在刘启面前说了好话，保住了梁孝王的性命，她要报恩。刘启听老妈主动提出要给自己大舅子封侯，谦逊地说：“当初先帝在时，南皮侯、章武侯都没有封侯，到臣即位后才给他们分封，王信现在封侯，早了些吧？”
南皮侯窦彭祖是窦太后的弟弟窦长君的儿子，章武侯窦广国（字少君）是窦太后的弟弟，他们都出身很低，而且窦少君和姐姐重逢的故事很有戏剧性。他四五岁时，就因为家贫被人拐卖，而且似乎品相不好，连续转手了十多家，才被一个宜阳的买家带走。他那时虽然不过十多岁，却仍被命令去山中为主人烧炭。有一天晚上，他和一百多个同样命苦的人躺在堤岸之下睡觉，堤岸突然崩塌，把他们全部活埋，只有他一个人幸免不死。惊惧之余，他给自己占了一卜，发现自己不出数日就可封侯，非常诧异。很快他又跟着主人来到长安，听说了朝廷立了新皇后，姓窦，老家在观津（今河北武邑），当即呆了，想起当年被拐卖时年纪虽小，究竟还记得自己原本是观津人，姓窦，他又想起了自己会封侯的占卜，心中砰砰直跳。皇后的弟弟，按规矩确实可以封侯啊，看来卜筮很灵，事情就应在这上面了。于是壮着胆子上书认亲。皇后一听，马上报告文帝刘恒。
刘恒立刻召见窦少君，问他有什么证据。窦少君将自己的遭遇原原本本地说了，又指着自己脑门上的伤疤，说是当年和姐姐一起爬树采桑时摔的，并绘声绘色地描述：“姐姐当年被吕太后遣送到代国去的时候，曾经和我在传舍（官办旅店）诀别，还向人讨了一点热水为我洗头，又讨了一点饭食让我果腹，才恋恋不舍地和我挥手作别。”也难为他记忆力好，这个细节一下子把窦皇后的眼泪迤逗得像泉水一样喷涌，抱着他就嚎啕大哭，旁边的侍御奴才们也赶紧哭泣“助哀”，也就是帮助皇后加大悲哀。就这样，不久前还伐薪烧炭的农民工窦少君转眼间就从旧社会来到了新社会，户口转成了长安的，房子住上了豪华的，饭食变成了玉粒金莼的，老婆变成了美貌可人的。总之脱了胎，换了骨。
绛侯周勃和颍阴侯灌婴在一旁却很不高兴，这两个家伙简直像哼哈二将，总喜欢一起搞事。当年谗毁陈平和贾谊，也是他们牵头，这次也不例外。他们商量道：“这个死农民工小学文凭都没有，品德靠不住，如今成个暴发户，还不作威作福？他地位这么高，要真的乱来，我们说不定会死在他手里，给赶快给他找几个好家教，好好给他补习一下功课，教他一点做人的道理。还有他那个老哥窦长君，文化程度差不多，都得一起注册补习。”
这显然是偏见，相比文凭和道德的关系，有时候我宁愿相信有的人就是天生的恶棍，不管他文凭多高；有的人天生就很善良，哪怕他目不识丁。据说美国有个科研成果，说的是科学家给一些罪犯的大脑进行扫描，发现这些罪犯中有许多人的大脑某部分和常人有异，或者是某种正常生理构造没发育完全，或者其他什么原因。这样看来，不管怎么样，从生理上说，天生的恶棍是未必不存在的。周勃这帮家伙躲在一旁唧唧歪歪，却偏偏忘了自己当初也是农民起义军首领。现在打下天下了，就以为自己是城里人了，看不起农民工了，实在可恶之极。当然，也许这是人类的普遍弱点，不能光怪周勃。总之，据说请了家庭教师补习后，窦氏兄弟文化水平直线上升，道德修养也如影随形，不肯落后，很快就变成了谦让君子，不敢以富贵骄人。
不过文帝在位时，为了谦让，坚决不肯封窦氏兄弟为列侯，窦太后虽然不高兴，在自己老公面前却不敢发火。等到儿子刘启即位，总算可以颐指气使了，可惜窦长君已经死了，只能立他的儿子为列侯。现在景帝刘启提出这个例子，想表示自己应当效法先帝的谦让，窦太后道：“人生苦短，应当在生前就好好享受，死了以后封号高得吓人，又有什么意思呢？窦长君在世时，最终没能封侯，死后儿子才得如愿，我每一想起来就遗憾万分。皇帝还是吸取我的教训，赶快给王信封侯罢。”
刘启回答道：“那么，臣请求去和丞相商量一下。”
他马上召见周亚夫，说了窦太后的意见，周亚夫当即反对：“当年高皇帝杀白马，与群臣约誓：非刘氏宗族不能封王，非有功者不得封侯。若有违背，天下共伐之。如今王信虽然贵为皇后亲兄，却没有点滴功劳，给他封侯，岂不违背誓约？”
刘启一听，默不作声。周亚夫是功臣列侯的儿子，当然很珍惜自己得知不易的爵位。这就像十几年前的博士硕士，看到现在博士硕士满天飞，忍不住会哀叹自己的学位贬值。如果一个暴发户仅仅因为是皇后的哥哥就封为列侯，那自己在战场上辛辛苦苦打仗厮杀得来的爵位还值什么钱？
刘启心里不悦，如果他一意孤行，硬要封大舅子为列侯，也不是办不到，怎奈王信毕竟是自己的大舅子，这么做说出去不好听。皇帝们向来是喜欢名利双收的，就如既要当婊子也要立牌坊。只是后者对社会无害，不过是她们自己自娱自乐；而前者则对社会有利有弊，利的方面在于皇帝们既要名声，作恶时就要多少顾忌一点点；而弊的一面在于他既在这里做不了恶，就会另外找出气筒，他可不愿憋在肚里戕害身心。这样一来，周亚夫的性命自然就岌岌可危。
这件事情刘启没有坚持，不久匈奴王徐庐等六个人投降汉朝，刘启非常高兴，决定封这六个人为列侯，以鼓励匈奴投降者前赴后继。周亚夫又反对道：“他们背弃自己的主子来投靠陛下，品德糟糕，而陛下却封他们为列侯，将来怎么去责备为人臣者不肯守节呢？”
刘启这回再不妥协：“丞相的意见不可采用。”终于一意孤行，封了徐庐等为侯。
我们也许会问，刘启在这件事上为什么不妥协了呢？其实不用问，他当然不会妥协，因为徐庐等不是自己人，而是匈奴人。专制国家的君主，他们的为人方式就是这样：对外客气，对内残暴。民主国家则反之。所以在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他的职责是为国民谋取利益，否则他就要下台。而专制国家的君主，则信奉“朕即国家”，全国百姓都是他的奴仆，全国土地财物都是他的私产，他想给谁就给谁，给奴仆们一点，那是恩赐；给匈奴人，则显示一个君主的面子，表示他有的是钱。慈禧皇太后曾说：“宁与外邦，不与家奴。”都是一样的心态，因为外国人再坏，在她看来，还是客人；而自己的百姓再好，也不过是豢养的狗，对狗，那是不需要什么客气的。可怜当时那些朝不保夕的傻瓜们还脸红脖子粗地叫嚣什么“扶清灭洋”，要为她跟洋人拼命，真是愚蠢已极，无可救药。同样，周亚夫也没有意识到自己虽然贵为丞相，本质上仍不过是皇帝身边一条华丽的斗犬，地位其实不如投降的匈奴人。匈奴人在刘启眼里，究竟还是客人。刘启怎么可能会因为狗的建议而对客人不恭呢？武帝时候，有个叫汲黯的大臣也向武帝建议，把投降的匈奴人都当作烈属家的奴仆，也遭到了武帝的嗤之以鼻，道理是一样的。
周亚夫这种不合作的精神再次惹恼了刘启，刘启大概也暗暗想，这家伙说我以后没法责备人臣不肯守节，看来已经怀有二心了，不杀了这家伙，将来免不了会出乱子，于是暗暗萌生了除掉周亚夫之心。
周亚夫看见刘启坚决封匈奴人为侯，知道皇帝对自己很不满了，当即上书称病，请求免去丞相职位。刘启更加恼怒：这家伙真的跟自己叫板了，没听他的意见，他就称病要求退休，你以为你是谁？缺了你地球就不转了？想要挟我，没门。当即批准。
这世上当领导的，大概最讨厌下属采取无声的抵抗。当年太子太傅窦婴因为劝谏刘启废太子刘荣而不得，也称病免职，躲在家里以酒色自娱。别人就去劝他：“能让将军富贵的，是当今皇帝；能亲和将军的，是当今太后。将军为太子太傅，皇帝废黜太子，将军向皇帝面争反对，却没有成功，将军不能自杀谢罪，反而称病引退，天天抱着美女喝酒而不朝见，这不是暗中向皇帝叫板，表达自己的不满吗？一旦皇帝生气，将军就死无葬身之地了。”窦婴一听，吓得赶快上朝，宣称病愈。可见窦婴还比较乖巧，而周亚夫显然就有些执拗，这是他自己在自己的棺材上多钉了一根棺材钉，怪不得别人。
小章：第三集
四年后，刘启身体欠佳，觉得自己时日无多，除掉周亚夫的时候到了，于是召周亚夫进宫，赐他食物，食案上摆着一大块猪肉，没有切开，又不安排筷子。周亚夫马上自己吩咐掌管筵席的尚席官：“去，快给我去拿筷子来。”刘启看在眼里，笑着说：“不给你放筷子，正是我吩咐的，嘿嘿，你大概很不满罢？”周亚夫这才知道，虽然已经四年过去了，皇帝对自己的怨恨却光彩如新，他赶忙摘下帽子伏地道歉。刘启道：“起来罢。”周亚夫赶忙快速地走了出去。刘启望着他的背影的阳光下拖成长长的一条，冷笑道：“这家伙还是怏怏不乐，将来我的儿子即位，恐怕制不住他。”
皇帝要杀大臣，要找理由是非常容易的，很快机会来了。
有一天，皇宫里专门为皇帝制造器物的尚方工官要偷偷出售一批盔甲，总共五百套，不过这批盔甲只是明器，是陪葬用的，没有实用价值。周亚夫的儿子很孝顺，当即就为父亲订好了这批货，然后雇佣了一帮民工去取，最后却不肯付给民工工钱。民工们当然不干，上门追讨，这种行为非常“恶劣”，换到现在，大概可以称为“恶意讨薪”。可是周亚夫的儿子水平还不够，没有发明这么牛逼的词来为自己开脱，他仅仗着自己是列侯子孙，不理不睬，同时让家丁们严加防范。民工们义愤填膺，只好集体上访，告到了朝廷，说周亚夫的儿子偷偷购买皇帝用的器物。刘启一听，笑得要死，正要琢磨老周的罪状呢，这就送上门来了。他当即果断地批复，将周亚夫也一并逮入监狱，派遣酷吏严刑拷问。
我们前面说过，酷吏们是依附皇权的寄生虫，一向擅长察言观色，主子撅起屁股，就知道主子会拉什么屎。这个刘启派去的酷吏对主子的意思当然也心领神会，他来到周亚夫面前，左手拿着竹简，右手拿着毛笔，言辞恳切地问道：“我说君侯啊，皇帝陛下对您这么好，您为什么还想造反呢？”
周亚夫跟他老爸一样，不善言辞：“臣岂敢造反。”
那酷吏认真地说：“什么？不想造反，不想造反买这么多盔甲干什么？”
简直明知故问，周亚夫当即气得发抖：“臣所购买的器物，都是下葬用的明器，一碰就破，质量低劣，根本就不堪战阵，怎么可能拿来造反呢？”
酷吏笑了笑，说出了有史以来最牛逼的一句驳斥：“君侯就算不想在地上造反，可是有了这么多盔甲陪葬，也免不了会在地下造反的。”
这酷吏的逻辑是丝毫没有问题的，你说是明器嘛，质量低劣，根本不堪使用，可是到了地府，它们总不存在这种问题罢，你要拿来造反不是不可能的。当然类似这样的绝妙杀人理由之前就有，早在春秋时候，有一个叫勾践的人就这么用过。
越王勾践当年被吴王夫差打得找不着北，差点亡国，还是靠着行使美人计才逃过一劫。又靠了范蠡、文种等几位大臣的辅佐，十年生聚，十年发愤才灭了吴国，报了大仇。可是他一得意，马上就想杀了范蠡、文种等一干功臣。好在范蠡识相，早早弃官逃亡经商，躲到宋国的定陶当了寓公。临走之前曾给文种留了一封信，信中说勾践这家伙长得像一只大鸟，长颈尖喙，只可和他共患难，不可共富贵，不如弃官一起逃亡。文种不听，还傻乎乎地留在国内，想继续当忠臣。可是勾践已经容不下他了，有一天召见他，语重心长地说：“文大夫啊，我知道，你肚子里有很多阴谋兵法，还有九种征服其他国家的良策，我只采用了其中的三种，就搞得吴国亡国，其他六种你藏在心里，在这世上却发挥不了作用，实在可惜啊，我有个提议，不知道文大夫你意下如何？”
文种惊喜地问：“什么提议，大王快说，臣就算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勾践干笑了一声：“是这样的，我虽然在这世上灭亡了吴国，可是吴国那些死去的先王们在地府的势力仍然很大，我很头疼啊，不如你到地下去侍候我的先王，为我的先王带兵去攻打吴国的先王罢。”
文种当即傻了眼，刚才已经说了肝脑涂地都可以，现在想反悔可不行，而且会牵连家人，只好长叹一声，伏剑自杀。
古人说伴君如伴虎，当真是说尽了当奴才的悲哀。可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兴致勃勃地去侍候这些残忍的帝王呢？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去维护这种无耻的政治制度呢？也许因为智慧有限，他们无法想出一套更高尚的政治制度；还因为人性中有其与生俱来的劣根性，总有一帮人甘愿当奴才，为帝王们充当走狗和帮凶。当司马迁和董仲舒们在油灯下阅读先秦典籍的时候，大概非常羡慕三代春秋时候的那些士大夫们罢，那些人不必生活在无孔不入的专制皇权之下，他们能有自己广阔的自由。而很具讽刺意味的是，为专制帝王们砸烂这种自由的所谓政治家商鞅、申不害、韩非、李斯等畜生，最后无一不死在自己精心构建的帝国权威之下，而那些前赴后继地践行他们理论的酷吏们也大多不得好死。在这时候，我宁愿相信这世间还有因果报应这一学说。
我们回到周亚夫这个场景中来。
话说周亚夫听到酷吏这么驳斥，当即崩溃。躺在监狱的干草上，他开始深深后悔，后悔当官吏们来捕捉他的时候，他没有坚决自杀。因为他的妻子很傻很天真，觉得自己老公为汉朝立下了那样多的汗马功劳，皇帝不可能会杀他，皇帝是明君，不会自毁长城啊。她制止了老公，孰料却使老公死得更痛苦。周亚夫在监狱里呆着，也没有人来杀他，只是接连五天没有人给他送来一粒粮食，好像他是一只玄鬓的夏蝉，靠吸风饮露就能活命。我不知道独裁者有时为什么喜欢采取将人饿死这种方式，难道是他们终究怀有良知？不肯直截了当地杀戮；或者是他们在掩耳盗铃，觉得饿死别人不是自己的本意，只是自己忘记了送食，以此取得良心的安宁；又抑或是饿死别人可以让别人更加痛苦，自己愈加快意？总之很难揣测。
周亚夫肯定是个刚直不阿的人，第五天的时候，他最终义愤填膺，大叫一声，吐出大团大团的血旺，死在狱中。
有一个传说，周亚夫当河内太守的时候，有一个老妪许负曾经给他看相，说：“君三年后可以封侯，封侯八年后，可以当将军，升丞相，掌管朝政，在人臣中贵重无比。再过九年将会饿死。”
周亚夫不相信，笑道：“臣的哥哥已经继承了父亲的侯爵，就算死了，也有他的长子继承爵位，臣怎么能封侯呢？就算您说对了，臣能封侯，将来又怎么可能饿死呢？您给臣再具体说说罢。”
许负指着他的嘴巴，说：“你这里有一条纵纹一直延入口中，相书上说，这是饿死的特征。”
周亚夫的哥哥绛侯周胜之娶了公主为妻，但是夫妻感情一直不好，六年后又犯了杀人的罪行，被判处死刑。按照汉代的规矩，列侯判死罪，爵位就从此断绝，不能由其他儿子继承。但是因为周勃功劳太大，文帝不好意思，过了一年，又选择周亚夫封为侯爵，封地在渤海郡的条县，称为条侯。我们翻开伟大的军事家周亚夫同志的档案，查看一下他的履历：
文帝前元十六年（前164），任河东太守。
文帝后元三年（前